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者为何如此重视书信和日记？为什么有时候小说比回忆录更加可靠？8月15日，蔡登山与张伟在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的新书发布会上，与大家谈了谈历史研究中研究材料的问题。

8月15日，文史学者、出版人蔡登山携新书《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与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上海史研究专家张伟，在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的新书发布会上，与大家谈到历史研究中研究材料的问题。

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书信和日记一定是最可靠的吗？我们该怎么看待历史上的八卦和流言？蔡登山说，“假如历史上的两个人好得不得了，就不会互相揭伤疤，就是因为他们翻脸，很多东西才会被扔出来，这对我们研究历史的，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所以我们常常‘盼望’历史人物吵架。”

由于历史人物吵架，他们之间的书信才会被抖出来。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是弄清许多真相的绝佳机会。由于书信和日记的私密性，许多人物会在书信和日记中，透露出自己不方便透露的那一面，以及许多事件的原委和秘密。这也是历史学家对书信和日记孜孜不倦地研究的原因。

历史研究者常常“盼望”历史人物吵架

蔡登山一开始向大家解释了书名中“隙末”的意思。“隙末”出自成语“凶终隙末”，意思是友谊不能始终保持，朋友变成了仇敌。恰恰也是因为“隙末”，我们才能得知许多原本不知道的情况。

蔡登山正在写一本叫《商人康有为》的书，他聚焦在康有为在海外流亡的那16年。其中，蔡登山发现，康有为当时在美国找到谭良，开办了饭店琼彩楼。这个饭店一开始很赚钱，但后来因为事业太大了，康有为责怪谭良没有把账目算好，结果两个人就翻脸吵架。

因此，谭良把康有为给他的所有信件一一曝光了。现在，在谭良的孙女手中，还有很多没有曝光的信件，蔡登山都在进行整理。蔡登山因此可能会得到一些历史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答案，并能够有机会重新再来解释这一段历史。

日记和书信非常珍贵，只有从细节里才能看到真相

蔡登山认为，民国的很多东西在晚清就已经开始酝酿，这是他研究晚清的原因。在甲午之后，很多文人发生的变化是非常有趣的。比如说翁同龢和张荫桓，他们本来很要好，但后来他们的交情就变淡了。他们交情变淡的原因是康有为的介入。

许多历史学家会简单地说，他们的交情因为康有为的介入而恶化。其实，其中的过程是非常曲折的。为了研究其中的过程，蔡登山要看很多书信、日记、档案甚至野史，才能从细节里看到真相。

虽然野史大多不可信，但它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和方向。之后，研究者可以顺着这个方向，找证据来印证野史的说法正确与否。这个过程就像老吏断狱一样，要看正面和反面的各种材料，推断找出真相，这也是蔡登山对历史研究乐此不疲的原因。

张伟赞同这种说法，他和蔡登山都很注重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蔡登山可能会为了一封信、一部日记千里迢迢跑到美国和法国，这不仅是兴趣，也是文史研究的习惯。当然，这更是因为这种日记、书信是非常珍贵的。

蔡登山提到，有些书信还没有年月日，甚至连称谓都不清楚。比如说，若研究者要搞清楚袁世凯跟瞿鸿禨是怎么斗法的，那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十九日袁世凯的密札就非常重要。这封信在寄给端方之后，最后一句是阅后即焚。不过，端方是金石文物收藏家，他知道袁世凯的信在以后拍卖会很值钱。他就把信保留了下来。后来，端方在保路运动里被杀头，他的藏札因此大量散佚。这封信被章士钊发现了，就公布了出来，揭开了“丁未政潮”的秘密。

学者沈云龙曾经说过，这封信可见袁世凯及其后台庆亲王奕劻，倾轧瞿鸿禨、岑春煊，布置之周密，设词之工巧，手段之狠辣，无怪瞿、岑二人非其敌手。这是有关“丁未政潮”极其珍贵的史料。在信中，袁世凯的阴谋被和盘托出，成了千古铁证。如果没有这封信，历史学家只能靠猜想臆测，“丁未政潮”的内情将无从论断。

有时候，影射小说甚至比冠冕堂皇的回忆录有参考价值

蔡登山提到王国维的一句话，“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许多人都喜欢听绯闻和八卦。但是，写作者说有容易说无难。在许多绯闻中间，有许多添油加醋的东西，这都是没有发生过的。

蔡登山认为，赛金花和瓦德西的绯闻就是“胡扯”。他根据瓦德西的回忆录、赛金花的说法和刘半农的《赛金花本事》，证伪了这个绯闻。蔡登山说，“材料越多看得越清楚。有时候新的材料让你发现新的历史，有时候新的材料让你把这些传言，这些不真实的历史给破除掉了。我觉得，历史真的是很好玩，我已经上瘾了。”

张伟认为，他和蔡登山的追求是要讲真的八卦。这意味着他们的东西首先要真实可信，其次是要有趣，读者愿意以看八卦的心态来看这些东西，至于该如何进行判断，这是读者的权利。

张伟说，“回忆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一般性认为最可靠的东西是日记、书信和文章。文章至少是作者公开署名发表的，但这也并不一定可靠，因为作者有很多当时不方便说的话，往往就会用书信的形式表达出来。书信的形式是点对点的，一般会写内心的话。但是，点对点要看通信人的关系。”

日记是自己写给自己看的，也相对比较可靠。但是，许多名人知道自己的日记以后肯定会被别人看到，在下笔的时候有所戒备。鲁迅的日记几乎只是记事，比如今天吃什么饭，今天到哪里去。读者是看不到他对国事的评判。

为了隐瞒自己的一些想法，还有些作者会修改日记，比如翁同龢。另外，还有些日记作者的家属会修改日记，或者干涉日记的发表。因此，日记也不一定可靠，任何可靠和不可靠都是相对而言的。

蔡登山认为，小说甚至也能当做可靠的史料，他从苏青的《续结婚十年》里面，找到相当多的真实人物。苏青写得非常真实和详细，甚至能把床笫之事的特征都可以写得很清楚。因此，读者可以看到当时整个上海沦陷区的事情。他认为，她笔下的人物原型，没准就是周佛海、陈公博、周化人，只是她把他们在小说里换了名字。

蔡登山在研究梁鼎芬时，还用了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实，小说里面许多地方都是真实的，除了有一些地方，作者故意把它写错，不然会被告。只要研究者了解他要研究的人物，很快就可以在小说里把这个人辨识出来。“这比政治家冠冕堂皇的回忆录好用。你真的要追那个细节，追出有血有肉的东西，有时就需要小说。”蔡登山说。

新京报 记者：徐悦东 2019-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