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2003年起撰写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综述评论。目前由《上海书评》首发。本文的网络版分为上、中、下三篇发表，并略去部分内容和全部文献注释。完整的印刷版将在《学海》杂志发表。

面对全球气候紧急状态

森林在燃烧：从美国加州、巴西亚马逊，到澳大利亚甚至在北极圈，大面积的山火失控。触目惊心的图片和影像传达着气候危机的凶兆，而这只是最可见的部分。

一个真相，即便十分可怕，如果是老生常谈也会让人渐渐习以为常，变得无动于衷甚至心生厌烦，或者干脆怀疑和否认——直到震惊的时刻来临。个体健康状况往往如此，地球的安危也是如此。

现在这个时刻来了，绝非危言耸听：有极大的概率，我们无法达成控制气候变暖的预期目标。不是迟了，而是已经太迟了，就像狼群早已混入羊群，我们终于同意一起来“亡羊补牢”。

地球生态并不会毁灭，但将长期重病不愈（想象一下你将在医院渡过余生）。这甚至不是什么“代际间正义”问题，而是当下年轻一代（或者足够长寿的中年人）会遭遇的命运。可这么悲观的前景是不是最好秘而不宣？否则会让人过于绝望。也许如此，除非你不相信长期住院的病人大多会自暴自弃。

这些感想是因为阅读《纽约客》9月发表的长文，题为“如果我们不再假装会怎样？”，作者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的核心论点令人沮丧，他相信“气候大灾难（apocalypse）即将来临。要为此做出准备，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无法防止这场灾难”。这很难让人接受。但在研读了十多篇相关文献之后，却没有发现有力的反驳论据。弗兰岑很可能是对的。

2019年在（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排名中位居第二，仅相差零点零四度次于2016年（更反映趋势的数据是，这个排行榜上最热的前八名全都属于2010年代）。地球开始“发烫”，格陵兰冰盖融化了三千亿吨冰（净损失），明显高于近几年的年度平均值两千四百亿吨。9月22日，数百人聚集于阿尔卑斯山，为山上的冰川举办葬礼，宣读悼词。炎热的夏季，法国和德国的核电站因为冷却水的温度过高，曾被迫关闭核反应堆的运作。

《牛津词典》的2019年度词汇是“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其词典定义是“要求采取紧急行动来减少或阻止气候变化，避免由此造成的可能无法逆转的环境破坏”。此前，英国、爱尔兰和欧洲议会都相继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

11月《生命科学》（BioScience）学刊发表一份声明，题为“世界科学家的气候紧急状态警告”，来自一百五十三个国家的一万多名科学家联署支持，他们“清晰而明确地宣告，地球正面临气候紧急状态。为确保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要求一些重大转变——转变我们全球社会的运作方式，以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互动方式”。随后这份声明在“世界科学家联盟”网站继续征集科学家联署。

实际上，科学家的危机警报早已拉响。早在1992年，由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德尔（Henry Kendall）领衔，发表《世界科学家致人类的警告》，大约一千七百名知名科学家签名。2017年11月，超过一万五千名科学家联署发表了同题警告的“第二份通知”，发起人是美国生态学教授里波（William J. Ripple），他也是今年这份声明的主要撰稿者之一。

气候危机意识也逐渐深入大众文化。半个多世纪前的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当时就引起轰动，后来出现了许多观赏性更强的影视作品。2004年气候灾难电影《后天》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观众（虽然作为科幻片，其科学性屈从于虚构性受到几位科学家质疑）。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气候公共教育的能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在2006年主创的纪录片《恼人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受到广泛赞誉，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编撰的同名书籍曾连续数月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之首。由于戈尔在促进公众环保意识方面的卓越成就，被授予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经年累月的教育以及不绝于耳的警告，的确更新了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生态环境意识，也带来了可观的行动实践。那么，为什么人类向“环境友善”生活方式的转变还是远远落后于环境恶化的速度？因为获得正确认知的过程过于缓慢，错过了有利的行动时机。在对危机严重性的认识逐渐达成广泛共识之后，问题已经积重难返而变得日益紧迫，这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提出难度极高的要求。

