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心雕龙》，常为一个问题所困扰。在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何以在齐、梁之际能够出现一部理论体系如此完整严密的巨著。这样一部巨著，何以能在深度与广度上达到这样高的水平。这样一部理论思维能力极强的巨著，何以能用限制极大的骈体写得这样的华美而又含蕴深厚。就是说，我们常常力图说明这样一部书“是什么”，而我感到困扰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部书，为什么在它之后，很难再找到像它这样宏大严密的理论著作？我想，窥测刘勰创建他的庞大的理论体系靠的是什么，他之所以能创建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探讨这个问题或者能对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有某种借鉴意义。
一
我们涉及的这个问题，关系到刘勰的素养。他创建如此精深的理论，首先面临的是一个知识结构的问题。我们现在很难具体了解他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都看过一些什么书，他在那些书中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们能够从《文心雕龙》中看到他所引用的书，并且从他引用的角度窥测他对那些书的理解，窥测那些书在他的理论构成中所起的作用。
《文心雕龙》引及作者322人。①其中一些作者，在书中被反复提到。据我的统计，其中提到26次的1人：扬雄；提到25次的1人：曹植；提到24次的1人：司马相如；提到22次的1人：陆机；提到18次的2人：班固、张衡；提到14次的1人：潘岳；提到13次的1人：贾谊；提到12次的2人：宋玉、王粲；提到11次的2人：曹丕、枚乘；提到10次的2人：屈原、蔡邕；提到9次的5人：司马迁、桓谭、崔瑗、张华、刘桢；提到8次的2人：左思、崔骃；提到7次的8人：孔子、东方朔、马融、杜笃、孔融、傅毅、陈琳、陆云；提到6次的3人：王褒、曹操、应瑒；提到5次的11人：荀子、陆贾、班彪、邹阳、崔寔、阮踽、祢衡、嵇康、潘勖、张载、温峤。5次以下的人数最多，其中只提到1次的有233人。提到的次数多少虽不能说明被提到的作者对刘勰影响的大小，也不能绝对地说刘勰对他们评价的高低，但似乎可以说明，那些被反复提到的作者，有可能是他最为熟识的作者，或者是作品涵盖面广，适于在不同的篇目中作为例证加以引用的作者。从这个名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提到次数多的作者，大体上是各种文体中的重要人物。其中有两个例外需要说明，一是屈原，只提到10次，按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刘勰对他的推崇看，他被提到的次数无疑应在扬雄与宋玉之上。之所以只提到10次，是因为刘勰已专章设立《辨骚》，集中论述了屈原创作的地位与价值，在其他篇中也就不再反复出现。另一位是孔子，之所以只提及7次，也因为已经有《征圣》、《宗经》两篇，集中论述了圣人的思想。而且，此一种之思想，在全书的论述过程中每每出现。在书中，他对于孔子的评价是至高无上的，提及次数的多少无碍于他对孔子的评价。
从他所提及的作者以及对于他们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出他兼容并包的治学倾向。他提到儒家的孔子、孟子、子贡、子夏、子思、荀子、孔悝、陆贾、贾谊、扬雄、董仲舒、孔安国、郑玄，当然也提及儒家所推尊的尧、舜、文王、周公；他提及道家的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公孙龙子、刘安；提到玄学家何晏、王弼、郭象、向秀、夏侯湛；提到法家商鞅、韩非；提到墨子；管子；提到史家司马迁、班固、刘向、刘歆、孙盛、干宝等等；甚至还提及兵家的孙武。各个学科，各个学派，他都接触到了。可以说，对于他之前的思想文化遗产，他有着广泛的了解。
《文心雕龙》一书，引及作品436部、篇，②引用原文223处。从他所提及的作者与所引的专书、单篇与文句，我们能够窥测到他所接受的文化遗产的广泛影响，可以大致了解他的知识积累状况。
从他的引书中，我们知道他看过的经书有《诗》、《书》、《礼》、《易》、《春秋》。在书中，他引用最多是《诗》、《易》、《尚书》，对春秋战国史和礼制的熟识程度，对于他这样一位当时只有30多岁、在寺庙校经的青年人来说，他的敏锐与广博确实令人感到惊讶。他看过的史书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战国策》、《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张莹《后汉南纪》、薛莹《后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孙盛《魏氏春秋》、鱼豢《魏略》、虞溥《江表传》、张勃《吴录》、陈寿《三国志》、陆机《晋三祖纪》、王绍《晋纪》、干宝《晋纪》、孙盛《晋阳秋》、邓粲《晋纪》等23种以上。可以说，在他的时代，大部分的史书，他都读了。可以证明他都读了的理由，是他对每一部史书，都或评论，或引用。而且这些评论、引用，均非泛泛阅读所能做到。