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福山的民主观以“历史终结论”为起点。伴随着时代变迁，其理论也在不断发展。通过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福山试图构建一种宏大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并通过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构成的政治秩序来重述世界政治发展史，从而为政治衰败问题提供全新的理论解释。表面上看，福山的民主观从“历史终结论”到对当代西方民主的一系列反思，前后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就实质而言，福山的民主观并没有多少变化，他自始至终都在为自由民主的普遍性辩护。当然，在反思当代西方民主的过程中，福山提出了国家建构的优先性、权力的可问责性、政府的回应性等观点，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关 键 词：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终结论”  自由民主  民主治理

弗朗西斯·福山是当代重要的政治理论家，因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声名鹊起。在福山民主理论的早期，他通过提出“历史终结论”为自由民主的普适性进行辩护。此后，伴随着时代变迁，自由民主在实践中遭遇了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于是福山在坚持“历史终结论”的前提下，开始从多个角度对当代西方民主进行反思，他的民主观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围绕福山民主观的转变问题，学界形成了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福山民主观的理论核心和历史哲学基础没有改变，变的只是论述的方式、对象和态度。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立场没有变，但他阐述的重点发生了微妙和重要的变化。②这两种观点在学界都具有一定代表性。本文试图在“变”与“常”的关系中考察福山的民主观，进而廓清对福山民主理论的认识。

一、“历史终结论”：福山民主观的思想基础

如果说福山的民主思想有什么前后一致的逻辑关联，那么其主线就是“历史终结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风起云涌，苏东剧变和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步入低谷，给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材料。福山在1989年夏天发表在《国家利益》杂志上的《历史终结了吗?》一文中指出，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自信的世纪似乎即将回到起点：不是像早先预测的那样，回到“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而是回到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不加掩饰的胜利。冷战的结束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但是从长远来看则是“历史的终结”，这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和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③。紧接着，福山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尽管美国模式存在许多问题，但是自由民主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接受，“如果不是世界各地的民众最终意识到，只有自由民主提供了充分理性地承认人的尊严的可能性，上一代人的民主转型就不可能发生”④。在此基础上，福山将这些观点进行了系统总结，最终于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⑤总的来说，“历史终结论”是福山民主理论的思想基础，无论其观点如何改变，不变的始终是对自由民主的笃信，“历史终结论”也构成了福山民主观的底色。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以西方的普遍历史观为前提的。福山认为，自由民主的发展遵循了西方的普遍主义价值观，因而其在价值上具有普适性，能够被世界上拥有不同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所共同接受。在理论资源上，福山的普遍史观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唯心史观的理论成果，并将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推进。

福山认为，历史是存在一定方向性的，这种方向性的历史意味着，任何社会组织一旦被取代，就不会再为同一个社会重复(当然，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能够重复一种类似的演进模式)。⑥基于这样的历史观，福山认为，有诸种理由可以认为存在着一种朝向自由民主的普遍进步史。诸如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等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种因素都在促进民主的进步，因此，实现普遍的自由民主制就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虽然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种因素促进了民主的进步，但福山认为二者之间并不能确立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现代自然科学所产生的方向性的机制对于历史进程的解释存在片面性，这种解释难以让人满意。福山认为，自由民主的形成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们之所以追求民主的价值，在很多情况下是出于非经济的理由：“人的动机中还有与经济无关的其他方面”，“民主制度几乎从不是出于经济理由被选择的”。⑦于是福山回到了黑格尔那里，并借助黑格尔“寻求承认的斗争”这一机制为自由民主的普遍性辩护。黑格尔对“承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精神现象学》第四章，他认为寻求承认的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⑧

