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赋创作在唐代文学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造成这种地位的主要原因，是从汉代以来，诗赋一直是纯文学的中心。在南朝文笔观念里，有韵并且尚骈俪的赋与诗构成“文”的主要部分。这两种文体不仅自身很强大，而且在文体的发展中具有很强的辐射作用与衍生功能。在这方面赋甚至比诗表现得更加突出，不仅骈文衍生于辞赋，诗甚至古文都受到辞赋很大的影响。另外从赋的内部来看，赋是形式上最为多变的文体。唐代以诗赋试士，并且直接刺激了格律诗与律赋的繁荣。与唐诗有古体与今体之分相似，唐赋也有古赋与律赋之分，两种现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李、杜都是诗歌传统的继承者，并且以其在诗歌艺术上的巨大发展，成为唐诗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对后世诗歌影响深远。他们同时也是古赋传统的继承者，汉魏六朝以诗赋为纯文学之中心的创作思想，对李杜的文学创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支配作用；而初盛唐时期上层文学中赋体在创作上一定程度的繁荣，则是李杜赋创作的当代背景。所以，要全面地了解李杜的文学，不能不对他们的赋体创作有所研究。而正如李、杜在诗歌方面桴鼓相应、势均力敌而取径各不相同，他们在赋体创作方面，也是同中有异，各有取径，值得做比较的研究。

一、李杜关于赋的创作思想

李、杜的赋论，是他们文学创作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比他们的诗论更为明确。这也因为赋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赋论较诗论更早成熟，宗旨更为明确。与诗歌不同，赋是一种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的文体。汉武帝朝是赋体成熟、赋风兴盛的时期，武帝重赏辞赋之士王褒、张子侨等人，并处以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①其后对于赋有无讽谏作用，汉代学者一直存在着争议。《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引司马迁之说，认为“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讽谏何异？”②认为赋是能起到讽谏作用的。但班固同时又引赋家扬雄之言说：“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以戏乎。”③扬雄在《法言》中也认为赋虽称讽而不免于劝，称其赋体的写作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④到了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则针对不同的辞赋作不同的评价，肯定屈原、荀卿之赋，“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而批评从宋玉至司马相如、扬子云等赋家，“竞为侈丽宏衍之辞，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⑤后来东汉思想家桓谭、王符也对赋有所批评。王符《潜夫论·务本第二》还提出一种“诗赋者，所以颂善醜之德，泄哀乐之情”⑥的思想，反映了东汉后期赋体创作走向抒情言志，逐渐与诗体同流的发展趋向。魏晋以后的赋体创作，尤其是提倡古赋的这一派，其实就是在继承上述的赋体批评传统而展开的。李、杜的赋体创作，也是在这个批评的传统中展开的。明了赋的发展历史，其实是在批评、反思中展开，就可以了解为何历代赋体的变化如此多样。唐人在诗歌方面有一个风雅、汉魏的典范，但在赋的方面，却从未形成一个像风雅这样的崇高典范。“赋者古诗之流”⑦，所以相对雅颂而言，是等而次之的。赋没有自身的无可置疑的典范，而是以古诗为典范。这就使得赋体创作在功能方面陷入了处于诗与赋之间、需要不断地辨析的矛盾状态。

李白的赋论，正是在继承历代赋论的批评传统中展开的，其主旨仍是强调赋与古诗的渊源关系，提倡丽则，批评丽淫：

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而相如、子云竞夸辞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诋讦。臣谓语其略，窃或褊其用心。《子虚》所言，楚国不过千里，梦泽居其大半，而齐徒吞若八九，三农及禽兽无息肩之地，非诸侯禁淫述职之义也。⑧

李白引传统的“赋者古诗之流”的观点，主要讲赋的源流，而强调赋要有古诗的功能，将赋上升到古诗的境界，这是李白创作赋体的基本思想。所谓“光赞盛美”，固然是赋家的原有宗旨，但“感天动神”，却是李白从诗论中引来的思想。这应该是李白作赋的重要宗旨。李赋通过非凡的想象，笼括宇宙、广大无垠者如《大鹏赋》《明堂赋》《大猎赋》；深入天地变化之气，抒发感物之思者如《惜余春赋》等，都可以说是体现“感天动神”的宗旨的。但这是造成李白赋境的原因，至于他的赋品，则由他所说的“博远”之义造成。他批评杨、马的赋夸奢宫苑游猎，引起帝王的侈心，与民争地，使“三农及禽兽无息肩之地”，不仅损害人道，而且有违天地好生之德。联系李白《古风》的“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则李白赋体创作思想中的批判色彩，就更加明显了。其实汉赋的正宗观念是强调讽谕，扬、马的宫囿、游猎之赋，也是包含讽谕之旨的。但其具体的作法，是先颂而后讽，先扬而后抑，所以从实际的效果上看，主要是起了夸饰、劝诱的作用。李白的《明堂赋》虽然以颂美为旨，但最后“而圣主夕惕若厉”一段，则以颂为讽，称扬圣主玄思治道、力行素朴之治。至于其《大猎赋》，更是先陈天子大猎之宏大气势，非齐楚诸侯狩猎可比，而最后归结为以不猎为高。这都是直接继承汉代赋家的讽谕思想，但表现得更加深刻。这些都是他说的“义归博远”的表现。

