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崇尚道家思想与迷信道教方术
唐玄宗在位期间，虽然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提倡，但其修身治国之道，多以道家思想为宗。他倡导无为、无事、无欲、守弱、守雌，认为《道德经》“其要在乎理身理国，理国则绝矜尚华薄，以无为不言为教。……理身则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全唐文》卷41《道德真经疏释题词》）他还提倡“重玄”论。这本是南朝至唐的道士孟智周、刘进喜、成玄英、李荣等人，结合佛教观点发挥《道德经》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形成的道教新概念。他们认为“玄之又玄”的前一个玄的作用是“遣有无之滞着”，后一个玄进而遣“不滞之滞”，共两重遣滞，故曰“重玄”。唐玄宗释“玄之又玄”曰：“意因不生则同乎玄妙，犹恐滞玄为滞，不至兼忘，故寄以又玄以遣玄，示明无欲于无欲。”（注：《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道藏》第11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影印本。）又曰：“法性清净是曰重玄，虽藉勤行，必须无著，次来次灭，虽行无行，相与道合。”（注：《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道藏》第11册。）这是结合“无欲”“无行”对“双遣”所做的进一步说明。
唐玄宗很重视道家典籍的整理、教习。先天元年也就是他即位的第一年，就命太清观主史崇玄等修《一切道经音义》（注：史崇玄：《妙门由起序》，《全唐文》卷293；唐玄宗：《一切道经音义序》，《全唐文》卷41。）。开元二十一年，撰成《御注道德经》四卷，内阐修身之术，外明理国之方。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岁贡举人加试《老子》策。开元二十九年，置崇玄学，令习《老子》、《庄子》、《文中子》、《庚桑子》，且在兴庆门“亲试明《道德经》及《庄》、《文》、《列子》举人”，“各授之以官”（注：《旧唐书•玄宗本纪》、《册府元龟》卷53。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指出萧季江、独孤及、李舟中天宝十三载的“洞晓玄经科”，也是道举之一种。）。开元年间，唐玄宗发使天下搜方道书，撰修道藏，目曰《三洞琼纲》，后世称为《开元道藏》（注：天宝中，此书传写流布，后佚。或云共3700余卷，或云5700卷，或云7300卷。参见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73页。）。唐玄宗的这一系列措施，表明他是有意识地推行道家思想，并用来“理身理国”。
唐玄宗崇尚道家的思想体现在其治理国家的策略中。开元前期，他鉴于武则天时苛政滥刑、穷奢极欲的历史教训，以清静无为之旨治国，采取减轻赋税、刑罚，与民休息，倡导节俭等政策，这与汉初崇尚黄老所采取的政策类似。唐玄宗此时所用的姚崇、宋璟等贤相，以不生事扰民为宗旨，其行为亦颇合无为、无欲之旨。姚崇临死前，告诫其子侄“知止足之分”，并表示羡慕彭祖、老聃，赞同道家“以玄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旧唐书》卷96）。正如唐人柳芳《食货论》所说：“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全唐文》卷372）“清静”二字道出了姚、宋的政治智慧，而这正是玄宗为政的基本策略。唐玄宗对这些宰相任用不疑，道家清静无为之旨得以继续贯彻，这至少是“开元之治”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唐玄宗自登极之始，在提倡道家的同时，就表现出对道教的迷信。天宝元年，他在《天宝改元制》中说：“朕粤自君临，载宏道教，崇清净之化，畅元元之风，庶乎泽及苍生，时臻寿域，积以岁月，未尝懈怠。”（《全唐文》卷24）同年，他在《令写元元皇帝真容分送诸道并推恩诏》中说：“自临御以来，罔不夙夜，每涤虑凝想，斋心服形，礼谒于尊容（按：指玄元皇帝之真容），未明而毕事，将三十载矣。盖为天下苍生，以祈多福。”（《全唐文》卷31）唐玄宗的两个妹妹金仙公主、玉真公主年轻时即入道，玉真公主与唐玄宗同师司马承祯，她在唐玄宗的道教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注：详见拙文《玉真公主考论——以其与盛唐诗坛的关系为归结》，《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唐玄宗的女儿中，万安公主于天宝年间入道，楚国公主兴元间请为道士。唐玄宗还有两位女儿早薨，一名上仙公主，一号登真，皆与道教颇有渊源（注：见《新唐书•诸帝公主》。）。
在唐玄宗统治后期，逐渐积累的各种深层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的地步，清静无为已不再适用，可是玄宗并没有察觉。他被表面上国力强盛、百姓富足、边境安宁的状况所迷惑，清静无为之旨转化为懈怠政事，放纵佞臣，甚至沉迷于神仙道教，祈求长生不老（注：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及至开元晚年，兄弟诸王相继亡故，使他感到生之有限，死之可期，而道教的修仙长生可以解除他的恐死症，遂激发了他对长生的热烈追求。”参看该书（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7页对唐玄宗的佞道原因有较为充分的论述。）。