福山认为，黑格尔的“最初的人”之间的流血斗争不过是黑格尔式辩证法的起点，距离我们要达到的现代自由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而人类历史的问题可以被看作“寻求一种满足主人和奴隶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得到承认的方式；历史则以一种完成这一目标的社会秩序的胜利而告终”⑨。根据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逻辑，耶拿战役之后历史已经终结了。福山认为，当黑格尔在1806年耶拿战役之后宣告历史已经结束之时，他显然不是在说自由国家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而是说奠定现代自由国家的自由和平等原则已经被发现。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山认为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完全是基督教的自由和普遍的人类平等理想在此世的实现，主奴关系的矛盾得到了真正解决，人们获得了普遍的承认，所有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在历史终结处出现的普遍同质的国家，可以被看作是建立在经济和承认这一对支柱之上。在此基础上，福山认为，“在历史的终结处，自由民主不再有强劲的意识形态对手”，“自由民主国家能最充分地实现合理的欲望和合理的承认”。(11)最终，福山完成了对“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建构，其也构成了福山民主观的思想基础。

在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之后，人们对他的观点褒贬不一。一方面，一些学者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持肯定态度。吉登斯在论述当代自由民主普遍流行趋势的过程中，事实上肯定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主张。(12)赫威茨认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对经济、社会、历史、人自身的条件以及自我认知等经验事实的哲学解读，其理论把经验事实与哲学概念辩证地镶嵌在一起，这也正是福山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以及能够广为流传的原因。(13)缪勒认为，“历史终结论”从根本上来说是正确的，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相对于已知的替代方案更具吸引力和优越性。(14)另一方面，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观点也饱受批评。在德里达看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基督教末世论，与罗马教皇关于欧洲共同体的话语是一致的，结果就是基督教国家或者一个神圣同盟。(15)戴维·赫尔德认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不可信的，因为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将要发生的。从这个特殊的意义上说，黑格尔可以反对福山，因为正是黑格尔提醒哲学家，米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降临时才起飞。(16)西方学者对福山民主理论的肯定和批评，为福山不断思考民主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福山本人也根据时代发展不断对“历史终结论”本身进行思考。在《五年后对历史终结的反思》一文中，福山认为，“历史的终结”所要表达的并非关于“是”的问题而是关于“应当”的问题，“出于各种理论原因，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构成了最好的制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组织人类社会的最佳替代方式”，它最充分地(虽然不是完全)满足了人类最基本的渴望，因此可以预期比其他政权或其他政治组织原则更普遍和更持久。(17)在《十年后对历史终结的再思考》一文中，福山认为，过去10年里世界政治或全球经济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挑战其基本结论，即“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秩序是现代社会唯一可行的选择”(18)。在《二十年后对“历史终结”的思考》一文中，福山认为，“自由民主是政府的最终形式”这一观点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在过去20年中并没有任何一种治理体系对自由民主模式提出了挑战。(19)2014年福山在《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终结”处》一文中指出，在观念领域，自由民主仍然没有真正的对手。25年之后，“历史终结论”最严重的威胁不在于出现了更高级、更好的模式能够取代自由民主，而可能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否所有国家都必然会实现政治和经济现代化；另一方面，已经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能否有效应对政治衰败的问题。(20)

可以说，福山在提出“历史终结论”之后，对自由民主的思考从未停止，但是就其核心观点而言，并未发生实质的变化。“历史终结论”也成为福山民主理论的一张名片。福山民主观的逻辑在于，既然黑格尔在1806年耶拿战役之后宣告历史已经终结了，奠定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已经被发现，并在西方民主国家得到贯彻，至此也不再有比自由民主更优越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原则或形式了，那么，后发国家也应该像吸收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科学技术或现代市场经济规则那样引进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但实际上，一些后发国家从短期利益着眼，盲目引进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之后，并未收获有效的民主治理，反而使本就脆弱的国家更加腐败和混乱。正是一些新兴民主转型国家遭遇的民主治理困境，迫使福山从实践层面思考如何使自由民主的理想在现实中成为可能的问题。

二、从国家建构角度对民主的反思

人们往往将福山的国家建构理论单独抽出来认识，但事实上应当将他对国家建构问题的思考放在民主理论的框架中来审视。国家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福山民主理论的重要一环，是他对“转型范式”解释力不足的理论反思。在福山看来，如果缺乏一个现代的非人格化的官僚制国家作支撑，那么要实现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福山的民主理论中，国家建构要先于民主转型，才能实现民主制度的稳定运转，反之，如果民主转型先于国家建构，则一般会导致民主制度运转不灵。福山将国家建构视为民主转型的前提，实际上走出了西方学界一直以来的认识误区，因为在西方学界主流的民主转型理论当中，现代国家被视为理所当然。