在气候危机的认知方面曾经存在三个主要问题：气候是否在持续变暖？“温室效应”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吗？以及在气候变化的成因中人为因素是否关键？对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真真假假的辩论。所谓真辩论，是指科学家之间正常发生的观点分歧。气候和环境科学的发展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在观测工具、分析模型和判断能力还不够成熟的时期，还很难对相关问题做出理据充分的确定判断，存在着一些合理分歧的空间。

这就让“假辩论”有了可乘之机，利益集团（尤其大型石油公司）选择性地慷慨资助对自身有利的研究，或者贿赂研究人员形成误导性的观点。更复杂的是，真假辩论有时相互交织，让人真假难辨。1992年发表的《海德堡呼吁书》，旨在反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CPP）关于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有四千名科学家联署签名（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1995年又有七十九名气候及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签名发表《莱比锡全球气候变化宣言》，否认“存在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共识”并反对《京都协议书》（后来发现，其中有几位签名者受到石油工业的资助）。这些事件与所谓气候变化“怀疑论”和“否认论”有若即若离的联系。

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困惑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得到澄清，大部分科学家对上述三个问题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2011年的研究发现，有百分之九十七的气候科学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意见一致，而到今天科学家共同体已经达成了完全而明确的共识。即便如此，怀疑论和否定论的影响并没有销声匿迹，当今美国总统本人就持怀疑论的立场。

在8月底联合国的气候变迁会议上，桑伯格（Greta Thunberg）大声疾呼“How dare you!”这位十六岁的瑞典少女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无论是否喜欢她的愤怒言辞，她对事实的基本认知并不算偏激。

在11月的世界科学家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气候危机已经到来而且正在加速，超出了大多数科学家的预期。它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命运的威胁比预期的更为严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3月出版了七位作者合作的研究专著《有见识的专家们》，受到《科学美国人》《卫报》和《纽约时报》的关注评论。作者通过长期的研究调查发现，与怀疑论和否认论的指控相反，科学家不仅没有夸大反而会低估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威胁性。他们过于谨慎的主要原因是，宁愿克制“偏激”的研究发现来维持当时主流的保守共识，也不愿引发争议。因为这会让官员和公众无所适从，将有限的科学分歧混同于“完全没有可靠的知识”，会为“不作为的立场”提供借口。

气候危机的恶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前半段像是“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温度上升、森林燃烧和冰川融化等趋势只是逐渐加剧，但渐变过程会到达一个临界点，然后会爆发急剧而不可逆转的突变，这就是所谓“翻转点”（tipping point）。比如温盐环流（Thermohaline Circulation）突然大幅度减缓，即便不太可能完全停滞。如果完全停滞，就会出现类似电影《后天》中的可怕景象（尽管许多观众不理解，明明是气候变暖怎么结果会让人“冻死”）。11月28日《自然》杂志发表伦顿（Timothy Lenton）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文章，题为“气候翻转点：风险太高，不可对赌”（Climate Tipping Point —— Too Risky to Bet Against）。在文章列出的全球九大气候翻转点中，有半数以上极为活跃，其中几个已经非常迫近。

在2019年，对于气候危机的真实性、严重性和人为成因，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连“怀疑派”这个含混的术语已被美联社、《卫报》等媒体废弃，剩下的只有极少数“否认派”（实际上是“抵赖派”）。科学家的预警基本正确，缺陷只在于以往太过温和了。

当认知的障碍完全清除之后，人类需要刻不容缓的行动，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有高低两个目标。2015年《巴黎协定》规定，将全球平均温升在本世纪内控制在二摄氏度以内，这对于签署协定的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一些岛屿国家的要求下，还追加了一个更理想些的目标，努力争取控制温升不超过一点五摄氏度，但这个“努力争取”并没有约束力。

