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史和论，只要有点理论修养的人，谁也不会反对它们之间的结合。但是，今天重提这一话题，不是就其一般意义而言的，而是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有感而发的。在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逐渐出现了这样两种分化的倾向：一种是“学院化”，趋史避论，“学问凸显，思想淡出”；另一种是“宣传化”，停留于一般性的理论宣传和政策性解释，缺少深入的理论探讨。这两种趋向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使研究走向疲软，影响力越来越小。如何走出这种窘境？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切实处理好史与论的关系。尽管这是一个老话题，但是还有重新强调的必要。这里不想对上述情况作全面的评述，而是只就第一种倾向发表自己的一点看法。
应当承认，论从史出，这是治学的一般通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就深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离开了文本，离开了思想发展中，其基本理论就失去了依据。因此，准确地阐释马哲史，这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前提。在这方面，应当合理地看待解释学问题。不容否认，研究总是离不开对哲学史上不同文本的解读，这就必然存在一个解释的问题。任何研究者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借助于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来解读文本，因而在其理解中必然有其主体性的因素在内；而且，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和真精神也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而是需要通过理解和阐发才能揭示出来，这也同样不能离开研究者主体性的发挥。就此而言，马克思文本研究确实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进行纯客观的研究。然而，重视解释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轻视文本思想的客观性。假如文本中根本不存在“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而完全是一堆可以任意界定、任意理解的思想材料，那么，这样的文本研究还有何意义？进而言之，假如马克思哲学根本没有什么本真性的、确定性的东西存在，存在的只是我们心目中的马克思，是理解中的马克思，那么坚持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还有什么根据？判断真假马克思还有什么标准？过分夸大解释学的作用，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因此，必须强调文本研究的严肃性，既要重视解释学的价值与意义，又不能由此走向极端，加以任意性的理解和解释。不能正确地理解文本和马哲史，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由此说来，包括文本研究在内的马哲史的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又不能仅仅停留于或限于“史”的研究。尽管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但它毕竟不是研究的全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单纯变为文本和马哲史的“诠释学”，无益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更遑论其发展。在这里，马哲史研究的目的一定要明确。何为马哲史研究的目的？就其直接的意义而言，当然是要“回到马克思”，正确理解马克思，真正弄清其思想原意与精神实质。但是，这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史”的研究推动“论”的发展，以为现实生活服务。“史”的研究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手段。在这方面，马克思本人实际上就为我们开创了先河，树立了典范。在其众多的著述中，马克思都十分重视哲学史的考察，但他从没有囿于纯粹“史”的探讨，而是重在帮助“论”的阐发。如在其《博士论文》中，表面上探讨的是哲学史上伊壁鳩鲁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差别，实际上阐述的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和自由的思想，研究哲学史上的老问题是为论证自由服务的。又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过程中，曾经详细地考察了西方近代以来唯物主义的发展，即从培根之后沿着两条路线——由霍布斯开启的自然唯物主义路线和由洛克、孔狄亚克开启的法国唯物主义路线——的发展，这样的考察也并非是发思古之幽情或要澄清什么哲学事实，而完全是为论证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以及唯物主义与人的结合服务的。通过这种史的考察，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心目中唯物主义的形象，看到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在其他的文本中，这种史与论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史不光是为论服务的，而且史的理解也离不开论的把握。没有对论的深刻领会，对史的理解也必然是浮浅的。比如史马迁的《史记》，这是中国历史著作中的千古绝唱和不朽的传世之作，但如果不理解史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哲学思想和理想追求，就很难读懂《史记》，最多是惊叹于他对历史人物、事件生动形象的文学描述，停留于历史的表层。同样，如果没有对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和基本立场、观点的深刻把握，也很难对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作出透彻的理解和合理的评价，仅凭版本、文献的考证、整理以及字面上的解读，其作用是有限的。强调论的作用，是否意味着对史的研究可以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呢？绝非如此。史的研究无论如何是一项严谨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伪与浮躁。为了服务某种目的任意的解读，决不是对马哲史的科学态度，毋宁说是一种亵渎。我们不是要贬低对马哲史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研究，而是旨在说明研究史的目的与意义，说明论的阐发与发展在史的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至于将马哲史的研究变为纯粹的“诠释学”或“考据学”。
