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五言《咏怀》八十二首，东晋臧荣绪著《晋书》，已称其“为世所重”①。南朝时期，颜延之、沈约相继为其做注，实为《诗经》、《楚辞》之外的早期文人诗注之一，在诗歌注释的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唐初李善注释《文选》中的《咏怀》十七首时，采用了颜、沈之注，并加上他自己的注解。开元中吕延济等五臣注《文选》，又在前面三家注的基础做了新的注释。上述从颜延之、沈约到李善、五臣等人的注释，在具体的内容与解说方法上对后世的阮诗解释影响很大。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以上诸家之注反映出从南朝到盛唐初期的阮诗解释的历史演变，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诗学与诗歌注释学方面的信息，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
被李善采用的阮籍《咏怀》颜延年、沈约等的古注，原件已佚，其原始的文本面貌究竟如何我们无法知道。颜注钟嵘《诗品》提到过(见下文)，沈注则未见有李善之前的文献著录。诗歌注解，始于《毛诗传》，汉人继起，章句众多。《楚辞》在汉代的地位仅次于《诗经》，所以也有训传，尤以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为全面。而辞赋之注，《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幽通赋》一卷，班固撰，曹大家注”，似为现存能见到的最早的汉人赋注。此后魏晋之间，注解汉赋及魏晋当代人赋的风气颇盛。《隋书·经籍志》多所著录，而李善《文选注》中也采录多家赋注。但是，有关汉魏诗歌的注解，却甚为鲜见。史载司马相如等作《郊祀歌》十九章，会集五经博士不能解其义，似为汉魏诗注解之滥觞，但并非真正的诗注。现在所知最早的别集诗注，似为《隋书·经籍志四·集部·总集》所著录的“应贞注应璩《百一诗》八卷”，《隋书》著明已亡佚。《文选》卷二一选应璩《百一诗一首》，但李善未引应贞之注，可能应贞《百一诗注》李善也未曾见过。应贞还有《古游仙诗注》一卷，见于《七录》②，但也已亡佚。由此可见，颜、沈注《咏怀》作为现存最早的别集诗注，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关于《咏怀》十七首李善注中颜延年、沈约、李善注的具体条目，有稍加分辨的必要。李善在《文选》卷二《西京赋》引薛综注时有这样的说明：“善曰：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谬，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此例当然也适用于《咏怀》注。《咏怀》十七首下题“颜延年、沈约等注”。具体的注解，因有颜、沈两家(或许还有其他古人之注)，为示区别，凡属两家注者，皆注明“颜延年曰”、“沈约曰”字样，颜、沈注后凡李善有增注者，皆标“善曰”。此三类的数目，为“颜延年曰”四条，“沈约曰”十七条，“善曰”十八条。“善曰”十八条，只有一条前面注文未标颜、沈两人之名。“下有采薇士”条处沈注后，颜注前，其余各条皆处颜、沈注后。未标颜、沈而中间加入“善曰”一条在“昔日繁华子”一诗的后面，注文如下：
以财助人者，财尽则交绝，以色助人者，色尽则爱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舆。安陵君所以悲鱼也。亦岂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盖以俗衰教薄，方直道丧，携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传之永代，非止耻会一时，故托二子以见其意。不在分桃夺袖爱嬖之欢，丹青不渝，故以方誓。善曰：《东观汉记》光武诏曰：明设丹青之信，广开束手之路。
按照体例，“善曰”前的文字，应该是颜、沈等人注。颜注简约，沈注多以较长的文字囊括诗意，此条注文论述风格与其他沈注一致，应该属于沈注。原文在“以财助人”前脱漏“沈约曰”三字。
除了以上的注文外，还有大量的注文并未标明注者姓名。未标明部分，实是颜、沈未注而李善自己补注，因为不需要与颜、沈注特加区别，所以不要专门标上“善曰”。但古今学者，似乎都将这未标注者姓名的部分，多看作是颜延年之注。尤其其中“夜中不能寐”这首诗的最后一条注文，影响很大，向来都认为是颜延年之说：