无论是哪一种标准，其中的温升幅度都不是与目前的水平相比，而是指“相对于工业化前的水平”。那么现在是什么水平？12月3日联合国的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临时声明”告知：2019年（1-10月）的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时期高出大约一点一摄氏度！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我们还剩下一摄氏度左右的余额可用（即便平均温度在来年有可能出现极微小的下降）。

要实现二摄氏度以内温升目标，全球人为的二氧化碳必须在2030年减排百分之二十，在2075年要达到“净零排放”。我们做得到吗？人类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reason），但有许多原因（causes）会严重阻碍所要求的行动。

回到《纽约客》的那篇文章，弗兰岑认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满足三项条件。第一，主要污染国家都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关闭大部分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并彻底重组经济。而且必须齐心协力，“如果德克萨斯人还在开采石油并驾驶皮卡车，即便把纽约市变成绿色乌托邦也无济于事”。第二，这些国家采取的行动必须正确，政府的巨额资金不会浪费，也不被侵吞。最后，绝大多数人（包括痛恨政府的许多美国人）都要无所抗拒地接受高税收，并严格管束铺张的家庭生活方式。他们要对必要的极端措施抱有信心，不能将讨厌的新闻当作假新闻置之不理，还需要为其他遥远而受到威胁的国家以及后代人做出牺牲。“每天，他们都要思考死亡，而不是早餐。”

弗兰岑对达成这些条件的可能性非常悲观，因为不相信“人性不久后能发生根本改变”。他提到今年出版的新书《不宜居住的地球》，这本书的畅销表明许多人都有悲观的同感。但是，坦言悲观的前景并不是主张放弃努力，就像宗教承诺的永恒救赎即便不再可信，人们也不会就此停止行善。他主张应当坦率承认我们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这样才不会在希望落空后完全陷入绝望。力所能及的减排努力仍然有强有力的现实和道德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能延缓地球走上不归之路的时间。

的确，实现预期目标会要求十分艰难的改变。弗兰岑在文章中没有明述却暗含的一个论题是，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会遇到合作困境，因为气候是一项全球公共品（global public good），对此已经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杜克大学罗森伯格（Alex Rosenberg）教授9月底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对此做了通俗的阐述。

公共品的消费（受益）有两个特征，非竞争性和不可排他性。路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使用路灯的照明丝毫不妨他人使用（非竞争性），但我同时也无法排除他人使用（不可排他性）。实现《巴黎协议》的目标也是如此，一国无法单独从中受益，除非也让别国同时受益。那么谁来为修建路灯支付成本呢？限制气候变化的努力会面临“囚徒悖论”：如果主要污染国联合起来控制排放，美国就不必努力也可以坐享其成。但如果别的国都不愿付诸行动，那么美国甚至连尝试都没有意义。所以，无论别国怎么做，从“理性”自利的角度计算，美国最优选择都是不限制自己的排放。但每个国家都会做同样的理性计算，结果就导致非理性的共同大灾难。克服囚徒悖论的常用办法，是依靠政府的法律强制。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前提下，需要世界各国自愿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严格而有效的监管和奖惩机制，确保共同遵守协定。但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有效的合作太难了。

罗森伯格对合作困境的描述并无新意，但他提出一个有趣的办法。想象一下你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富翁，发现周边的马路上没有路灯，没有任何人愿意花钱修建。假设当时的路灯极为昂贵，贵得你无法独自承担，而穷人们也无力分担。那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去找爱迪生！花钱资助他的发明，让他研发出既好用又便宜的路灯，便宜到你愿意独自支付而免于夜间行走的不便。罗森伯格说，这就是科学技术的用武之地，现在应该想尽办法去发明各种性价比极高的节能减排新技术和产品，其成本必须非常之低，以至于个别国家或公司愿意独自支付，因为这个成本仍然会低于它们摆脱恶劣环境所获得的收益。于是，“减缓气候变化的这项公共品，对于至少一个消费者（国家或公司）会变得如此有价值，以至于这个消费者愿意独自为自己购买，而其余的人可以免费搭便车。”