既然马哲史的研究不能变为呆板、枯燥的“诠释学”，那么如何使它“激活”呢？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化“论”的点击和冲击，以论带史。推进马哲史的研究，当然要体现史的特点，遵循史的发展及其内在逻辑。但是，研究又不能仅仅停留于“宏大叙事”和“客观描述”上，应当突出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通过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文本中曾被忽视、误解以至被遗忘的思想、观点予以新的重视和开掘，另一方面可以使文本中许多思想赋有新的当代意义，从而激活文本和马哲史，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比如，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现代性理论、交往理论、价值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这些都是过去马哲史研究中很少涉及的，现在通过这些理论的研究，不但弥补了以往马哲史研究中的诸多空缺，而且激活了马哲史中原曾没有受到重视的许多思想资源，使其成为当代社会重要的理论财富。也正是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使得众多国内外学者都程度不同地对马克思的有关思想予以新的重视。尽管他们所持的立场不同，进行分析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不敢随意否认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完全绕过马克思，以致有些学者明确坦言：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依然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地平线”。重视论在史中的研究地位与作用，实际上拉近了史与我们的距离，使史成为今天理论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来，非常有助于马哲史研究的深化，从而避免停留在重复原著叙述的水平上。
强调论对史的“激活”作用，事实上就突出了“问题意识”。近些年来，“问题意识”的口号喊得很响，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贯彻得并不理想，研究的平面化现象较为明显。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理论上的聚焦；没有理论聚焦，就不可能形成对马哲史某些问题的特别关注；没有新的问题的提出，马哲史的研究只能是不断地重复原有的话题，延续原来的老路，难以産生出多少新意。其实，马哲史同其他哲学史一样，就是一部不断提出问题和对问题加以回答的历史。哲学问题的出现和回答总是具有时代性，它是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便是哲学史。马哲史就是在提出和回应问题中向前发展的。封闭了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也就封闭了马哲史。因此，应当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哲学史，不能将其凝固化。黑格尔曾经批评过一些哲学家把哲学变为“老是原来的一盆冷饭，一炒再炒，不断端出来，以飨大众”，强调哲学的任务是“发现真理，阐述真理，传播真理”，[[1]]而不能是不断地重复真理。黑格尔的批评和强调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我们的马哲史研究不能只是限于叙述经典作家的思想发展，同时要以问题的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激活马哲史的研究，看经典作家在这些问题上是如何理解的，是如何加以解决的，哪些已经得到解决，哪些还尚未解决。这样，马哲史的研究就给我们留下了较大的探讨空间。此外，还应注意到，在经典作家去世后，理论发展又遇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是很难在经典文本中找到具体答案的，但是有许多思想资源又确实存在于文本中。这就要求我们通过问题的研究，将文本与马哲史置于当代境域中加以新的考察，以生发出新的理论价值。这样研究的结果，就不再使马哲史成为一种僵化的哲学史，而是成为富有生机活力的哲学史。有鉴于此，应当加强专题史的研究，对经典作家关于某些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论述进行系统的考察，以深化对这些理论的认识，从而从不同的“点”上激活马哲史的研究，避免那种“通史”式研究的老套路。
强化“问题意识”，说到底是要加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问题意识从何而来？这不是头脑中随意产生的，也不是少数人突发奇想煽动起来的，而是由现实生活实践唤起的。正是现实生活某些问题、矛盾的凸现，使得相关问题的意识日益强化。真正的“问题意识”总是关于时代发展重要问题的意识，是源于社会生活实践的意识，而不是玄虚的或虚假的意识。这就必然涉及到理论问题研究与社会实践发展的内在联系。就实际情况来看，马哲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要研究的问题也非常之多，但在特定时期内，哪些问题应当引起特别关注，哪些问题迫切需要研究、解决，这都不是由马哲史本身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实践需要引起的。如上所述，近年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现代性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之所以成为研究的重点，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直接涉及到目前社会发展实践中一些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正是当代全球化、社会现代化、社会主义发展命运以及知识经济等问题日益突出，才使这些理论的研究受到特别青睐。对于这种研究状况的出现，也许在一些学者看来有点困惑不解，甚至觉得走偏了方向，但这恰恰是正常的现象。社会实践的内容变了，面临的问题变了，理论研究的问题自然也应随之改变，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们知道，阶级斗争的理论是马哲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今天总不能将这一理论作为研究的重点吧！要不然，只能是研究上的时代错位。离开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史”还是“论”，都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发展和繁荣。
