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周质平，九州出版社，2013.4

在晚明的短篇小说中，少有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也就是没有肉体基础的纯精神恋爱。这是中国民间作家在面对男女问题时，极诚实的态度。“精神”“肉体”这两个词是晚近才兴起的，在旧小说中，相当的两个字是“情”与“色”。今人谈精神肉体，往往将灵肉打成两橛，似乎灵归灵，而肉自肉，两者互不相干。在明人小说中，“情”多半因“色”而起，因“色”而生。虽然有“无情之色”，但无“无色之情”。所谓“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多情”，意即在此。这种情色一体的看法是对人性一种“同情的理解”，是很有一些“现代性”的。倒是“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个舶来品，中国人并不推崇这种虚幻病态的两性关系。

“无情之色”近淫，重在一“欲”字，不为任何作家所推重，但“无色之情”则成了虚幻，而不知其所言为何物了。所谓“相思病”或“单相思”，约略近于“柏拉图式爱情”，将这样的一种感情，视为“病态”，是极有见地的。“少男少女，情色相当”这是明人小说中常见的一句话，这是何等的通达，又是何等的写实！“情”以“色”为基础，实一物之两面，无高下之别，而今“色情”一词，却成了有“色”无“情”，这是词汇发展变化中的一个趣例。

明末冯梦龙（1574-1646）所编写的《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是中国传统短篇小说集大成之作，这些历经数百年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反映了许多传统中国的风俗、信仰，及当时的社会结构，不但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了解晚明社会，必不可少的材料。其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像《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都属言情之作。故事中的男主角，在见到女主角之后，大多为美色所颠倒，而必欲“成其好事”。除此以外，少有所谓崇高的动机。

卖油郎初见花魁娘子，惊艳之余，心中暗想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花魁名妓，开价一宿十两，岂是小小卖油郎所能企及？但卖油郎立定志向，“从明日开始……一日积得一分，一年也有三两六钱之数。只消三年，这事便成。若一日积得二分，只消年半。”一个数百年来，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男主角的动机，无非如此，这在今天看来，不但谈不上高尚，简直恶俗不堪。但这样一个“恶俗”的动机，却丝毫无碍其为中国言情之名篇。

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陈大郎偶见三巧儿之后，“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摄上去了”，肚里想道：“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陈大郎与卖油郎在初见美色之后的反应何其类似。小说作家在处理这一情节时，“秉笔直书”，丝毫不忸怩作态，为这样的动机做任何的粉饰和回护，这是旧小说中，在处理男女相悦这一问题时，最可爱，最诚实的手法。

卖油郎这种“一日积一分，三年便成”的至诚，其感人处在其“痴”，“痴”是晚明文人相当重视的一种品格。无论是“情痴”、“酒痴”、“茶痴”、“花痴”，乃至于“山水痴”。一个人一旦有所“痴”，亦即“情有所寄”。这种“痴”，近乎病，有时也称作“癖”。1930年代，大受林语堂、周作人推重的晚明小品文作家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在一封致李子髯的信中，对所谓“情有所寄”，有独到的见解，可以为卖油郎的“痴”作一注解：

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弈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

卖油郎故事之所以千古流传，在一“痴”字，而“痴”之所以可爱，则在其为“不功利”，在其“为痴而痴”——在“情有所寄”之外，别无目的。凡是“情有所寄”之人，对他所寄的对象，既不问得失，也不问成败。所寄的对象，就是他的宇宙，其中有森罗万象，有悲喜惊狂。情有所寄时，即是天堂，情无所寄时，立成地狱。卖油郎充分体现了所谓“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不悔”和“无怨”。

张潮在《幽梦影》中所说，“情必近于痴而始真”，“痴”是情的最高境界，在这个境界里，只知有真假，不知有对错。卖油郎之所作所为，在旁人看来，或许不免愚不可及，但在他自己，却是甘之如饴，乐在其中。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近年来曾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更是为一般大众所喜爱。杜十娘挟百宝箱投河的那一幕是“妾死情，不死节”的具体表现。为节而死，只是受逼于礼教；为情而死，则是彻底的失望和幻灭，其震撼人心的程度，千百倍于为节而死。

《卖油郎独占花魁》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两个典型的“妓女从良”的故事。妓女从良是晚明小说中常用的一个主题，作者往往用一个以淫为生的妓女来体现一种坚强果敢的毅力，进而说明一种“淫后之贞”。这种贞不来自礼教，而是源自爱情。妓女从良的故事，除了在情色和贞淫的问题上，有一种更近于人情的解释以外，对女主角不幸的遭遇，多是怀着既往不咎的宽容和悲悯，不以过去之淫而伤今日之贞。这样的宽容和悲悯，即使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

饮食男女是人欲，也是天理。道德伦常必须求之于人情之中，而不可求之于人情之外。在人情之外，别求所谓贞操，就不免成了吃人的礼教。晚明文人在这一点上，与五四时期新派思想家常有不谋而合的看法，李贽（1527-1602）在答邓石阳的信中所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18世纪的戴震（1723-1777）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所说：“仁义礼智非他，不过怀生畏死，饮食男女……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又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这两段话，若稍加推敲，不难得出“人欲就是天理”的呼声。从晚明小说中对情色的处理，多少也能看出一些时代思潮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