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核。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民族化形式，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实践的。就实践方法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坚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秉持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思维；就实践活动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中国的，因为它面向中国实际中的重大问题，坚持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逻辑；就实践的自由特征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世界的，因为它引导人类走向自由与解放，彰显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关怀。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新唯物主义

自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就不断地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塑造了现代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步和全面发展。对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进行学理性总结，既反映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使命担当。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学术自身的发展逻辑，当其不断深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和程度时，就会提出对它在这一过程中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规范性、系统性总结和概括的客观要求，从而探索其中的规律性，以进一步推进它的发展。当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也符合这种内在的规律性。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并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展开了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宏伟画卷。在这一历史性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取得了蔚为丰硕的理论成果。可以说，正是这些理论成果指引中国人民改变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状况，塑造了现代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步和全面发展。现在对这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进行学理性总结，是这种研究走向理性自觉的一种重要表征。它既反映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使命担当。为了更好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的重大成果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经过反思，我们提出一个具有标识性的概念范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刘少奇在《论党》一文中说：“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1］（P335）同理，我们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不仅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在对中国问题进行思索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又从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维度为世界人民提供了卓越的中国智慧和科学的中国方案。从这一意义来说，它也完全是世界的。基于此，我们认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是中国的、完全是世界的这“三个完全”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是中国的、完全是世界的，其逻辑前提是它完全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继承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超感性世界，走出思辨领域，回到现实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对于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可以借用库恩和拉卡托斯的思想作一说明。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研究自然科学发展史时，为了阐述其特点提出了范式理论。“‘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科学共同体”——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学科领域中具有共同的信念，从而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正是因为具有共同的范式，才使得其成员的理论具有共同的特征，也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因此，“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2］（P293）。同属历史学派的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继承并发展了库恩的思想，指出科学共同体建立的各该学科必有其理论硬核，这硬核构成了科学研究纲领（即范式）的理论结构的内层。按照这一思想，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研究纲领来说，实践是具有贯通性质的核心范畴和解释原则。换句话说，使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凝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的理论硬核正是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完全是实践的。

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方法的维度、活动的维度、自由的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指从方法的维度来看，它秉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中国的，主要指从活动的维度来看，它关注现实实践，直面中国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世界的，主要指从自由的维度来看，它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坚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秉持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思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活动的行为主体所做的既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其他什么哲学）的中国化，它就必须与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保持一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取得的理论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背离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真精神，那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成了不能以马克思主义来命名的其他什么哲学的中国化。于是，这就必然引出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真精神是什么？

我们认为，一种哲学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世界观意义上的理论、观点，更重要的是一种看待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方法。“‘方法’一词源于希腊文，由‘Κατμκοτη’（沿着）和‘Οδικ’（道路）两个词组成，意思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3］（P4）这种思考问题的“道路”是比理论知识、具体观点更深刻的东西。在哲学思想史上，每一位哲学家之所以能够占有一席之地，恰恰在于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洞察世界的方式方法。借用康德的说法，“哲学的任务，就是培育和长出‘第二只眼’，使学生能‘从他人的视角’去看世界”［4］（P298）。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P664）

方法是分层次的，一种哲学提供给我们的最高意义的方法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独特的哲学思维。正是哲学思维的不同，决定着其哲学独特的理论性质和精神面貌。因此，所谓哲学变革，从显层次看是一种哲学观点、哲学理论的变革，从隐层次看却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因为一定哲学的观点、理论及其思想体系都是由一定哲学的思维方式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把握了一定哲学隐层次的思维方式，才能理解这种哲学的最高本质和精神实质；只有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也才能促成哲学的重大变革和历史创新。相应的，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之所以实现了对旧哲学的根本变革，也是因为它独特的哲学思维是根本异于传统哲学的。正如高清海先生所言：“马克思解决的不是哲学中的某种具体观点和理论形态问题，而是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问题。”［6］按罗蒂的看法，在西方除了那些试图解决千百年来讨论着哲学问题的哲学家之外，还有一类哲学家“思考事物的新方式在于对那些曾经困扰过前人的问题予以解消，而非予以解决”［7］（中文版作者再版序P1）。马克思就属于后者。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理论革命不是在于回答的改变而是在于问题的改变”［8］（P74），“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9］（P21）。