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
这一条并未标明“颜延年曰”，何以古今一辞地认为是颜氏之语？并且认为是颜氏注阮之大纲，而古今评论颜注者的言论，其实好多是依据此条的。但按照上述所说李善标明注者的体例，此条实际上是李善自己交代其注阮宗旨的话。李善在总题下引“颜延年曰：说者：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兹咏。”而“嗣宗身仕乱朝”数句，其内容与此相近，但实有更多的发挥，尤其“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这几句的意思，是前说中没有的，是李善在“说者”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是李氏引申古人的说法。除此条外，其余未标明姓氏的注文，虽历来少加讨论，但似乎也常被视为颜注。最突出的就是黄侃的《阮籍咏怀诗补注》③引颜注多达八条，实际上除“说者谓阮籍在晋文之代”一条外，其余七条，都应是李善之注。可见黄氏是将所有李善注中未标明颜、沈、李注的注文，都视为颜延年注。其意似云，李注《文选》“咏怀诗十七首”，是以颜注为主体，沈约注、李善注是颜注之补充，所以未标明处皆为颜注。但既然这样，为何又在那四处特别标明“颜延年曰”？可见未标明注者姓名的其余注文，都是李善之注，而非延年之注。《六臣注文选》的标注，凡李善注文选中未标明注者姓名的注文，皆标为“善注”，包括“嗣宗身仕乱朝”一条，这一处理是正确的④。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对颜注及历代评论颜注的言论，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评价。
李善在正文注释中引颜注三条：1.“嘉树下成蹊”下引“颜延年曰：季孙氏有嘉树。”2.“赵李相经过”下引“颜延年曰：赵，汉成帝赵后飞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并以善歌妙舞，幸于二帝。”3.“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下引“颜延之曰：《史记·龟策传》曰：‘无虫曰嘉林。’”颜氏《咏怀》全部注解虽然不存在了，但从上述诸条可窥其一斑。大抵上颜氏主要是注释难解的词语，并不串述内容、分析诗意。钟嵘认为颜氏注阮，“怯言其志”，恐怕正是根据颜注的这种风格所做的推断。但颜氏不分析诗意，也可以理解为是其注解体例使然，并非刻意回避《咏怀》中所表现的阮籍之志。所以钟嵘的这种说法，只能代表钟嵘对颜注的理解，并不能据此特殊的注释体例，即断定颜氏注《咏怀》“怯言其志”。实际上，颜氏作《五君咏》咏竹林七贤事迹，表现出来的，并非“怯言其志”的样子。《宋书·颜延之传》载：
元嘉三年，羡之等诛，征为中书侍郎，寻转太子中庶子，顷之，领步兵校尉，赏遇甚厚。延之好酒疏诞，不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智能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咏嵇康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故可不论，途穷能无恸。”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
又《五君咏·阮步兵》云：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
我们观颜氏咏竹林七贤，为诸人传神写照，情性志趣，豁然可见。则其注阮诗之只注词语，不为章句，乃是注释体例使然，未必就是因为“怯言其志”。但是，后来的学者，因为钟嵘认为颜氏“怯言其志”，加上误以《文选》李善注中“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为颜氏之语，对照李氏所引颜氏注文释词语而不释诗意的情况，颜延之注阮诗“怯言其志”之说，遂成定谳。一些学者由此进而联系颜延之所处的现实，认为与阮籍所处的现实有相近的地方，所以他有所顾忌，故注阮诗时“怯言其志”，如古直笺曰：“延年亦身当易代之际，故不敢质言。”又曹旭注云：“延年遭际，与阮籍类同，‘怯言其志’怯言己‘志’也。”⑤也有学者认为颜氏人品本低，不足知阮籍之志。如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按岂徒虑患也哉？延年逊词以谢逆劭，宜其不足以知此。”其实从颜氏《五君咏》中对阮籍其人其诗的评论可以看出，其理解是全面的。