赋体的起源问题，是赋学中的重要问题。历来赋学专家，没有不致思于此的；自班固《艺文志·诗赋略》、刘勰《诠赋》等古代文学史家迄近今的赋学专家，都尝试对于赋体的起源做出合理的解释。笔者本来觉得此问题已毋庸置喙。但近读经典，觉得对于《毛传·?{风·定之方中》中“升高能赋”与《国语·周语》中“瞍赋”，前人的解释尚有不当或不到之处。我认为这是关于赋体起源的两条相当重要的材料，这里隐藏着一段已经沉在文学史的未知领域中的赋体发生历史。
一
我们先来看“升高能赋”一条：
《毛诗·鄘风·定之方中》云：“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在这几句诗下面，《毛传》有这样一段文字：“龟曰卜；允，信；臧，善。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此段文字，实深有关于我国古代文体发生的问题。郑玄《笺》，对“山川能说”的意思做了这样的解释，“郑志：问曰‘山川能说，何谓也。’答曰‘两读。或言说，说者，说其形势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而于其余八者，没有解释，大概是对于当时人来说，其余八者的所指，都是明白的。孔颖达《正义》则于所有九者，都作了疏解：
传因引建邦能命龟，证建国必卜之。遂言田能施命，以下本有成文，连引之耳。建邦能命龟者，命龟以迁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迹曰：假尔大筮有常，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飨！士丧，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无有近悔如此之类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龟，但辞亡也。田能施命者，谓于田猎而能施教命以设誓。若士师职云：三曰禁用诸田役。注云：禁则军礼，曰无干车，无自后射其类也。大司马职云：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是也。旧所以习战故施命以戒众也。作器能铭者，谓既作器能为其铭。若□氏为量，其铭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启维则’是也。大戴礼说武王盘盂几杖皆有铭，此其存者也。铭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书以为戒也。使能造命者，谓随前事应机造其辞命以对，若屈完之对齐侯，国佐之对晋师，君无常辞也。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师旅能誓者，谓将帅，能誓戒之。若铁之战赵鞅誓军之类。山川能说者，谓行过山川能说其形势，而陈述其状也。郑志：张逸问：‘传曰山川能说何谓？’答曰：‘两读。或云说者，说其形势。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则郑为两读以义俱通故也。丧纪能诔者，谓于丧纪之事，能累列其行，为文辞以作谥。若子囊之诔楚恭之类。故曾子问注云：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以作谥是也。祭祀能语者，谓于祭祀能祝告鬼神而为言语，若荀偃祷河、蒯瞆祷祖之类是也。君子由能此上九者，故可谓九德，乃可以列为大夫[1]。
按孔氏解释“升高能赋”云：“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按孔氏的理解，这里的赋，仍是指赋诗之意。按《定之方中》诗中描写升虚以望楚丘与景山、京等处，这种情形，似乎正是升高能赋的情形。但据孔氏：“传因引建邦能命龟，证建国必卜之。遂言田能施命，以下本有成文，连引之耳。”好像这段传文，着眼点只是因为解释“卜云其吉”而引“建邦能命龟”之说，至于以下八者，皆是连类而引及。这样说来，传文中“升高能赋”并不是指诗中描写的这种情形。如果传文升高能赋真是指能为诗赋其形状，则传文作者岂有舍此眼前现成的例子而不加解释，必谓“升高能赋”一种也是“连引所及”？则于情理上实在是说不通的。唯一的一种可能，是“升高能赋”，所赋者并不是指诗歌，而是另一种文体，即不歌而诵之赋。我们看传文所列的作为“能为大夫”的“九能”，即能命龟，能施命，能铭，能造命，能赋，能誓，能说，能诔，能语。正是九种应用性的文体的萌芽。这里面，铭、誓、说、诔，都是动词而为名词。作为动词，也就是说铭既是指为铭器物，同时也是指铭这种文体。誓、说、诔三者与此同理。因此，赋也应该是这样的，即指动词之赋，亦为名词之赋，即作为文体之名的赋。如果升高能赋是指赋诗，按照此处的文例，应该作“升高能诗”，或“升高能歌”才对。可见这里的升高能赋，应该是指升高能作赋。传文所说的大夫，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夫，于此而言，则能赋实为春秋战国时期大夫之“九能”之一。