那么，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实践是马克思建构他的新哲学的第一原则。作为第一原则，实践像一根红线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如果仅从“活动”的意义上将其定位为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实践除了是一种活动，还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实践思维。这里的“实践”概念，是指称作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独特思考——马克思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相关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意义的实践。以此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从实践思维方式去思考、理解相关哲学问题的“新的、现代的唯物主义”学说。基于此，我们认为，在标志着同一切旧哲学决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自己的新哲学直接命名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其中的实践所指称的正是作为思维方式的实践。马克思在此处“实践的”（praktischen）一词下面划线，以强调它是一种从实践思维方式去思考、理解相关哲学问题的新唯物主义学说及其理论体系。或者说，正是实践思维方式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精神实质规定和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

实践思维方式的确立是库恩所说的一种范式转换，构成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真精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内在的实践思维方式的规约下，实践的唯物主义既不是像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那样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单纯地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也不是像从前的一切唯心主义那样只是单纯地从抽象的、精神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而是从实践去理解一切相关哲学问题的新唯物主义学说及其理论体系。

基于上述观点，一种哲学（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在于其是否重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个别论点，更不在于其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已经过时的或错误的某些结论，而在于它一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所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的真精神即是马克思独有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实践思维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任何理论都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如果用这种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理论直接去关照中国现实，那就是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对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我们时刻都不能忘记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告诫：“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恩格斯）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raison d' être［存在的理由］……”［10］（P120）因此，只有当马克思的理论被作为或者说转化为一种方法（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的时候，它才能得到有效的运用。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同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教条主义者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11］（P373）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2］（P264）。与之相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则既有原理原则，又有具体政策，所以才能解决问题。这里的原理原则，指“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能够背诵的“本本”来看待，而要将其内化于心，“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12］（P123）。因此，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时，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仅是一个十分简略的指代性称谓，其实指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更确切的涵义是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那么，具体政策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就是作为立场、观点、方法的原理原则与现实中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而产生的实践观念。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表现为符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反映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具体实践的内在规律性，能够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走向成功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战略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对其所做的理论提升与哲学概括。

拿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这可以称为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理论，列宁指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3］（P161）以此为指导，列宁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找到了薄弱环节，采用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的方式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这可以称之为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无论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未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就是“本本”和教条，用它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必然走向失败。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作为工具和方法来观察中国的具体国情，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就是在实践观念方面的原创性贡献。以这种经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面貌才随之焕然一新。再比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14］（P824）习总书记这里所说的理念即是实践理念或实践观念。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独创，以人民为中心是这一发展观的根本哲学立场。在这一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的规范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新的历史方位，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和正确认知下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发展理念的新发展理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和基本方略，这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顶层设计，亦是如此。

总之，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这实际上就规定了任何一种能够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理论应该秉持的只能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够传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和精神实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用实践思维的方式去思考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各种重大问题，从而对其作出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理论阐释和理论创造。所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根本一致的。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中国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完全是中国的，是因为它面向中国实际中的重大问题，坚持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逻辑。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作为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不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是改变世界的哲学。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脱离现实而又统治现实的颠倒的世界观”［15］，现实的人和人现实的生活世界被真实的本体世界掩盖着而无法进入哲学的视野。这“已‘被证明是与现实生活世界相敌对的’”“瓦解现实生活世界的思维方式”［16］。“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哲学，就在于它以实践为基础。马克思首先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取消了世界的二重化，将哲学研究的主题从传统形而上学扭转到现实的生活世界，认为世界是现实的人活动的结果。”［17］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现实世界而言，由于实践活动的中介，一切存在再也不是本然意义的、完全自发的自然存在，而是受实践规定的、打上实践烙印的属人存在。这种属人存在即实践存在，它因人的实践活动而创生了一种不同于自然物的、全新的生成发展方式和内在本质规律。换句话说，人是以实践活动的方式创造历史的。受作为人的活动方式、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的规定，现实的历史就是人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劳动史，即人的实践活动过程的历史。也可以说，这一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创生的属人存在物自身展开的历史。

