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终结二十五年：思想激辩的开启
“历史终结论”的辩驳与重申
资本主义的警钟与丧钟
中国的世纪与美国退入孤立主义
福柯逝世三十周年：令人着迷的新发现
精英大学的神话与现实
冷战终结二十五年：思想激辩的开启
在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西方世界对自身的理论与道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彰显于对“历史终结”的想象。二十五年后，西方思想界弥漫着困顿与焦灼的气氛，透露出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重的信心危机。有评论家将2014年称作“震惊之年”(a year of shocks)：这并不是来自特定困境与混乱的冲击，而是因为“以往用以控制这些混乱的力量与原则的结构不复存在”。秩序结构的丧失带来了一种“明确无误的瓦解感”，这才是最令人震撼的。然而，困顿、焦灼与震惊也预示着摆脱盲目自信的觉醒，是克服自我迷信和矫正思想教条化的起点。2014年正在重新开启一个思想激辩的时代。
“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如是直白的发问为标题，《美国利益》杂志主编加芬克尔撰文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以往惯用的思想范畴都显得陈腐无用：“对于当代事务、对于紊乱时期的共同困境，我们缺乏适当的语汇来把握。”同样，马克·里拉也指出，“语词与事物之间的关联中断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并没有驱散云雾，而是带来了如此浓重的迷雾，以至于我们不再能够解读摆在我们面前的事物，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难以辨析的时代(an illegible age)。”
对概念失效、语汇陈腐的批判以及要求变革的诉求，不仅遍布许多学科领域，而且直接而明确地指向公共话语中最为核心的观念：自由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2014年有难以计数的反思性文章见诸思想界的主要报刊，其中三篇檄文引人注目，出自欧美著名的自由派学者：法国社会高等研究院的马南(Pierre Manent)，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格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里拉。三位作者都体现出自由主义者自我反思与正本清源的思想努力。
马南的《自由主义的危机》一文发表在《民主杂志》。文章指出，作为统治秩序出现的自由主义原则至今不足两个世纪之久，它的兴起源自特定历史条件下展现的政治治理优越性。“我们作为公民的愿望是被善治;我需要的是一个好的政府，而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基督教的政府。”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学说，其次才是关于“自由竞争”的经济学说，这两者之间曾长期兼容，但在当今全球化的处境中却彼此冲突。高劳动力成本和巨大社会保障开支的国家，如何可能对那些低劳动力成本和微弱社会保障的国家保持竞争性?最终，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活动与人们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相互分离，自由主义失去了曾经的政治治理优越性。马南认为，西方支配世界的时代已经达至其能力的极限。
格雷为《展望杂志》“柏林墙二十五周年”专题所写的文章，题为《自由主义的错觉》。在他看来，西方自由主义者最大的错觉是一种“无根据的信念”：以为自己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而自由主义的敌人总是在历史的对立面。1989年之后东欧与苏联政体的崩溃则加剧了这种错觉。但过去几百年西方具有的优势不可能永久不变，而不断输出西方体制的企图则加快了西方衰落的过程。格雷认为，“历史是一系列的周期变化和偶发事件，因此没有明确的方向。”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将会有多种不同性质的政体并存。地缘政治冲突会加剧，战争会以新形态和混合形态出现，宗教将会在国家的形成与毁灭中成为一种决定性因素。因此，自由主义的价值需要一种现实主义的思想才能存活，而目前流行的自由信条恰恰无法提供这种思考。西方正在应对日益混乱的世界，而最大的危险正是来自那种无根据的信念：“历史在自己这边。”
里拉在《新共和》发表题为《关于我们自由放任主义时代的真相》的长文。他指出，西方思想界从未充分思考冷战及其终结的意义，那些貌似宏大的问题(“历史终结了吗?”或者“留给左派的是什么?”)完全缺乏对两种意识形态竞争的历史渊源和演变的理解。实际上，民主是一种罕见的政府形式，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被视为低劣的、不稳定的、具有潜在暴虐性的制度。在西方世界，民主迟至十九世纪才被认为是一种好的政体，直到“二战”之后才被当作最佳政府形式，而只是到最近二十五年才被看作唯一正当的政体。而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今天美国的政治思考中只存在两种类别：民主以及“洪水滔天”(le d luge)，这就排除了其他改善非民主政体的可能。然而，如果存在一条从奴役转向民主的道路，那将会是(如西方所走过的一样)漫长的遍布着非民主阶段的道路。如果对民主化的想象只是“起草宪法、建立议会和总统办公室，然后召集选举”，那么随之而来的，确实会是洪水滔天。