唐玄宗沉湎道教荒废政事，与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被贬出朝，李林甫独揽朝政在时间上大体吻合，而这又正是玄宗朝由治到乱的分界。宋人范祖禹《唐鉴》评唐玄宗杀谏官周子谅、逐张九龄出朝事，也认为此乃玄宗由明变昏的标志：“始诛韦氏，抑外戚，焚珠玉锦绣，诋神仙，禁言祥瑞，岂不正哉！其终也，惑女宠，极奢侈，求长生，悦禨祥，以一人之身而前后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注：《唐鉴》卷9，四库全书本。）李林甫与其同列陈希烈皆为道教信徒，与唐玄宗志趣相同，这又反过来促使唐玄宗更为沉迷道教方术，追求奢侈享乐，祈求长生不老。《旧唐书•礼仪志四》曰：“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唐玄宗本人多次称梦见玄元皇帝，多次为老子造像、加尊号（注：老子的具体长相，历史上并无记载，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根据自己的梦，“创作”了老子像。参见《唐玄宗传》第208页的有关论述。）。并大量设置道观，进行各种佞道活动（注：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二编第七章第二节《唐玄宗崇道活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79—290页。），“仅玄宗朝所置观就不会少于1300座”（注：王永平：《道教与唐代社会•经济篇》，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玄宗的臣子迎合他的爱好多言祥瑞（注：详见龙晦《敦煌文献所见唐玄宗的宗教活动》，《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资治通鉴》卷216曰：“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大臣王琚“好玄象合炼之学”（《旧唐书》卷106），萧嵩“性好服饵”（《旧唐书》卷99）。与李林甫同时为相的陈希烈“精玄学，书无不览。开元中，玄宗留意经义，自褚无量、元行冲卒后，得希烈与凤翔人冯朝隐，常于禁中讲《老》、《易》，累迁至秘书少监，代张九龄专判集贤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经希烈之手。”（《旧唐书》卷97）李林甫迷信丹药，曾撰《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是写道士孙太冲于嵩阳观炼丹的。“天宝中，道士荆朏亦出道学，为时所尚。太尉房琯每执师资之礼，当代知名之士，无不游荆公之门。”（注：《唐会要》卷5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26页。）范祖禹评唐玄宗君臣佞道之事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谀，小臣欺，盖度其可为而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赏以劝之，则小人孰不欲为奸罔哉！”（注：《唐鉴》卷9。）
唐玄宗在开元中期就曾将一批有名的道士召进宫中，这些道士或以帝王师自居，借机向唐玄宗宣传治国的道理；或以神仙之术欺骗玄宗，以博取功名富贵。据《神仙感遇传》等书记载，罗公远为童子时即能驱遣白龙，唐玄宗将其召进宫中，在与张果、叶法善、三藏等道士、僧人斗法时皆占得上风。他曾用法术将唐玄宗带至月宫，唐玄宗在月宫中偷记了《霓裳羽衣曲》（注：《太平广记》卷22（出《神仙感遇传》及《仙传拾遗》、《逸史》等书），中华书局，1961年，第147页。）。叶法善也玩过类似的幻术（注：《太平广记》卷26（出《集异记》及《仙传拾遗》），并云：“玄宗累与近臣试师（指叶法善）道术，不可殚尽，而所验显然，皆非幻妄，故特加礼敬。”）。后来玄宗对道士更为迷信。张果以善于炼丹著称，曾向朝廷进《服丹砂诀》、《气诀》、《休粮服气法》等书（注：《艺文略五•道家》，《通志》卷67。），是兼修内外丹的。他自称尧时为侍中，至今已数千岁，唐太宗、高宗都召见过他，玄宗于开元二十三年召他进宫，他表演返老还童的法术，并且在斗法时胜过师夜光和叶法善，玄宗甚至想将自己的胞妹玉真公主嫁给他。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都与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治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开元之治”亦复如是。然而到了开元末年，唐玄宗却走上迷信道教方术的歧途，政治一衰而再衰，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可以说，玄宗前期的无为而治重在革除弊端，与民休息，其后期的无为而治则是荒怠政事，妄求神仙，以致祸国殃民。《唐鉴》评曰：“开元之末，明皇怠于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故感而见梦，亦其诚之形也。自是以后，言祥瑞者众，而迂怪之语日闻，谄谀成风，奸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乱矣。”（注：《唐鉴》卷9。）《金石录》评李林甫《唐嵩阳观纪圣德颂》曰：“天宝中，明皇命方士炼丹于此观，林甫献颂称述功德焉。天宝之政荒淫无度，而明皇区区方炼丹，以祈长生，岂不可笑乎。”（注：《金石录》卷27。按：《唐嵩阳观纪圣德颂》，李林甫撰，徐浩八分书，天宝三载二月书。）都是中肯之论。
二、唐玄宗的道教诗歌及其与道士的诗歌来往
玄宗在位期间，朝廷弥漫着崇尚道家和迷信道教的氛围，这种氛围必然会对诗坛产生影响。