再来看“瞍赋”一条：
《国语·周语》记载召公在劝谏厉王不要采取消极的弥谤“措施”时，向他讲述“天子”的听政的制度：
召公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三国东吴韦昭《国语解》解释“瞍赋”一条云：“无眸子曰瞍。赋公卿列士所献诗。”又解“矇诵”曰：“有眸子而无见曰，《周礼》，眸主弦歌讽诵，谓箴谏之语也。”如此说来，则瞍赋、矇诵都是指讽诵诗歌。似乎韦氏之前的郑众等人，也是这样理解的，清汪远孙《国语发正》云：
《周礼》：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郑注：讽诵诗，谓暗读不依咏也。郑司农曰：讽诵诗，主诵诗以刺君过。故《国语》曰：瞍赋，矇诵，谓诗也。①
可见韦昭之解瞍赋为赋诗，是渊源有自的，后来各家注解《国语》，也都是依据郑、韦等说。但是，《国语》“瞍赋”二字，与《毛诗传》：“升高能赋”一样，并不是非得做赋诗解不可，本文中并没有这样的暗示。古人之所以这样解释，是因为在他们的常识中，赋作为文体之名，始于战国后期的荀子和宋玉。荀宋之前，断无作为文体之名的赋，即断无赋之文体存在，因此，《毛传》之“升高能赋”，《国语》之“瞍赋”，就只能作为赋诗之赋来理解，而不能作为赋体之赋理解。但是，我们现在改变思路，假设在荀、宋之前，的确有一种有别诗歌的不歌而诵的赋体存在(具体论述见下文)，则上述“升高能赋”、“瞍赋”两条，自然应该是指作赋、诵赋。比如《国语》“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这几句，如果按古人所解，诗、曲、箴、赋、诵，都是指诗歌，其中只有“史献书”不属诗的范畴，这种形式，岂不单调，无疑是拿诗歌或献、或唱、或箴、或赋、或诵，一齐地投向天子。这样说来，诗在上古政治中所占的比重是大得不得了，上古的诗歌也是发达得不得了的。又按韦氏解，瞍赋为“赋公卿列士所献诗”，公卿已献之于前，瞍又何事赋之于后？难道说公卿所献是书面，瞍则据此书面的诗加以赋诵或赋唱？这样可能是很少。当时的献，不可能是像后来的写在纸帛上作为文章形式的献诗，应该是当面歌唱更为合理。公卿列士歌之于前，瞍又不厌其烦地将公卿的诗赋一遍，接着矇又将同样的作品诵一遍。这种情形更是不好理解。当然，“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这几种，也可能并非指依次施行，而是列叙“天子听政”的几种形式。但无论怎样说，天子听政的主要内容都是诗歌，只是形式不同，总是单调的事情。现在如果按笔者的假说，所谓“师箴，瞍赋，矇诵”三项，均有文体之内含，也就是说箴、赋、诵三者，都是当时与诗歌不同的文体类型，那样，从文体的原始生态来讲，才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我上述所说的“升高能赋”、“瞍赋”为赋文之赋，而非赋诗之赋的假说能否成立呢？下文我想从文献与古代文体发生之原理两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
二
出现在先秦文献中“赋”，就其已知之义来看，有这样几种：
一为作为六诗之一的“赋”，《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本，以六律为音”。
二为“赋诗”赋歌之赋。赋诗有自做诗与赋古人之作两义，郑玄《郑志》中即已言之。其中第一种是赋自己所做的诗歌，如《春秋左传》②隐公元年载郑庄公与武姜母子所赋诗：“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又僖公五年，晋士蒍有感于晋国政治之乱，“退而赋(《史记·晋世家》赋作“歌”)云：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适谁从？”又《左传》惠公三年记载：“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卫人为赋《硕人》诗。”这里的赋，相当于后世常用的“赋诗”，即做诗的意思。
第二种是赋古人所作的诗。此例即《春秋》及《左传》经常记载的外交赋诗。如《左传》文公二年记载，“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彤弓》之诗”。又如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犹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此例《左传》多处记载。大致《左传》所载，有歌诗与赋诗两种，歌诗如襄公四年记载，“穆叔如晋，报知晋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拜，歌《鹿鸣》之三，三拜”。歌即入乐歌唱，赋即不歌而诵。