另外颜氏所处的时代现实，虽然也属易代之际，充满了矛盾，但具体的情势，与司马氏专政的魏末还是很不一样的。并且颜氏属次等门族，其与刘宋王朝的矛盾，不像王、谢等高门士族那样尖锐，基本上是和谐的，其诗歌亦多雅颂之篇。他的矛盾对象，主要是刘湛、殷景仁等当世权要而非刘宋王朝。可见，他所处的时世及遭遇的现实矛盾，与阮籍实际上很不一样，实在没有刻意回避阮诗现实寓意的必要。另外，我们后面要说到，中古诗人虽强调阮诗与现实的关系，但重视阮诗托寓讽兴的艺术精神，并不将诗句穿凿到与具体的时事一一对应，所以当然没有五臣之下的种种穿凿之说。以五臣之后穿凿注阮的作风来衡量颜、沈之注，来指摘颜、沈注之不足，就单方面地加给颜注“怯言其志”的批评。这是古今学术变化所生的一个误解。
二
李善注所引的沈约《咏怀》注比颜注多得多。与颜注之着重于难解之词、索隐词源不同，沈约的注释，着重于诗句本身与诗篇的立意。下面列举数条：
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
沈约曰：婉娈则千载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轻绝。未见好德如好色。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被山岗，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
沈约曰：自我以前，徂谢者非一。虽或税驾参差，同为今日之一丘。夫岂异哉？故云万代同一时也。若夫被褐怀玉，托好诗书，开轩四野，升高永望。志事不同，徂没理一。追悟羡门之轻举，方自笑耳。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沈约曰：岂惜终憔悴，盖由不应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计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怀，兼以羁旅无匹，而发此咏！
灼灼西颓日，余光照我衣。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
沈约曰：若斯人者，不念己之短翮，不随燕雀为侣，而欲与黄鹄比游。黄鹄一举冲天，翱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将安归乎？为其计者，宜与燕雀相随，不宜与黄鹄齐举。
以上四诗，沈约都是着眼于全篇的立意来解说的。第一首诗，阮籍是有感于现实中某些人最初以金石喻交而最终背叛中伤的事情；但作者的写法，却是倾注笔墨，赞颂古人男女虽起于情色相悦，但终能感激忧思，千秋不忘。只在最后突转笔锋，叙出本意云：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沈约以“未见好德如色”来解释，用语虽未免迂腐，但却是符合阮诗的本来立意的。后人一定要将其附会到司马氏背魏的事件，未免穿凿。第二首诗是表现生死的主题，阮籍因悟生命有限，无论贵贱，都难逃此共同规律；因此有感于立功、立名之虚幻，转而自嗤平生志业，而慕传说中羡门子之轻举游仙。这个基本的立意，沈约的解说是把握住了，只是阮籍诗中“被褐怀珠玉”四句，是写一连贯的行动，实为一个完整的诗歌形象。沈约将其分为四种志事，并说阮籍这里是说“志事不同，徂没理一”，却并不符合阮诗的本意。第三首徘徊蓬池上，也是辞旨恣肆的一首诗。但其立意实在于“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这四句，作者正是有感于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并志愿守道而憔悴。沈约说前面的写景立象，是“因乎眺望多怀，兼以羁旅无匹，而发此咏”，正说出了此诗的兴感之由，极具眼识！第四首也是比兴寄意，阮籍用了古诗常见的黄鹄高飞意象，但寄寓了新的意义，以之比当世那些以礼法为工具，磬折逢迎而求功名之士。诗人言不屑与彼等自比黄鹄的功名之士相伴，情愿学庄子《逍遥游》中的蓬间雀，以小自存，苟全性命于乱世。沈氏的解说，也是完全符合阮诗之意的。只是“宁随燕雀翔”之下，实是自叙口气，沈约仍作规劝“当路子”之语，理解上稍有差池。但以“当路子”为鉴来自勉，与以己志来规劝“当路子”，本是相辅相成的两层意思。所以沈解虽稍显拘泥于字面，但未为离题。