这有可能吗？罗森伯格并没有把握，因为科学的发现和突破要借助偶然的运气。但他主张“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增进科学使我们脱离困境的机会……去支持纯粹的研究，以不朽之名而不只是金钱，去自由地传播和回报科学研究”。

2019年，大自然和科学家都传达了“气候紧急状态”的讯号。我钦佩弗兰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付诸力所能及的努力，去面对可能失败的未来。同时怀着一丝希望，期盼我们时代的爱迪生，成千上万个爱迪生。

优绩主义的陷阱及其教训

美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联邦检察官在3月对五十人提出指控，名演员、商业领袖以及其他富裕的父母涉嫌行贿（金额从五万到一百二十万美元不等），为子女“购买”耶鲁、斯坦福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学资格。舆论哗然，美国两党政要也纷纷予以谴责。

公众的愤怒无需解释，因为这践踏了美国人深信不疑的“优绩主义”理想或“优绩制”（meritocracy）原则：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merits）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因此，最好的大学应当录取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收入最高的职位应当留给最有能力的人才。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容挑战的理想原则。

挑战者出现了，他自己就是优绩制竞赛中的赢家，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他评论说，人们对招生丑闻的谴责完全正当，但并没有触及深层的问题，只看到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却没有看透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陷阱。他的新书《优绩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于9月出版，引起巨大反响。美国几乎所有主要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都发表了报道、采访和书评。《纽约时报》刊登多篇评论，《新共和》和《高教纪事》还组织了专题讨论。作者的核心论旨是，现在“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造成的”。优绩制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公平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在虚假承诺的伪装下只是一个陷阱。这本书力图阐明（如其副标题所言）“美国根本的神话如何滋养了不平等、瓦解了中产阶级并吞噬了精英阶层”。

马科维茨对优绩制提出了三重批判。

首先，优绩制固化了社会等级，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等级，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马科维茨论证，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

教育本来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通道，但优质教育是稀缺资源，需要竞争才能获得。争夺优质教育资源是一个全球现象，在亚洲是如此（想想电视剧《天空之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和《小欢喜》中的情景，还有“小学不读民办，大学就读民办”之类的广告），美国也不例外。

无数家庭卷入焦灼的战场，但精英阶层最终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这突出体现在著名高校学生的家庭阶层分布。马科维茨援引数据表明，在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和耶鲁大学等名校，来自收入水平前百分之一富裕家庭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后百分之六十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人数总和。目前在贫富学生之间的学业成绩差距，已经超过了1950年代黑人与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早在1960年代，耶鲁大学校长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曾明确主张，学校录取要根据学生的成绩而不是其家庭背景来，希望由此打破精英的世袭。但他的期望落空了，因为精英阶层找到了保持优势的秘诀：通过支付高额费用，让孩子获得最好的升学训练，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外加各种昂贵课外补习班和培训项目，让他们的子女在各级入学申请中获得难以匹敌的竞争力。顶层富裕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惊人的，每个孩子的累积花费可以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由此“维护了一个有效的世袭统治阶层”。

第二，推行优绩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等级与教育水平密切关联，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社会，托克维尔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当时在美国不到百分之十（而在英国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但今天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在1950年代，CEO的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而现在达到了三百六十倍。贫富差别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少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

第三，优绩制的操作具有欺骗性。与传统的贵族精英不同，新精英阶层的兴起具有道德的正当性，他们宣称自己获得的优越地位全靠努力奋斗和聪明才智，因此这种地位完全是其“应得”（desert）。但马科维茨指出，这是一个操纵性的作弊体制（rigged system）。精英阶层不只用财富优势获得教育优势，而且他们故意提高了社会职业的技能门槛。金融投资、律师、医生和高新技术等高收入行业，都属于“超级技能工作”（super-skilled jobs），对受雇者要求的资质极高，主要接受精英大学的毕业生，而普通学校的毕业生很难达到准入门槛。因此教育背景的优势也就转换为就业和晋升的优势。