例如，他论孙盛《晋阳秋》，称其“以约举为能”。孙盛《晋阳秋》已佚，清人汤球有辑本。我们从辑本看，孙盛记事，确极简略。如其记景元三年杀嵇康事：称“嵇康性不偶俗，而尚奇任侠”③。对嵇康性格此一极简洁而又确切的概括，为后来诸多史家所沿用，说《晋阳秋》的特点是“约举”，确为不易之论。他论干宝《晋纪》，称：“以审正得序。”在《才略》篇中他又说：“孙盛、干宝，文盛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审正”是判断正确，“志乎训典”是以经典为准的。对于干宝《晋纪》的这一评价，亦非泛泛之论，必是认真阅读且深思后之所得。干宝《晋纪》已佚，但汤球辑本中保存的史论，仍可见其大致面貌。在这篇史论里，他直言晋之兴，非由积仁义而得之，乃由武力之争夺。故其得之速而其败亦速。干宝修史，尊崇《春秋左氏传》的传统，重“正名”。儒家本有为尊者讳的思想，干宝敢于直面晋之建立者的不义之举，随之论及其朝政之一系列乱象，以明其必亡之因。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干宝论晋之创业之本，固异于先代，后之作史者，不能为此言也，可谓直矣。”④从这篇史论里，我们也可以了解干宝之修史，确如刘勰所说，是“审正”。从整体的修史思想言，干宝以经典为依归，是“志乎训典”的。唐人李华，也看到这一点，他说：“干宝著论，近王化根源。”⑤“近王化根源”，亦“志乎训典”意。既志乎训典，又审正得序，刘勰对干宝《晋纪》之此一论断，分寸把握得十分准确。从孙盛、干宝两例，我们可以看到彦和(刘勰字彦和)史书阅读的深入、认真程度。他阅读史书的深入，我们还可以从他对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引用中看出来。对这三部书的引用，其熟识的程度，我们从下列几点可以看出来。一是对于历史的发展了如指掌，《文心》全书引《史记》26篇：《夏本纪》、《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乐书》、《封禅书》、《齐太公世家》、《赵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商君列传》、《苏秦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匈奴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滑稽列传》、《太史公自序》。引《汉书》47篇：《文帝纪》、《武帝纪》、《宣帝纪》、《律历志》、《礼乐志》、《食货志》、《郊祀志》、《五行志》、《艺文志》、《刘向传》、《王陵传》、《淮南王传》、《石奋传》、《晁错传》、《邹阳传》、《枚乘传》、《枚皋传》、《路温舒传》、《韩安国传》、《李广传》、《董仲舒传》、《司马相如传》、《公孙弘传》、《儿宽传》、《杜钦传》、《严助传》、《朱买臣传》、《吾丘寿王传》、《贾捐之传》、《王褒传》、《东方朔传》、《韦贤传》、《赵充国传》、《王吉传》、《韦玄成列传》、《张敞传》、《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匡衡传》、《东平思王传》、《匡衡传》、《孔光传》、《扬雄传》、《陈遵传》、《外戚传高祖吕皇后传》、《外戚传孝武李夫人传》、《元后传》、《王莽传》。引《后汉书》44篇：《光武帝纪》、《章帝纪》、《隗嚣列传》、《窦融列传附窦宪传》、《鲁恭列传附鲁丕传》、《马援列传》、《宋弘列传》、《冯勤列传》、《桓谭列传》、《冯衍列传》、《张纯列传》、《曹褒列传》、《贾逵列传》、《班彪列传》、《班固列传》、《沛献王辅传》、《张敏列传》、《胡广列传》、《周荣列传》、《郭躬列传》、《王充列传》、《崔駰列传》、《崔瑗列传》、《钟暠列传附钟岱传》、《臧洪列传》、《张衡列传》、《马融列传》、《蔡邕列传》、《左雄列传》、《荀淑列传附荀悦传》、《陈蕃列传》、《孔融列传》、《宦者列传蔡伦传》、《儒林列传尹敏传》《文苑列传杜笃传》、《文苑列传李尤传》、《文苑列传苏顺传》、《文苑列传傅毅传》、《文苑列传王逸传》、《文苑列传祢衡传》、《方术列传王真传》、《列女传班昭传》、《礼仪志》、《祭祀志》。刘勰对三书上述纪、志、传的引用，分布于《文心雕龙》50篇之中的33篇。这33篇，既涉理论枢纽部分，亦涉文体论、创作论与批评论。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要求，他都能引得恰到好处，例如，对文体论，他遵循“原始以表末”的原则，追溯各种文体的发展史，需要列举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性作家作品，他一般按照历史顺序引用。他知道那些代表人物在什么情况下写出了那些作品，仿佛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在创作论中，论述的是理论问题，他也能从史书中找到恰当的实例，加以阐发。例如，《神思》篇论为文之驰神运思，为了说明创作时之驰神运思，其条件之一是受制于禀赋之才气大小，才气不同而成篇有快慢，他例举了几个代表性人物的创作实际：“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踽据鞍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此12例中，有6例来自《汉书》、《后汉书》，非熟读此两书，不可能在考虑文思迟速之理论问题时知道在什么地方有贴切之例子。