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梁启超在日本写《南海康先生传》，首论“时势与人物”。他对“人物”一词的界定是“必其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现之前，与既出现之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若是者庶可谓之人物也已。”用这个标准来评量胡适的一生，胡适无疑地是个“人物”。

胡适在1917年回到中国，提倡白话文，批判旧传统，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出版《中国古代哲学史》，《红楼梦考证》等，为现代中国学术树立了典范。对孝道，丧礼，妇女解放都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他的影响从学术研究到日常生活，及于各个层面。真可以说是“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套句《象山学案》中的话，“天地间有个胡适之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是一点不夸张的。

梁启超在《时势与人物》中，将人物分为“应时之人物”与“先时之人物”两类：“应时而生者，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复尊荣安富，名誉洋溢。”若以这几句话来描述胡适回国之后10年之间，在中国之际遇，大致是不错的。论者往往以“暴得大名”四字来刻画胡适初回国时骤享大名，披靡一时的情况。这和梁启超所论述“应时之人物”，若合符节。

对于“先时之人物”，梁启超的说法是“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用这几句话来说明1949年到1979年，30年之间，胡适在中国大陆所受到的批判、诬蔑、歪曲和侮辱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举国欲杀，千夫唾骂”，不正是上世纪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的写照吗？1955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8册《胡适思想批判》，将胡适描画成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中华民族的罪人”，连他的儿子胡思杜都登报指责，胡适是“人民的公敌”。 1954年，周扬更为胡适思想批判定调，说胡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企图从根本上拆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胡适五十年代在纽约的那段日子可以用“穷愁潦倒”概括之，而他在国内的际遇则不出“奇险殊辱”。

而今我们回看1950年代中国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无非只是一个政权集全国之力，对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诬蔑和歪曲。但有趣的是被批判的，不但不曾被打倒，反而浴火重生。胡适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和中国人重见的时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温和，再度成为中国思想界久旱之后的甘霖。费尽心机要打倒、铲除胡适的思想，结果却把一个在五四时期“应时之人物”，一变而成了“改革开放”初期“先时之人物”了。

这一改变，绝不是胡适思想在那几十年之中，有了飞跃，有了进步。恰恰相反的是，胡适思想定型的很早，他不像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胡适四十岁之后，无论在学术上或政治上都少有新理论的提出。然而胡适由20世纪初期“应时之人物”，到80年代反而成了“先时之人物”，却又实事俱在，究竟是什么力量延续并光大了胡适思想？

1949年之后，胡适在中国苦心耕耘了30年的自由与民主，在一夜之间，摧毁殆尽。五四以来，多少知识分子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一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铲除的对象。换言之，是1949年之后中国的封闭与独裁使胡适由五四时期“应时之人物”，一变而成了80年代“先时之人物”了。由此推论，不是胡适思想进步了，而是中国社会倒退了。封闭与独裁是滋生胡适思想最肥沃的土壤，也是胡适思想始终不过时最好的保证。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往返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有机会和美国、大陆、港台的学生谈到胡适的思想。对美国学生来说，胡适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只是常识（common sense），他们很难理解，这样的“卑之无甚高论”，何以竟能震动一时，开启一个新时代。对台湾学生而言，胡适只是一个过气的白话作家和政论家，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直言、敢言，衡之以今日的言论尺度，都不免失之“温吞”，很难激动台湾少年人的心。至于五四时期胡适意气风发的言论，对80后、90后的台湾青年来说，都已是遥远的“中国上古史”。他们两手一摊，肩膀一耸，来一句，“这和我们台湾人有什么关系呢？”无论是美国学生也好，港台的学生也好，胡适，毫无疑问的已是一个过去的人物。

但和中国大陆学生谈胡适，他们还有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感。读到胡适1919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的这几句话：

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的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

我相信，只要是经过“反右”和“文革”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文字，不能不在心中激起深沉而恒久的震撼。“主义”和“革命”这两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今天回看这几句话，依旧是光焰常新。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论，一般都将此文视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从此以后，“革命”这个在中国风光了几十年的词，渐渐地、悄悄地被“改革”取代了。中国人也终于从“主义”的迷幻中，走出了“革命”的梦魇。胡适毕生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一点一滴渐进式的改良，他提倡的“实验主义”，其精义无非就是“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唯一的试金石”。 30年来对胡适思想的打压，铲除，结果竟走回了胡适“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老路。而毛泽东与邓小平之别，也无非只是“主义”与“问题”之争。中国人在受了几十年的蒙蔽之后，猛然醒悟到，原来，改革开放大设计师的思路竟和胡适思想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和鲁迅相比，胡适最幸运的是他始终不曾被偶像化过，始终不曾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毫无保留的赞扬。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三家”——“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褒扬，把鲁迅扭曲成了一个为共产主义冲锋陷阵的旗手。鲁迅地下有知，也会哭笑不得的。鲁迅自己写过一篇题为《骂杀与捧杀》的短文，值得警惕的是被骂的未必被骂杀，但被捧的已被捧得鼻青脸肿，失了本来面目，成了一个人神之间的怪物。

偶像和傀儡，表面上看来，一个受人顶礼膜拜，而一个受人摆布戏弄，似是两极。但实质上相去是极其有限的。所谓偶像化，无非就是要偶像来为其他目的服务，一旦有了服务的对象，偶像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了傀儡了。鲁迅在死前10年，1926年，发表《无花的蔷薇》，就已经指出：“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不幸的是，他自己竟防止不了这个傀儡化的过程。周作人在给曹聚仁的信中就说到，“（鲁迅）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真是一针见血！