在福山看来，很多国家的民主转型遭遇的困境，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国家建构不充分所导致的。“9·11”事件的发生以及世界很多地方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究其原因就在于国家建构的滞后和有效的现代国家制度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福山对国家建构的研究使人们回归常识，那就是并非所有的社会都建立了现代国家。尽管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将国家——理解为居于阶级结构和国际形势的交界面从而具有潜在的自主性——推向关注的中心”(21)，并以合作编写的《找回国家》(22)一书为标志形成了“国家回归学派”，但在李强看来，《找回国家》一书在吸引眼球的口号声下关于国家问题的理论分析显得颇为苍白，“斯考切波在恢复国家在政治理论中重要性方面的贡献甚至不及一些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相较之下，“福山对恢复国家在政治学研究中核心地位的贡献仍然不可低估”。(23)

福山在《国家构建》一书的出版序言中指出：“国家构建是指建立新的政府制度以及加强现有政府。”(24)福山在该书中强调，国家建构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构问题正在变成一个全球性问题，国家制度缺失和治理失效正严重威胁着世界政治发展和稳定。福山的这一主张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费解，因为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世界政治中的主导趋势一直是对“大政府”的批评，以及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各类事务从国有部门转移到市场或公民社会。但是福山发现，在发展中国家，软弱、无能或根本缺失的国家才是各种严重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在那些能力缺失的脆弱国家，重要的不是削弱国家职能，而是提升国家能力。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应当把现代国家建构放在优先位置来考虑。基于这样的考虑，福山认为，“对个别社会和全球社会来说，国家消亡不是乌托邦的序曲，而是灾难的前奏”，贫穷国家面对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制度发展程度太低，因此，后发国家不需要范围广泛的国家，而是需要“有限范围内强大而有效的国家”。(25)

正是由于很多民主转型国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现代官僚制，使得民主转型进程困难重重，不仅难以有效贯彻国家意志，将权力投射到国家主权范围内，而且也无法为民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福山在《美国处在十字路口》一书中指出，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广泛的、几个世纪之久的自由民主潮流是一回事，预言民主或繁荣会在一个社会中的某时某刻出现又是另一回事。制度是一个关键变量，在一个社会从对自由的模糊渴望走向一个运转良好的、巩固的民主制度和现代经济之前，必须建立起一套相应的体制。因此，国家建构和民主转型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在你有民主之前，你必须有国家：国家建设仅仅是一个部分与促进民主制相重合的活动”(26)。正因如此，福山认为我们应当转变认识，加强现代国家建构，通过有效的国家建构为民主转型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可见，福山将国家建构视为民主转型前提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长期以来“转型范式”的理论缺陷。这同时也意味着，福山对自由民主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尽管他仍然认为“历史终结论”是正确的，但是想要将自由民主的理想变为现实，就必须更加关注国家制度建设。如果没有有效的现代国家建构，那么民主转型的分权化改革带来的不是“到达丹麦”的民主理想，而是将国家引入脆弱或失败的深渊。

三、从转型次序角度对民主的反思

福山早在2007年发表的《自由主义与国家建构》一文中，就开始探讨国家、法治、民主三者之间顺序的问题。在福山看来，国家建设与法治或民主之间应当有明确的先后顺序，否则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转型取得的民主和法治的成果可能会得而复失。(27)福山对民主转型应当按照某种顺序进行的思想实际上借鉴了亨廷顿的观点。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对于很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而言，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28)。