“历史终结论”的辩驳与重申
在成名作《历史的终结?》发表整整二十五年之后，福山仍然是思想激辩的风云人物。只是当初他像一位先知，在东欧剧变之前就预告了自由主义的胜利，而今却常常是争议与嘲讽的对象。格雷与里拉的文章都暗含着对福山的批评。显然，后冷战时代见证了错综复杂的民主化历程，今天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格雷“历史没有清晰的方向”的论点，也更容易将“历史终结论”看作无视历史复杂性的虚妄错觉。
但福山是一位重视历史复杂性的学者。2014年，他研究“政治秩序”巨著的第二卷《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出版，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在对人类从史前到当代近万年的政治演变做出系统研究之后，福山仍然没有放弃二十五年前的基本立场。6月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题为《民主依然站立在“历史终结”处》，认为目前唯一看上去可以与自由民主相竞争的体制是所谓“中国模式”，但若问“五十年之后，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变得更像中国，还是相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福山在新著中专门探讨了美国的“政治衰败”，但他不认为“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存在着系统性的 治理危机 ”。他在结论中写道：“尽管民主在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挫折，但民主的前景在全球意义上仍然保持良好……这意味着政治发展过程具有一种清晰的方向性，意味着承认公民之平等尊严的可问责的政府具有普遍的感召力。”
11月18日，康奈尔大学举办论坛，邀请福山做主题演讲，两位著名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和卡赞斯坦担任嘉宾评论。论坛实况随后在网上发布视频。两位评论人对福山再次重申“历史终结论”做出了深刻而尖锐的批评。米尔斯海默相信，政治在根本上是冲突的，民主政治也无法避免冲突与战争。卡赞斯坦则主张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虽然各文明也会在现代化历程中发展演变，但这将形成“多元现代性”，而不会收敛为单一的自由主义现代性。在问答和总结环节中，福山反问卡赞斯坦：多元现代性如何成为一个社会组织原则?他认为许多人类的特殊多样性随着时间消失，因为它们无法存活。卡赞斯坦回应说，不同的历史将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现代性，形成不同的政体。最后，米尔斯海默试图在福山和卡赞斯坦中寻找兼容性：文明与文化是多样的，但仍然可能共享类似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
实际上，政治冲突论与文明多元论并没有真正驳倒福山。他始终坚持“历史终结”的涵义，并不是指事件、冲突和文化多样性彻底消失，而是说无论这些事件、冲突和多样性多么剧烈和复杂，都不足以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政体类型的意义上有所作为，就此(也仅就此)而言，自由主义民主之外没有真正的另类选项。在根本上，福山的“政治科学”实证研究使他相信，历史的进程虽然曲折，但现代性与新的普遍政治意识最终会压倒地理或文化传统特殊性的力量，而不是相反。这应和了他以黑格尔-科耶夫的“承认意识”为核心的历史哲学。于是，在民主转型的艰难甚至失败中，许多人看到的是历史的多样性，而福山看到的是走向民主的强劲欲望。对福山而言，历史的道路崎岖、终点遥远，但长期的方向不变。但福山的“长期”究竟有多远?凯恩斯有句名言：“就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
资本主义的警钟与丧钟
思想激辩的风暴同样席卷了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当然，从金融危机到“占领运动”，“资本主义的危机”早已不再是新鲜的说法。但危机与“必然灭亡”之间的距离是如此漫长，或许并不会比民主化第N波与历史终结之间的距离更短。2014年，我们再次听到“狼来了”的警报，但这次是真的吗?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无疑是2014年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他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引起轰动，登上许多的畅销书或年度最佳著作榜单，相关的评论令人应接不暇(仅克鲁格曼一人就在《纽约时报》上刊发四篇书评)。《经济学人》称此书会“彻底变革人们对过去两个世纪经济史的思考方式”，并为此组织了在线阅读讨论小组。英国《展望》杂志将皮凯蒂列为年度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思想者之一。有电影制作人要将此书拍成纪录片，有作曲家要以此为蓝本创作歌剧。