杜甫的赋作体近雅颂，他的赋论主要是侧重于“润饰鸿业”这一方面，与李白所说的“光赞盛美”也有相通之处：

窃慕尧翁击壤之讴，适遇国家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气，声韵浸广，卷轴斯存，抑亦古诗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词理野质，终不足以拂天听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⑨

杜甫也继承“赋者古诗之流”思想，但他更主要的是从歌颂升平着眼，可以说继承了“古诗”中的雅颂传统。他说赋“抑亦古诗之流，希乎述者之意”，也是汉人对赋的基本认识。古诗为“诗三百”，古人认为是圣贤所作，自是经典。赋虽出于古诗，但却是“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时的“贤人失志”之作⑩，所以称为“述者之意”，非作者之事。再看“拂天听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也是汉代著名赋家如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遭逢。《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汉武帝因为读《子虚赋》而叹恨不与作者同时，后因杨得意之荐而得司马相如。又《汉书·扬雄传》记载“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11)这些都是“拂天听之崇高”的故事。至于“配史籍以永久”，也是汉代赋家令人艳羡的待遇。文集出于史部，汉代史家负整理文章之责，著名辞赋都载史书，尤以司马相如、扬雄等人所载为多。后世别集、总集成立，史传不再载录纯文学作品，所以唐人李、杜、王、孟的诗文辞赋，不再载于史籍。但杜甫所熟悉的还是两汉甚至魏晋南北朝诸史多载辞赋的情况，希望能够仰希古人，得到“配史籍以永久”的待遇。可见，以上“古诗之流”“述者之意”“拂天听之崇高”，“载史籍以永久”，都是杜甫作赋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是来自于其对汉赋历史地位的认识。或许可以说，汉赋在杜甫这里，比在李白那里更具经典地位。

杜甫为学者所熟知的另一则赋论，为其《进雕赋表》的自述之词：

(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12)

“沉郁顿挫”，后人多用以论杜诗。诗赋相通，这样理解，当然也不违背杜甫的原意。但杜甫这里所讲的，主要是赋作的一种风格。仇注于此疏引：“刘歆《求方言书》：‘子云淡雅之才，沉郁之思。’陆机《思归赋》：‘伊我思之沉郁，怆感物而增悲。’又《遂志赋》：‘(冯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钟嵘《诗品》：‘谢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13)所以沉郁顿挫，仍然来自对汉人赋作的理解。但以沉郁顿挫四字论赋，却又是杜甫在赋论上的一大创新。自陆机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前人多以赋为形似体物之文，多从文辞壮丽着眼。但陆机此语，本为互文，赋虽以体物浏亮为主，但也不排除缘情绮靡之体。陆机自己的赋作，抒情之激越悲哀，常过于其诗。杜之论赋则在综合前人零星赋论的基础上，推出“沉郁顿挫”之义，正是继承六朝以来赋体的抒情传统。他与李白一样，都将诗歌的审美理想引入赋体创作中，其赋论也吸收了诗论的一些观点。至于“随时敏捷”在这里，指的是文学侍从的一种素质，也是杜甫对自己作赋之特点的一个概括。杜甫赋主要是以润饰鸿业、鸣国家之盛为主旨，他能够根据朝廷的礼仪建设，随时掌握题材，形成赋作的题目。有时甚至在朝廷还没有发生某种礼仪行为时先机早发，如《封西岳赋》就是预见玄宗要为西岳封禅之事而作的。也有一些则是选择合适的题材，作为体物之赋，以供君王娱乐，如《雕赋》就是这样。这些都是他所说的“随时敏捷”的表现，“敏捷”即“敏捷诗千首”(《不见》)(14)之义。可见，杜甫的“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是对赋论的发展。

总结李杜的赋论，有这么几个共同特点：一是都能深入赋史的渊源，秉承汉赋之旨，这一点杜比李更加突出。二是体现诗赋共源的美学思想，引诗歌艺术的美学理想入赋体创作之中。具体的内容，即是李的“感天动神”与杜的“沉郁顿挫”之说。但是在对赋的功用的认识上，杜完全是将自己定位于文学侍从的角色，以雅颂为旨，辅以讽谏之义。李白则强调“博远之义”，是以讽谏为大赋的基本精神。

在赋体创作方面，李杜都带有超越六朝追溯大汉的思想，显示李杜文学创作上的宏大抱负。李白赋创作的时期比较长，在赋体方面不仅探源，而且能够披流，既学汉大赋，也学六朝小赋。杜甫在政治上有典型的以汉接唐，以魏晋南北朝为余闰的观念，其《朝献太清宫赋》对从曹操以来魏晋南北朝的各代统治者，都有所贬斥，称为“僭号”(15)。所以他的赋创作对六朝赋未屑借鉴。这当然与杜赋创作时间短，宗旨单一有关系。其在赋体创作方面未能如李白那样探源披流，对垒百代。