在《二十年后对“历史终结”的思考》一文中，福山认为，“自由民主是政府的最终形式”这一基本观点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因为在过去20年中并没有其他的治理体系对自由民主模式提出挑战。但是为了持久繁荣和成功，制度化、法治和负责制是必不可少的。(29)亨廷顿认为：“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及大众参政化构成了现代政体和传统政体的分水岭。”(30)福山则认为，没有法治和负责制，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现代化，如果只是将现代国家定义为一个有能力的国家，那么就可能导致暴政；因而政治现代化包含三个关键的部分：一是国家的现代化，也就是说通过建立稳定、有效、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制度，在复杂的社会中实施规则；二是通过法治使国家本身在行动中受到一个预先存在的主权法律体系的约束，换句话说，统治者或执政党不能随心所欲；三是某种形式的权力负责制。(31)这可以视为福山思想转变的一个前奏，此时他还未提出系统的关于民主转型次序的理论。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的序言中，福山指出，一方面，《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将人类历史晚期的政治世界视为理所当然，但实际上，亨廷顿并没有解释已经存在于西方世界的现代政治制度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另一方面，现实世界中存在着脆弱国家和失败国家的事实，这就为如何将现代制度植入像美拉尼西亚那样的部落社会提出了挑战。如果政治发展意味着脱离家族关系和人格政治，那么我们必须解释为何这种行为仍在多地幸存，为何现代的制度仍然要走回头路。(32)实际上，政治现代化本身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过程，而政治发展则是一个可预期的价值追求的过程。福山试图通过追溯从前人类时代到现代政治秩序建立的历史进程，为政治发展的内在机理提供整全性的解释，从而为西方自由民主的正当性提供更加系统的辩护。

由于现代国家建构不足、法治进程滞后以及无效的负责制最终使得现代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一波三折，就是那些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也存在民主衰退的危险。如何在多元文化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民主国家建设则成为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难题。福山认为，要破解这一难题，首先要建立有效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对政治秩序的有效整合；其次是要建立法治，合理划分国家行动的范围；最后是建立有效的负责制政府，使政府能够及时回应民众的合理诉求。因此，一种有效的民主治理结构应当在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之间实现协调与平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政治秩序才能提升民主治理的效能。

福山指出，西方老牌民主国家成功的民主转型实际上遵循了国家建构、法治和负责制改革的民主转型次序。这种西式民主转型次序的逻辑是，首先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其能够在固定的领土范围内实施有效的暴力垄断；其次是社会规则不再是习惯或非正式的传统而是正式的法律，最终法律代替领袖成为社会中的最高权威，高于暂时指挥军队和官僚的统治者，这就是法治；最后当统治者接受正式规则，限制自己的权力，并让自己的统治权臣服于通过选举表现出来的大众意志的时候，现代民主制呱呱坠地。(33)在福山看来，国家建构与法治或民主之间应当有明确的先后顺序。否则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转型取得的民主和法治的成果可能会得而复失。(34)

在福山的政治发展理论中，国家、法治和民主负责制构成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要素。国家集中并使用权力，而法律和民主限制了权力的行使，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政治秩序由三套独立的制度组成：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定义，国家是在一定区域内垄断合法暴力和强制机构的统治团体。(35)如果一个国家合法地这样做，它就把权力转化为权威，并确保自愿遵守其意志。法治是反映社会正义观的一套规则。当这些规则代表统治者的命令时，我们说的是法治；法治意味着这些规则甚至对最强大的政治行为者(国家)本身也有约束力。最后，负责制确保权力是代表全体人民行使的，而不仅仅是为了当权者的利益。负责制可以是实质性的，也可以是程序性的；当我们谈到现代民主时，我们谈论的是自由和公平的多党选举等程序性机制。民主程序的存在是为了促进实质性问责；虽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重叠，但它们并不是一回事。(36)

在福山那里，一个有效的民主国家应当在国家(政府)、法治、民主负责制三者之间形成权力的复合与平衡。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首先要使得国家行政部门能够拥有足够的自主性，能够履行基本的国家职能；其次，法治不仅要能够保护产权，还要能够合理划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权力的界限，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最后，民主的政府应当积极回应选民合理的诉求，真正对民众负责。同时，也要认识到三种权力之间存在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才要求民主转型要按照特定的顺序。在福山看来，“良好的自由民主制，在三个组件之间拥有某种平衡。国家、法治和民主负责制都会阻碍彼此的发展。所以说，引进不同制度的先后次序至关重要”(37)。正因如此，福山认为只有遵循国家、法治、民主的政治转型次序，才能实现善治的目标。

福山尽管对自由民主进行了深入反思，但仍然认为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形成的现代政治秩序将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它们不仅仅代表西方社会或任何特定文化群体的文化偏好。结合国家、法治、民主三种制度的自由民主代表了政治发展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文化社会的政治制度将会逐渐趋同。(38)可见，福山提出的政治秩序论实际上是对“历史终结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延续了“历史终结论”的基本主张。