那么，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人的活动应该遵循什么呢？人的活动包括思维把握存在的活动（精神实践）和思维改造存在的活动（物质实践）。对于思维把握存在的活动，在西方哲学史上主要遵循着两种逻辑——事实逻辑和概念逻辑。赫拉克利特直观地把握存在的动变和对立面统一的经验逻辑属于事实逻辑，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康德的先验逻辑、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则都是概念逻辑。在马克思看来，精神实践或精神活动应遵循的逻辑是属存在的事实逻辑，而不应是属思维的概念逻辑。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不讲概念逻辑，人的思维正是以概念的方式把握存在的，这也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体现。马克思强调的是思维的逻辑、概念的逻辑应符合存在的逻辑并且与其相一致。但是，这里的“存在”不能“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应当“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遵循的逻辑固然是事实逻辑，但又不是一般的事实逻辑，而是把存在理解为实践活动、属人存在的事实逻辑，这种事实逻辑就是实践逻辑。

另一方面，人的物质实践或物质活动应遵循什么呢？动物面对的是一个自在的世界，它的活动当然要遵循客观自然规律。与动物不同，人面对的是一个被实践活动中介的属人世界，是现实的人通过实践活动创生的、体现人的需要和目的的世界。因此，这一世界的内在规律性便不是自在的，它立足于实践活动的本性，是实践生成现实世界的“道”和“理”。如马克思指出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8］（P58）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人的活动要以客观自然规律作为外在的出发点和尺度，但更重要的是遵循实践自身内在的活动规律——即主体实践规定的属人存在物自身生成、发展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纯粹的客体规律，而是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规律；它追求的不是单纯的合规律性，而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物质实践活动只有遵循这样的规律，我们面对的外部世界才能既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和客体的尺度，同时又按照实践的尺度和内在规律性发生改变，这样的活动才是真正符合人的本性的活动。

因此，第一，问题不在于讲概念逻辑，而在于怎样讲概念逻辑。在马克思看来，概念逻辑应该符合属人存在的实践逻辑并与这一逻辑相一致。第二，问题不在于遵循规律，而在于遵循什么样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反映和揭示的是实践存在的本质和规律，人的实践活动应该合于人自身生成、发展的本性，即遵循实践的内在规律性。第三，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从哪里开始，实践逻辑的出发点便应在哪里。实践逻辑的概念运动过程，应是实践的历史过程的反思式的把握和反映，并且须同实践的历史过程大体地相一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P1471）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也成为一种逻辑先在的理论，它指引着我们一定要走俄国人的路。固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类社会的结构和本质、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规律等思想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但普遍毕竟代替不了特殊，更不能凌驾于特殊之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到这种理论在中国的正确打开方式——把马克思关于普遍性问题的回答转化成对中国问题的特殊思索。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直面中国问题，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探索和回答时代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使这种以改变世界为旨归的理论与中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这个联系必然激发理论与实践之间内蕴的张力并引起二者的辩证运动，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大致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进程决定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逻辑进程，概念逻辑进程反过来又对实践逻辑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这个过程创造的成果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民族化形式，它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党缺乏斗争经验以及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认识不足，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教条主义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毛泽东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并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创造性地将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知行统一观”的意义上转化为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一切事情要获得成功，“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20］（P179）。以此为基础，毛泽东将其提升并概括为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实践逻辑的中国表达。实事求是不但是我党的思想路线，而且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不管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解决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解决的方式正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理所当然，实践概念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作为带有鲜明中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作，《矛盾论》论证了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正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辩证法；《实践论》深刻地揭示了主观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论述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进一步深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正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引下，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分析，把握住中国革命的实践规律，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同时也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是面向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新的实践需要、聚焦中国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进行的哲学思考、作出的哲学表达。邓小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我是实事求是派”［21］（P209）。为破除教条主义而开展的“实践标准”大讨论实质上就是一场关于“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解放思想构成实事求是的前提，二者针对的都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也没有经验可循，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这就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22］（P364）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是遵循实践逻辑而必然得出的结论。后来，面对党内出现的思想僵化、腐败等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重要体现。从邓小平强调的“发展是硬道理”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强调的和谐发展，都是在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所做的哲学理论总结，在方法论上都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思想风范的体现。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意味着时代问题的变化。新时代面对的是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发生了转换，理论的形态就会作出相应的变化。“在新的主要矛盾的合理解决中，将诞生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或‘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2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中国梦”“四个自信”“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充满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以此为基础，习近平自觉抵制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坚持问题中心论：“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24］（P9）这是对实践逻辑的最新阐释。