《全唐文》收唐玄宗与道教、道士有关的文章达数十篇。他存诗63首，与道家思想和道教活动有关的多达十余首。这些诗又可分成若干类，第一类是抒发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如《送忠州刺史康昭远等》：“端拱临中枢，缅怀共予理。”《春中兴庆宫酺宴》诗序云：“是故外无金革之虞，朝有缙绅之盛。所以岩廊多暇，垂拱无为。不言而海外知归，不教而寰中自肃。元亨之道，其在兹乎？”《左丞相说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日上官命宴东堂赐诗》：“俾予成百揆，垂拱问彝伦。”《送张说巡边》：“端拱复垂裳，长怀御远方。”端拱、垂拱、垂衣都是指道家的无为而治。第二类是歌咏道教始祖或道家仙人。如《过老子庙》：“仙居怀圣德，灵庙肃神心。草合人踪断，尘浓鸟迹深。流沙丹灶没，关路紫烟沉。独伤千载后，空余松柏林。”诗中对老子充满崇敬之情。《经河上公庙》：“昔闻有耆叟，河上独遗荣。迹与尘嚣隔，心将道德并。讵以天地累，宁为宠辱惊。矫然翔寥廓，如何屈坚贞。玄玄妙门启，肃肃祠宇清。冥漠无先后，那能纪姓名。”吟颂河上公遗弃荣华、宠辱不惊。第三类也是最多的一类，是唐玄宗送多位著名道士还山所赋，其内容带有显著的道教色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与上清道士司马承祯、李含光和薛季昌的关系。
司马承祯是唐朝数代皇帝都很重视的道士，武则天和唐睿宗都曾召其进宫求教，唐玄宗与玉真公主皆以承祯为师。开元中，唐玄宗曾多次召其入宫，后来在王屋山为其建阳台观居住，以其地近京师，易于召见。玄宗《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当是在王屋山向承祯问道并送其还天台时所作。诗云：
紫府求贤士，清谿祖逸人。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地道逾稽岭，天台接海滨。音徽从此间，万古一芳春。
此诗形象饱满，韵味深远，口吻亲切，态度平等，简直就像朋友之间的赠答。玄宗对司马承祯幽栖林泉的修行生活深为赞扬，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他归山后的思念之情。“音徽从此间，万古一芳春。”既写出他们相互间隔的现实，也表达了在神仙世界中共同得到永生的愿望，是很有气象与文采的佳句，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有异曲同工之妙。唐玄宗还有《答司马承祯上剑镜》诗，诗虽平庸，却显示出唐玄宗与司马承祯关系之密切。
李含光为司马承祯弟子，且得其真传，《云笈七签》卷五说李含光“所撰《仙学传》、《论三玄异同》，又著《真经》并《本草音义》，皆备载阙遗，穷颐精义矣”。《道藏》收其《太上慈悲道场消灾九幽忏》。唐玄宗多次召他进宫问道（注：李含光的生平和道教活动，见李渤《茅山元静李先生传》，《全唐文》卷712； 颜真卿《有唐茅山元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并序》，《全唐文》卷340。），玄宗给他的敕书今存二十四通，还多次向他赐诗、赐物、赐法号，而玄宗则自称“弟子”，李含光也多次答谢。李含光呈给玄宗皇帝的表奏多达十八通。《茅山志》卷二收唐玄宗赠李含光诗三首（注：据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卷14，中华书局，1992年，第861—862页。）。其中送其还金坛一首是天宝六载九月二十五日由高力士宣赐的，敕书中称赞他抗志云霞，和光代俗，抱一守中，探微昭远。诗云：
紫府烟霞上，玄宗道德师。心将万籁合，志与九仙期。绝俗遗尘境，同人喜济时。访经游玉洞，敷教入瑶墀。茅岭追余迹，金坛赴远思。阴宫春旧记，阳观饬新祠。缅想埋双璧，长怀采五芝。真灵若可遇，鸾鹤伫来兹。
此诗的道教气息比送司马承祯那一首还要浓。其中说“同人喜济时”，明白地赞扬他以道教济时，可以看出玄宗对道教的社会作用多么重视。“心将万籁合，志与九仙期。”这两句颇有浩然与溟涬同科的气魄。《诗送玄静先生暂还广陵》云：“杨许开真箓，夫君密契传。九星连紫盖，双景合丹田。玉简龟台职，金坛洞府仙。犹期御风便，朝夕候泠然。”诗中称李含光为杨羲和许谧的传人，诗末希望他能御气乘风而来，玄宗则朝夕殷勤相候。《诗送玄静先生归广陵》序云：“炼师气远江山，神清虚白，道高八景而学兼九流。每发挥玄宗，启迪仙箓，延我［以］玉皇之祚，保我以金丹之期。敬焉重焉，深惜此别，因赋诗以饯行云耳。”说明唐玄宗希望借助李含光及道教的力量保持国运长久、自己长生不老。
薛季昌也是司马承祯的弟子，曾撰《道德玄枢》。“唐明皇召入禁掖，延问道德，乃谈，极精微，上喜，恩宠优异。”（《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0）当他还山时，唐玄宗为之赋诗赠序。序曰：“炼师初解裙裾，栖心衡岳。及登道箓，慨然来兹，愿归旧居，以守虚白。不违雅志，且重精修，尚遇灵药，尚望时来城阙也。乃赋诗一首宠行云。”诗云：“洞府修真客，衡阳念旧居。将成金阙要，愿奉玉清书。云路三天近，松溪万籁虚。犹期传秘诀，来往候仙舆。”（注：此诗见《全唐诗》卷3，序据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卷14。）是希望薛季昌求得仙诀献给自己。
齐梁道士陶弘景（号华阳隐居）奉杨羲的《上清大洞真经》，创立了茅山派，司马承祯为其第四代嫡传弟子，其师潘师正曰：“我自陶隐居传正一之法，至汝四叶矣。”而李含光则为其第五代嫡传弟子，颜真卿《有唐茅山元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曰：“自先生（按：指李含光）距于隐居，凡五叶矣，皆总袭妙门大正真法，所以茅山为天下道学之所宗矣。”若从杨羲的谱系算起，则司马承祯、李含光分别为第十二、十三代上清宗师。承祯师徒继承了上清派第十代宗师王知远的思想，将上清派的养生法与老庄乃至重玄学理论融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教体系，正好适应唐玄宗治国与养生的需要，这就难怪唐玄宗对此派道士格外垂青，一而再、再而三地赋诗赠别了。
