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9月26日 07 版）

除了在明代文学和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之外，周质平还有另一重常常为人提及的身份——“普北班”（普林斯顿北京暑期中文培训班）的创办人。多年来，他创办的“普北班”已蜚声全美，他的教学方法被称为“周质平模式”。“我的学术研究是在近现代思想史和明代文学，而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推广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上面。”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的30多年里，周质平长期担任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从1992年和北师大合作成立“普北班”，这个班已成为中美之间历时最久、质量最高、参与学生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收费最低的一个班，共培训了约三千名学生和一千多名老师。“我们尽全力让美国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生到北京来学习。”

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周质平几乎每年暑假都会在北京呆上一段时间。也因为这个机缘，本报记者前不久在北师大他下榻的酒店对他进行了采访。

周质平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境小康，如果不是1951年父亲决定去台湾，周质平的人生境遇应该会大不一样。当时，为了追随丈夫，母亲舍下五个较大的子女，带着4岁的周质平和比他大两岁的一个哥哥于第二年经香港辗转到台湾与父亲团聚。当他再一次见到留在大陆的哥哥姐姐们时，已是36年之后。1988年，周质平终于有机会回国探亲，此时，历经政治运动冲击的家已是四分五裂，哥哥姐姐早已四散到不同的地方——澳洲、杭州、东北、皖北……周质平到不同的城市与他们见面团聚。“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有我的兄姐。”回忆那个时代的悲剧，周质平有感伤，有愤慨。

周质平进入台湾的教育体系，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一直到念完研究所。谈到早年在台湾受的教育，周质平觉得很幸运的一点是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全力推行国语。“如果有人认为我的普通话讲得比较标准，这与台湾的国语运动有关。虽然国民党在台湾做了许多不得人心的事情，可是积极推行国语，使台湾成为国语成功流通的一个省份，是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如果当时国民党没有推行国语的政策，那现在台湾和大陆互通，会造成多大的不便！蒋氏父子在这一点上还是有远见的。”

和大陆的学生要面临残酷的中考、高考一样，求学过程中周质平同样经历了很多艰难挫折。“在台湾的教育体制下，我可说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几乎在所有的考试中，他都没有成功过，高考时，只能以比较低的分数进了私立的东吴大学。

“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兴趣不是那么容易，一个刚进入大学的十八九岁青年，也不知道到底要学些什么？”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周质平有机会看到一些关于五四的书籍，开始对这一历史时段发生兴趣，且受到胡适很大的影响。

1972年，周质平在服完兵役、工作一年之后接着考入东海大学中文系，念硕士期间，他对十五六世纪的明代文学产生了兴趣。“我想对五四时期的思潮和思想进行梳理，往上追溯它的精神源头，自然就会推到晚明。”

虽然早在台湾的时候，周质平就开始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发生兴趣，可是当时并没有花很多时间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1974年他离台赴美，在俄亥俄州的奥柏林文理学院（Oberlin College）过上了教书匠的生活。两年后，钟情学术的周质平结束了奥柏林学院的工作，申请到了印第安纳大学读博士。这期间，他还是继续晚明文学研究，博士论文写的是三袁兄弟与公安派。毕业后，周质平申请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讲师工作，“很幸运的是，普林斯顿东亚系的主要创系人之一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自己就是一个明史专家，所以普林斯顿的东方图书馆(Gest Oriental Library)里面有关明代的藏书特别丰富，有许多明版书。”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的前三年，周质平基本上还是继续做明代的论文，他的第一本英文著作《袁宏道与公安派》(Yuan Ho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很快在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如果按照阶段划分，周质平的前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等到书出了，工作也稳定下来了，终身教授也拿到了，他才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在五四，是在近现代思想史。

从那时开始，周质平又回到了大学时期对五四尤其是胡适思想的研究。“我这个迂回是去明代绕了一个大圈子，再回到20世纪。可是我觉得这个迂回非常好。”回到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周质平又特别集中在几个人物的研究上。前不久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光焰不息——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一书中收了大部分他这些议题的文章，将胡适与鲁迅、冯友兰、梁漱溟等人进行比较研究，勾勒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脉络和轨迹。近两年，他又将精力转向到了现代思想史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林语堂。“我花功夫最多的是在20世纪初期自由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胡适和林语堂。”

读书报：林毓生先生曾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指出，胡适、鲁迅、陈独秀作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先驱，在性格上都有深刻的矛盾或张力。您怎么看林毓生的这一论断？

周质平：林先生将这几位“五四”先驱人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全盘否定”，即对中国传统全盘否定。第一，我觉得他所谓的“全盘否定”未必准确。例如，胡适虽不反对全盘西化，但“全盘西化”跟“全盘否定”还不完全一样。像胡适、鲁迅这样的人，是不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文化呢？我想不是。

如果我们对胡适著作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看出他所有的学术工作基本上都是在研究和重新解释中国的传统。他整理中国的思想史、哲学史，尤其是先秦的部分，还有写中国的白话文学史，做小说考证、《水经注》考证。他这一辈子的工作，哪里是在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不是在否定，而且是在积极肯定，认为中国的传统有意义。其次，从孝道方面看，他对孝道有一定的批判，可是我们从他的一生看，特别是从他对他母亲所做的一些事看，可以说是孝道的最好体现。所以蒋介石在胡适逝世时写挽联，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我觉得是不错的。林先生认为他的性格中新、旧不兼顾、不并存，这个看法太武断。

鲁迅也是如此。鲁迅在学术上的许多工作，像《中国小说史略》（包括《古小说钩沉》），都是在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整理和再解释的工作，我们不能说整理和再解释就是否定，这是解释不通的。至于说“西化”，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名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喜欢“西化”这个词，可以把它改成“世界化”；如果还不喜欢，可以再改成“现代化”。如果你觉得“全盘西化”这个词太刺眼、太刺耳，试问中国是不是应该“现代化”呢？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名词的问题。