如果用体育竞赛作比，马科维茨似乎是说，精英阶层在双重意义上作弊。首先是在入学竞争中，他们的子女接受了昂贵而优质的强化训练（这是中下阶层完全无力负担的培训），这相当于包揽了最优秀的教练和训练设置，因此获得了竞争优势。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就业竞争中改换了比赛项目，原来的比赛是（比如拔河之类）人人可以参加的项目，现在变成了（冰上芭蕾之类）未经特殊训练完全无法入场的项目。这些新设置的项目对获胜者的奖赏（收入）极高，但普通家庭的子女根本达不到准入门槛。马科维茨相信，这些高收入行业的出现，表面上是新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实是精英阶层有意为之——为了将普通人隔离在游戏之外，来确保他们的绝对优势，最终造成了无可战胜的坚固壁垒。因此优绩制的实际操作证明，所谓的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是虚假的承诺，实际上是一个陷阱。

在揭露了优绩制的本质之后，马科维茨还阐述其有害的后果。他强调优绩制同时对穷人和富人以及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危害。在这场游戏中没有真正的赢家。

中产阶级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优绩竞争的失败者，很难获得精英教育才能提供的“超级技能”，也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些成功“逆袭”的励志故事因为罕见才成为“新闻”，正如彩票的中奖者。他们只能做简单平庸的工作，收入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却无法为孩子负担私立学校和课外培训，也就难以期待下一代能改变命运。停滞的工资和上升的债务使他们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的繁荣之外。而这场竞争因为貌似“公平”，他们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只能归咎于自己，视为自己的“应得”。实现美国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中产阶级也就失去了进取精神。他们工作得越来越少，是因为没有多少工作可做，陷入一种“被迫懒散”（enforced idleness）状态，感到自己是对社会无用的人。这种被排斥的感觉导致了普遍的精神沮丧。美国从2015年开始，出现连续三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发达国家中极为罕见。虽然很难断定因果联系，但药物滥用和抑郁自杀的增加，以及预期寿命的下降，都集中在贫穷和中产阶级的社区。

马科维茨还呈现了一种格外反讽的图景：优绩竞争的赢家陷入了另一种悲惨命运。老派精英阶层的特征是闲散，因为可以不劳而获。而现在的精英主要是“超级技能”的劳工，过着超级繁忙的生活。他们拼命地工作，好像是要向昂贵的教育投资索要更高的回报。《哈佛商业评论》的调查显示，高收入人群每周工作在五十到八十小时之间，而“极端高收入工作”的人群中有百分之九达到每周一百小时甚至更长。这是一个不断自动强化的循环：更高的收入要求工作时间更长，而更长的工作时间又需要有更高的收入来证明其合理性。于是，衣食无忧的精英们承受着严重的“时间饥荒”（time famine），损害了私人和家庭生活的品质。而他们的下一代，从幼儿时代开始就被培养成有强烈进取心和竞争力的孩子，怀着与父母相似的野心和期望，也带着对失败的担忧和恐惧，精心筹划自己的未来。精英阶层生活在无止境的竞争命运中，必须付出极端的代价才能守护自己的特权地位。

于是，美国社会落入了优绩制的陷阱：一面是中产阶级“无劳可做”转向“被迫懒散”，一面是精英阶层“过劳而获”陷入“时间饥荒”。优绩制本身成功了，但这场竞争中的成败双方都过着悲惨的生活。这很接近马克思的一个论题，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和工人同样处于“异化”状态。

在马科维茨看来，优绩制是一场骗局，实际上成为财富和特权世袭相传的机制，造就了新的“贵族阶层”，滋长了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怨恨。目前的不平等状况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一代人之前都难以识别。的确，美国人崇尚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但这部著作提出一个警告：严重的结果不平等必定将破坏机会平等。作者相信，这种社会分裂的状况会侵蚀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为特朗普的黑暗民粹主义提供推动力量。