上述赋的三种意义，都是与诗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使用上，都是直接与具体的诗歌连在一起的，即赋某诗，赋是作为一个及物的动词使用的。“升高能赋”、“瞍赋”两例，情况有些特殊，本身并没有提示所赋为何种形式、何种内容。汉代经学家之所以认为是指赋诗，完全是根据上述先秦文献的已知的“赋”之含义，来解释“升高能赋”、“瞍赋”两例中“赋”的所指。所以，说到底，这种解释也同样只是一种推测。这样的解释也是以荀宋之前不存在赋这种文体这一结论为前提的。
但是，《韩诗外传》所载的孔子令诸弟子登高作赋，却并不是赋诗，运用却是一般的散文体，而非诗体：
孔子游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期，丘将启汝。”子路曰：“由愿奋长戟，荡三军，乳虎在后，仇敌在前，蠡跃蛟奋，进救两国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贡曰：“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张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孔子曰：“辩士哉！”颜渊曰：“二子已愿，故不敢愿。”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愿，丘将启汝。”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暄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何进而救，赐何难之解。”孔子曰：“圣士哉！大人出，小子匿，圣者起，贤者伏。回与执政，则由赐焉施其能哉？”[2]
这里所记载的孔子弟子的故事，显然是虚构的，是模仿《论语》记载子路、冉由、公西华等人侍坐言志一章。但是，这里所说的赋，既不是赋诗，又与后来的汉赋不同。其用法是值得注意的。章太炎《六诗说》：“《艺文志》曰：不歌而诵谓之赋，《韩诗外传》说孔子游景山之上曰：‘君子登高必赋’，子路、子贡、颜渊各为谐语，其句读参差不齐。次有屈原、荀卿诸赋，篇章闳肆，此则赋之为名，文繁而不可被诸管弦也。”③据章氏之意，也承认此为赋之渊源。可见，赋字在先秦的场合，除了赋诗一义外，还有赋文一体，赋文一体，即所谓赋也。上述子路、子贡、颜渊三人所赋，虽有长短，但各有排比句，颜渊最长，近于铺陈。可见早期口诵赋体的基本形式。
三
《荀子·赋篇》是现在可知的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其体制、内容及与后世赋之关系，前人论之已多。唐杨倞《荀子解》解云：“所赋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时多不知，故特明之，或曰：荀卿赋甚多，今存者唯此言。”[3]按《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荀赋十篇，而今本《荀子·赋篇》只存赋五篇、《佹诗》一篇，《遗春申君赋》一篇，对照《汉志》的著录数目，已有缺失。而荀氏原本所做，可能更多于汉志著录的数目。
荀赋创作数量这样多，如果说完全是他个人创造这种前无古人的文体，并径然采取六诗之“赋”以为文体之名称，这样的创造未免太突兀。按照惯例，文章之体制、名目，都是在较长时期内、由众多的人集体发明的。按照常理，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荀氏之前已经有以赋名篇的作品存在过。
假如“升高能赋”、“瞍赋”是指作赋，而非指赋诗。那么这种赋，并非后世的书面创作，而是口头的文学。其实上举《毛传》“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九者，《国语》“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庶人传语”这两个表达、叙述的系列，主要是口头陈说的形式。整个文学与文体，其发生的普遍规律是由口头到书写。文章及文体之完全成立，在于进入书写时代之后；但是文章及文体之发生，却多在口述形态之中。从上面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口述也是一种专门的技艺，也有文体之差别。以“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其场景、对象、功能都不同，其陈说当然也不一样。每一种陈说或说辞，都有他们特殊的规定与要求。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文体。所谓“能”，正是指这里有一些形式上的规定性、叙述上的技巧性之类的东西。《毛诗传》所说的能为大夫的九能：“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都属于语言方面的能力。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个合格的大夫，同时应该是一个口述文体的专家，也就是口述的修辞家与文学家。可见我国士大夫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实在是在书面写作出现之前就已建立起来。这对于了解早期文学的成因与特点，是重要的。这个问题，实在是很值得探讨的。