胡适始终没有被偶像化，这正是他的大幸，也是他独立自主最好的说明。北大红楼前的五四纪念碑上，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的浮雕，而独缺主将胡适。多年来有人倡议在北大为胡适立像，但始终没有得到同意。这种种都说明，胡适至今是个“违碍”。胡适不但没有被偶像化，甚至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平反”。其实平反不平反，对死者来说，已毫无意义。平反胡适，既不能为他增添什么，也不能为他减少什么；但对当年判他“有罪”的当道来说，平反胡适这样一个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尊荣，做出过划时代贡献的人物，是可以为当道统治的合法性，加上一个可观的砝码的。

过去30年来，是胡适思想在中国大陆，重见天日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想起明代吕坤《呻吟语》中的一段话：

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

用政权的力量来迫害知识分子，钳制言论自由，基本上是一种“理”与“势”的斗争。表面上，短时期，“势”往往居于上风，但“理”终将“伸于天下万世”。掌管言论的当道，在禁令下达之前，不妨三复《呻吟语》中的这段话，就能知道“禁毁”的工作是如何的失人心，而又徒劳了。然而这个祖传老法，却依旧在网络的时代进行。

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44卷（最后两卷为著译系年）本的《胡适全集》，是目前胡适著作搜罗最全的总集。除《胡适文存》及有关文史哲的著作外，兼收日记、书信及英文著作，约2000万字。

任何以“全集”名篇的著作，由于时空的转移，人事的更迭，要想尽收一个作者的著作，有实际上的困难。更何况像胡适这样一位著作宏富，写作发表达55年的多产学者，不但交友遍天下，而且中英文同时发表，出版的地点及刊物，遍及中国、北美和欧洲，要想一无遗漏地尽收胡适的著作，有许多不易克服的困难。因此我们不但不在“求全”上责备编者，而且还要指出，《胡适全集》是多年来许多学者共同努力集大成的总合。标志着胡适思想和“胡学”在大陆的再现，也是胡适研究界的一件盛事。

《胡适全集》不能尽收胡适作品，是意料中事，但有意的将违碍文字，剔除在外，而在序言中一字不提。这样的做法，套用一句胡适的话，似有“诬古人，误今人”之嫌。我在翻检完《全集》之后，也不免“无不纳闷，都有些伤心”了。改革开放30年了，怎么依旧容不下温和稳健，不涉极端的胡适对共产党的一点批评和建议？

1949年以后，胡适在学术上和文化议题上往往是复述当年旧话，而缺乏创见。唯独在反共这一点上是他晚年的新境界，而《全集》则对这一部分，作了刻意的删削。如1947年发表的《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1949年《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民主与集权的冲突》，1950年《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等文，在《全集》中都不见踪影。胡适的英文著作也同样难逃“禁毁”的命运，譬如1950年，胡适发表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上极为重要的一篇文章，《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1954年，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旅华五十年 》(Fifty Years inChina) 的《前言》（Introduction）等等，都未入选。在这两篇文章里，胡适以一个历史见证者的身份来说明1949年的这个变局，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了另一个角度和说明。这对认识历史真相，无疑是有利的，然而，这毕竟还是犯了忌讳，被摒于“全集”之外。

所有历代的禁毁、批判、打倒，究其真正的原因都是来自当道对知识思想的恐惧，是枪杆子怕笔杆子。胡适的书至今不能以全貌示诸国人，这正是胡适思想在中国大陆不曾过时最好的证明。一种已经过时的言论是无需禁毁的；受到禁毁，正是表示与当前息息相关。《胡适全集》少了反共的文字，就像胡适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中所说，“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

1954年胡适发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将范仲淹九百多年前在《灵乌赋》中的这两句话比作与18世纪Patrick Henry 所说“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有同等的意义，都是人类历史上，争取言论自由的名言。 21世纪中国人的一点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如果依旧要靠知识分子不怕死的脊梁来撑，那么，近一千年来，中国人在言论自由上的进步又在哪里？我们不能始终冒着生命的危险来“鸣”。范仲淹把“鸣”看成是“人臣”对“人主”的言责，所谓“死谏”是“宁鸣而死”的极致表现，这与其说是争权利，不如说是尽职责。

1948年10月5日，胡适在武昌对公教人员发表题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演说，他痛切地指出：

中国历代自由最大的失败，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论学术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谓政治自由，就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则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

这段话，在今天中国大陆十三四亿的人民看来，依旧是切中时弊的。没有政治上的自由，不但“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甚至经济上的富裕，也成了一定的虚幻，因为个人财产，是和言论自由一样神圣而不可随意剥夺的。若因为思想上的问题而可以失去人身的自由，那么，经济上的富裕，对这个失去了自由的人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今，每个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如果，为了说两句话，表达一点不同的意见，依旧要用鲜血和头颅来换取，那么，过去30年来，经济上飞跃的进步就只能突显出政治改革上惊人的滞后。

我们希望“宁鸣而死”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我们争取的是“鸣而不死”。只要有一个人为“鸣”而死，就是中国之耻！

《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200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10年，在这10年里，我又围绕着胡适，发表了10几万字有关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现在将这些文字一并收入。有些文字，在10年前，我绝不敢寄望能在大陆发表，这次能和国内读者见面，我感到特别欣慰！

2012年2月25日于普林斯顿大学

本文是《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增订版（九州出版社）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