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解决中国社会的实践任务、满足中国社会的实践需要是其全部核心。由此产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植于中国的现实实践，因而它完全是中国的。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来，中国社会实践的进程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又反映并推动着中国社会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实践进程。因此，从实践上看，中国道路的发展进程，就是实践逻辑不断得到凸显的过程，表现在理论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创新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无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都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策略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它们都与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主题密切相关——一种思想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的道路方向的重大选择，都是实践逻辑的理论表征。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世界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完全是世界的，是因为它引导人类走向自由与解放，彰显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关怀。

作为实践哲学的源头，亚里士多德通过严格区分实践与制作（“实践不是一种制作，制作也不是一种实践。”）［25］（P171）赋予实践以自由维度。实践是以其自身而被选择的自由活动，而制作则是为着必需的、为着他物而被选择的不自由的活动。正如巴利巴尔所说，根据古希腊哲学，“实践（praxis）一词的含义是‘自由’的行为”；而“生产（poièsis）一词……是一个‘必需’的行为”［26］（P61）。实践哲学的转向，“若追溯其源头，则非马克思莫属”［27］，尽管他对实践的规定与亚里士多德截然不同，但在将自由看作实践不可或缺的内在维度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

马克思把在希腊人那里“看作彻底的奴性的东西”的生产劳动提升到实践的意义上来理解，使劳动从社会中最低下、最为人看不起的位置上升为人类最值得尊敬的活动。对于这一过程，阿伦特这样描述道：“劳动突然从最低级、最卑贱的地位上升到最高级、在所有人类活动中最受尊敬的地位，这种变化始于洛克发现劳动是一切财产之源，接着亚当·斯密断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最后在马克思的‘劳动体系’中达到了顶点，在那里劳动变成了全部生产力的源泉和人性的真正表现……但是在这三个人当中，只有马克思以极大的勇气，坚持不懈地认为，劳动是人类创造世界的最高能力。”［28］（P73-74）又如伯尔基所言：“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中，人类生产或劳动几乎被看作是‘神圣的’行为，即人类尊贵的标志，它是把人从动物中区别出来的关键特性，是一种‘创造’行动。”［29］（P31）这种创造性劳动是为了确证人自身而进行的指向自由的对象性活动，是一种目的在己的活动，承载和凸显着与人的自由生命表现相一致的本质规定。最初，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自由劳动的思想，之后“‘自由劳动’……是马克思毕生坚持的一个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表述为‘作为人的自主活动的劳动’，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则表述为‘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真正自由的劳动’这一概念仍然反复出现”［30］。