二、李杜在赋体创作上各自的定位

李杜两家赋，在各自的文学格局与人生规划中，功用是不同的。李白早年曾三拟《文选》，《酉阳杂俎》称：“李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别赋》。”(16)又其《赠张相镐》诗云：“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17)其意在于造就自身作为古代诗赋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者，其赋的功用主要在于文学方面的目的，所以复古、模拟是他创作赋的主要方法。但是与李白的诗歌创作一样，他的赋体创作，实际上是以复古为创新的。李白在赋体创作方面经历了较长的一个时期。作为司马相如、扬雄的同乡，他早年文学创作的背景中，赋的学习与培养是很充分的。其《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中说：“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及长，南游云梦，览七泽之壮观。”《上安州裴长史书》亦云：“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可见李白早年的习作中，赋是重要的文体。其《上安州裴长史书》引述益州长史苏颋在群僚前夸李白之语：“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与相如比肩。”(18)苏氏以比肩相如期待李白，可以想见李白呈献给他的作品中，肯定有辞赋一类。也许可以说，李白一生的文学理想，并非只在诗歌一体，在赋的创作方面也有很高的追求。这是因为他继承了汉魏以来文学家诗赋并重的传统。

与李白不同，杜甫的赋多作于中年，其《进雕赋表》对其中年作赋的动机有比较具体的交代：

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唯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伏惟明主哀怜之。倘使执先祖故事，拔泥途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可以企及也。(19)

这里涉及唐代文学与仕进的关系问题。文学在唐代是仕进的重要凭藉，除进士试及博学宏词等各种以文辞为主要内容的制科外，唐人平时的诗赋写作，也是造就名声，取誉士林，下干牧伯，上闻天子的重要手段。唐代文学之所以繁荣，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所说的“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20)，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唐代文士，以诗为仕进之资的，不在少数，如杜审言即是。但在观念上，赋却是比诗更加正统的文体。在科举方面，试赋比试诗似乎更受推崇。晚唐诗人黄滔自述其早年曾热衷于学诗，但在科举考试方面却主要是练习律赋，并说当时风气，更重视作赋的才能，称作赋为持钱市物，作诗为末钱市物。(21)有唐一代，士人献赋不绝(22)。也可知朝廷在选拔文学之士时，赋是很重要的文体。杜甫这里，也写到“今贾马之徒”，虽然不一定都属赋家，但显然主要是指当时在献赋方面成功的一些文人。清人浦铣《历代赋话》正集卷八“唐”载：

天宝十三载，上御勤政楼试制科举人，策外加诗赋一首。制举加诗赋，自此始也。(《旧唐·玄宗本纪》)铣按：《新唐书·杨绾传》举词藻宏丽科，玄宗已试，又加诗赋各一篇，绾为冠。制举加诗赋由绾始。(23)

杜甫曾希望通过诗歌来求闻达，但是他的诗名在当时似乎无法与王维、孟浩然、李白等人相比，这当然与他的诗风不同于盛唐正宗风格有很大的关系。长期以来，他的诗歌创作未能有助于仕进，尤其是当“终不足以拂天听之崇高”时，杜甫这个时期仕宦无缘、用世无门的焦虑感是很明显的。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第六章《旅食京华》中的《献三大礼赋的前前后后》一篇，对杜甫献三大礼赋的动机、机缘做了十分深入的分析，从中我们看出杜甫当时求仕的热切表现。(24)杜此期的诗赋作品，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这一点。只是在不同的场合?，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如其《进三大礼赋表》中倾诉得比较委婉：

臣甫言：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与麋鹿同群而处，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矣！岂九州牧伯，不岁贡豪俊于外；岂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贤于中哉？臣之愚顽，静无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时，不敢依违，不敢激讦，默以渔樵之乐自遣而己。(25)

但在《进雕赋表》里表现得就比较急切。杜甫在陈述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后，明确表达了希望君主“执先祖故事，拔泥途之久辱”，并且说“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伏惟明主哀怜之，无令役役至于衰老也。”(26)这里的表达，比《进三大礼赋表》要直露得多，近于他自己所说的“激讦”。这应该是杜甫的初次投献，因无援引，故措辞激切，所谓“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而进《三大礼赋表》则因在其后，且据陈贻焮先生的考索，很可能是通过他的朋友、当时的驸马张垍投献的，因已有先导(27)，语气自然要委婉些。