沈约的解诗，能够准确地抓住阮诗中最重要的思想感情，从而使诗中各种具体意象的含义，得以生动地呈现。同时沈约作为一位杰出的诗家，深知诗歌的表现方法与诗歌语言的特点。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这四句，按照一般的解释，很容易把“桃李”与“飞藿”作为并列的两个意象来理解，以它们分别代表春盛、秋衰两端。但这四句诗是一意连贯而下的，“秋风吹飞藿”主要是取其时间的意思，沈约曰：“风吹飞藿之时，盖桃李零落之日。华实既尽，柯叶又凋，无复一毫可悦。”这样理解，可谓深得阮籍之用意，深谙阮诗之章法。阮诗的叙述与表达，常常贯穿于意象与故事之间，前一意象与后一意象常构成紧密的逻辑关系，形成前后意象、事实相互钩连、演绎的方法。沈约把握住了阮诗的这种结构特点，所以其解释常常是深中肯綮，实为后来许多注家所不及。
从上面评述可知，颜、沈两家注风格是不同的。颜注仅解词语，而沈注缕析诗篇立意，囊括大义。前者属于训诂式的注释，后者属于章句式的注释。这两种注释方式，于汉儒解经之法，各有所承。颜注之不涉及寄托本事，是其体例所致，沈注重视阮诗思想感情的分析，但却不像后来的注家那样以索隐本事为重。颜注曾提示“说者：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兹咏”，这说明魏晋以来的“说者”，是了解阮诗的创作与魏晋之际的现实之特殊关系的。但颜、沈注阮，并未刻意索隐诗中可能存在的某些与司马氏政治有关的事实。从颜、沈的《咏怀》注窥见六朝时期人解读阮诗的一般情况，一是重在诗语与诗意本身，一是重视诗歌意象及事实本身，不做索隐本事的解读。索隐之风，在六朝时期尚未出现。应该说，这种注释方法，是站在诗学本身的立场上的，因此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实事求是、朴素的方法。
三
李善注《咏怀》十七首，有时也像沈约那样串解诗句含义，如善注“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两句云：“繁霜已凝，岁亦暮止，野草残悴，身亦当然。”又如注“炎暑唯兹夏”一首云：“言四时代移，日月递运，年寿将尽，而人莫己知。恐被谗邪，横遭摈斥，故云愿卒欢好，不见离别。”又如注“轻薄闲游子，俯仰乍浮沉。捷径从狭路，僶俛趋荒淫”数句云：“轻薄之辈，随俗浮沉，弃彼大道，好从狭路，不尊恬淡，竞赴荒淫，言可悲甚也。”又如注“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数句云：“子乔离俗以轻举，全性以保真，其人已远，故云焉见；其法不灭，故云可慰心。”这种注解方法，即李善自己所说的“明其大意”，是李善继承沈约的地方，与李善的一般风格有所不同。但李注对诗意之发明，不及沈注之精彩。李注主要的内容，仍属典故、词语的训解，可以说更接近于颜注的方法，是对颜注的大力发展。这与李善注《文选》“只引事不说意义”(唐玄宗遣高力士为吕延祚《五臣注文选》所宣口敕中语)⑥的整体风格是相适应的。从这里我们也可发现，李善注《咏怀》十七首偶而串解诗意，是受到沈约的影响。另外，李善虽然重视阮诗的现实内容，认为阮诗是志在刺讥，但他又说文多隐避，百代以下，难以情测。所以采取的仍是粗明大意，略其幽旨的解说方法。可以说，阮诗的注解，到李善这里，仍然继承六朝学者的解阮风格。
阮诗注释方法的重大转变，始于五臣注。五臣于词语及诗歌的形象、意义本身，在颜、沈、李三家之外少所发展。五臣重视联系司马氏篡魏、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之争这一阮诗产生的基本的现实背景，本来应该是对前人注阮方法的发展，但他们专重索隐本事，力求“幽旨”，绝大多数说法，陷入穿凿比附，甚至损伤了阮诗意象的美感。如《咏怀》其一“夜中不能寐”，本身当然具有很丰富的现实内容，但吕延济注“夜中不能寐”曰：“夜中喻昏乱。”吕向注“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曰：“孤鸿谓贤臣孤独在外。号，痛声也；翔鸟，鸷鸟，好回飞，以比权臣在近，则谓晋文王也。”其穿凿胶执之嫌，是十分明显的。又如“二妃游江滨”，阮诗大旨是写世情之变化，交道之不存。五臣注专用比附史事之法，割裂意象本身的寓意与美感，谓诗中“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皆谓晋文王初有辅政之心，为美行佐主有如此”。又解“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数句云：“后遂专权而欲篡位，使我感激而生忧思。萱草，忘忧也；兰，香草也，言我将忘此忧，自修芳香之行，膏沐仁义之道，念天下若此，将谁为施之。诗云：其雨其雨，杲杲日出。郑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言不望得雨，不谓日出。亦犹本期辅弼，不谓篡夺也。”