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与当代中国现实的关系而言，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整体上似乎只有两种路数：一是，以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哲学原理为根据，为政府的一系列决策和方针作解释，为当代中国现实作辩护性或赞美式的论证；一是，在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与西方近现代的一些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资源“纂在一起”加以阐述的过程中，对当代中国现实作隐喻式的批判（如“现代性批判”）。应当承认，这两种研究路数特别是第一种研究路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目前中国社会的某些需要，故并非毫无价值，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流就有问题了。
所以，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政治、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对当代中国现实的作用相比，以及与一些哲学思潮（如儒学和某些国外哲学思潮）对当代中国社会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影响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前凸显其在整体上越来越失去了影响当代中国现实的能力。据此，我以为，不再具有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那种推动中国思想解放的作用，“中国问题意识”在整体上淡薄和缺失，不能给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撑，故在学界越来越被边缘化，这就是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
在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和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与目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危机是有关联的。目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危机的特点可概括为：敏感、脆弱、摆来摆去、缺乏更新的活力和不自信。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理论资源，无论就其表述形式来看还就其表述内容来看，大都是几十年前的，没有什么实质性发展，故无法满足科学认识中国现实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精神结构变化的需要。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等，就是如此。因此，当主流意识形态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新问题的“逼迫”时，往往就会表现为：或是“隐忍不发”，或是“封杀”和“不准讲”，或是求助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使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呼声日渐高涨），或是使用几十年前的政治话语来应对。这样一来，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现实发展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了。可以说，目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已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左右不是，这致使其话语在整体上时而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例如，“壮士断腕”（也有说“壮士断臂”）、“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与“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等等。这令芸芸众生不知所云。
我以为，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危机间的关联就在于：一方面，本来，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批判的武器”而存在的，但当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思想时，其批判功能就有因“抽象化”和“教条化”而逐渐丧失的可能。而当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时，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难免不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危机。上述这种关联也说明，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然会背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性，这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都是一样的。
二
我以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首先要向具有批判功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回归。这也是它走出困境的最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大体由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环节构成。
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并促使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上增强自我
更新的能力。对从前苏联遗传过来的、并在我国“发扬光大”的各种意识形态资源及其惰性传统在方法论上加以厘清和清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从时代的高度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视角加以重新的方法论思考，这是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确立的其自身实质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否则，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发展，从而就更不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什么积极作用。从方法论上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最主要的思想理论资源，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来源于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过，如果后者本身不能坚守学术发展规律，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应有的批判功能，从而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上自我更新能力的增强就是不可能的。
2.主动以自己的特有方式介入“中国问题”。这里所说的“特有方式”是指：对直接关涉
一定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论或命题由以成立的似乎可以不证自明的假设、认识框架及其先定的各种观念等进行方法论拷问，以澄清人们对这一重大社会历史问题本身的各种模糊认识。例如，目前在中国，只有推进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的实质性发展，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制度。这就规定了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即：对阻碍这种改革的各种似乎可以不证自明的假设、认识框架及其先定的各种观念等进行方法论拷问，以在方法论上指明这种改革的实质和路径，从而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提供相关研究的方法论思路。进而言之，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务必不要陷入简单的“好和不好”的表层之争，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对某个中国问题（如“中国道路”）加以抽象的议论，而是要剑指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学科在研究“中国问题”过程中所存在的方法论弊病。
3.提出新的概念、范畴和论说，以从世界历史角度科学认识当代中国及其发展特点。我们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或是诠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的相关思想，阐发其时代价值；或是研究国外重要学者的相关思想，探讨其中国意义，应当说这都是必要的。不过，“时代价值”和“中国意义”是不能替代从世界历史角度对当代中国及其发展特点的科学认识的。为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创造出从世界历史角度科学认识当代中国及其发展特点的新的概念、范畴和论说。例如，在目前学界已发表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著述，大都离不开对马克思关于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转变思想的阐述。但问题是，目前中国既不存在着西方社会意义上的人的依赖关系，也不存在着西方社会意义上的物的依赖关系。我们所看到的是：在以强大的无所不在的行政权力控制和支配下的中国市场经济及其近乎畸形发展中，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杂交在一起，故由此衍生出来的人的关系既不是简单的人的依赖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物的依赖关系。至于如何提出新的概念、范畴和论说，以从世界历史角度界对这种关系加以科学认识，那恰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要下功夫的地方。这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全面地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性及其在世界历史中发展路径的问题。
4.要充分汲取当代各个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成果）。这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思辨性，恰恰相反，而是使这种思辨性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种思辨性是建立在对当代各个具体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和实践活动经验的方法论的提炼、整理和概括基础上的。脱离了对当代各个具体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和实践活动经验的方法论的提炼、整理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会蜕变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纯概念的推演。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及其发挥，就是以对当代各个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和实践活动经验的方法论的提炼、整理和概括为依托的。这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给当代各个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持的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走出目前的困境，更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叶险明，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