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于1991年7月出版，由于只印了3000册，11月各地就已买不到。有读者不断来信，要求购买，而出于种种考虑，一直未能再版。

写此书的目的，原甚简单。当时正在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对于魏晋这样一个大变动时期的文学观念何以产生，甚难理解。只觉得这是一个异样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的改朝换代，有过许多的大战乱，有过许多的诛连杀戮，风云变幻，无时无之。士人或青云直置，或冤死牢狱；或坐享荣华，或转死沟壑；荣瘁更替，仕隐分疏，流光逝水，习以为常。就个人而言，或有惊天动地之经历；而就整个士阶层而言，则大体循传统思想而行事，未见大震撼于士林。只有魏晋和晚明，似乎是两个有些异样的时期。士（或者说是那些引领潮流的士人）的行为有些出圈，似乎是要背离习以为常的传统了。而此种异样，于文学观念的变动究有何种之关系，则黯而不明。于是产生了来探讨

魏晋士人心态的想法，目的只是为撰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做一点准备。

不料此书出版之后，得到过多的关注。过多的鼓励，使我汗颜。而读出其中悲慨的朋友，则使我感到极大的满足。人生多艰，而朋友们的会心一笑，则是多艰人生的最大慰藉。当然，也有学者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一本粗浅的书，婉转的提示说应该用西方的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才能把心态研究深入下去。

其实，我并非专门从事心理研究。我之所以研究心态，只是为了研究文学思想。因此，我的研究对象，是士人群体。我要研究的是士人群体的普遍的人生取向，道德操守、生活情趣，他们的人性的张扬与泯灭。涉及士人个案时，目的也在于说明群体的状况。我要研究的是动向，和这种动向与文学观念变化的关系。我无能力也无意于对某一士人做心理的以至与心理有关的生理的深层剖析。我以为那是心理学家的事。由于中国古代士人特殊的成长环境，我所看重的是环境的影响，而非他们的生理的基础。

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政局的变化。在古代中国，有隐逸情怀的士人不少，但真正的隐士却不多。隐逸情怀是人生的一种调济，而真正的隐士却要耐得住寂寞。多数的士人，出士入仕，因之政局的变化也就与他们息息相关。家国情怀似乎是中国士人的一种根性。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晚明东林党人说的。但从这话语里，我又仿佛看到东汉末年党人的身影。根性遗传，无可如何！

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变化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思潮。我们通常都谈到诸如两汉的儒学一尊的思想潮流、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等对于士人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如何进行的，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轻重浅深，如何开始，如何了结，似乎就有一连串的问题需要回答。我们可以对这些思潮作义理的细微辨析，但是它们如何的进入士人的内心，变成他们的人生取向，融入他们的感情世界，我们就所知甚少。有时我常瞑想，王阳明在越，每临讲座，环坐而听者数百人，四方来学者比屋而居，每一室合食者常数十，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阳明门人王艮讲学，听者近千。他们何所求而来？他们想些什么？他们的内心是怎样的一种境界？他们所追求的理论，是如何的融入他们的人性深处？如果我们都了解了，我们也许就会看到一群活生生的人从逝去的历史中复活。我们会同其悲，同其喜。我们对于历史，就会有一种亲切感。历史就不会是一组枯燥的数字和一些事件的罗列。我们对于人生，或者就会有更深的感悟。

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变化的又一方面，是提供给他们什么样的生活出路。现实的生活状况是决定一个人的心境的非常实在的因素。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就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看明代嘉靖以后的士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虽也为屡试不第而苦恼，但是那苦恼又常常很快消逝。因为他们并非只有入仕一途。他们还有其他的生活出路，可仕可商，可卖文卖书卖画。他们还有生存的广阔空间，有人甚至还可能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考察他们的生活出路，有可能了解他们的心绪。

当然影响心态变化的还有其他的因素，如家族的文化传统、社党的组合、交往、婚姻状况、以至个性等等。但是如果研究一个时期士人的主要心态趋向，恐怕也就只能视其大同而舍其小异。当然，如果是为了研究不同士人群落的心态，又当别论，那就复杂得多了。要是为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而研究心态，我想那恐怕是另一回事。那似乎更近于心理分析，与我所理解的心态研究似有差别。

心态研究面对的是人。面对人，就难免有是非褒贬，就难免带着感情色彩。带着感情色彩研究历史，为历史研究者所大忌，说是这种研究容易失去客观性。但是我常常怀疑，即使我们竭泽而渔，广罗史料，能否就可以完全避免主观的介入呢。我们选择和解释史料的过程，就是一种主观判断的过程。我们尽量的就已有的史料去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是当年发生的事象，以史料存世者恐不及万分之一。以此万分之一之史料，去推知当年事象之真相，有谁能够说他所描述的就是当年历史的真实呢！就我自己而言，每当我面对历史之时，是是非非，实难以无动于衷。面对魏晋与晚明的历史，尤其如此。带着感情面对历史，或者就是我的心态研究难以摆脱的痼疾吧！就我所知，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界将心理学引入文艺学研究。心理学引入古代文学研究的是1982年钟宝驹先生的《从心理学的角度释〈关雎〉》，之后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极大。但是我必须说明的是，我的研究侧重于群体心态趋向，而研究的目的在于说明文学思潮的演变。与文学的心理学研究是有区别的。我无意于步先驱者之后尘。之所以说明这一点，是已有文章提及，不得不作一点说明，以表不敢掠美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