四、从政治衰败角度对民主的反思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章开篇就指出，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民主世界就出现了若干形式的病症。一是，取得民主进展的某些国家出现彻底逆转，民主领袖忙于拆除各式民主机构、操纵选举、关闭或鲸吞独立的电视和报纸、取缔反对派的活动；二是，那些似乎走出威权政府的国家又陷入了“灰色地带”，既非完全威权，也不是真正的民主；三是，民主的政府未能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务，影响了民主的治理绩效；四是，西方民主国家缺乏有效管制经济危机的良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幅波动威胁着民主制度的基础。(39)在福山看来，西方民主之所以遭遇上述危机，究其根源就在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从而引发了政治衰败，制度僵化成为当代西方民主治理的最大障碍。

在福山看来，政治衰败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主要在两种情形中产生。第一种情形是，制度的建立本身是为了适应特殊的环境而产生的，当制度与外部环境变化在变化频率上脱节，就会出现政治衰败。第二种情形是家族制复辟。人类天生的社交模式植根于亲属选择和互惠利他，偏爱亲友是人的本性。现代政治秩序旨在促进非人格化的规则，但是大多数社会精英往往依赖亲友网络，将其视为维护自身地位的工具，同时也是自己刻苦努力的受益者。一旦制度运转不灵，就会为精英攫取利益提供有利条件。因此，福山认为两种政治衰败(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复辟)经常同时发生：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会极力阻止改革，而如果制度彻底崩溃，往往又是他们凭借其荫庇关系网络出来收拾残局。(40)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复辟是造成政治衰败的两种因素，这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仍然存在。

福山认为，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与其他类型的政权一样，也同样会陷入政治衰败。现代社会不可能完全倒退到部落社会，但是我们周围可以看到前现代社会的影子，比如街头帮派、庇护政治、权钱交易，等等。虽然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每个人都说着普遍权利的语言，但许多人很乐意满足于特权、特别的豁免、补贴或福利，这些特权是专为自己、家人和朋友而设的。可以说，“现代自由民主国家面临的政治衰败，一点也不少于其他类型的政权”(41)。比如，民主的印度发现，很难修复其行将崩溃的公共基础设施，因为既得利益者能够利用法律和选举制度来阻止行动；欧盟的重要成员国发现，虽然已经负担不起自己的社会福利，但是在现有民主体制下削减社会福利显然是不可能的；美国似乎越来越陷入功能失调的政治平衡，在这种平衡中，每个人都同意必须解决长期的财政困难，但是消除财政赤字所必须的增税和削减开支政策，仍然受到强大的利益集团阻挠。

在这个意义上，福山认为，当代自由民主国家对程序的崇拜高过对实质的崇拜，是政治衰败的重要来源。(42)法治和负责制应当用来为实质性目的服务，但是在很多民主国家往往本末倒置。如果在法治实践中，程序占据优先地位，反而就会使正义的实质性目的陷入困境。福山发现，无数法治社会的法律体系行动迟缓，成本过高，这就让那些在程序方面享有知识优势的人有机可乘，从而牺牲了正义。同样，自由公正的民主选举程序，也不能保证负责制的实质目的，因为人们可以在选举程序上耍花招。即使在最好的选举程序下，政客也可以通过依附主义来招募支持者，使用煽动性的口号达到目的。在其他情况下，强大的利益集团也可以利用现有程序，保护狭隘利益，阻止广泛的公共目标。

福山也重点分析了当代美国的政治衰败问题。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不平衡的，在某些领域获得了太多的制衡，这增加了集体行动的成本，有时甚至形成僵局，这被福山称之为否决制政体(vetocracy)。(43)在美国历史的早期，当一个政党或另一个政党占主导地位时，这种制度有助于缓和大多数人的意愿，并迫使其更多地关注少数群体。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更加均衡、竞争激烈的政党制度中，更容易产生政治僵局。(44)福山认为，美国人理所当然地为他们的制衡制度感到自豪，这是为了限制中央集权政府的权力而特意设计的。尽管在总统制中隐含着强大的行政权力，但美国总统很少能根据自己的权力行事。总统必须与国会两院、司法机构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的多层结构分享权力。(45)目前来看，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遭受政治衰败之苦。美国的分权制衡制度，加上党派两极分化和资金充裕的利益集团的崛起，共同产生了否决制政体。在这种情况下，阻止政府做事比利用政府促进公共利益要容易得多。经常发生的预算危机、停滞的官僚机构和缺乏政策创新是政治体制混乱的标志。(46)