在马克思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8］（P92）。因此，我们“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5］（P265）。但需注意的是，自由劳动是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历史生成的而不是直接现成的。这就意味着，它的展现过程必然内在地包含着否定性环节，要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才能最终实现。“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也就成为“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18］（P134）。这便是自由劳动的否定性环节。私有制对“活动的产品”这种劳动的物化形态的占有就意味着劳动的异化。“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31］（P122）这种联合即与“人的自由个性”阶段相对应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里，异化劳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真正的自由劳动”取而代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P53）。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8］（P128）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说道：“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3］（P155）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自觉为人类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战士。在这里，哲学家与革命家的身份高度统一并集于一身。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他们把共产主义不是理解为“应当确立的状况”“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3］（P166）。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才能把人类从私有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来不是‘地域性的知识’，而是致力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世界性知识’，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34］。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道路、积累的中国经验并不仅仅属于中国自己，而是为解决人类问题而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哲学表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的口号，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使长期备受压迫和奴役的中国人民实现了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梦想，从而为自由的实现奠定了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开展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自由的实现奠定了经济基础。“改革开放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并逐渐实现了小康目标，以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条件、受教育程度、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高。2020年，我国已经消除贫困人口取得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壮举。”［35］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自由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展开了更全面、更深入的改革，以期让人民群众“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36］（P61），努力向着更加自由的目标迈进。

对于实践的主体，马克思将其规定为劳动者，认为劳动者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这一观点，将自己确定为劳动者的哲学，并将解放劳动者、发展劳动者奉为自身的使命。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的主体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再发展，对劳动者涵盖的范围作了拓展，使其成为包含从事体力、脑力以及管理等劳动形式在内的最广泛的劳动者群体，并将其上升为“人民”这一概念范畴。毫无疑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体系中，人民比劳动者包含的成员范围更为广泛。新时代，人民的范畴已扩大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37］（P539）。但无可否认的是，劳动者始终是人民的主体。将人民界定为实践的主体，不仅不会削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劳动者哲学的定位，而且在现实中更有利于团结最广泛的力量巩固劳动者的国家政权，发展社会经济，实现劳动者的利益诉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坚持人民立场，人民是实践的主体，人民通过劳动成为价值的创造者，其理论归宿是人类解放、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践行了这一理念，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重要体现。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为全人类走向自由和解放提供了普遍路径。从特殊性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回应人们的现实关切，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具体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个表现都带有中国特性，形成了一种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实践逻辑。但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完全是世界的，它的中国主体性这种特殊中又蕴含着它的普遍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的自由维度，在推动中国劳动者实现解放和发展的同时，也必将引导人类走向自由和解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为全世界劳动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取得的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不仅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其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蓬勃向上的朝气也必将对全世界的劳动者形成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进而推动全世界劳动者解放事业的发展。进入新时代后，世界局势发生转变，民粹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在世界范围内悄然抬头。面对来势汹汹的逆全球化浪潮，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为人类走向自由和解放奠定了基础。

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维、实践逻辑和实践关怀，不仅引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而且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这必将有利于推动全人类走向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参考文献】

[1] 刘少奇选集：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 托马斯·库恩. 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 范岱年、纪树立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4] 詹姆斯·克里斯蒂安. 像哲学家一样思考：上.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高清海. 马克思对“本体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变革. 现代哲学，2002，（2）.

[7] 理查德·罗蒂. 哲学和自然之镜. 李幼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8] 路易·阿尔都塞. 读《资本论》.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中共中央编译局. 回忆恩格斯.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1] 毛泽东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 毛泽东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3] 列宁全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5] 高清海，孙利天. 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及其当代意义. 天津社会科学，2001，（5）.

[16] 贺来. 现实生活世界之遗忘. 求是学刊，1997，（5）.

[17] 王立胜.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 哲学研究，2021，（7）.

[18]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9] 毛泽东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 毛泽东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2] 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3] 王立胜，王清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确立.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5]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 廖申白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6] 埃蒂安·巴利巴尔. 马克思的哲学. 王吉会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7] 王南湜. 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三重意蕴. 中国社会科学，2001，（5）.

[28] 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 王寅丽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29] 伯尔基.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伍庆、王文扬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0] 张盾. 马克思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4）.

[31] 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4] 孙正聿，王海锋. 用理论照亮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回顾与展望. 社会科学战线，2021，（1）.

[35] 王立胜.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2021，（1）.

[3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7]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