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唐代文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作为这进展的主要成果，就有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和他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这些著作，在唐文学研究领域里可以说有口皆碑。其中的每一本，都有它的意义。《唐代诗人丛考》出版时，我们刚摆脱古典文学研究的单调浅薄的模式不久，这部著作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它考证了三十二位诗人的生平事迹，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活动于大历时期的。对于大历时期的诗坛，学界向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面貌也就长期不明，象刘方平、戎昱、皇甫冉、皇甫曾、耿湋、李端等人，前此还很少有人认真清理过，璇琮先生是系统给予研究的第一人。而对于前人已研究了的诗人，他也提出新证，纠正了不少错误。但是，这部著作的主要功绩，我以为不仅在诗人事迹的清理上，而在于它通过诗人事迹的清理所展示出来的诗人诗坛风貌。考其生活之播迁，而往往察其诗风；考其交游而往往触及诗人群落。它从具体的事实出发，提出了许多超出以往研究模式之外的全新问题。我总觉得它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的生平事迹考辨的东西，它越出了个案考辨的范围，从个案考辨通向了整体研究。

这种研究特色在《李德裕年谱》中有了进一步发展。在这部年谱里，谱主的事迹完全织入到围绕牛李党争而展开的历史画面里。因此有研究者提到可以把它作为一部牛李党争专史读。它涉及的其实是当时的整个政局与牵涉在这个政局里的各种人物的活动。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说，它是一个大的背景，在这个大的背景中，有谱主也有众多作家的活动、心态。在对纷纭繁杂的史料的深见功力的清理中，始终贯穿着对历史的整体审视，而且是一种论辩是非的充满感情的审视。这其实已经超出一般谱录的编写范围，而是一种历史的整体研究了。

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则纯粹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例，它从一个侧面非常生动地展示了有唐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态。

如果联系到傅先生近年的一些文章，那就可以发现，他是明确地朝着整体研究的方向开展他的工作的，事迹考辨也好，谱录编写也好，某一领域的研究也好，目的都是认识一个时期文学的总的风貌，对这风貌作出解释与评价。这种整体研究，如果概括的说，似乎可以称之为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

但是，这又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它是从传统的考据方法中生发出来的，非常重视实证。它非常注重个案研究，把个案研究做得很深，从个案研究中认识历史的整体联系，认识历史的运行线路。《李德裕年谱》和《唐代科举与文学》都是很出色的个案研究，一个以人，一个以事，而两者的结果都是呈现一个时代的某一侧面的风貌。璇琮先生的个案研究是做得很精深的，他与李珍华先生合写的关于王昌龄和殷<SPS=1005>的两组文章也是例子。关于王昌龄，由于史料缺乏，许多问题长期以来若明若暗，无法深入下去，而这组文章却运用可以找到的一切材料，把问题解决得相当精彩。《诗格》作者是否为王昌龄的问题，向来争论很大，都因史料不足难以论定。两位先生从皎然在《诗式》中提到《诗格》的内容和空海《文镜秘府论》大量引用《诗格》，论证《诗格》作者在贞元初已为皎然所认定，在元和初又为空海所深信。这些情况学界虽以往也注意到，但如此尽详的论述却为前人所未曾。而我以为最细致的工作是傅、李两位先生以《诗格》所引例诗与王吕龄的行踪比勘，提出了《诗格》可能作于昌龄贬龙标尉时。这些例诗所提供的线索是极细微的，为以往学界所忽略，而他们却注意到了，给了论证。可以说，凡《诗格》本身所能提供的线索，几无遗漏一一检出加以辨析。当然现在还可以对他们的结论提出某些怀疑，但是要证明非昌龄所作，则也提不出有力的证据。同样深见功力的考辨，是关于王昌龄的行踪的。以往对于王昌龄是否到过边塞，何时和到过何处，均黯而不明。两位先生以极有力的证据，提出王吕龄曾经由甘肃靖远附近的白草原，由西向东，经萧关到固原，过六盘山，东到今天的平凉城，然后顺河南下，经凤翔、歧山一带，到扶风，直至长安，时间则在开元十四年之前。王昌龄行踪的这一有力考定，就把唐代最杰出的边塞诗的创作情形弄清楚了。对于《河岳英灵集》的研究，同样表现出甚深的功力。前人研究《河》集，从未认真研究过它产生的背景，而傅、李两位先生却系统清理《河》集编集之前唐人选唐诗的种种情形，从中论证文学观念的演变对于殷璠编《河》集的影响和《河》集所反映的文学观念的意义。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河》集的音律说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认为《河》集《序》中所说的“词有刚柔，调有高下”和“词与调合”，可能讲的是诗歌的抑扬律，而不专指平仄律。关于王昌龄和殷璠的两组文章，无疑是以传统的考据方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所涉及的，却是唐代文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诗格》的研究不惟涉及到对于盛唐诗歌思想的重新认识与评价，而且涉及到对于唐代诗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历史考察，这种意向傅先生在为李珍华先生点校的《五代诗话》写的序中有进一步的表述。而对《河》集音律说的解释，则涉及到对盛唐诗歌格律状况的重新清理与认识。从这些都可以看出，精深，是璇琮先生治学途径的基点；但是他又没有停留在这个基点上，而是由这个基点进入整体，由精深而入于博通。