这本书到底有什么魔力?资本主义会导致经济不平等，这不是人尽皆知的常识吗?然而，以往这种不平等可以得到各种辩护，最常见的是所谓“公平游戏”(fair game)辩护：就像在同一起跑线上出发的田径运动员，拥有平等机会的人各尽其能、各显其才展开自由竞争，最终的结果自然不会平等，但这是他们在才能和努力方面的差异造成的结果，虽不平等却是公平的，是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而皮凯蒂的研究结论则挑战了这个公平游戏的神话。他的著作通过对经济史长程数据的分析表明，资本收入增长总体上高于经济增长，其涵义是资本(股票、债券、土地及现金)收入超过劳动工资收入，这就意味着“自由公平竞争”的资本主义体制实际上具有“承袭制”的内在倾向，这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道德原则：人们的命运不应当被自己无法掌控的先天因素(种族、性别、血缘或家庭出生等等)所决定。资本主义“勤劳致富”道德神话就此破产。虽然有专业同行对皮凯蒂使用的数据提出过商榷或质疑，但很难撼动他的主要结论。
那么，如何抑制资本导致的不平等趋势加剧?除去天灾人祸的力量(如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特殊效应)，皮凯蒂认为最合理的方式是对资本征收累进税和继承税，这遭到许多自由放任派人士的攻击，给他贴上“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但另一面，在更激进的马克主义者(如大卫·哈维)看来，皮凯蒂的工作虽然有重要意义，仍然受到“经验主义”的局限，未能在基础理论层面上对资本主义做出深刻的诊断。实际上，皮凯蒂的立场是社会民主主义，他支持政治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也不否认市场经济的积极意义。他在访谈中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改造资本主义，方法在于民主政治。通过税制改革以及经济和金融的透明性，让民主压倒资本主义而不是相反。显然，他并不企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外另起炉灶——这在他看来是比税制改革更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他是要为资本主义敲响警钟，而不是丧钟。
的确有人为资本主义敲响了丧钟。德国左翼经济学家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新左派评论》发表长篇论文，题为《资本主义将会如何终结》。作者分析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处于“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同时具有三个长程恶化趋势：经济增长持续下滑，负债总额不断上升，经济不平等的状况日益加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历史偶然关联已经被打破了，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从危机走向崩溃，虽然这可能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在资本主义之外有什么另外的选项?没有。作者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恰恰是，在没有其他明确选项的情景下也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中国的世纪与美国退入孤立主义
《外交政策》发表帕克(George Packer)的文章，综合借鉴了霍布斯鲍姆“短暂的二十世纪”与阿瑞吉 “漫长的二十世纪”的观点，将2014年界定为新世纪的开端。近十多年各种突发事件和混乱的累积效应，终于在这一年达到人们意识结构的转折点：冷战后的认知范式不再有效。但新世纪的世界格局究竟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以“中国的世纪”为题在《名利场》发表文章，宣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他指出，当今的世界经济不是零和博弈，美国不必为失去经济总量的首席地位而忧心忡忡，更不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应欢迎中国更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由此，美国也可以集中精力应对外交上更紧迫的问题(伊斯兰极端主义、巴以冲突、俄国的复仇主义以及核扩散问题)。中国由于自身的特殊历史和尊严感，不可能完全接受目前由西方制定规则的全球体系。因此，无论我们是否喜欢，都必须合作。而一个稳定的、运转良好的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是双方的共同利益。美国的软实力仍然重要，但维护其价值首先需要处理自身的系统性缺陷。