杜甫的途穷叫阍采用了赋的体裁，这不仅是因为赋向来以润饰鸿业为功能，且在创作上属于宏大叙事；还因为在当时的文坛上，尤其是庙堂文学中，被视为正体的还是赋体。所以他创作《雕赋》《三大礼赋》，作为献进之资。事实上，杜甫有限的仕籍，终于还是靠作赋得到的。他的诗在他的仕进方面，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这是因为唐代诗学普及，吟咏情性，互有短长，而赋学则属于更高深的修养，写赋更属作者之事。前引黄滔称当时俗言以作赋为持钱市物，作诗是末钱市物，也正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作为诗人的杜甫，却不得不选择作赋来显示其文学方面的卓越才华。可见作赋在杜甫的文学生涯中，是一种谋求进身的行为。但对于李白来说，却是一种崇高的文学追求。因此，李赋以讽谏为主，杜赋以颂美为主。李赋的思想价值，实在高于杜赋。

三、李杜赋风赋艺及同异

对于李、杜赋风、赋艺及其同异，马积高《赋史》有所论及。马积高认为杜甫的一些赋“极力模拟汉赋，比李白模拟得更像一些，因而也缺乏独创性”。(28)又认为：“比较李杜两家之赋，可以看出，他们都未脱俳俪之习，但都能以散御俳，故能丽而不靡。然二家之赋亦有不同，李不仅长于诗，亦工于文，又善于用平易自然的语言表现新奇的意境，故其赋如清江流波，自然浩荡，不费气力，这既是他的特色，也反映了唐赋发展的一般趋向。杜精于诗，又文多蹇涩，故赋的经营布置，殊费气力，无自然流转之趣。但他刻意锤炼，不使一字滑易，故亦能以老辣见长；然在唐赋中终是别格。”(29)如何评价李杜的赋风与赋艺，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正如唐赋的整体艺术成就无法与唐诗相比一样，李、杜在赋方面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自然也无法与其诗歌相比。尤其是杜甫，作赋只是他中年创作生涯中一个时期的事情。但是，李杜在赋的创作方面所追求的竭力复古，力求与经典作品争工，甚至试图超越经典作品的创作规模，与其诗歌创作方面的崇高追求是一致的。所以，在赋体创作方面，李杜所显示的仍是一种大家的格局与气派。并且其在实际的艺术成就上，至少在唐代，李杜赋还是超越众作的，在汉以后的赋史上两人都堪称大家。

评价李杜赋艺，有两个基本的着眼点：一是李杜赋与古赋尤其是汉赋的逼真与否及高下的比较，一是李杜赋超越汉魏六朝赋的自身的艺术创造。汉赋的文体，有俳与散两种，西汉赋在铺陈摛词的原则下，文体或俳或散，句式长短错落，形成一种在后人看来既繁芜又具有古茂特点的风格，尤其是大量的完全属于书面语的生僻名物与形容词的运用，使赋远离日常生活语言，与诗歌、散文所追求的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也有相当的距离。魏晋以降，受诗歌语言艺术的影响，赋体的语言艺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骈偶的增加，即古人所谓的“俳”；二是在修辞方面崇尚凝炼生动的表现效果。这样一来，赋体就有了两种语言艺术传统，对两者的评价有时会产生一定的分歧。对于李杜赋的评价，也涉及上面这个问题。

李杜两家赋，论其渊源，李赋渊源较广。李之大赋如《明堂赋》《大猎赋》出于西汉司马相如、扬雄叙宫苑、叙游猎诸作。尤其是他的《明堂赋》与《大猎赋》，基本上是规摹汉赋的，元人祝尧《古赋辩体》评《明堂赋》云：“赋也。实从司马、扬、班诸人之赋来，气豪辞艳，疑若过之。若论体格则不及远甚。盖汉赋体未甚俳，而此篇与后篇《大猎》等赋，则悦于时而俳甚矣。晦翁云：‘白有逸才，尤长于诗，而其赋乃不及魏晋。’斯言信矣！”又其评《大猎赋》云：“赋也，与《子虚》《上林》《羽猎》等赋首尾布叙、用事遣词、多相出入。”(30)祝评很准确地指出李白大赋的渊源及其在赋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李白向来被视为天才型作家的代表，但从其对汉赋及魏晋抒情小赋的出色学习，尤其是逼真神似的风格再现，可以看出李白不仅天才过人，而且对文学传统的学习之深入，同样是过于常人的。这种过人的学力，正是造就李白天才的基本条件之一。对于李白赋体创作的成就，祝尧肯定其气豪辞艳，但执着于体格之论，认为他悦于时而多用魏晋以下的俳体，是其不如汉赋的地方。其实李白古赋虽竭力学习汉赋而文体不能不趋于俳偶壮丽，这并非他主观上要取悦于时人所致，而是文体本身的发展所至。李、杜赋之所以具有不同于汉赋的审美功能，正是由于他们没有完全刻板模拟汉大赋的体格与修辞。李赋之气豪辞艳、想象非凡与杜甫的鲜明紧健、沉郁顿挫，使得其大赋能够在模仿之外，另有创造之功。客观地说，李白天才英丽，骋词尚气，杜甫善于体物，修辞奇变，使他们的赋不如扬、马之古质丰茂。但是对于后世读者来说，李杜赋的欣赏价值却是超过于汉大赋的，这也是祝尧所说的“疑若过之”的原因。李白的大赋主要以夸张形容与驰骋想象取胜，如其《明堂赋》形容明堂的结构云：“于是结构乎黄道，岧嶤乎紫微。络勾陈以缭垣，辟阊阖而启扉。峥嵘增嶷，粲宇宙之光辉。崔嵬赫奕，张天地之神威。”又形容明堂之形势：“势拔五岳，形张四维。轧地轴以盘根，摩天倪而创规。”又如：“远而望之，赫煌煌以辉辉，忽天旋而云昏；迫而察之，粲炳焕以照烂，倏山讹而晷换。蔑蓬壶之海楼，吞岱宗之日观。”(31)又如《大猎赋》叙君王之雄武：“于是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昆仑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河汉为之却流，川岳为之生风。羽旄扬兮九天绛，猎火燃兮千山红。”(32)又其《大鹏赋》阐发庄生寓言，侈陈壮丽，渊源实出于骚，而体制与阮籍《大人先生传》相近，是魏晋玄思游仙之体的发展。其小赋如《惜余春赋》《愁阳春赋》《悲清秋赋》《拟恨赋》《剑阁赋》则渊源出于晋宋齐梁辞赋。风格以绮丽为主，而饶有逸思，具有芳菲悱恻的意境：

