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七中有“南北学者之病”一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南人与北人在性格上的不同。他说北方的学者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南方的学者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慧”。今日新大陆是南北学者荟萃之地,因而顾炎武所说的“学者之病”也就一时并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华洋,只要是学者,大多即有“学者之病”,而顾氏所说南北之别,大抵视有无长俸为分野。
在未获长俸之前,受逼于形势,大多要“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地在学界争出个头脸,做出些贡献;一旦长俸到手,即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矣。
当然,长俸到手之后,回首过去五、六年“言不及义”之出版与“好行小慧”之行迹,虽亦不免哑然失笑,但此去即是阳关,昂首阔步,高枕无忧,从此封笔束书,再不昧着良心祸枣灾梨,痛痛快快做人,规规矩矩做事,再不栖栖遑遑,不可终日。此真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
从“南方学者之病”转化到“北方学者之病”是一种境界的提升,也可以说是人生一劫,过了此劫,即登“彼岸”。这种境界的提升也可以说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长俸到手之前过的是资本主义竞争激烈的生活,做一天事,吃一天饭,多做多吃,少做少吃,不做不吃,摆在眼前的是“优胜劣败”血淋淋的事实。长俸到手之后就有资格享受社会主义“幸福的果实”了。干是三餐,不干还是三餐,充满着悠闲和乐。
套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说古今成大学问大事业者的三个境界,则今之学者也有三境界:“写论文,得博士,找工作”此第一境也,此境颇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苍凉。
“开会演讲,著书立说。在家中横眉向孺子,在学校俯首对千夫”此第二境也。这段期间专一之精神,比之“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有过之而无不及。焚膏继晷,在打字机前苦思焦虑;在图书馆里绕室彷徨。想的是中文,写的是洋文,其中之苦楚又何止是一字一泪而已。每见此境中人总使我想到“死生以之,情极无怨”这几个字。在新大陆享受自由民主不是没有代价的。
第三境则有不得长俸与得长俸之别:不得则“行到水穷处而不睹云起”约略可以概括此时心境。这种心境与传统中国文人之受贬与放逐或有相似处,此时读苏东坡“小舟从此逝,江海渡余生”的句子,当别有一番领会。
幸而得到长俸,则“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依然回到了王国维的第三境。多少年来朝思暮盼的极乐境界,一朝获致,却也不免有些意兴阑珊,竟不知当日何以醉心如此。
从第一境到第三境,以一个文史专业的同行来说,大抵需时十年。照中国圣人的说法,这十年大概是从“而立”到“不惑”。在海外搞了十余年中国文史,靠着祖宗遗产,勉强图一温饱;而今年近四十,我的困惑却较任何时期为深。
诸葛武侯曾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当今在美国学界,不求闻达,即不足以苟全性命。诸葛先生的乱世毕竟还有隆中可以高卧;而今虽是天下太平,却常有无立锥之地的惶惑。
在第一境、第二境的时候,虽有栖遑无以终日之感,但终究还有一个目标在。到了第三境,登上彼岸之后,却四顾苍茫,惊觉此身是客,午夜梦回,也不能不想想此后安身立命的根本之计了。
(本文选自周质平《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