精深不易，需要识力也需要功力，要对个案的研究选点得当，材料的挖掘少有遗漏，研究的现状了如指掌，历史的真实面貌了解近于准确，需要有坐下来做基本材料工作的功力与毅力。这一点璇琮先生在《吴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序》中有深刻的论述，他说：“研究历史，一个不可缺的基础和条件，就是首先要弄清事实。这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但遗憾的是，对此我们过去是相当漠视的。”“我们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学术上的一些基本工作，是不应该受什么‘热’的影响的，比起轰轰烈烈的什么‘热’来，它确是比较冷。”“我觉得我们应当提倡这样一种学术品格，那就是舍易就难，舍热就冷。”璇琮先生的研究正是走着这样的路。

但是博通更难。博通不仅要有广阔的知识面，而且需要有一种整体审视历史的能力。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从错综纠结、黯晦不明中看到症结所在，看到真相。璇琮先生的著作说明他是走着博通这条路的。

我以为，璇琮先生以其精深与博通从事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已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我国的学术传统里，文史本来不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搞文学研究的人只注意文学自身，对于政局的变化，社会思潮的波荡，宗教与哲学的情形，社会的心态，与不同地域的风情等等不予理睬。而不顾及这些，事实上便也撇开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学赖以生长的土壤，无法理解与解释文学的不同特点。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承接文史不分的传统，把历史看做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审视文学的特质，我以为是一种很好的治学途径，璇琮先生的成就就是很好的证明。

近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有很大发展，但也曾经被彻底否定；同时，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也反复被讨论过，意见纷纷。这里提到的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当然不会是大家都认可的最佳途径。细想起来，自古以来关于治学的目的与方法似乎就未曾有过统一的认识。大略说来，每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社会风云激荡之际，志士奋起，治学的目的往往重在为时所用，略其小而取其大；而当社会相对稳定或者停滞时，则治学者常常更带着纯学术的色彩。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即使身处同一时代，政治家、思想家与学者考虑问题的角度也往往不同。当然这只是大略而言的。但由这大略的差别，也就生出来治学方法的不同，有种种的争论，有种种的是非褒贬。我想，这种种的争论，种种的是非褒贬，是会还要永远继续下去的吧！对于学术的发展，对于民族文化的承传，种种不同的治学方法与治学目的的是非功过，恐怕是只好留给历史去评说的。但是有一点，不论何种的目的与方法，欲成大气候者，我以为有一点是必备的，那就是求实。虚荒浮躁者，虽可朝立一说，暮成宗主，费些小力气而获浮名于一时，但时光流逝，销声匿迹亦随之。求实则较经得起岁月的消磨，血汗较比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求实也真不易，需要有一种为学术献身、不怕坐冷板凳的精神与决心。璇琮先生为汝煜兄的著作写的两篇序言，真是使我感慨万千。汝煜兄就是璇琮先生所称赞的脚踏实地做学问的那种人，现在他已经过早地去世了！青灯摊书，在贫困中匆匆度过一生，正是许多献身于学术的有志之士的归宿。去年去世的郭在贻兄，也是这样的一位。他逝世之后，每当我重读他的数十封来信时，便会怆然想起他墓志上的话：“卅载清贫，二子尚幼，可不痛哉！”上天真也不公，浮猾钻营而富贵寿高者往往有之；而勤谨耕耘者，却常常贫寒困顿、英年早逝。季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身后如何，本与己无干；生前艰辛，却确实需要有一番为学术献身的精神。而学术，也就在这种献身精神中得到发展。同时这种献身精神自身，也常常给献身者以巨大的吸引力，使他们视艰难的学术之旅如歌如诗，虽鞠躬劳瘁而始终如醉如痴。

傅璇琮先生年来以极大的学术热情，提倡一种求实的学风，我觉得这于学术的发展是大有助益的。他也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奖掖后进，激励同志；在唐文学的研究中作了广泛的组织工作，这同样于学术的发展大有助益。这两个方面，没有阔大的胸襟与学术的识力，是做不到的。就以《唐才子传》来说，这样一部价值甚大而又问题甚多的书，从事唐文学研究的人离不开，而使用起来又须处处小心，实在非常需要对它来一番认真的清理。而这样大的工程，一个人的力量短期不容易做好。傅先生便组织同志，校笺这部书。从我读到的已经出版的两册看，在国内外对此书的研究中，都是最好的。这类组织工作，对唐文学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帮助甚大。我们的学术界，近年来组织了许多巨大的古籍整理的工程，千秋事业，功留后世！有许多学人为此默默奉献了自己的精力，令人钦仰。大约七八年前，有学者组织了相当多的人力，编写诗文鉴赏词典，对于诗人鉴赏水平的提高，对于古典文学遗产的普及，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受欢迎。但是后来，一本一本无甚特色，水平未见提高的同类性质的书便重重复复没完没了地出现，至今尚未见有告一段落的意向。就我所知，不少学人都为此而苦恼，这类约稿，每年至少数起，不答应吧，必蒙架子太之恶名；答应吧，又得放下手头的研究工作。许多学人为此而团团转，这也是一种组织工作，不过这是一种于学术的发展大有害处的组织工作。主其事者，其实不过为一主编之虚名与一点眼前之小利，而从其事者，却不得不耗费精力于毫无意义的抄冷饭之中。我不是说这类著作今后不应再出，我是说，一要有新水平、新特点；二不要牵动过多的学人，最好找三二同好，协力完成。

我有些把话说远了。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是想说，于学术的发展有益的学术组织工作，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好的，它需要阔大的襟怀与学术的识力。而这，正是傅璇琮先生这许多年来默默的工作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