那么，我们如何摆脱优绩主义的陷阱呢？马科维茨并没有给出强有力的对策。他承认转变优绩制的难度之高，相当于在大革命时代推翻贵族制度。他建议的改革方案十分有限，着眼于教育与就业两大领域。首先，通过建立更包容和开放的教育体制来促进机会平等。比如，让私立学校接受相当比例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否则无法享受捐赠的免税资格），以及政府通过公共补贴来鼓励学校扩大招生。其次，促进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和质量。比如，在医疗、法律和金融等服务系统中，许多工作其实并不需要高等学历就可以胜任。政府应当鼓励增加这类中等技能的工作职位。在他看来，这两个方面的改革是相互促进的，重建更平等的社会秩序会让所有人受益。精英阶层能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以收入和地位的下降，换取更多的的闲暇时间，而中产阶级则通过收入和地位的增长，得以重返美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他构想的改革并不是一场激进的革命，去推翻优绩制的资本主义体系，只是采用了过去福利国家的政府干预路线。

《优绩制的陷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但也出现一些批评。几位评论者指出，马科维茨将超高技能和高技能职位的增长，归因于精英阶层的蓄意操纵，这完全没有说服力，而且涉嫌阴谋论。就业结构的变化是全球化和数字革命的产物，当代社会和经济的复杂性，需要高技能的人才来运作，因此教育投入的回报也在增加。

马科维茨揭示了严重的不平等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令人信服。但追究优绩制导致不平等的责任是错置了嫌疑对象。优绩主义从未承诺结果的平等，促进机会平等和阶层流动在逻辑上无法提升结果平等。杜克大学荣休教授斯达顿（John Staddon）在Quillette网刊发表的评论指出，即便在一个极端理想的机会平等环境中，天赋才能（natural talents）的差异仍然会在竞争中产生等级差别，无论竞争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严格的机会平等必须矫正不平等的起点，可以通过补偿措施“拉直”扭曲的起跑线。但在每一次比赛的起步线之前，还存在更早的起步线，而补偿的要求总是可以正当地向更早的阶段延伸——从大学录取延伸到幼儿园入学，一直追溯到遗传天赋这类“道德任意”（morally arbitrary）的运气因素，这会走向类似“运气均等主义”的道路，主张“敏于抱负，钝于天赋”。但我们很可能会发现，“抱负”和“努力”等品性也仍然与遗传有关，那么彻底的补偿措施只能走向（姑且称为）“基因平等主义”的绝境，否则严格的机会平等仍然无法实现。

改变竞争的目标也只能更换获胜的人群而不是等级结构本身，在狩猎时代可能是体力（身强力壮）的等级，而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时代可能是数学才能的等级。硅谷的程序员和公司的装卸工在五百年前的等级地位可能正好相反。但用一种等级来取代另一种终究也无法达成平等的结果。

显然，竞争是优绩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即便是公平的竞争，结果也只能造成等级差异。我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长处：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优绩”（merit）的确立当然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功能需求，其内涵会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会让特定的擅长者胜出。

在我看来，马科维茨对于优绩制是否应当导致平等的问题缺乏融贯的立场，这使得他无从选择究竟是放弃优绩制还是改善它。他最初提出了新颖的挑战性论点——美国目前严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优绩制还不够完善，而恰恰是它成功运转造成的。但依据这个论点，只有彻底抛弃优绩制才是摆脱困境的出路，但他建议的促进机会平等的对策，实际上选择了对优绩制的改善。马科维茨在一次访谈中坦言了自己的犹疑不决。他一方面深信优绩制的陷阱危害广泛，但同时又感到在许多领域（比如他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完全抛弃优绩主义是否还能维系。而这种犹豫蕴含着深刻的启发，促使我们思考平等主义理想的独立维度——平等无法依赖优绩主义实现。