二是这33篇的引用，有的是直引其事，有的则是曲折引用，从其一言半语，再证以他书。不熟读此三书，不可能做到例举时出神入化。他对于其他史书的引用，亦有类似之情形。从上述的简略说明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刘勰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知识的积累。此一种之知识积累，不仅使他对文学发展过程之历史环境有深切之感知，在论述文学理论问题时紧扣历史真实之情景，不作无根之空谈。凡有所论，都给人以历史之实感。而且，也使他在论述文学理论问题时，能够更好地把握文学发展过程的特点。近20年来学术界论及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之民族特点时，常引刘勰的理论为例来说明。这也说明，刘勰深厚的历史知识积累在理解、把握和表述文学的民族特色时的意义所在。刘勰大量阅读史书，从中了解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从中接受思想的熏陶之外，他更多的是大量阅读子书。他以一种兼容的态度，接受思想遗产。在《文心雕龙》中，我们看到他读了《管子》、《墨子》、《鬻子》、《老子》、《文子》、《孙子兵法》、《孟子》、《韩非子》、《庄子》、《荀子》、《晏子》、《尸子》、《尉缭子》、《列子》、《鬼谷子》、《鶡冠子》、《邹子》、《青史子》、《吕氏春秋》、《新语》、《新书》、《说苑》、《法言》、《潜夫论》、《政论》、《昌言》、《申鉴》、《淮南子》、《典论》等近30种，还不包括单篇的论文，如他论及的魏晋时期不少玄学家的著作。在这近30种的子书中，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小说家、杂家。可以说，在他之前的主要子书，他都读了。对于他之前的思想发展史，他是下了一番工夫的。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创作论中他引用《庄子》15次，涉及《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德充符》、《骈拇》、《天道》、《秋水》、《知北游》、《徐无鬼》、《外物》、《天下》诸篇。有的是引用其术语，有的是直接用其文句，有的虽引其文句而改变其用法，有的则是引其思想而以己之言语表达。在《文心》中大量引庄子，说明刘勰对庄子的熟识程度，而他在《文心》中所表述的思想，却并非是庄子思想之照搬，他是经过吸收、融合之后变成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的。其中有庄子的影子，而又非庄子之思想。老子、列子、孟子、荀子、淮南子等的影响在《文心》中同样存在着，也同样是被吸收、融合了，变成了刘勰的思想，而非任何一家。佛教和道教，同样对《文心》产生影响，而表现得更加深藏，更加隐蔽。你分明知道它们的存在，但直接的确证，却不易说出，说出来只能是类比、影附，影影绰绰。刘勰对于诸子思想之此种接受形态，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他对于诸子思想之了解，已经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他不是一般的阅读，而是阅读中有深入之思索。从诸子对《文心》的影响中，我们看到刘勰对于他之前的思想史有着深入的理解。他积累了思想史的丰富知识，而且在思想史知识的积累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为他撰写《文心雕龙》作厚实的思想理论准备。
刘勰为撰写《文心》最为重要的知识准备是对于文学史的全面而深入的掌握。无论是作家作品，还是各个时段文学发展的特点，或者是已有文学批评的得失，他都了如指掌。我们看他论及文体81种：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14种为有原之文；史传、诸子、论、说、诏、策(诏策又包括7种细目)、檄、移、封禅、章、表、启、议、对、书、笺记(笺记包括25种细目)49种为无韵之笔；杂文19种中典、诰、誓、问、览、略、篇、章为无韵之笔，其余为有韵之文；谐、隐无一定之体，可入文，亦可入笔。此81种文体每一种产生之原因、用途，最初之体式特点，发展过程中之变化，成熟之形态，他都给了甚为细致之描述。正是在此一种全面了解的基础上，他才能对各种文体之理想形态作深入之思考，从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从“释名章义”到“敷理举统”。在他之前，虽有不少论及文体者，如蔡邕、曹丕、挚虞、李充等人，但没有一位像他那样全面而深入地给予各种文体以系统的阐释。他不仅对文体的发展史有深入之了解，而且对不同时段文学发展之特点，也十分清楚。我们看他对不同时段文学之描述，就会惊异于他把握之准确。他把自己对于历史发展的知识与文学发展之特点联系起来，高屋建瓴地作出概括。如他论建安文学，称其梗概多气之特点，乃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之社会风气所致。