东风归来，见碧草而知春，荡漾惚怳，何垂杨旖旎之愁人。天光青而妍和，海气绿而芳新。野彩翠兮芊绵，云飘摇兮相鲜。演漾兮夤缘，窥青苔兮生泉。缥缈兮翩绵，见游丝兮萦烟。魂与此兮俱断，醉风光兮凄然。(《愁阳春赋》)(33)

祝尧《古赋辩体》论此云：“赋也。上句先用联绵字以起下句之意，正是学《九辩》第一首语意。”(34)宋玉《九辩》首章，句法错落，善用连绵形容词，在描写中含咏叹，抒情意味浓厚，李白的赋体的确受其影响。李白小赋在意境、韵律节奏上都富于变化，寓奔逸于曲折，有重峦起伏、河流九曲之势。如其《悲清秋赋》：

登九疑兮望清川，见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归海，云横秋而蔽天。余以鸟道计于故乡兮，不知去荆吴之几千。于是西阳半规，映岛欲没。澄湖练明，遥海上月。念佳期之浩荡，渺怀燕而望越。荷花落兮江色秋，凤嫋嫋兮夜悠悠。临穷溟兮有羡，思钓鼇兮沧洲。无修竿以一举，抚洪波而增忧。归去来兮，人间不可以托些，吾将采药于蓬丘。(35)

以其短篇，所以用笔曲折以见气势之长。后来韩愈的短篇文章，也以曲折多变行其势，所不同者韩文以意理为主，李赋则以情景为主。李白小赋的意境，也常与其诗相通，如《惜余春赋》中的这一段：

春每归兮花开，花已阑兮春改。叹长河之流速，送驰波于东海。春不留兮时已失，老衰飒兮逾疾。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36)

此篇与《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一：“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春容舍我去，秋发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岂长在。吾当乘云螭，吸景驻光彩。”(37)意境神似，特不知其创作之孰先孰后。其《明堂赋》之“势拔五岳”，与《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势拔五岳掩赤城”(38)修辞相近。其《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39)则正可看作李白自己对《大鹏赋》含义的一种解释。李白的抒情小赋诗意更浓，从整体上看，寓创新于拟古，其审美价值，并不逊于六朝名家小赋。以此而论，李白不仅在诗歌方面全面复古，渊源广大，即在赋方面，也差不多是兼备汉魏六朝以来的各种体制与风格。可见李白的文学复古思想，并不局限于诗歌方面，而是包括了诗赋两体的。

比较起来，杜赋的渊源要单一一些，其赋学方面的造诣不如李白。杜甫主要是模拟东汉班固、张衡一派的典雅赋风，以整饬沉练为体制，与扬、马的铺张扬厉、肆外弘中、雄奇古茂的风格尚隔一层。杜赋也追求宏博雅丽，其得意之笔，在于形容巧妙，描摹入神：

地回回而风淅淅，天泱泱而气清清，甲胄乘陵，转迅雷于荆门巫峡；玉帛清迥，霁夕雨于潇湘洞庭。(《有事南郊赋》)

当九秋之凄清，见一鹗之直上。以雄材为己任，横杀气而独往。梢梢劲翰，肃肃逸响。杳不可追，俊无留赏。彼何乡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鸷鸟之累百，敢同年而争长，此雕之大略也。(《雕赋》)

乘舆或幸别馆，猎平原，寒芜空阔，霜仗喧繁。观其夹翠华而上下，卷毛血之崩奔，随意气而电落，引尘沙而昼昏，豁堵墙之荣观，弃功效而不论。(《雕赋》)(40)