(以上为张铣解)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曰：“言臣主初为金石固交，一朝离伤，使如此也。”(李周翰解)又“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吕延济解云：“言晋当魏盛时则尽忠，及微弱则陵之。使魏室零落，自此始也。”同诗“堂上生荆杞”句，张铣解曰：“荆杞谓奸臣。”又“开秋兆凉气”一篇，只是一般的感物咏怀，其中“微风吹罗袂，明月耀清晖。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写羁旅思归，与古诗“明月何皎皎”情思相近。但吕延济解云：“微风，言魏将灭教令微也，明月喻晋王为专权臣也。鸡，知时者，言我亦知时，如此将命驾归于山林，隐居而避此乱代。”又如“独坐空堂上”一首，是写日常怀人之感，其中可能寄寓某种时世的殷忧，但并不能属实而言，而吕向解“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两句云：“孤鸟离兽，东南西北，喻下人值乱代皆分散而去。”以上解说，后世学者虽每有援引，但穿凿胶执之弊，实极明显。也有个别作品，五臣的解释，似乎比较符合作者的原意，如“昔日繁华子”一首，写以色事人，色衰宠移，其事实本就属意于君臣之际，吕延济解云：“言安陵龙阳，以色事楚魏之主，尚犹尽心；而晋文王蒙厚恩于魏，不能竭其股肱而将行篡夺，籍恨之甚，故以刺之。”但是即使这样的解释，也并不能直接从诗中得到任何的印证。最多只可以说是读者揣摹作者之志，不能说作者之立意一定如此。总之，五臣之注《咏怀》，每于文外撷取片断史实，以为阮诗之各种意象，即为各种史实的符号与密码。这显然不符合诗歌的创作特点，尤其是不符合汉魏诗的艺术特点。以此反观沈约、李善两人的解阮诗，虽然似乎忽略了其寄托幽旨，但却圆通融畅，有助于对阮诗思想感情与表现手法的理解，实高于五臣。
四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阮诗注解中处处比附魏晋易代事实，以阮氏此诗专为此事而作这种看法，实始于唐玄宗时期的五臣，初唐李善犹沿南朝颜、沈等人的注释方法。李善注《文选》与五臣注《文选》后来合刻流行，成为一书。后人多视五臣注为李善注之补充，其绝然不同之处，似被埋没。尤其是《咏怀》十七首的注，五臣注更似补充前注之不备。
阮籍《咏怀》的基本性质属于作者个体的抒情，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有感于现实的种种纷乱、倒错的状态而发吟咏之词。司马氏篡魏亦为这倒错现实的一个部分，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造成当时现实恶化的根源，所以《咏怀》写作与易代事实的关系是不能否认的。但阮籍创作这组诗，从主观来说，是要表现自我心灵的种种感激忧思；从客观来说，是要再现汉末以来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如士风方面的问题：阮籍一方面批评上层贵族的浮华交结风气，另一方面也批评虚伪的礼法之士，关于这两方面的内容，在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然按照通常的说法，曹爽集团多浮华交结之事，而依附司马氏的多礼法之士，可见阮籍在士风问题上，是两方面都有所批评的。总之，对于魏晋之际政治现实，阮籍是站在玄学的清真自然的立场上，整体上取否定的态度，并非简单地以讽喻、讥刺司马氏为主旨。其《咏怀》八十二首更不能说是专门演绎司马氏代魏这一政治事件。当然，其中有些作品是有感魏晋之际名士多遭杀害，悲悯各色各样的追名逐利之士，哀其不悟，伤其倾覆。但是，《咏怀》中直接以司马氏专权、篡弑为讽刺对象的作品，至少从文本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很少的。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另有专文论述。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解说《咏怀》时比附司马氏篡魏事件，在方法上是有严重缺失的。这方面，五臣注是难辞其始作俑者之咎的。