正是西方民主国家出现的政治衰败的现实，让福山更加强调民主治理的重要性。福山指出，生活在稳固的自由民主国家的人，不应把它的继续存活下去视作理所当然，因为没有自动的历史机制能够保证历史的进步不可避免，并防止衰退和倒退。新兴和老牌的现代民主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难题，即民选政府未能实现有效的民主治理，未能提供民众所期待的实质功能：人身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和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民主的支持者关注如何控制暴虐或掠夺型国家的权力，却没有花时间来考虑实施有效的治理。(47)同时，虽然福山承认西方民主国家出现了政治衰败，但他否认这些民主国家遭遇了系统性的“治理危机”。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的结尾，福山依然在强调自由民主的普遍性，“政治发展的过程有很明确的方向性，承认公民平等尊严的负责制政府，具有普遍的吸引力”(48)。显然，福山在这里延续了“历史终结论”的主张。

五、结论与讨论

毫无疑问，“历史终结论”是我们认识福山自由民主理论的一条重要线索，福山自始至终都在为自由民主的正当性辩护。但是，福山并非故步自封，他始终根据时代发展变迁对当代西方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正因如此，我们在研究福山民主观的过程中，既要深入分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同时也要看到福山在反思当代西方民主的过程中观点的变化。如果不深入研究“历史终结论”，就很难从根本上把握福山民主观的实质，同样，如果不对福山观点的转变进行剖析，同样也不能准确认识他的民主理论。因此，我们对福山民主观的分析，既要立足于他的“历史终结论”，同时也要更加注重他在反思当代西方民主的过程中民主观的变化。

当今世界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21世纪，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快速调整到政治秩序的全球变革，从局部性的文明冲突到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从价值观念的颠覆性革新到社会思潮的日趋多元化，各种新的社会文化变迁给各国的民主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欧美国家概莫能外。如何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求得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发展，非常考验各国的国家能力和治理水平。在这种背景下，福山对自由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反思，尤其是从制度层面重新建构了他的民主理论。当然，福山还从社会资本、身份政治、生物技术革命等角度分析了自由民主面临的现实挑战，但这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

福山在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2006年版所作的后记中明确指出，“历史终结论”实质上是一种现代化理论，它关注的问题是现代化最终将通向何处。从《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2004年)一书开始，福山更加注重从制度维度思考自由民主在现实世界中如何可能，以及在建立自由民主之后如何持续地实施有效的民主治理。如果说“历史终结论”是在规范层面对自由民主的理想进行的讨论，那么福山对自由民主的一系列反思更多地是从经验层面思考“到达丹麦”的民主理想如何可能的问题。福山认为，应当按照国家建构、法治建设、民主负责制的次序逐步走向政治现代化，为此他还以亚洲、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等地区的历史和经验资料来为其理论辩护。显然，福山始终都没有摆脱辉格史观的历史叙事，始终将欧美国家的自由民主模式视为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模式。

福山对当代西方民主实践的反思也给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提供了诸多启示。比如，在现代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构建有效的现代国家，使得国家拥有在领土范围内有效执法和提供基本公共物品的能力。其次，要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不仅要增强国家能力，还要加强法治建设，并最终建立具有回应性的负责制政府。最后，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要实现均衡发展，构建一种稳定的复合制度结构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最终才能实现有效的民主治理。因此，我们要全面系统地研究福山的民主理论，不仅要看到其“历史终结论”的局限性，同时也要客观评价他在反思当代西方民主过程中提出的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的理论主张。