说江左玄风之盛行，影响到文学风貌上来，就形成其时特有之文学风尚，“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他的这些见解，为后世论者所普遍接受与赞许，就是因为它准确而深刻。之所以能达到如此之准确与深刻，就因为他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有着极为丰富的知识。他对于作家了解之广与深，也是前所未有的。凡所论及，都反映出他了解的细致深入。仅举一例，即可说明。《才略》篇论及作者94人之才华。才蕴于内，华发于外。此94人之才华高低，反映在创作上的风貌上，刘勰一一加以论断。如果没有对此94人之作品与其人之才性作全面之研究，绝不可能以一两句评语而概括一位作者及其作品之特点。如论曹丕兄弟，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此一评论，包含着几个层次：一是认为旧谈扬植抑丕之评论不公；二是指出不公之理由，称曹丕并非无才，他也是才情丰盛而清丽的，只是他思虑周密，所以落笔迟缓。但是他乐府写得好。在《乐府》篇中刘勰论及乐府时，也说“魏之三祖，气爽才丽”。他举出的例诗，是“‘北上’众引，‘秋风’列篇”。“秋风”指的就是曹丕的《燕歌行》。在《诏策》篇中他又称赞曹丕的诏书写得好：“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显然他认为曹丕有其所长。丕与植之差别，只在于才之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从他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是经过认真的比较之后才下结论的。他评论作家作品，常常使用比较的方法，如“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封禅》靡而不典，《剧秦》典而不实”等等。要比较，就要占有丰富的文学史料。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他撰写《文心雕龙》之前文学史知识积累的情况。
二
广泛而又深入的知识准备，不仅为刘勰提供了撰写《文心雕龙》的素材，而且在知识准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思维习惯，影响着他的思维方法。论《文心》者多注意到刘勰研究方法之特点，但对于他究竟持何种之研究方法，则看法并不一致。我们先从《文心》论述之过程，窥测其知识准备过程中所受之思想训练，窥测其思想形成过程所受之影响，然后判断他研究方法的特点。
我们从他论《史记》，可以看到他兼取两端、不偏一局的思维方法。他论述史书撰述之难度与责任重大时，对司马迁有一总的评价。他说：“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通”，可简单理解为博通，但亦可理解为彦和在此一段文字之前提及的良史之标准：“若乃遵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掩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这个万代一准，既包含着“尼父圣旨”，也包含着“良史之直笔”。这是说，既宗经，亦具实录之精神。“通”，是说司马迁通晓此万代治史之一准则。司马迁史学思想中有尊孔的一面。他在《史记》中特立《孔子世家》，对孔子备极推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在《孔子世家》中有甚为明确之宗经思想。彦和在尊孔尊经这一点上不能说没有受《史记》的影响。在《史传》篇中，他说：“是以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史记》的宗经思想影响着刘勰的史学观，但是《史记》的实录精神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刘勰。在《史传》篇中，他评论《史记》，称：“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贤圣。”“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叔皮论之详矣。”“位杂中贤”，是一种婉转的说法，《史记》中不仅列入了正统的帝王世系，亦列非帝王统系的项羽于帝王世纪中，还列陈涉于世家中，这已经打破了正统论，深刻地表现出司马迁面对历史事实时的求实思想。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表现在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上，例如，他论秦始皇，一方面说秦取天下以暴，另一方面又对秦始皇的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在《秦始皇本纪》中引贾谊的话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⑥司马迁指出秦虽行暴政，但在诸侯争夺、侵陵残民的大战乱之后，政虽苛刻却有其合理的一面。这就是求实。刘勰肯定了他的实录无隐之旨。实录无隐，就难免在面对历史事实时背离宗经的轨迹，去肯定那些并非正统的人与事，而被视为反经爱奇。刘勰引用班彪论司马迁的话评司马迁，看似同意班彪的观点，否定司马迁的爱奇反经，而事实上，他却是无形中接受了司马迁的实录无隐之旨。