对“中国世纪”的想象由来已久，但2014年这个议题更加引人注目，也充满争议。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与其同事10月发表论文，挑战了全球经济中心向亚洲转移的预测共识，认为中国和印度未来的经济增长有可能比普遍预计的速度低得多，会回归到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2%左右)。而中国经济的一些特征使它更有可能在增长中呈现出间断的衰落。年初，哈佛商业出版社推出新著，题为《中国能够领导吗?达至实力与增长的极限》，三位作者是哈佛商学院和沃顿商学院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他们以三十多个中国本土和外资企业的个案研究材料为基础，认为中国很有可能达到了增长的拐点，并质疑了“中国模式”将威权统治与资本主义元素完美结合而形成的优势。
与“中国世纪”的展望形成对比，2014年关于“美国衰退”的报道与争论层出不穷。在《我们美国已经触到了顶点吗?》一文中，作者指出，调查显示当前美国民众当中认为美国实力正在弱化的比率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这不仅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结果，还有对全球经济竞争威胁美国生活前景的担忧。这也构成了要求美国从世界事务中退出或节制的民意基础。
在另一方面，也有强硬的保守派人士呼吁，美国必须坚持对世界的领导权。普利策奖获得者史蒂芬斯(Bret Stephens)出版了《退却中的美国：新孤立主义与全球混乱的来临》一书，指控奥巴马主导的国际战略正在使美国退却，走向了新孤立主义，这已经加剧了世界的无序，长此以往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这个头号自由民主国家不承担其世界警察的角色，那么这个世界将会被独裁竞争或联合来填补缺口。试图重返孤立主义伊甸园的美国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身陷全球混乱的射击场。”
新保守派的中坚分子卡根(Robert Kagan)一贯主张美国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他在《新共和》发表万言长文，题为《超级大国不退休》，分析“这个疲惫的国家仍然对世界负有什么责任”(副标题)。卡根指出，从“历史终结论”到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衰落论”，两者给出的是同一种逃避主义的处方。对前者而言，美国以实力来塑造世界秩序是多余的，而在后者看来，现在因为美国不再具有足够的实力，这又是不可能的。但这两种范式都是错误的。卡根认为，目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取向欲求摆脱自“二战”以来一直承担的全球责任重负，希望成为一个着眼于狭隘自身利益的“常态国家”。但这种寻求常态的战略导向将会引发全球性的动荡。这在根本上是一个“智识问题”：对美国特殊身份与目标的误解。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常态国家，孤立主义也从来不是一个选项：“美国从来就更像罗马共和国或古代雅典共和国，是一个四处奔波的民族。”卡根明确主张美国必须以积极的干预来维护美国造就的世界秩序。
实际上，史蒂芬斯和卡根等干预主义的强硬论述甚嚣尘上，恰恰表明了世界格局的转变以及西方思想内部对此的严重分歧。有同样多的批判回应遍布报刊。悉尼大学教授斯威兹(Tom Switzer)在《国家利益》上发表文章，题为《超级大国不退休，但卡根应当退休了》。文章批判卡根等新保守主义的战略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误导：他们当初曾竭力主张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但从未从灾难性的后果中吸取教训。许多评论都指出，美国的实力仍然具有相对优势，目前的外交政策也没有走向孤立主义，只是不再像卡根倡导的那样不加区别地充当世界警察，而是更加审慎务实地分辨重要和次要的问题，区别能力之内和之外的行动，更强调在一个复杂世界中行动的限度。
福柯逝世三十周年：令人着迷的新发现
法国思想家福柯对当代西方学术和文化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在他辞世三十周年之际，相关的学术会议、纪念活动以及报道评论蜂拥而至。一段福柯1971年在荷兰录制的访谈视频，失落已久之后，3月在YouTube网站重见天日，许多网站纷纷转载。
然而，最具煽动性的新发现来自11月出版的法文著作《批判福柯：1980年代与新自由主义的诱惑》，揭示了福柯晚年对新自由派思想的奇异青睐：“这位哲学家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态度至少是暧昧的。福柯先生远没有领导一场反对自由市场之思想信条的决定性战斗，而是在许多方面似乎迎合了这种信条。”这项国际合作的新研究由比利时青年社会学家扎莫拉(Daniel Zamora)主持，其他参与的五位学者来自美国和法国，包括伯克利加州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华康德(Lo?觙c Wacquant)。此书的英文版将于2015年出版。
扎莫拉在12月接受法国《碎石》杂志的长篇访谈，讨论这本书“令人着迷的发现”及其对今天左翼政治的意义。美国激进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网站随即发布了这篇访谈的英译文本，题为《我们能批判福柯吗?》。
福柯辞世之后，他的作品成为全世界学院左派的经典。扎莫拉本人是一名立场鲜明的激进左翼学者，他们的研究不是要对福柯作一种谴责或诉讼式的批判，而是要打破一种关于福柯的错误共识：福柯在晚年彻底反对新自由主义。这种共识来自对他晚期作品错误或至少是片面的阐释。实际上，福柯亲新自由主义的文本证据相当充分，但一种尊崇心态遮蔽了批判性阅读福柯的可能：“在部分激进左派当中，福柯变成了某种不可触碰的人物，要对他做出批判至少是让人胆怯的。”