看上述文字，我们知道杜甫所说的“随时敏捷”，除了应制敏捷外，也指迅速地捕捉事物的形象，长于体物。这是理解杜甫诗赋创作上描写艺术的重要范畴。如上引《雕赋》两段，与其《画鹰》《房兵曹胡马》在艺术上有相近的地方，可见杜甫的造诣在于传神写照。赋体是一种外向性的文体，以表现客观事物为主。但在赋体的发展中，经历了从大赋的铺叙物类、奢叙名物到魏晋咏物赋的体写物象的发展。陆机《文赋》所说的“赋体物而浏亮”，主要是概括魏晋以降的赋体写物的特点的。唐赋较前代赋在艺术上的进步，更主要是在“体物浏亮”方面。唐赋名作如宋璟《梅花赋》、杜枚《阿房宫赋》，都是以体物见长，在语言上多规范魏晋以下，以流靡自妍为体。杜甫赋虽力求追踪汉大赋的铺陈物类、奢叙名物，但其实际的艺术造诣，主要也还是在于体物方面，所以在风格上与汉大赋的雄奇古茂自是不同。

但是，李、杜两家同时又立意复古，追摹汉大赋的作风，多用联绵词、双声叠韵词，追求古茂的效果。如李白《大猎赋》：

君王于是峨通天，靡星旃，奔雷车，挥电鞭。观壮士之效获，顾三军而欣然。曰：“夫何神抶慓之骇人也！”又命建夔鼓，励武卒。虽躏砾之已多，犹拗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张乌号兮满月。戎车轞轞以陆离，彀骑煌煌而奋发。鹰犬之所腾捷，飞走之所蹉蹶。攫麏麚之咆哮，蹂豺貉以挂格。膏锋染锷，填岩掩窟。观殊材与逸群，尚挥霍以出没。(41)

杜甫《有事南郊赋》：

既而膟膋胿罥，柴燎窟块，騞砉擘赫，葩斜晦溃，电缠风升，拂勿(侹)濙，眇溟蓯淬。圣虑岑寂，玄黄增霈。苍生颙昂，毛发清籁。雷公河伯，感駓以修耸，霜女江妃，乍纷纶而晻暧。(42)

李杜崇尚汉代雅颂之词，其中雅颂之词，多有规范《安世房中歌》及《郊祀歌十九章》之处。李《明堂赋》“于是王正孟月，朝阳登曦”至“群神来兮降明庭”一段，效《郊祀歌·太一》文体，杜之《有事南郊赋》用《郊祀歌》《安世房中歌》词语亦多。可见李杜虽提倡六诗中的雅颂，但其实际所效，以汉代雅颂为多。在唐赋中，语言艺术上最逼近西汉大赋风格的，应以李、杜为突出。这反映李杜在赋学方面的造诣，也是超过唐赋的一般作者的。

李白在抒情小赋方面的创作成就，其实比他的大赋更加突出。他的《拟恨赋》模仿江淹《恨赋》，修辞艺术堪称悉敌。但原创之工，总让江氏。至于他的《惜余春赋》、《愁阳春赋》、《悲清秋赋》，则可以说出于南朝抒情小赋，而精工逸丽、精思入神更过之，可以说是唐赋中的精品，历代赋家，徒以其近于模拟而不予以充分的肯定。杜赋的《雕赋》《天狗赋》则以咏物见长，与其咏物诗精神接近。两家赋在题材与表现技巧上，都有所创新。论其实际的审美价值，实在是唐赋中的一流创作，但历代评赋，大赋以汉为正宗，小赋以六朝为正宗，李、杜两家皆因注重复古而减价。唐诗、唐文都走出以复古为革新的成功之路，唐赋走同样的道路，却没有完全成功，这是值得研究的。

四、李杜赋在表现内容的同异

李杜的大赋，以表现政治主题为主，恢复魏晋以来逐渐坠失的汉赋宏大叙事的传统。李白《明堂赋》与杜甫《三大礼赋》都是以颂美为主题的。李白认为创制明堂为奉天之事，“累圣纂就，鸿勋克宣。臣白美颂，恭惟述焉”。(43)杜甫也说自己“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窃慕尧翁击壤之讴，适遇国家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44)他们都是继承西汉诸家献赋以颂的传统的。两家赋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共同内容，是历叙大唐奉天革运，重新造成大一统的正统王朝，结束长期的闰位窃据局面。李白《明堂赋》以奉天为主要主题，颂大唐君权的正统性：

伊皇唐之革天创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顺。赫然雷发以首之。于是横八荒，漂九阳，扫叛换，开混茫，景星耀而太阶平，虹蜺没而日月张。(45)

杜甫的《朝献太清宫赋》，写唐玄宗在太清宫祭祀玄元皇帝老子的礼仪，其中充满了道教的神灵想象。但一个重要的主题，还是歌颂大唐王朝扫除闰位、承汉继周的正统地位。其中一段从玄元皇帝的角度出发批评魏晋以来的闰位窃据、害虐民生：