此一种既此亦彼之思想方法，已经在无形中影响了他。此种兼取两端，不偏于一局的思想，是一种更全面认识事物的思想方法。实质上是既有两端，又非两端的折其中的思想。此一种之思想，我们在《文心雕龙》中处处可以看到。王运熙先生从大的方面，举出了《文心》中折中⑦倾向的两个例子，一是彦和论作品，主张写日常生活与讽谏规箴并重；一是既重文采，又重质朴刚健。⑧不偏重一端而是兼取两者。有的研究者还提到刘勰在对待法古与新变、奇与正中的折中倾向。⑨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的具体例证，来说明刘勰并重两端，不偏一局的思想方法。在《章句》篇中，他论及韵文中的换韵问题时，说有的换韵太快，则声韵太过于急促；百句不换韵，则声韵又显得疲沓乏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既不要换韵太频繁，又不要长久不换韵，快与慢都是可以的，只是不要“太”，要“折之中和”。常识告诉我们，“中和”是一个空间，并没有严格的界线，其间可容得下快与慢，它的限制，只是不偏于一端而已。《辨骚》篇论《离骚》，他说淮南王刘安、王逸、汉宣帝和扬雄，都肯定《离骚》，而班固则称其与经传不合，“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刘勰认为，《离骚》的“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和“忠怨之辞”，这四点合于经典；而“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与“荒淫之意”这四点则异于经典。同于经典当然是可取的，但异于经典亦并非不可取，它虽为“《雅》《颂》之博徒”，却是“词赋之英杰”。又是兼取两端。《诠赋》篇对赋体提出要求，是“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词要美丽，义要典雅。文采可以缤纷(杂)，只是不要丢掉质；色调虽错杂(糅)但不要丢掉主调(本)。又是兼取两端而不偏于一局。《封禅》篇论封禅文之要旨，在于“使意虽古而不晦于深，文虽今而不坠于浅”。意要古雅，但古雅要不至深奥难懂；文词要使用当代之语言，但不入于浅显。也是兼取两端而不偏于一局。《章表》篇对章这种文体的要求是“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须扼要，但扼要而不至于疏略；须明白，但明白而不流于肤浅。《定势》篇论势，说深懂文章写作的人，他就能掌握各种不同的“势”(情感、义脉的力的流动、文词构成之趋向)。⑩但不论运用何种之“势”，都要做到兼通，“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奇、正、刚、柔的不同的“势”，都是可以用的，用而得当，奇与正，刚与柔，虽处两端，亦无不可。
兼取两端，不偏一局的思想方法，就使得他在面对思想史时，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他虽在全书中明确提出征圣宗经的理论的纲，但对于诸子，并未加以否定。他从不同的角度，一一列举出诸子著作的优点：“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鶡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眇眇，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文心雕龙•诸子》)上所列举，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杂家，他都看到其著作的优点所在。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从中看到他在知识的积累过程中，看到各家之所长，也就接受各家之所长，开放兼容，扩大了视野，也建立了不偏于一局的思想方法。他如何将诸家之思想融合交汇于心，成为自己之思想，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非本文所能解决。
三
从刘勰的知识积累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测到他的思想形成的甚为丰富的内涵。《序志》篇有一段论述，向为研究者所注意，亦引发许多的争论。这段话是：
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
此一段话意谓己之立论之准响，不论古今，不顾已有理论之同异，“唯务折衷”而已。这“唯务折衷”，就被研究者看做刘勰的研究方法。对于“折衷(中)”之解读，则人各不同。有以为此“折衷”，乃是儒家之中庸思想在研究方法上的运用；有以为此“折衷”乃是断之以佛家之中道观；有以为此“折衷”乃是以玄、儒合一之思想为准的；有以为此“折衷”即断之以心，而此“心”，以佛为主，兼及儒；有以为此“折衷”所体现之方法，亦儒非儒，亦道非道，亦佛非佛等等。如何理解彦和所指“折衷”本义，可能涉及思想发展过程中各种思想之互相融合与吸收，并由是而产生的词语内涵之细微变化。