通过对福山民主观“变”与“常”的分析，我们能够对他的观点和立场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福山观点的“变”是建立在其“不变”的立场上，“变”的是对民主实践的考虑，“不变”的是对自由民主价值的追求。本文对福山民主观研究的重心则在于其民主观的变化。尤其是通过研究这种变化，才能认识到福山民主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发展线索。福山的民主理论仍在发展，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认识他，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终结论”上。福山虽然始终都在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但是其对自由民主在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又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正是在变革的时代中通过对当代西方的不断反思，福山深化了其民主理论，也提升了其理论的当代价值。

注释：

①参见任剑涛：《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2-35页；包刚升：《“福山的菜单”与政治现代化的逻辑——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第214页；韩冬雪：《从“历史终结论”到“政治阶段论”：福山理论2.0版，哪些修正了?哪些没有变》，《人民论坛》，2016年第22期，第108页；高全喜：《我们真正理解福山吗——中国语境下“福山热”的冷思考》，《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6期，第42页；杨光斌、杨端程：《回到亨廷顿的福山——从保守主义到保守的自由主义》，《学术界》，2017年第4期，第5页；王晴佳：《历史的终结还是目标：作为历史哲学家的弗朗西斯·福山》，《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27页；等等。

②参见刘仁营：《在退却中守望的福山》，《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99页；何怀宏：《终点的回溯》，《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1期，第49页；储建国：《回归亚洲，重开历史：亦论福山的转变》，《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1期，第59页；聂智琪：《代表性危机与民主的未来》，《读书》，2016年第8期，第126页；等等。

③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No.16,Summer,1989,p.4.

④Francis Fukuyama,"Liberal Democracy as a Global Phenomenon,"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Vol.24,No.4,1991,pp.659661.

⑤Francis Fukuyama,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2.中译本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⑥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第91页。

⑦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第151页。

⑧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5-153页。

⑨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第168页。

⑩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第84页。

(11)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第225页。

(12)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8-114页。

(13)Daniel Herwitz,"Francis Fukuyama and the End of History,"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19,No.3,2000,p.222.

(14)John Mueller,"Did History End? Assessing the Fukuyama Thesi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29,No.1,2014,pp.3554.

(15)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2-63页。

(16)David Held,"Liberalism,Marxism,and Democracy," Theory and Society,Vol.22,No.2,1993,p.259.

(17)Francis Fukuyama,"Reflections on the End of History,Five Years Later," History and Theory,Vol.34,No.2,1995,p.29.

(18)Francis Fukuyama,"Second Thoughts:The End of History 10 Years Later,"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Vol.16,No.4,1999,p.40.

(19)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20 Years Later,"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Vol.27,No.1,2010,p.7.

(20)Francis Fukuyama,"At the 'End of History' Still Stand Democracy," Wall Street Journal,June 6,2014.http://www.wsj.com/articles/at-the-end-of-historystill-stands-democracy-1402080661.

(21)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页。

(22)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编著：《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23)李强：《政治秩序中的国家构建》，载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郭华译，学林出版社，2017年，第xii-xiii页。

(24)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第7页；另参见Francis Fukuyama,"The Imperative of State-Building,"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5,No.2,2004,p.17。

(25)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第128页。

(26)弗朗西斯·福山：《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周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

(27)Francis Fukuyama,"Liberalism Versus State-Building,"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8,No.3,2007,p.13.

(28)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29)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20 Years Later," p.8.

(30)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7页。

(31)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20 Years Later," p.9.

(32)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33)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第20-21页。

(34)Fukuyama,"Liberalism Versus State-Building," p.13.

(35)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30-731页。

(36)参见Francis Fukuyama,"States and Democracy," Democratization,Vol.21,No.7,2014,p.2。

(37)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87页。

(38)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第32页。

(39)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第10-12页。

(40)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第408-410页。

(41)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第23-24页。

(42)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第494页。

(43)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第449页。

(44)Francis Fukuyama,"America in Decay: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 Foreign Affairs,Vol.93,No.5,2014,pp.2021.

(45)Francis Fukuyama,"American Political Dysfunction," The American Interest,Vol.7,No.2,2011,p.125.

(46)Francis Fukuyama,"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Foreign Affairs,Vol.95,Issue 4,2016,p.58.

(47)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第497-499页。

(48)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第4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