因此，扎莫拉认为有必要深刻反省左翼自身的封闭心态。在这方面，他赞同法国哲学家莱甘锡(Geoffroy de Lagasnerie)的观点：人们隔绝在学术界惯常的宗派氛围中，无法在考虑哈耶克、贝克和弗里德曼的论述时形成任何有启发性的解读，而福柯则不同。“他让我们去阅读和理解这些作者，从中发现复杂和具有激发性的思想。他总是费心竭力地去探寻各种不同视域的理论著作，并持续不断地质疑他自己的思想。”但学院左派很少如此开放，往往陷于“学派”的立场，预先就拒绝了那些来自不同于自己前提的思想和传统。
扎莫拉虽然极为赞赏莱甘锡2012年出版的著作《福柯的最后一课》，但不同意他最终的结论。“他看到的是福柯意欲利用新自由主义来重建左派，而我们的看法是，福柯对此的援用不只是工具性的，而是采纳了新自由派的观点来批判左派。”扎莫拉正是要对此展开批判。他认为，福柯实际上是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先驱者：“将新自由主义的策略整合到社会民主派的躯体之中。”这尤其体现于福柯晚期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否定立场。在福柯看来，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这类机制，与监狱、兵营或学校一样，都是“现代社会中实施权力不可或缺的体制”。
在法国，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辩论始于1974年，由斯托勒吕(Lionel Stol ru)引发。他当时是法国(亲右翼的)总统德斯坦的顾问，福柯曾与他多次会面。斯托勒吕的著作《在富裕国家中征服贫困》中，有一个弗里德曼式的论点深深吸引了福柯：“社会保障体系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追求平等的政策，而(新自由主义的)消除贫困政策则无需挑战差距。”扎莫拉指出，福柯不仅攻击了社会保障，而且被弗里德曼提议的所谓“负所得税”方案所诱惑。简单地说，这个方案就是给低于一定收入水平的人口发放福利，以此来消除贫困。但扎莫拉强调，社会保障不仅要求消除绝对贫困，而且致力于克服相对贫困(收入等级差异)，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规划;而“负所得税”方案仅仅应对绝对贫困问题，却完全无视相对贫困，放任社会经济差异的持续与加剧，这是新自由主义取向的主张。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福柯明显背离了左翼政治传统，滑向了新自由主义。
精英大学的神话与现实
焚烧的哈佛校旗印在《新共和》杂志(7月21日一期)的封面上，而当期封面故事的标题同样具有挑衅性：《别送你的孩子去常青藤盟校：这个国家的顶尖大学正在把我们的孩子变成僵尸》。这篇文章即刻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文章作者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和专栏作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后在耶鲁大学任教十年，这份履历使他有资格对所谓顶尖大学提出尖锐的抨击。首先，大学时代应当是年轻人自由探索和思考旅程，去发现“什么才值得追求”，去塑造自己的个性与灵魂。而当下精英大学被商业精神所同化，催促学生忙于完成就业履历所要求的一个个项目，表面上将他们塑造为“成功人士”，但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让他们陷于“畏惧、焦虑和沮丧，以及空虚、盲目和孤立”，最终变成了目光狭隘、缺乏独立思考、人生目标迷茫的“僵尸”。所谓成功实际上是成为“卓越的绵羊”：失去了对人文思想的激情和对求知的好奇心，也没有健全的社会使命感，只是一门心思追逐金钱与特权。其次，私立大学需要足够多的能支付昂贵学费的生源，同时被获取校友捐赠的动机所驱使，使大学将自身利益置于它们公开宣称的公益之上。因此，精英大学的体制从招生录取到就业导向，都在向富裕阶层倾斜。“这个体制正在加剧不平等，阻滞社会流动性、延续特权，造就了一个与社会隔离的精英阶层。”
此文发表之后，《新共和》连续刊发了多篇回应文章，其中有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平克的长篇反驳。平克认为，德雷谢维奇的许多指控是失实或夸大其辞的。他同意大学的首要任务是教学生“思考”，但其确切含义则复杂得多。所谓“确立自我”的目标(“成为一个有个性的独特的存在，一个灵魂”)则相当空洞。平克主张，大学的主要使命是让学生掌握清晰写作和用材料做出推论的本领，以及学会认识世界，比如物种的历史、支配物理世界和生命世界的原理、各种价值和信仰的体系等等。
《纽约时报》发表布鲁克斯的评论文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作者辨析了大学教育的三种目标：“商业目的(启动职业生涯)、平克的认知目标(获得信息并学习如何思考)，以及德雷谢维奇的道德目标(确立一个完整的自我)。”他认为精英大学仍然关怀道德和意义问题，只是当权者不再认为自己能提供明确的答案。因此，目前的精英大学只追求前两种目标，而将道德目标和精神成长留给个人自己。在作者看来，德雷谢维奇虽然“严重夸大了精英大学道德衰败的程度”，但至少提醒我们的道德教育处于“被遗弃的荒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