“折衷”之本义，折，断；中，正也；本谓断之以正，并无特指何家之思想。如《管子》卷八《小匡》管仲对齐桓公说：“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司理。”(11)此处之“折中”，是指公正的决狱。(12)“折中”于孔子，则自汉代始，论在陆贾《新语》中。(13)又《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4)《汉书》卷三六《刘向传》，刘向上书谏用外戚事：“《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机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15)引《易》系辞，所折中者当亦指孔子之思想。《汉书》卷七二《贡禹传》引贡禹进言：“孔子，匹夫之人耳，以乐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16)这些都是明确提出折中为孔子思想的。王充《论衡•自纪篇》也提到“折中于圣道”，此“圣道”似亦指孔子之道。但是，“折中”此一词之含义，在其后之使用过程中所指并不一致，折之以“中”之“中”，儒者以儒，道者以道，佛者以佛。我们可以举出若干例证以明之。如《后汉书》卷十六《寇恂传附寇荣传》，寇荣上书辩冤：“昔文王葬枯骨，公刘敦行苇，世称其仁。今残酷容媚之吏，无折中处平之心，不顾无辜之害，而兴虚诬之诽”。(17)此“折中”意为公平，而其内涵，则指仁之思想。《后汉书》卷二八《冯衍传》引衍《显志赋》，“折中”一词指的则是儒道合一的思想。(18)《晋书》卷五一《皇甫谧传》引谧《释劝论》，谧假客主答问，以申己之志，称：“弃外亲之华，通内道之真，去显显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尘，宛转万情之形表，排讬虚寂以寄身，居无事之宅，交释利之人。轻若鸿毛，重若泥沉，损之不得，测之愈深。真吾徒之师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议吾失俗而骇众，吾亦怪子较论而不折中也。”(19)这里所断之于中者，指的是道家思想。“折中”之“中”内涵为佛家思想的，多见于名僧之序言，如释僧叡《中论序》：“是以龙树大士，折之以中道，使惑趣之徒，望玄旨而一变；括之以即化，令玄悟之宾，丧咨询于朝彻。”(20)曇影在《中论序》中，就直接用“折中”一词：“时有大士，厥号龙树，爰讬海宫，逮无生忍。意在傍宗，载隆遗教，故作论以折中。”(21)这里所说的“折中”，明确是折之以中论的。僧叡《十二门论序》：“《十二门论》者，盖是实相之折中，道场之要轨也。”(22)这里所折之“中”，当然就是《十二门论》。释道安《注经及杂经志录序》说他之所以注经，是因为所翻译的经书并非出一人之手，“或善梵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梵，众经浩然，难以折中。”(23)注是为了正确解释佛理，“折中”有“正解”意。道安《了本生死经序》、《鞞婆经序》，释僧叡《大智度论序》中的“折中”，均为此意。
从以上引述中，我们知道“折中”一词，本义为断之以正，或者说，以正为准。而此“正”之内涵，则各家之理解各异。我们前面曾说刘勰对于诸子、史书具极广泛之知识。他当然了解诸子与史书中使用“折中”一词之不同含意。他助僧祐编《出三藏记集》，上引僧叡、道安们之经序，都在《出三藏记集》中，他当然也是看过的，对于道安们使用“折中”一词之含义，他当然也是了解的。“折中”一词不同使用之不同所指，是否在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中产生过无形的影响，确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
《序志》篇“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是说他在弥纶群言时，必断之以正。这个“正”何所指，周勋初先生在《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中”说述评》(24)中已有深刻论述，他指出折之以“中”者，就是儒家思想。从《征圣》、《宗经》中，可以找到大量证据，说明彦和论列是非时确是依经立义，衡量是非时亦确以经为准绳。勋初先生并进一步阐述彦和用此种叩其两端而取其适中的方法论文之种种事例。张少康先生写有《擘肌分理，唯务折中——刘勰论〈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后来汪春泓、陶礼天诸位先生都对彦和“折中”说究何所指发表了看法。最近，勋初先生又进一步论述了彦和“折中”说所属之思想体系，指出彦和之“折中”说与佛家之中道观无关。(25)我以为周先生的分析抓住了刘勰思想的核心。我是同意的。同时，我也注意到其他学者的分析在结论之外，实际上接触到了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现象。诸种思想在刘勰知识积累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交融形成了他自己的见解。正因为此一种之交融，才为学术界对《文心》中的许多理论观点作出不同的解读提供了可能。这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如“道”的问题，以为刘勰所说的“道”是儒家之道，当然可以找到大量证明。但是说那是道家的“道”，也同样可以言之有据。