换句话讲，胡适的态度是：在对中国传统进行整理、再解释的过程中，不能抗拒西方的普世价值。近年来中国关于普世价值也有很多争论，是不是有所谓的普世价值？有人怀疑，而胡适、林语堂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怀疑，相信有像民主、自由、公正、尊严一类的普世价值。我们怎么能怀疑普世价值呢？我们不能说一个人不需要尊严、自由、公正等价值吧？

读书报：长期以来，胡适被认为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您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吗？实际上胡适身上同时兼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成分，您认为在他的思想当中，哪个更突出一点？

周质平：这个问题提得好，其实都是名词之争。我没说一个自由主义者不能同时是民族主义者或者爱国主义者，我想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来。最好的一个例子是胡适在中英文著作里面谈中国文化时的不同态度。他在中文写作里对中国传统经常持批判态度，他说中国“百事不如人”，要向西方学习。可是当他用英文来讲中国文化的时候，有一个微妙的不同，常强调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许多先进的东西，包括近代的自由民主和科学。

他在1941年发表的一篇英文文章《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说中国包括科举制度、言官制度等很多制度，都包含了对权力进行制衡的成分。在讲到科学的时候，他说很多传统的考证里面有近代的科学方法。由此可见，他也有一定的民族情绪。我觉得他在跟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时并不是在作假，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而已。

读书报：实际上是在维护中国。

周质平：对，维护中国。在跟中国人讲时他是要激励中国人的向上之心，向西方人学习；可是在跟外国人讲时他又觉得要给中国文化相当的地位和面子，他身上经常出现这种矛盾。

“胡适”这个名字之所以有意义，必须放在“中国”这个大前提底下。如果我们把“中国”二字从“胡适”这个名字里拿掉，胡适就成了虚幻。可以说胡适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的民族主义情绪时时体现。不过他的爱国主义与现在通常所理解的爱国主义又有区别。

很多人说胡适是蒋介石的走狗，现在蒋介石的日记发表了，这种说法不攻自破。胡适死的那一天，蒋介石就像去了一个心头大患。他在日记上说“我终于少了反共复国大业上的一块绊脚石”（大意如此），他讲胡适是无耻文人。胡适始终不支持蒋介石连任总统，也始终不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这个就体现了他的抗争精神。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读胡适，这一点也很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读书报：胡适的学术研究涉猎多个领域，著作很多，除了对《红楼梦》、《水经注》的考证，还有《白话文学史》、《哲学史大纲》等。您认为在这些论著中，既能体现他的性格特点、又能体现他价值信仰的是哪些？

周质平：胡适自己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我的歧路》，说他这一辈子走了不少歧路。他为自己设定的正途是纯学术研究，具体说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一直到晚年，60岁以后，他还希望这辈子能够把《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写完。而他的一些政论文章，比如说《问题与主义》，发在《独立评论》上的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之类，他认为是歧途。

在我看来，胡适在学术上的贡献固然有不朽的意义和开山之功，可是他对整个现代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可能正是他在“歧路”上所写的那些政论文章。你问我哪些最能代表胡适，当然在学术思想上是他的哲学史。在政论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从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和抗战前夕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尤其是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批评，可以体现胡适的社会关怀。他不只是在学术上有贡献，在社会问题上也有关怀。在社会关怀这一点上，他的影响和贡献并不下于学术建树。

读书报：胡适对外界展示的永远是一副谦谦君子的形象，但是您认为胡适在评价冯友兰的时候，却流露出他内心很真实的一些东西，能否谈得具体一点？

周质平：我是指他评价冯友兰在哲学史上的贡献。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4年出版后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学界此后讲中国哲学史时一般都会用冯友兰的书，而不用胡适的。我想他在这一点上有一种迫切的感觉，觉得自己必须赶快完成中国哲学史的著作，而且他对冯友兰的成绩始终没有肯定。包括1948年冯友兰在纽约出版英文的《中国哲学简史》后，他在给杨联陞的信中指责杨给这本书写的书评，“下笔太留情”。当然，胡冯两个人对中国哲学史的处理方法、取向基本不同，冯友兰是所谓正统的办法，从孔子讲起；而胡适完全不这么看，认为孔子只是先秦百家里的一家。其实，冯友兰的学术贡献很大，尤其是他的《贞元六书》，相当有建树，而胡适在这一点上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正面的评价。

读书报：您认为这体现了他的某种意气、嫉妒甚至不太平衡的心理？

周质平：我想多少有一点。有这个看法的不只是我，前不久过世的何炳棣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也认为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不公道。

读书报：您对大陆学界最近30年来在胡适研究，乃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现状及得失怎么看？

周质平：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大陆的进步和成就有目共睹，至少条条框框少了许多。可是如果说完全没有条条框框也不是事实，大陆对中国近现代人物的评价始终还是在一些大的政治框架下来进行的。

拿林语堂来说，在大陆一提到林语堂的名字，你首先联想到的大概是他那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但是如何评价林语堂的小品文呢？林语堂之所以提倡幽默和闲适，在我看来是要争言论自由，要争取一种不得体的自由，所谓“政治上不正确”。例如，林语堂写《枕戈待旦》这本书，真正的矛头是指向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一个人如果敢于和民意、和同时代整个的舆论对抗，这远远比向当道争取言论自由来得更困难。这一点很多大陆学者认识不到。这些也是林语堂和胡适两人共有的可贵特点。但是在2003年初出版的《胡适全集》里，所有反映胡这方面思想的文字基本上被删节了。

本报记者 陈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