除了与茅山派宗师有较多的诗歌往还之外，唐玄宗还有送贺知章还乡，送李抱朴、赵法师、邓紫阳、胡真师还山之诗。
天宝三载唐玄宗送贺知章还会稽，是一次带有明显的道教色彩的盛会。唐玄宗《送贺知章归四明》诗云：“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簪。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独有青门饯，群僚怅别深。”诗中既惋惜贺知章辞官，又对其入道之举表示赞赏，惜别之情溢于言表。当时陪同送别赋诗应制的大臣有李适之、李林甫等三十人，可谓极一时之盛（注：参见傅璇琮主编《隋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天宝三载的有关论述。）。
玄宗《送玄同真人李抱朴谒灊山仙祠》诗云：“采药逢三秀，餐霞卧九霄。参同如有旨，金鼎待君烧。”可知唐玄宗希望李抱朴能为自己采药、炼丹。唐玄宗有两首诗送给赵法师，一是《为赵法师别造精院过院赋诗》，对法师“不恋岩泉赏，来从宫禁游”的行为表示赞赏。另一首题为《送赵法师还蜀因名山奠简》，是希望赵法师用奠简〈道家的一种祈祷仪式〉来造福苍生。邓紫阳是开元时著名的道士，唐朝新的道教宗派“北帝派”的创始人（注：参见汪桂平《唐玄宗与茅山道》，《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2期。），唐明皇开元中，蒙召入大同殿建醮，胡藩封为天师。”（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32，续修四库全书本。）李邕《唐东京福唐观邓天师碣》载，唐玄宗对邓十分尊宠，“箧藏手诏三十纸，壁挂道经五千言，前后所赐法衣七副而金紫者，杂彩七百二十八段，钱二十六万七千。”邓则将这些赐物“尽以幡像香油之供费……或周老病贫窭焉。”（《全唐文》卷265）玄宗有一首《赐道士邓紫阳》诗：“太乙三门诀，元君六甲符。下传金版术，上刻玉清书。有美探真士，囊中得秘书。自知三醮后，翊我灭残胡。”竟然幻想邓紫阳能用道术助唐朝打败胡人。唐玄宗有《送胡真师还西山》诗，说明他与胡真师有联系，但诗的内容只不过是一般应酬，并无深意。
在唐代的皇帝中，唐太宗与玄宗存诗较多，诗才也比较高。玄宗在位长达四十七年，又值唐诗的高峰期，他热衷于作诗，对盛唐诗坛的繁荣无疑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在道教题材的诗歌创作方面他可以说是一个中心人物。《唐诗归》钟惺评语曰：“六朝帝王鲜不能诗，大抵崇尚纤靡……至明皇而骨韵风力一洗殆尽，开盛唐广大清明气象，真主笔舌与运数隆替相对。”唐玄宗与道教有关的诗内容广泛，文采斐然，他作为一位风流儒雅、多才多艺的盛世之君，在万机之暇赋诗言志，以诗为媒介，与高道交往，这本身就是对道教的一种荣宠。玄宗以帝王之尊，与人酬唱往还，很自然地就起到倡导诗歌的作用，可以引起整个社会对诗歌创作更加重视。
三、唐玄宗召李白进宫的道教背景
唐玄宗在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是召李白进宫。李阳冰《草堂集序》曰：“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将东归蓬莱，仍羽人驾丹丘耳。”（注：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789—1790页。）这段记载可能有与事实不符之处，如李白“潜草诏诰”问题、“八仙之游”问题，学术界皆有争议（注：参见傅璇琮《李白任翰林学士辨》，《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程千帆《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程千帆诗论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但朝列“赋谪仙之歌”数百首之事，恐非全系虚构，应当格外关注。魏颢《李翰林集序》曰：“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故宾客贺公奇白风骨，呼为谪仙子。由是朝廷作歌数百篇。”（注：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附录三》，第1790页。）关于朝士为李白作歌数百篇，魏颢与李阳冰的说法一致。二人皆与李白同时，为其亲友至交，他们的记载应当是有根据的。此时正是唐玄宗佞道的高峰期，在此背景下，李白自称是太白金星转世，司马承祯谓其有仙风道骨，贺知章称其为谪仙人，因而引起玄宗的重视，是很自然的事。李白在长安是否参加了唐玄宗的道教活动，史无明文，但从其经常出入宫禁、陪侍在玄宗周围来看，他是有可能参与这类活动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所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对李白狂放行为的描写，也透露出李白与玄宗有一种类似朋友的关系，否则李白是狂放不起来的。其《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云：“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得意之情与亲密之状，表现得很充分。