由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最根本的不是依靠回到历史、不是解释学意义上的创新。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梳理原有的马哲史、解释旧的原理，只是推进研究的一种方式，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最重要的不是面对文本，面对已有的思想发展史，而是应该面对时代、面对现实，研究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得出新结论。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和创新不是重复而是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活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与时代和实践发展的互动性和适应性。所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必须处理好源与流的关系。所谓“源”，就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所谓“流”，就是马哲史上的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总是在已有的思想前提下进行的。没有对以往哲学史的研究，哲学发展与创新就没有根据，而且根本谈不上发展、创新，因为发展、创新总是意味着对已有理论的某种突破。就此而言，“史”的研究、考察确实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最终不是产生于“流”而是产生于“源”，即产生于现实的社会发展实践。前人的哲学成就只是促进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思想酵母，而现实的社会发展实践才是产生新思想的真正源泉。正是通过对实践中所提出的新的材料和新的问题加以新的概括和总结，才形成新的认识和新的思想，哲学也由此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向前推进。在马哲史上，理论之所以能够出现一次次创新，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创新者对原有理论作了何种新的解释，而在于面对新的时代、新的实践作出了新的探索，提出了新的思想、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也莫不如此。因此，正确处理“源”与“流”的关系，这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如若不是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的确会变为黑格尔所说的一炒再炒的冷饭。长此以往，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无法走出被“冷落”的困境。
立足现实，加强史论结合，这也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经院哲学，而是生活哲学、群众哲学、实践哲学。这样的本性决定了它区别于以往哲学史上的任何哲学。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质，就在于它结束了传统的抽象“形而上学”，将哲学的基点放到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并用实践的观点和实践思维方式来思考和观察问题，从而创立了一种有别于以往旧哲学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因而马克思哲学不同于学院哲学，它不是要刻意创立一种什么哲学体系，而是旨在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改造，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进而达到实现人类解放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目的。当年马克思从学院哲学走出来，今天我们决不能再把它倒回到它所告别的学院哲学去。时下，在国内哲学界，用西方学院哲学作为解释框架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有点“时尚”。这样追求的结果，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只能在圈内自说自话，很少受到社会普遍关注，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和理论穿透力；另一方面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失去了真实的问题，谈论最热闹的问题大多是“舶来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有的那种探讨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消解、隐退。这样研究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没有多少实践性，又没有多少正统学院哲学的思想性，最后只能是一天天失去吸引力和影响力。所以，重新认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对于顺利推进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向，又绕不开研究中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之争。近年来，有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些尴尬状况，学界出现了较有代表性的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提高研究的学术性，一种是主张增强研究的现实性（当然，主张二者兼容的意见也为数不少）。应当说，这两种主张都有其独特的理由，但从根本上说来，二者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完全可以一致起来的。这里关键是如何理解“学术性”。如果把“学术性”看作是要向纯粹的学院化哲学看齐，或者是走向新的“诠释学”，那么这样的“学术性”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路；如果把“学术性”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品位，那么这样的“学术性”确实应该提高，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准和理论含量，使其真正能够成为当代“文明活的灵魂”，引领社会发展和指导各项工作。因此，在“学术性”问题上，既要遵循一般学术规范，又要有独特的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学术性”与“现实性”兼容起来，才能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注释】
[[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