进而论之，古今论阮注阮，实有两大分野，一为重其兴寄，一为重其讥刺。两种不同的注阮思想，实在是差异很大的。大概可以说，两晋南朝人重其兴寄，如钟嵘虽然说颜延之注解阮诗，“怯言其志”；但他自己论阮，也认为“《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⑦，所重者仍是阮诗的兴寄精神，并非专重其讥刺之旨。李善虽立讥刺之说，但在具体的注解方法上不求本义，所守的仍是讽兴论阮的旧法。注重兴寄或讽兴的注家，其注阮重在注其典故与词语之出处，解说诗意仅限于文本所有。与重兴寄者不同，重讥刺的一派，着眼点在于诗歌文本之外所蕴藏的本事。这一派自五臣开其端，明清以下诸家如陈沆、何焯、方廷圭等扬其波，成为阮学之主流。方氏《文选集成》虽持讽刺之说，但又以言者无罪立论，以为阮诗虽讽刺而多不着形迹，是有意采取言者无罪的作法。这种说法看似折衷，实际上更不合理。从讽刺派来看，兴寄派反而有很大的不足⑧。如何焯说“二妃游江滨”一首云：“此盖托朋友以喻君臣，非徒休文好德不如好色之谓也。”⑨举凡以讽刺、索隐为原则的阮诗注家，多是以不满颜、沈之注为其出发点的。当然，五臣之后，也有不少学者不满于五臣一派的穿凿附会，且有推重颜、沈宗旨的，如近代学者黄侃的论阮，就痛斥穿凿之论，其斥何焯“托朋友以喻君臣”之说云：“此种解法实可憎厌，张周之徒移以说词，尤令人忿疾。”⑩观此，黄氏是深恶索隐比附的说诗方法的，其批评对象，已不限于阮诗注解个例，而针对在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学中影响甚大的一派。黄侃又作《阮籍咏怀诗补注》，其宗旨云：
阮公深通玄理，妙达物情，咏怀之作，固将包罗万态，岂廑心曹马兴衰之际乎？迹其痛哭穷路，沉醉连旬，盖已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非恒言所能尽，故一发之于诗歌。颜、沈之后，解者众矣。类皆摭字以求事，改文以就己，固哉高叟，余甚病之！今辑录颜、沈之说，补其未备云尔！
黄侃精熟诗艺，对六朝诗学尤其熟悉，其能标榜颜、沈而激扬五臣以降的穿凿附会之注，并非偶然。黄氏自己注解，也着重于意象与本义，可以说是六朝阮诗学的有力回响，但学术上的影响却不是很大。当代的阮诗注释，所沿袭的主要还是讽刺派的传统，多不加辩证分析地继承陈沆等人的索隐之法，认为其“能结合阮籍所处的历史时代来笺注阮诗，并指出‘其诗愤怀禅代’以明阮公诗旨，这是笺注阮诗上的一个空前大突破，惜其分类所笺阮诗仅有三十八首，而又论证颇略，语焉不详”(11)。也有论者认为“八十二首《咏怀诗》的总的思想，是忠于曹魏，反对司马氏的篡夺。凡不以此为倾向性解之者，俱不合于《咏怀诗》的实际”(12)。本事索隐虽然也可以作为阮诗解释的一种方法，但如果全部采用这一方法，首首比附司马氏篡魏史实，作为方法，就是很不全面的。
总之，《文选》《咏怀》十七首的注解，是构成阮籍《咏怀》注解历史的核心。从更大的学术领域来看，阮诗注解是中国古代诗歌注释学方面仅次于《诗经》、《楚辞》注疏的一大重镇，对整个诗歌注释学影响甚巨。而从颜、沈注阮到五臣注阮的演变，事实上也是六朝学术向唐宋学术演变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因此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略作揭橥，以为嚆矢！
注释：
①《文选》卷二一颜延年《五君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03页。又汤球《晋书辑本》卷七，载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十四史订补》第六册。
②见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二十五史补编》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③黄侃《黄季刚诗文抄》，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7—436页。
④《六臣注文选》卷二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9页。
⑤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⑥《六臣注文选》卷首。
⑦《诗品》上。
⑧方廷圭《昭明文选集成》，仿范轩刻本，藏东京大学汉籍中心。
⑨何焯评点《文选》卷二三，海录轩刻本，藏东京大学汉籍中心。
⑩黄侃《文选评点》卷二三，黄焯编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1)郭光《阮籍集校注·后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2)靳极苍《阮籍咏怀诗详解》，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