唐玄宗在召李白进宫的同时，还召吴筠和元丹丘入宫。吴筠与李白志同道合，是很好的朋友。他与玄宗的关系，可供我们了解李白。权德舆《中岳宗元先生吴尊师集序》：“天宝初……征至京师，用希夷启沃，吻合元圣。请度为道士，宅于嵩邱，乃就冯尊师齐整受正一之法。……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寻又诏居翰林，明皇在宥天下，顺风所向，乃献《元纲》三篇，优诏嘉纳。”（《全唐文》卷489）《旧唐书》卷192《吴筠传》载：“天宝中，李林甫、杨国忠用事，纲纪日紊，筠知天下将乱，坚求还嵩山，累表不许，乃诏于岳观别立道院。禄山将乱，求还茅山，许之。既而中原大乱，江淮多盗，乃东游会稽，尝于天台剡中往来，与诗人李白、孔巢父诗篇酬和，逍遥泉石，人多从之，竟终于越中。文集二十卷。其《玄纲》三篇、《神仙可学论》等，为达识之士所称。”李白与元丹丘交谊甚深，他在30岁时所作的《上安州裴长史书》即称“故交元丹”，《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诗曰：“弱龄接光景，矫翼攀鸿鸾。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可见二人交谊之深。郁贤皓《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考》对二人的交往做了十分详尽的考证，郁先生还说，“元丹丘无疑是李白最亲密的挚友。李白的道教思想，放诞的生活，都可能受到元丹丘的影响”，这一观点值得注意（注：郁贤皓：《李白丛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据《金石续编》卷八《玉真公主祥应记》（碑建于天宝二年），署“西京大昭观元丹建”，可知此时元丹丘已在长安，居大昭观，当时李白正在长安。李白在长安期间撰有《唐汉东紫阳先生碑铭》，紫阳先生即道士胡紫阳，天宝初，元丹丘曾从胡紫阳受道箓，李白此文是他和元丹丘在长安保持交往的证据。李白《西岳云台歌赠丹丘子》：“我皇手把天地户，丹丘谈天与天语。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求蓬莱复西归。”诗当作于李白被放出宫之后不久，约在天宝四载（注：参见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031—1032页。），诗中对丹丘称许备至。李白还有《元丹丘歌》、《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仆虽离群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旧以寄之》、《颍阳别元丹丘之淮阳》、《以诗代书答元丹丘》等。
如上所述，李白被唐玄宗召至京城，得以目睹长安狂热的道教氛围，并与道教著名人物贺知章、玉真公主、吴筠、元丹丘交往，对其人生道路、心态及诗歌创作都有重大影响。天宝二年，李白在作《宫中行乐词》、《清平调词》等艳丽的歌词后不久，即写下了《金门答苏秀才》诗，有句云：“我留在金门，君去卧丹壑。未果三山期，遥欣一丘乐。玄珠寄象罔，赤水非寥廓。愿狎东海鸥，共营西山药。”诗中“玄珠”喻道，“象罔”喻无形迹，“西山”指仙山。可见李白此时已萌生退隐之意。李白的《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云：“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表示想当严子陵那样的隐士。天宝三载，李白因不容于同列，上书请求还山，玄宗赐金遣之。李白有《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题壁上鹦鹉》、《东武吟》、《行路难》、《梁甫吟》等诗咏其事，抒发自己的失意之悲和愤慨不平之情。不过李白在此后的诗中，虽经常指责谗毁他的小人，却并未说唐玄宗的不是，反而对其念念不忘，心存感激。离开长安后，李白于天宝四载至齐州，请北海高天师受道箓，有《奉赠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诗，随后道士盖寰又为其造真箓，李白有《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余造真箓临别留赠》诗。李白出朝后立即入道士籍，与他在长安跟唐玄宗及贺知章、玉真公主等道教知名人士的交往有关。据当代学者研究，李白与道教有关的诗多达97首（注：参见《唐代文化》第四编第一章。）。李白与许宣平的交往也是诗坛上的一段佳话（注：《太平广记》卷24（出《续仙传》），第159页。），此事虽未必可信，但可从一个侧面看出李白与神仙道教的密切关系。
在天宝初的数年内，唐玄宗将名满天下的诗人李白与当时最优秀的道家诗人吴筠、李白的好友道士元丹丘同时召入朝中，给予很高的礼遇，这对盛唐诗人信道、学道和创作道教诗歌，无疑有十分明显的提倡作用。可是李白并不满足于做一个翰林供奉，他怀有极大的政治抱负，想要直取卿相，“济苍生，安社稷”。玄宗仅以对待一般道教人物和诗人的态度对待他，未免过于冷淡了。
四、盛唐崇道风气与道教诗的新特点
唐玄宗以道家思想治国，以及他对道教的迷恋，必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崇道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盛唐诗坛就是在这种仙气的笼罩之下。
盛唐诗人多与道士交往，而且大量创作道教诗。孟浩然有不少诗与道教有关，如《与王昌龄宴王道士房》、《山中逢道士云公》、《白云先生王迥见访》、《赠道士参寥》、《梅道士水亭》、《寻梅道士》等。王维被后人称为“诗佛”，但他从早年至中年，对道教亦有相当大的兴趣，其《鱼山神女祠歌》、《送方尊师归嵩山》、《过太乙观贾生房》、《送张道士归山》等，都与道教有关。其《终南别业》云：“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这个“道”似应是老庄与神仙之道。储光羲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殷璠《河岳英灵集》），“多龙虎铅汞之气”（王士祯《居易录》），其与道教关系密切者至少有十余首。《题太玄观》云：“门外车马喧，门里宫殿清。行即翳若木，坐即吹玉笙。所喧既非我，真道其冥冥。”《唐诗归》谭元春评曰：“游仙诗须如此，殆无凡胎，郭景纯诸人如何使得？”储又有《贻韦炼师》、《至嵩阳观观即天皇故宅》、《述降圣观》（自注云：“天宝七载十二月二日，玄元皇帝降于朝元阁，改为降圣观。”）