在口头叙述文学的时代，也是按照审美的要求进行的孔子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里的言，并非通常之说话，而立言之。春秋的思想家，早期是立言而不著书立说，孔子所在的鲁国，似乎尤其重立言，前举《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鲁国叔孙豹关于臧文仲立言不朽的说法，对于孔子未必没有影响。孔子是大思想家，一辈子都在思考，并聚徒讲学，周游列国，阐述他的政治主张与人生观点、行为原则。但却不著书立说，认为“垂之空言，不如托之实事”，所以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整理王官之学时代留下来的典籍，以之为本派的主要典籍。这样开宗立派的方式，是很特殊的。但孔子虽不著说，却重视立言。他关于立言，有两个重要观点，一是说“辞，达而已”(《论语·卫灵公》)，一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两句话，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一说辞只要能表达思想就行了，一说言必须有文。其实是相辅相成，孔子说话，是最重场合与对象。前一句，是针对繁饰文辞而说，与老子说的美言不信意思相近。后一句，则是针对不讲究修辞的人而言。孔子对无论什么事情，为人也好，语言也好，都讲究文质相扶，文质彬彬。“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我们发现还有重要内涵，一直没有得到注意。也就是文章大兴之前，语言是最重要的传播手段，所以人们很重视言语的表达。前面说过，春秋思想家，主要靠“立言”来传播思想，乃至垂之久远。所以，孔子说的“行而不远”，是有实在意义在里面。
《论语》这本书，是孔子一生重要的立言的结集，所以叫《论语》。而《论语》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也正是在这方面。孔子不仅个人重视语言艺术，对于他的弟子们，也同样是很重视培养他们的语言能力。孔子还很重视通过学习经典来培养语言能力，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子罕)。孔子和他的弟子，在立言方面还经常引用经典，“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他的弟子里，子贡与宰我都善言，所以他说“言语，宰我，子贡”(《论语·先进》)。子贡后来周游列国，与诸侯分庭抗礼，其言语的才能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文章尚未兴起之前的最大立言家一生的立言艺术，对后来文章家的写作，对后来的文章写作，影响很大。我们有理由相信，《论语》里引述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说话，基本上就是原来口头所说。他们的那种说话，不是平常人的说话，而是立言家、讲学家的说话。这要是没有文化的人，也许完全听不懂，但弟子们说习惯了，当然能懂，并且也学着讲这种“雅言”。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对于《论语》的语言艺术，就能领会了。《论语》语言特点，可说整炼、雅洁、完到。所谓整炼，就是整饰音辞，综观《论语》全书，凡立言之处，多用对文、对比、排比之句，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就是整炼，实为开后世骈体之先。但孔子决不只单纯重视整炼，他最重视的还是达，所以，《论语》所记孔门的语录与行事，不论长或短，都是很完整的，绝没有给人零碎不完整的感觉。这就是完到。这是不必举例的。
由此可见，在书面写作盛行之前的文学，是口头表达的文学。文学的某些艺术因素，如文体、修辞的美学原则，也是在口头文学的时代已经形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能排除在荀、宋的书面赋出现之前，赋作为口头表达的文体已经存在。而《毛诗传》“升高能赋”与《国语》“瞍赋”，正是指口头表达的赋体。这种赋体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夫中，曾经流行。但由于是口头的，所以没有留存下来。
四
