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27”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方面，我就这个问题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具有重大学术意义。所谓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就是要回答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尤其是要阐明中华文明从起源到形成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内在因素，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物质形态、制度形态、精神形态及其主要表现形式。回答好这个问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比如，“文明”的概念就是一个问题。我国古典文献《尚书》《周易》中多处有“文明”一词，其意或指光明普照、万物萌生，或指人的高尚情操、纯正品德，形容词的特征明显，与我们探讨的作为人类社会组织进步形态的“文明”在概念上有重大区别。解决文明起源及其形成发展道路问题，必须从考古学入手。自20世纪前半叶开始，我国考古工作者经过艰辛努力，至少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不仅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而且总结提炼出了很多理论认识。比如，夏鼐先生构建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类型说与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严文明先生提出了中华文明“重瓣花朵”模式，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张光直先生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等等，这些都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论。之后，良渚、陶寺、石峁、红山等一大批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重要文化遗址的发现和深入发掘，又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材料。在此基础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历经20年的探索，在继承前辈学者学说的基础上，总结提出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如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的阶段性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共同文化基因等等。这些都是十分重大的学术问题。而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正是把这些问题贯穿起来的基础理论。

其次，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还有许多尚待攻克的重大理论问题。这里我只谈一点，即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问题。探源工程认为西方学者提出的以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作为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看法不是唯一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标准应当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形成礼制，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个标准在我国的考古材料中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也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但是也还值得深入研究。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和标志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但这不意味着文明没有标准或只根据本民族本地区的情况而给文明概念下结论，尤其是把文明要素与文明社会不加区别。不能根据别国的标准而推后自身文明社会的形成时间，但也不能把文明形成前的各种要素汇集简单地看作文明形成的标志。比如，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中有大量的精美玉器和祭祀遗迹，如何解释玉器的广泛出现及其性质，如何解释大规模的祭祀遗迹及其作用，考古学界对此也有不同意见。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怎样思考？我以为还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说文明社会的形成是以国家的产生为标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普遍表现形式。恩格斯还指出国家与氏族的区别是按地区划分国民和公共权力的设立，那么我国考古发现的物证材料怎样才能证明当时社会具有上述特征？如何从考古发现的物化材料中提炼出能够概括国家权力出现的标志物，以及提炼出反映社会分层分工、生产力发展、阶级分化的标准模式，仍然任重道远。此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非常强调社会分工、社会职能在国家产生中的作用，也应当引起文明起源研究者的重视。

最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应当走考古学与历史学相互融合的道路。今天，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有了很多认识，如“满天星斗”“多元一体”“重瓣花朵”等形象概念，但是这些还不能圆满解释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还需要更多的历史学工作者努力向考古工作者学习，结合考古发现，从文明理论、国家理论、历史发展过程多层面，科学阐释究竟是什么样的要素与机制在推动着中华文明的产生，中华文明产生后又沿着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前进。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还是关系到中华文明的特质与形态的重大问题，这就更需要历史学的参与。中国古代为什么从万邦走向一统，从多元走向一体，怎样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文明起源及东方社会特点，都是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紧密相关的问题。中华精神文明的基本形态是什么时候奠定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是怎样确立的，都需要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甚至与多学科结合研究来回答。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