这部著作杰出的贡献在于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两个重要观点：让优绩制的竞争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原则，会导致社会的分裂，进而危及西方社会赖以生存的民主政治体系。此外，严重的结果不平等也将损害机会平等，反过来会侵蚀优绩制本身的原则。但马科维茨的核心主张带有含混的暗示，声称优绩制是资本主义困境的根源，好像若非如此，本来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优绩制得以大行其道，可能正是由资本主义的逻辑所驱动。

优绩主义的霸权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这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新的危机。但西方社会不只崇尚单一的资本主义逻辑。马科维茨将我们带回政治理论家持久争论的难题：如何应对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资本主义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寻求两者调和的努力实际上贯穿于整个现代历史。当今西方社会再次陷入平衡失调的困境，这个教训告诫人们：优绩主义无法单独应对平等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在这两种核心的现代价值之间，我们无法二择其一。

资本主义的问题

今天西方思想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如何在当代条件下重新构想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传统左翼的大政府主导的福利国家政策有其明显的弊端，否则很难有“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兴起，及其里根-撒切尔的“黄金时代”。但在经过2007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之后，资本主义仍然在放任自由主义的延长线上滑行，贫富差距依然不断加剧，阶级裂痕仍在日益深化，正在危及西方国家根本的社会政治基础。

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往往激发左翼思想的回潮。英国《卫报》6月刊登著名记者贝克特（Andy Beckett）的长篇文章《新的左派经济学》，介绍了一个“跨大西洋的左翼经济学家运动，正在构建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性方案”。对现实的不满是普遍的，连英国保守党的财政大臣哈蒙德（Philip Hammond）也承认，市场经济如何运转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裂痕已经打开了，“有太多的人感到这个体系对他们不利”。许多左翼经济学家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出现了类似1930年代危机的前兆，开始了各种新的构想和规划，从主张社区财富自治的“社区所有制”，到追求更平等的经济权力的“民主经济”等等。其中一部分人属于（工党影子内阁财政大臣）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组织的网络，为工党的左翼经济政策提案出谋划策。还有许多人活跃在这个网络之外。

左翼经济思潮也在美国发生影响。皮尤中心6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当中仍然有百分之五十五的比例对“社会主义”持有负面态度，但表达正面观点的人群比例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二（当然，美国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更接近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民主党候选人竞争下届美国总统的初选辩论中，如何应对不平等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出现的提案包括财富税（Wealth Tax），加大所得税区间的税率差，提高遗产税，以及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纽约客》10月发表报道披露，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财富税方案受到了皮凯蒂（Thomas Piketty）名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启发，而具体方案的设计者是三十四岁的法国经济学家祖克曼（Gabriel Zucman），他是皮凯蒂指导的博士与密切的合作者。

新一期《外交事务》（2020年1/2月号）发表专辑“资本主义的未来”，旨在清算它“正在面临的自身缺陷”。其中，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塔克（Todd Tucker）和祖克曼（Gabriel Zucman）合作发表文章，谴责富豪精英们利用体制保护自己的利益，揭示种种危机的征兆，但他们的解决方案仍然是大幅增税，坚持“资本主义的拯救取决于税收”。更为激进的英国左翼经济学家法恩布拉（Miatta Fahnbulleh）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其潜力，现在需要社会主义的方案才能适应当代世界的现实。

美国历史学家穆勒（Jerry Muller）则表达了对激进左翼方案的质疑。他批评“巴黎经济学派”（皮凯蒂和祖克曼等）支持的沃伦和桑德斯的财富税方案，称之为“新社会主义运动”（neosocialist movement），已经越过社会民主派的传统边界，断定这场激进运动将严重损害投资与企业创新的能力。他指出，从亚当·斯密开始，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捍卫者都承认有必要克服其弊端，以此维护政治安定与社会和谐。而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批评者，也总是敬佩其惊人的增长和创新能力，成功的进步运动从来都致力于“驯化市场”，而不是废除它们。然而，“新社会主义者们”的计划与此不同。他们厌恶不平等现象，但解决方案就是简单利索地“剔除顶端的离群值”。他们漠不关心企业是否能保持活力，以及能否将其收益用于公共投资。“他们不关心鹅的健康，因为他们的经济学家假设，金蛋的供应是无止境的。”穆勒将这场运动称为“妄想”。