严寿澂先生在《道家、玄学与〈文心雕龙>》中，就有充分的论述。(26)他是从整个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上说的。对各种不同的解读，也都可以找到弱点，提出反驳。问题恐怕就在于思想发展过程中复杂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在刘勰的思想里，此种现象大量地存在着。“折中”说亦如此。“折衷(折衷与折中同义)”是断之以正，这个“正”，就存在诸种思想互相渗透的可能。刘勰说“唯务折中”，他指的是他“弥纶群言”时不论是同乎旧谈还是异乎前论，判断的唯一依据就是是否正确。这个“正确”，当然是他自己认为的正确。而他自己认为的这个正确，主要当然是宗经，但也并没有排除其他思想。这只要看《诸子》篇的论述即可一目了然。《奏启》篇中所说的“折衷”，其实也能说明这一点。他列举的“多失折衷”的例子中，既批评墨，也批评儒。他虽然说“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看似以儒家之礼义为准绳，但他接着又说：应该“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奏启》中的这个“折衷”，其实也存在着多种思想融合的痕迹。
上述只是举出“折衷”一词在《文心》中的使用，以说明刘勰在知识积累过程中受到的诸种思想的影响，说明他的思想是思想发展史的产物。任何一家的思想，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是纯之又纯的。多种思想的融合，在《文心》一书中大量存在，只是我们还没有认真细致地清理而已。
四
从《文心》一书，我们还可以窥测到刘勰在知识积累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敏锐的审美感受力和他对他所处时代的文学发展现象的深刻理解。
我们在《文心》中，看到大量高度概括性的美的判断，如“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拔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论扬雄，谓其“味深”，论刘向，谓其“趣昭”，论刘桢，谓其“言壮而情骇”，论阮籍，谓其“响逸而调远”，论嵇康，谓其“兴高而采烈”，论潘岳，谓其“锋发而韵流”等等。这雅、润、清、丽、雅赡、宏富、深瑋之风、飞动之势、骨鲠、气扬采飞、味深、趣昭、言壮情骇、响逸调高、兴高采烈、锋发韵流，都是什么意思，他都没有展开论述。在《文心》一书中，此种概括性之评语为其理论阐述之基本方法。这些词语或句式，为后来我国文学批评之所常用。其中有的是刘勰首次使用的，如“骨鲠”。此词原用以论人，如“骨鲠之臣”。而刘勰首先用以论文，这与他在《风骨》篇中首提“风骨”范畴有关。“风骨”指称流动的感情的力与强有力的义理之力的结合，则此处之“骨鲠”，是指陈琳檄文具巨大之义理说服力。“润”，本用以形容玉之姿质、水之浸润，也用以状人之姿貌之温润美好。陆机在《文赋》中曾用来对“铭”这种文体提出写作的要求：“铭博约而温润。”刘勰用来形容嵇康诗的艺术风貌。“润”是一种读诗的感觉，读康诗有一种如玉般的清润之感。彦和在另一处论康诗，称“嵇志清峻”。清峻指其高洁品格在诗中所表现的高洁脱俗之志向。而“润”，则是诗境所展现的情思韵味。嵇康诗有一种优游容与的境界。此一种之境界，乃是庄子思想之人间化。(27)刘勰将此一种之诗境，用一“润”字表达出来，反映出他诗歌感受力之敏锐细腻。其他“清”、“昧”、“韵”、“趣”等等术语之生成，亦类此，皆自诗境之感受而来。我们还看到，他此一种之感受，往往从比较中生发，在不同作家作品的比较中呈现。这又可以说明，他的敏锐的审美能力，是在大量阅读作品时前后左右比较中获得的，如他自己所说“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文心雕龙•知音》)。以上是要说明，刘勰撰写《文心雕龙》，除了广博深厚的知识积累之外，就是审美能力的培养。很难想象，没有敏锐的审美能力，能够如此精审地评论作家作品。
从《文心》一书，我们还看到刘勰对于他所处时代的文学发展趋向的深入了解。他立《情采》篇，其时重情之思想潮流正转向抒情娱乐化，有必要谈情与采之关系问题。他立《丽辞》篇，其时骈文之写作已相当成熟，提出与骈文有关的理论问题。他立《声律》篇，其时声律论正在讨论之高潮中。可以说，创作论与批评论中所讨论的问题，无不与其时之文学创作走向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这样，我们又知道，对其时文学走向之关心与深入理解，是他写成《文心》的又一准备。
刘勰为撰写《文心雕龙》所作知识准备，如果说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创建有所启发的话，那就是要具备深厚的历史、思想史、文学史的知识，要有敏锐的审美能力，还要对当前的文学创作走向有深入的了解。在今天，当然还要了解海外文学理论、文学思想的走向。具备了这些，才有可能创立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不朽的文学理论体系。这当然是很难的，还有赖于几代学人的不断努力。
注释：