上穆然，注道为身，觉天倾耳，陈僭号于五代，复战国于千祀。曰：呜呼！昔苍生缠孟德之祸，为仲达所愚。凿齿其俗，窫窳其孤。赤乌高飞，不肯止其屋；黄龙哮吼，不肯负其图。伊神器臬兀，而小人呴喻。历纪大破，创痍未苏，尚攫挐于吴蜀，又颠踬于羯胡。纵群雄之发愤，谁一统于亨衢？在拓拔与宇文，岂风尘之不殊。比聪廆及坚特，浑貔豹而齐驱。愁阴鬼啸，落日枭呼，各拥兵甲，俱称国都。且耕且战，何有何无。唯累圣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缉。兹火土之相生，非符谶之备及，炀帝终暴，叔宝初袭，编简尚新，义旗爰入，既清国难，方睹家给。窃以为数子自诬，敢正乎五行攸执。(46)

除此之外，杜甫还特别地歌颂了玄宗的拨乱反正之功，《有事南郊赋》云：

伏惟陛下，勃然愤激之际，天关不敢旅拒，鬼神为之呜咽。高衢腾尘，长剑吼血。尊卑配，宇县刷。插紫极之将颓，拾清芳于已缺。炉之以仁义，锻之以贤哲。习祖宗之耿光，卷戎狄之彯撇。盖九五之后，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稷卨。王纲近古而不轨，天听贞观以高揭。蠢尔差僭，灿然优劣。宜其课密于空积忽微，刊定于兴废继绝。而后睹数统从首，八音六律而维新；日起算外，一字千金而不灭。(47)

仇注总结上段之意云：“此归功玄宗，能振兴唐祚。”(48)从上面所引可见，杜甫的正闰顺逆的思想，比李白还要鲜明，魏晋以下的历代，他都斥为闰逆，这样做无非是强调大唐的“承汉继周”，可见杜甫本朝观念的强烈。他后来虽遭安史之乱，感愤忧患，但从未失去对本朝的信心，也正是由于其对大唐正统有着根深蒂固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的献赋行为虽然有着个人求仕的目的，但也确实是对玄宗郊庙之礼的由衷歌颂。因为郊庙祭祀，本来就是周汉王朝的盛事，杜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认识其重要性的。李杜的精神都植根于盛唐，其诗赋宏伟壮丽的艺术风格，正是盛唐气象在其个体心灵中内化的结果。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雅颂文学的价值之高下与有无，同样取决于歌颂者感情的真实性，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歌颂者是否对所歌颂的王朝或君主有真正的共鸣。周代的雅颂与汉代的《房中歌》《郊祀歌》都因为具有较强的共鸣而获得其一定的文学价值。唐代是周代之后雅颂之风较盛的时代的，雅颂尤其是初盛唐文学中一个不可忽略的主题。唐代的庙堂与宫廷文学，在造成唐代文学的特质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这与以李、杜为代表的雅颂者对本朝的强烈的认同感，对相关典礼如明堂、郊祀行为有较多共鸣是分不开的。可见，李、杜宏大叙事的赋作，也是其文学精神的有机构成部分。

李白赋的最大价值，在于强调讽谕，这与其诗歌如《古风五十九首》多寓讽谕精神相通。其《明堂赋》虽以颂美为主题，但最后仍归之于勤俭之意，即所谓“振穷乏，散敖仓，毁玉沉珠，卑宫颓墙。使山泽无间，往来相望。帝躬乎天田，后亲于郊桑，弃末反本，人和时康”。(49)作者企望大唐政治能恢复到传说中上古帝王与民同耕同乐的理想状态，与其《古风五十九首》其一所歌颂的“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的思想是一样的。这当然是他自己也不可能相信的，但这里面未尝不包含作者对其歌颂对象的隐藏的批评态度。至于《大猎赋》，虽然表面上大肆夸张帝王之猎“扫天荡野”的壮观，但其基本的主题，是借叙大猎讽谕天子的纵禽驱兽、曜威讲武的娱乐性的行为，是要以“大道匡君”。所以此赋先是虚夸天子之猎，最后归之于玄妙之思，无为之治：

俄而君王改容，愀然有失。于居安思危，防险戒逸。斯驰骋以狂发，非至理之弘术。且夫人君以端拱为尊，玄妙为宝。暴殄天物，是谓不道。乃命去其三面之网，示六合之仁，已杀者皆其犯命，未伤者全其天真。

又云：

方将延荣光于后昆，轶玄风于邃古……君王于是回蜺旌，反銮舆。访广成于至道，问大隗之幽居。使罔象掇玄珠于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50)

这是李白将自己功成而身退，业毕而归道的人生理想赋予玄宗。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李白的这种人生理想，也反映了玄宗时高尚其身的崇道意识。其《大鹏赋》之表现超越于现实的理想人格，同时也曲折地反映了作者在现实中的某些遭遇。如赋中将众鸟与大鹏相比，其实是对得势而富且贵的世俗功名之士的讽刺：