那么，“升高能赋”的赋，具有怎样的功能呢？赋的原义是赋税之意，《说文》：“赋，敛也。从武，贝声。”《尚书·禹贡》：“厥赋惟上上错。”《书》传曰：“赋为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蔡氏传曰：“赋，田所出谷米兵车之类。”从以上几条可见，赋作动词，即征收之意，征收之物很多，需要排列铺陈，所以赋又有铺陈、敷布之义。赋又作名词讲，即所赋之物本身。设想最早的朝廷、公廷征敛地物时，铺陈满庭，此即所谓“庭实”。《春秋左传》庄公十一年：“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又僖公二十二年：“丁丑，楚子入飨于郑，九献。庭实旅百，加笾豆六品。”杜预《集解》曰：“庭中所陈，品数百也。”可见当时的贡赋都是陈列于庭，此即所谓赋。向君主或有关职掌人员缕述赋物之名，也当称“赋”。这种陈述，在庄重的场合，必有一定的格式与修辞、诵读的讲究。这种情况，恐怕正是赋之文体之萌芽。由此可见，赋并不是从诗中分化出来的，而产生于赋敛活动。诗歌以铺陈直述为赋，正是对早期之赋之借用。
赋既产生于地土，则统治者为了更好地掌握赋的来源，必须对国中地土所生所有之物有较多的了解。大夫职司其事，大夫必须熟知地土所出。先秦的邦国，都不太大，有时升高而望，全域入眼。当时君王常有升高遨游之举，如齐景公登牛山(见《晏子春秋》)，又如上引《定之方中》诗所描写升高之场面。国君登高，大夫随之，能向君王指点陈述国土之方位、国中之所出。言辞有体，诵说有节，前后相继，浸成文体，此即所谓赋，此即所谓“升高能赋”。于是升高能赋，成为君子的一种能力，即所谓“德音”。
至于瞍赋之赋的功能与体制，我想与荀子赋应该是很接近的。我们现在分析早期的荀子等人的赋，也许正可以知道早期口诵体赋的特点。一是篇幅短小，二是多用排比，三是带有隐语的性质。如荀子的《礼》、《智》、《云》、《蚕》、《箴》五赋，都是先说有某物，然后状其事形，最后指出谜底。带有谲谏的性质。“与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的隐很相似。”杨倞《荀子注》注：“所赋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时多不知，故特明之。”[3]可见荀赋，是有所讽喻的，所用的办法，正是谲谏。本来荀子言切于生人之事，是面对大众，没有隐讳的必要，但却用谲谏之体。这里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这种谲谏之体，是承自前人同类作品。这类作品，就是瞍赋之类的赋。因为以君主为对象，所以采用隐语与谲谏，一是有娱乐性，二是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4]
综合上述天子听政的几种形式，正是充满了政治话语、并且讲究表达形式的一个话语环境。这其中，有直切的，如师箴，瞽史教诲；也有比较委婉的，如瞽献曲、瞍赋之类。谲谏与直谏相结合，诗、曲、史书、箴、赋、诵各种文体形式配合，丰富多样。由此看来，荀赋正是瞍赋之类的谲谏赋的形式。
无论是大夫之“升高作赋”，还是天子听政时的“瞍赋”，都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前者所表现的是大夫“体国经野”的职责，后者则是天子近侍的谲谏之文。后来汉赋的润饰鸿业与讽一劝百，正是上述赋的原始功能的继续，但是相对于原始的赋来讲，两方面都弱化了。
总结本文，可以得出如下假说性结论：一、赋体之发展，经过了从口诵体的赋到书面写作的赋两个阶段。二、赋作为文体之名，在荀况、宋玉之前已在使用。三、赋体自有渊源，并非从诗体中发展过来，赋文之赋，实在还早于赋诗之赋，诗很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借鉴了口诵赋的铺陈直写之法。四、《毛诗传》“升高能赋”、《国语·周语》“瞍赋”，正是早期口诵赋之代表。五、荀子《赋篇》是“瞍赋”的发展。六、《韩诗外传》所载的孔门弟子登高之赋，是目前可知的先秦口诵赋的仅存的文本。上述结论如果成立，则于赋之起源，乃至于中国古代文学由口诵向书面发展的事实，都有重要的突破。
注释：
①见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道光振绮堂刊本。
②本文所引《左传》，据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见章太炎《检论·六诗说》，民国八年浙江图书馆刊印《章氏丛书》本。
【参考文献】
[1][清]阮元.十三经注疏[O].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M].成都：巴蜀出版社，1996.
[3]杨倞，荀子注[A].严灵峰.无求备斋荀子集成[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
[4]国语[O].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