①我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说过《文心》一书，引及作者248人以上。兴膳宏教授《文心雕龙人物略传》只列出115人，他说明这只是主要作者。我此次统计，凡书中称作者的都列入，如庖牺画八卦之类。之所以作这样的统计，是考虑到这是刘勰的理解，而非以我们今天的标准加以衡量。
②指提及书名与篇名者，有的是引全书，有的引单篇，单独计算。有的只引文句，不计于此，而计入引用原文之内。
③孙盛：《晋阳秋》卷1，载乔治忠校注《众家编年体晋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7页。
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3，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89页。
⑤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载《全唐文》卷31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98页。
⑥司马迁：《史记》卷6，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3页。
⑦“折中”即为“折衷”。
⑧王运熙：《刘勰文学理论的折中倾向》，载饶芃子主编《文心雕龙研究荟萃》，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
⑨龚贤：《论〈文心雕龙〉“折中”原则的成因及表现》，《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⑩关于“势”之含义，我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有专章描述，此处不赘。
(11)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47页。
(12)此一段话也引在《吕氏春秋》卷17《勿躬》中。
(13)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辨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9页。
(14)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7页。
(15)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62页。
(16)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78页。
(17)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29页。
(18)《显志赋》：“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务光而愈明。”他说的是以伯夷、务光为榜样。《赋》接下去就说：“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贵玄……夫庄周之钓鱼兮，辞卿相之显位。”既崇孔，又崇老、庄。见范晔《后汉书》卷28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95、1001页。
(19)房玄龄等：《晋书》卷5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14页。
(20)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1，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00页。
(21)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1，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02页。
(22)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1，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03页。
(23)严可均校辑：《全晋文》卷158，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24)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5)周先生此文仅在2008年11月“北京2008《文心雕龙》与21世纪文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极少数学者中传阅，并未正式发表。
(26)严寿澂：《道家、玄学与〈文心雕龙〉》，《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
(27)此一问题，我在拙著《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章第3节中有详论，此处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