、《昭圣观》、《升天行贻卢六健》、《刘先生闲居》、《玉真公主山居》、《题应圣观》、《奉真观》、《题辛道士房》等。值得注意的是，储光羲有好几首写道教圣地茅山的诗，如《泛茅山东溪》、《游茅山五首》、《题茅山华阳洞》等，原来他的家乡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在道教“第一福地”茅山附近，储光羲从少年时即熟悉此地，其诗多道家思想，恐与此有关。高适除了有《玉真公主歌》二首之外，还有《遇冲和先生》，诗云：“冲和生何代，或谓游东溟。三命谒金殿，一言拜银青。自云多方术，往往通神灵。万乘亲问道，六宫无敢听。昔去限霄汉，今来睹仪形。头戴鹖鸟冠，手摇白鹤翎。终日饮醇酒，不醉复不醒。常忆鸡鸣山，每诵西升经。拊背念离别，依然出户庭。莫见今如此，曾为一客星。”冲和为姜抚之号，姜抚是当时的假神仙之一。《新唐书》卷204载：“姜抚，宋州人，自言通仙人不死术，隐居不出。开元末，召至东都，舍集贤院。因言‘服长春藤，使白发还鬒，则长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终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赐中朝老臣。……擢抚银青光禄大夫，号冲和先生。”《册府元龟》卷336曰：“裴耀卿为左丞相，开元二十五年逸人姜抚献长春酒。”
杜甫诗“仙佛备”（注：刘埙《禁题绝句序》引刘玉渊语，《水云村稿》卷5，四库全书本。），他热衷于炼丹药的诗达十数首之多。李白被“赐金放还”后，杜甫曾与他同登王屋山，拟访华盖君，至小有清虚洞天，因华盖君已死而止。杜甫《忆昔行》诗曰：“忆昔北寻小有洞，洪河怒涛过轻舸。……秋山眼冷魂未归，仙赏心违泪交堕。弟子谁依白茅屋，卢老独启青铜锁。巾拂香余捣药尘，阶除灰死烧丹火。……秘诀隐文须内教，岁晚何功使愿果。更讨衡阳董炼师，南游早鼓潇湘舵。”（注：仇兆鳌：《杜诗详注》卷21，中华书局，1979年，第1888—1889页。）后来他又与李白同访董炼师与元逸人。可见杜甫随李白漫游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寻仙访道。杜甫的《寄司马山人十二韵》，也是言神仙事的。
其他诗人如王昌龄有《题朱炼师山房》诗，还有《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表现自己对炼丹术的追求。薛据有《出青门往南山下别业》，自叙其炼丹的经历：“弱年好栖隐，炼药在岩窟。及此离垢氛，兴来亦因物。末路期赤松，斯言庶不伐。”沈如筠与道士司马承祯善，有《寄天台司马道士》诗。綦毋潜有《宿太平观》、《茅山洞口》、《过方尊师院》等诗。岑参《太白东溪张老舍即事寄舍弟侄等》诗云：“主人东溪老，两耳生长毫。远近知百岁，子孙皆二毛。”他还有《冬夜宿仙游寺南凉堂呈谦道人》，云：“秦女去已久，仙台在中峰。箫声不可闻，此地留遗踪。”还有《寄青城龙溪奂道人》、《酬畅当嵩山寻麻道士见寄》等。刘长卿有《寄龙山道士许法棱》、《寻洪尊师不遇》、《望龙山怀道士许法棱》。常建之诗“多仙气语”（翁方纲《石洲诗话》），其《仙谷遇毛女意知是秦宫人》诗云：“水边一神女，千岁为玉童。羽毛经汉代，珠翠逃秦宫。目觌神已寓，鹤飞言未终。祈君青云秘，愿谒黄仙翁。尝以耕玉田，龙鸣西顶中。金梯与天接，几日来相逢。”既写出毛女的灵异，又希望有一天能遇到她，从之学仙。《梦太白西峰》曰：“梦寐升九崖，杳霭逢元君。遗我太白峰，寥寥辞垢氛。结宇在星汉，宴林闭氤氲。”则是梦想到太白峰求仙。《闲斋卧病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二首》（其二）是写自己服食丹药后散步行药的，说明他曾亲服丹药。其《古意》（井底玉冰洞底明），《唐风定》评：“创意幽玄，恍惚杳冥”，《唐诗绪笺》则说此诗“托之游仙，故是有养之士”，皆认为此诗有浓厚的道家思想。他还有《宿五度溪仙人得道处》、《白龙窟泛舟寄天台学道者》、《张天师草堂》等。至于崔曙的《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容》、《嵩山寻冯炼师不遇》，对神仙学说表示怀疑乃至否定，则是颇为特殊的。
盛唐的道士大多能诗。司马承祯是唐玄宗与玉真公主之师，在唐玄宗的道教活动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曾揄扬过李白，许多诗人与他往还，在诗人中有很大影响。他通书法、音乐，能诗，唐玄宗曾命他制作《玄真道曲》（已佚）。今存诗二首，《太上升玄消灾护命妙经颂》见于《正统道藏》。叶法善于开元八年107岁化去时留诗三首于座侧。张氲有《醉吟三首》。司马退之有《洗心》五言古诗一首。裴翛然有《夜醉卧街》五绝一首。成真人《题壁》是一首诗谶（注：诗曰：“蜀路南行，燕师北至。本拟白日升天，且看黑龙饮渭。”）。申欢（宗）有《兜玄国怀归诗》一首。李遐周有《题壁》一首。赵惠宗有《遗简》诗二首。罗公远存诗十二首，包括《白金小还丹歌》十一首，《大还丹口诀》一首。张果存诗五十三首，其中有《玄珠歌》三十首。每首诗中都有“玄珠”二字，玄珠即黑色的明珠，道家以玄珠喻道的本体（注：《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释文》：“玄珠，司马（彪）云：‘道真也。’”）。这组诗从不同角度写得到“玄珠”的好处，如羽化登仙、长生久视等，以及失落或轻视玄珠的坏处。张果的《金虎白龙诗》共二十一首，主要写外丹的炼丹术（注：陈尚君《全唐诗续拾》按：“《通志•艺文略》道类收张果（通玄先生）《玄珠歌逍遥歌内指黄芽歌》一卷。《玄珠歌》已见前录。本组诗多述黄芽，疑即《内指黄芽歌》。”黄芽，指道家炼丹所用的铅华。《云笈七签》七二《还丹五行功论图》：“若要长生，须服五色铅汞、丹砂、黄芽之药。”白居易《对酒》诗：“有时成白首，无处问黄芽。”）。他另有一首《五子守仙丸歌》，也是咏炼丹的。这些诗多为宣扬道家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歌诀。上述众道士之诗，或阐述道家清静无为之旨，或写与文士交往，或为诗谶，或写神仙，或介绍炼丹术，艺术性均不强，但通过这些诗可见唐玄宗的道教活动及诗歌创作对当时社会有广泛影响。