岂比夫蓬莱之黄鹄，夸金衣与菊裳？耻苍梧之玄凤，耀彩质与金章。既服御于灵仙，久驯扰于池隍。精卫勤苦于衔木，鶢鶋悲愁于荐觞。天鸡警曙于蟠桃，踆乌晣耀于太阳。不旷荡而纵适，何拘挛而守常？未若兹鹏之逍遥，无厥类于比方。不矜大而暴猛，每顺时而行藏。参玄根以比寿，饮元气以充肠。戏旸谷而徘徊，冯炎洲而抑扬。(51)

黄鹄、玄凤之流，让我们联想起那些居侍从、立庙廊的荣贵之士，他们因世俗的功名富贵而失去人格上的独立与心灵中的自由。在现实中，这些显然也是李白所追求的，但李白的追求常常失败，这就使他在精神上别求更加超越现实的自由形象来寄托。所以，《大鹏赋》表现了李白对于现实追求的整体性否定。这其中又曲折地寄托了李白人生中难以解决的矛盾。李白抒情小赋则表现出作者丰富的生命情绪，这也都是他难以解释的现实矛盾与生命情绪的反映。所以，从内容的价值来看，李赋在整体上是高于杜赋的。

杜甫以颂美为主，但也表现了诗人对理想君主的期待。其《有事于南郊赋》最后也论及治道：

上曰：“吁！昊天有成命，惟五圣以受。我其夙夜匪遑，实用素朴以守。吁嗟乎麟凤，胡为乎郊薮？岂上帝之降鉴及兹，玄元之垂裕于后？夫圣以百年为鹑彀，道以万物为刍狗，今何茫茫临乎八极，眇眇托乎群后，端策拂龟于周汉之余，缓步阔视于魏晋之首？斯上古成法，盖其人已朽，不足道也。”(52)

可以说，杜甫用赋作影响君主的策略，是以颂寓讽，希望他超迈周汉，远法三五。所谓“置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53)，与上述表现的内容是相通的。可见杜赋也并非单纯润饰鸿业的雅颂之作，而是表现他为大唐盛世所激发的宏伟的政治理想。从这一点看，杜甫在内容的价值上，是超过汉代班固、张衡等人赋作的。

李杜赋是唐赋的代表作，在赋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但历来对其研究不足，本文尝试将李杜赋作为其整体文学创作的重要部分来分析，从赋论、赋艺、赋的内容，以及赋体在李杜文学创作中的位置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一些初步结论，以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注释：

①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下，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29页。

②③班固：《汉书》卷五十七下，第八册，第2609页。

④汪荣宝：《法言义疏》“吾子”，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页。

⑤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六册，第1756页。

⑥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页。

⑦班固：《两都赋序》，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二十六，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02页。

⑧詹瑛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卷二十五，第七册，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825页。

⑨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五，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04页。

⑩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六册，第1756页。

(11)班固：《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第十一册，第3522页。

(12)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四，第五册，第2172页。

(13)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四，第五册，第2172页。

(14)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第二册，第858页。

(15)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四，第五册，第2111页。

(16)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语资”，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页。

(17)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十一，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62页。

(18)以上三序分别见《李白集详注》卷二十六，第四册，第1567、1545、1549页。

(19)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四，第五册，第2172页。

(20)《元稹集》卷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02页。

(21)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咸通季，初贡于小宗伯，试《禹拜昌言赋》。翼日罢，特持斯赋于先达之门，忽叨现钱之目。”原注：“俗云，以诗为末钱而市物，以赋为持钱而市物。”(《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三，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672页)

(22)关于初盛唐的献赋活动，可参看刘青海《论初盛唐献赋活动的兴盛及其原因》，《文学遗产》2013年第5期。

(23)浦铣：《历代赋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24)陈贻焮：《杜甫评传》上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页。

(25)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四，第五册，第2103页。

(26)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四，第五册，第2172页。

(27)陈贻焮：《杜甫评传》上卷，第168页。

(28)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1页。

(29)马积高：《赋史》，第292页。

(30)祝尧：《古赋辩体》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四库文学总集选刊”本，第128、131页。

(31)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一，第一册，第37、39、43页。

(32)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一，第一册，第67页。

(33)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一，第一册，第23页。

(34)祝尧：《古赋辩体》卷七，第134页。

(35)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一，第一册，第26页。

(36)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一，第一册，第19页。

(37)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第一册，第113页。

(38)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十五，第二册，第898页。

(39)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九，第二册，第660页。

(40)以上三段杜赋分别出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四，第五册，第2138、2173、2176页。

(41)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一，第75—76页。

(42)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四，第五册，第2146页。

(43)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一，第29页。

(44)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四，第五册，第2104页。

(45)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一，第31页。

(46)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四，第五册，第2111页。

(47)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四，第五册，第2152页。

(48)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四，第五册，第2152页。

(49)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一，第56页。

(50)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一《大猎赋》，第83、87页。

(51)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一，第10页。

(52)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第五册，第2155页。

(53)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四，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