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出版社，能够享誉海内外历百年而不衰，必有它的道理。我想，这和它以学术为生命有关。把服务学术、弘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放在第一位，它就和我国学术的发展连在一起，和学术界紧密地连在一起。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它严谨的作风，它编辑、出版的高水准。

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爱读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因为当时靠助学金生活，买书有困难；从图书馆借书，阅读不敢做记号，那时又没有电脑，只能摘录手抄。中华书局出版的有关古代文献，我是摘抄了好些笔记本的，可惜那十年，一本也没有留下来。待到工作了，中华出版的许多书，就都成了案头所必备。我是教古代文学的，那时虽然工资微薄，还是想方设法买了它影印和编校的好些古代文献。有些书部头大，一时买有困难，就积好几个月的工资买，真可谓节衣缩食。它出版的许多名家的学术著作，我也凡出必买。用现在的话说，我可以说是中华书局的粉丝。

我喜欢中华版的书，它素朴、雅致。学术需要宁静、需要沉思，不需要花花绿绿。前些年，大量的古代名著纷纷出版，一种书有好几家出版社同时出版，纸盒锻面，五彩斑斓，竞相以豪华装帧耀人眼目；但是翻开来，错字比比皆是。现在是摆在路边，一折都没人买了。造成这种狼狈不堪的局面，是出版社的定位不清楚，不知自己以出哪类图书为主；不知道自己的编辑力量能出哪一类的书。一说重视传统文化，就一窝风竞相出版古代名著，而且往往是大部头。由于编辑质量太差，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不能用；而由于它多数是古代文献，一般群众又不需要。两头不沾边，当然就只能落得路边摆摊卖一折了！我喜欢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因为它的定位清楚，它以整理出版古籍,以及推出有关我国古代文化的学术研究著作为主。它的编辑力量，也是围绕着这方面出版的需要配置的，他们是这方面的行家。中华书局的编辑，许多都是学者，学有专长。他们既从事编辑工作，也从事学术研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他们是专家，有很好的研究成果。因了他们有严谨的学风，他们在校刊古籍时，能做到精校精注；在出版研究著作时，因了他们也从事学术研究，他们知道学术发展的趋势，知道哪些著作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在选题和编辑时，也就显出来他们的眼力和功力。也因了他们本身从事学术研究，他们与学术界也就有了广泛的联系，编者与作者，成了朋友，有共同语言。往往不仅有编务方面的来往，还有学术的交流，在学术上给作者以帮助。

我和中华书局的接触，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最早是和当时的副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来往。我读到他的《唐代诗人丛考》，甚为钦佩。我当时也从事一点唐文学的研究，觉得这部著作对我的帮助很大，使我想了许多问题。盛、中唐之交的部分诗人，以往很少人注意到，他作了深入的查考；而且不仅是生平史实的钩稽，还连着呈现了当时的一些社会风貌，使人想到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问题。以后，我们在唐代文学学会有了更多的接触，也常谈及唐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我的一本《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1986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考虑到这是准备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中的一册，为了以后与编辑部联系方便，希望就近转到中华来出。我征求了傅先生的意见，也征求上海古籍出版社方面的意见。蒙上海古籍的领导和编辑给了很大的照顾，同意了。他们为此书付出了许多心血，要把此书转走，我真是有些不好意思。傅先生和中华的编辑朋友也同意了。我真是感念不已。此书上海初版已印了八千册，学术著作的发行量很少，中华要在八千册的基础上短期内再版，就要冒着赔钱的风险。他们不顾这些，认真地重编、重排。后来，我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也在中华出。由徐俊先生负责编辑。徐先生极其严谨认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很高的编辑水准和严谨的学风。在与学术界的朋友交谈时，他们对中华书局，对于中华书局的编辑们，都有口皆碑。

因了两本小书的出版，我和中华书局的编辑成了很好的朋友。记得1997年冬，我因得了重症肌无力这种疑难病症，在天津医不好；1998年初春来到北京医院治疗，那时已经不能起床。傅璇琮先生每周一次，从丰台到东城的北京医院来看我，带来学术界的动态信息，带来一些书报。他腿脚又不方便，每次都是挤公交车来的，好几个月都是这样。到了六月，天气热了，看他满头大汗来到病房，我心里既感动又不安，深感友情的珍贵。在我做一点学术研究的旅途中，傅璇琮先生亦师亦友亦亲人。作为中华书局的一个作者，我对它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我以为，这样一家出版社，实在是学人的学术家园。

在古代文化的继承中，从事古籍的整理、研究与出版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人。古文献与有关古代文化的学术著作，读者面也不大，印数不多，要靠这些赚大钱，是很难的。当然靠重要文献和名著的重印，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到底与出版普及读物、教材的出版社不可同日而语。能够经营下去，而且办出成绩，享誉海内外，实非易事。庆贺中华书局百年华诞，祝愿它发扬优良传统，保持特色，为我国的学术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