在盛唐道士中，吴筠写诗的才华最高。权德舆《中岳宗元先生吴尊师集序》论其创作云：“属词之中，尤工比兴。观其自古王化诗，与《大雅吟》、《步虚词》、《游仙》、《杂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万象，用冥环枢，稽性命之纪，达人事之变，大率以啬神挫锐为本；至于奇采逸响，琅琅然若戛云璈而凌倒景，昆阆松乔，森然在目。近古游方外而言六义者，先生实主盟焉。”（《全唐文》卷489）吴筠诗今存一百二十八首，联句、散句若干，居盛唐道士之首。其诗均为五言，且多为古体。吴筠体现道家思想的诗篇主要有《游仙诗》二十四首、《步虚词》十首和《高士咏》五十首。《游仙诗》其一为全诗总纲，诗云：“启册观往载，摇怀考今情。终古已寂寂，举世何营营。悟彼众仙妙，超然含至精。凝神契冲玄，化服凌太清。心同宇宙广，体合云霞轻。翔风吹羽盖，庆霄拂霓旌。龙驾朝紫微，后天保令名。岂如寰中士，轩冕矜暂荣。”此诗肯定轻举飞升、羽化登仙，否定世俗的荣华富贵。同组的其他诗中也说：“仙经不吾欺，轻举信有征。”“孰谓姑射远，神人可同嬉。”“眇彼埃尘中，争奔声利途。百龄宠辱尽，万事皆为虚。”“纵身太霞上，眇眇虚中浮。八威先启行，五老同我游。”《高士咏》歌咏古代著名的隐士，包括老子、庄子。《步虚词》是一种道教歌词，天宝十载四月，唐玄宗曾“于内道场亲教诸道士《步虚》声韵”（注：《尚黄老二》，《册府元龟》卷54。）吴筠的《步虚词》或与此有关。
在唐玄宗周围有几个道教名人，他们形成道教中心，这就是贺知章、玉真公主、司马承祯、吴筠。贺知章是朝廷的重臣，玉真公主是皇亲，司马承祯和吴筠是著名的道士。他们营造了道教的强大势力，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他们既能对玄宗的政事产生影响，又能提携诗人，帮助诗人步入仕途，或者帮助他们扬名。他们既是道教的中心，又是诗人与玄宗之间的桥梁。另外，从玄宗崇道的角度审视李白和杜甫在当时不同的遭遇，颇有趣味。李白被称为“谪仙人”，声名大噪，而杜甫“儒冠误身”，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李白借助道教和上述道教名人来“推销”自己，而杜甫缺少类似的“广告效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唐玄宗掀起的崇道热潮，使诗人的创作出现新的特点。清人朱乾《乐府正义》将秦汉以来的游仙诗分为两类：第一类出于屈原的《远游》，以“悲时俗之迫厄兮，将轻举而远游”为主旨；第二类求仙访道、追求长生。盛唐的道教诗虽不出于这两类的范围，但较之前人题材更宽，艺术上也更有风采。
在题材方面，盛唐道教诗多咏当世神仙高道，如张果、焦炼师、司马承祯等。如李颀有咏张果及其他道士的诗，他拜见张果后作的《谒张果先生》描绘了张果的种种“仙迹”，提到唐玄宗从张果“受箓”。他还有《送王道士还山》、《题卢道士房》、《送暨道士还玉清观》等诗，都是咏当世道士的。此外如王维、李白、李颀、王昌龄、钱起都有赠焦炼师的诗。李白《赠嵩山焦炼师》诗云：“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烟。中有蓬海客，宛疑麻姑仙。道在喧莫染，迹高想已绵。时餐金鹅蕊，屡读青苔篇。八极恣游憩，九垓长周旋。下瓢酌颍水，舞鹤来伊川。还归空山上，独拂秋霞眠。萝月挂朝镜，松凤鸣夜弦。潜光隐嵩岳，炼魄栖云幄。霓裳何飘摇，风吹转绵邈。愿同西王母，下顾东方朔。紫书倘可传，铭骨誓相学。”诗中以麻姑、西王母比焦炼师，且云其着“霓裳”，其性别显然为女性。王维《赠东岳焦炼师》诗云：“先生千余岁，五岳遍曾居。遥识齐侯鼎，新过王母庐。不能师孔墨，何事问长沮。玉管时来风，铜盘即钓鱼。竦身空里语，明目夜中书。自有还丹术，时论太素初。频蒙露版诏，时降软轮车。山静泉逾响，松高枝转疏。支颐问樵客，世上复何如？”诗中称焦炼师为先生，所用典故如李少君事，穆天子事，孔子、墨子事，长沮、桀溺事，等等，无一不是以男性比焦炼师，与李白、李颀、钱起诗中女性主人公性别明显不同。
盛唐道教诗歌题材之广泛，还可以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为例加以说明。明人胡震亨曰：李白的《古风》“言仙者十有二，其九自言游仙，其三则讥人主求仙，不应通蔽互殊乃尔。白之自谓可仙，亦借以抒其旷思，岂真谓世有神仙哉！他诗云：‘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意自可见，是则虽言游仙，未尝不与讥求仙者合也。时玄宗方用兵吐蕃、南诏，而受箓、投龙，崇尚玄学不废，大类秦皇、汉武之为，故白之讥求仙者，亦多借秦、汉为喻。白他诗又云：‘穷兵黩武今如此，鼎湖飞龙安可乘？’其本旨也欤！”（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29—230页。）胡氏能联系唐玄宗天宝年间佞道的现实来看问题，有一定道理。但《古风》五十九首不作于一时一地，其内容丰富复杂。一概以“讥求仙”释之，不符合李白诗的实际。如《古风》其四就是一首纯粹的游仙诗：“凤飞九千仞，五章备彩珍。衔书且虚归，空入周与秦。横绝历四海，所居未得邻。吾营紫河车，千载落风尘。药物秘海岳，采铅青溪滨。时登大楼山，举首望仙真。羽驾灭去影，飙车绝回轮。尚恐丹液迟，志愿不及申。徒霜镜中发，羞彼鹤上人。桃李何处开？此花非我春。唯应清都境，长与韩众亲。”《古风》其五写自己遇到了一位仙人“绿发翁”，“我来逢真人，长跪问宝诀。粲然启玉齿，授以炼药说。……吾将营丹砂，永与世人别。”其七“愿餐金光草，寿与天齐倾”，其十七“昆山采琼蕊，可以炼精魄。”其四十一“呼我游太素，玉杯赐琼浆。一餐历万岁，何用还故乡。”都是写服食求仙。可见李白确实有过服食求神仙的经历，且对此兴趣颇浓。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1说：李白的《古风》“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蹑太清，或欲挟两龙而凌倒景，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游八极，或欲结交王子晋，或欲高挹卫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松子，或欲餐金光于安期生。”十分形象而全面。
盛唐有关道教的诗歌在艺术上也有新的面貌。若与六朝诗坛相比较，同样是抒发道家思想，孙绰、许询等人的玄言诗“皆平典似道德论”（钟嵘《诗品序》），谢灵运的诗，虽多山水清音，但往往拖一个玄言的尾巴。盛唐诗人带有道家思想因素的诗自然意象与哲理往往达到完美的融合，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例如李白的游仙诗虽然继承了《秦真人诗》和汉乐府《吟叹曲•王子乔》咏神仙的传统，但描写更为细腻生动，辞采更为华美艳丽，想象更加丰富瑰奇。李白的《日出入行》云：“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沈德潜评曰：“言鲁阳挥戈之矫诬，不如委顺造化之自然也。”（《唐诗别裁集》卷6）李白诗又云：“自然成妙用，孰知其指明。”（《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独酌》）可以说，“自然”乃是他在艺术上一种自觉的追求。
“自然”是一个来自老庄道家的哲学概念，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为人与创作两方面，均追求自然（注：参见袁行霈《陶渊明的哲学思考》，《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崇尚“自然”，在盛唐诗人中已成为普遍的倾向。如张九龄诗：“吸精反自然，炼药求不死。”（《登南岳事毕谒司马道士》）孟浩然诗：“福庭长自然，华顶旧称最。”（《越中逢天台太乙子》）“卜筑因自然，檀溪不更穿。”（《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王维诗：“愿奉无为化，斋心学自然。”（《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高适诗：“且向世情远，吾今聊自然。”（《淇上别业》）杜甫诗：“我何良嗟叹，物理固自然。”（《盐井》）“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修竹，卜居必林泉。”（《寄题江外草堂》）韦应物诗：“丝桐本异质，音响合自然。吾观造化意，二物相因缘。”（《赠李儋》）“独此高窗下，自然无世情。”（《览褒子卧病一绝聊以题示》）
在体裁方面，盛唐的道教诗歌既继承汉魏五言诗的传统，又有所变化，如李白的神仙诗多用七言歌行的新形式，容量更大，驰骋想象的空间更大。如其《日出入行》、《梦游天姥吟留别》、《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等，莫不如此。
道教著作的普及，为盛唐诗人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神仙素材。道教中许多思想观念特别是种种超现实的奇思妙想，刺激了诗人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对诗歌语言以及意象的构成，有直接的影响。在这方面，李白又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李白的诗，常用《老子》、《庄子》、《列子》、《周易》、《淮南子》、《山海经》（包括郭璞注）、《穆天子传》、《神异经》、《参同契》、《博物志》、《搜神记》、《抱朴子》、《神仙传》、《列仙传》、《高士传》、《拾遗记》、《桃花源记》、《十洲记》、《述异记》、《真诰》、《大洞真经》。在风格方面，李白诗的天马行空，有不可羁勒之势，正如前人所评论的：“太白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如大江无风，涛浪自涌，白云卷舒，从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力也”（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李供奉鞭挞海岳，驱走风霆，非人力可及”（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这种气象，与道家思想的影响是大有关系的。
道家和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其与政治的关系尤其为人注意，但是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还有待深入研究。崇奉道家和道教的唐玄宗身为盛世之帝王，他在位的盛唐时期又是中国诗歌的高峰，崇奉道家和道教的唐玄宗、盛世与盛唐诗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本文作者之一袁行霈在其《中国文学概论》中，曾设专章就儒释道三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作过论述（注：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76—87页。）。本文则专就盛唐这一时期，围绕唐玄宗的道家信仰和道教迷信，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我们相信，以此为切入点可以揭示盛唐诗歌某些被忽视了的重要方面和特点，还可以由此拓展开来，进而研究道家和道教在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不可忽视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