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竞争还在进行之中，财富税等平等主义提案的前景需要由选民来决定。在法国，马克龙总统已经在2017年的经济改革方案中取消了财富税，而在民众抗议运动之后仍然坚持不能恢复，理由是“鼓励投资和确保劳有所获”。英国议会选举中工党遭受重创有多重原因，但左翼的经济方案显然还需要对选民形成足够的感召力。

思想具有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但左翼思想的历史实践记录并不令人乐观。贝克特在文章中回顾，在1930年代经济衰退到二战之后的时期，许多商界领袖认识到需要一种更加平等的经济，并与工党建立密切合作。但随着经济与社会逐渐稳定，撒切尔主张的右翼方案便显示出更强的吸引力，商界人士也随即改变了立场。那么，左派如何才能让人们抵御右翼政策的诱惑？追求的目标究竟是“终结”还是“转变”人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对此新的左翼经济学家们仍然存在分歧。

在贝克特的报道中，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线索。几位年轻的左翼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寻求一种“适应社会的经济”而不是“屈从经济的社会”。他们期待出现一种不同以往的“更为良性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新的世界观”。

让经济学回归社会也是皮凯蒂的努力。他不久前出版了新著《资本与意识形态》（法文版，英文版将于2020年出版）。米兰诺维奇在书评中谈到，皮凯蒂学术研究的特征体现为一种“方法论的回归”，就是重返经济学原初和关键的功能——“阐明利益并解释个人和社会各阶级在他们日常（物质）生活中的行为”。而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主导范式，却是把所有人都当作利益最大化的抽象行为者，“从经济学中清空了几乎所有社会内容，呈现了一种既抽象又错误的社会观”。

也许，缺乏社会内容的经济学，恰恰呼应着四十年来漠视社会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才是资本主义根本的病症。

在2019年的思想讨论中，一个反常识的事实正在浮现。人们熟知的常识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追求平等理想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平等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矛盾。但这种常识掩盖了一个被忽视已久却重要的事实：在现代条件下，资本主义必须依赖最低限度的社会平等才可能维系，否则将无法存活，更遑论繁荣。原因并不复杂，资本主义需要社会的存在，而社会的整合依赖基本的平等。如果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终将造成社会的分裂甚至崩解，那么资本主义也将无处安身而瓦解。

严重的不平等会导致社会的崩解吗？西方社会的分裂和政治极化与近年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有关。对这些现象的成因，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解释。而皮凯蒂更强调其经济根源而不是文化（身份）原因。他在《欧洲与阶级分化》一文中指出，英国的低收入人群中有百分之七十支持脱欧，但他们并不比精英阶层更加排外。更简单的解释是，欧盟经济以区域间竞争为主，这有利于流动性最强的富裕阶层，如果不消除严重的不平等，民族主义的分裂社会的效应将会持续下去。民粹主义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中，皮凯蒂研究发现，半个多世纪前西方左翼政党推进的社会民主派议程相当成功，这使他们所代表的经济中下层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实现了向上流动，成为教育良好和较为富裕的中产或中上阶层。但这改变了左翼政党内部的社会结构，成功向上流动的左派领袖们成为新的精英，皮凯蒂称之为“婆罗门左派”，脱离了那些未能改变命运的下层群体，使后者沦为 “不被代表的”（unrepresented）人，这是滋生民粹主义的重要力量。

“不被代表的”人群，恰恰代表了人口中相当比例的“被淘汰出局的人”“被迫懒惰的人”“被遗忘的人”和“失去尊严的人”，他们被排除在任何有意义的“自由竞争”游戏之外，身处同一国度，却感到自己是“祖国的陌生人”。被排斥的群体会通过民主政治所有可能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绝望、愤怒以及反抗，终将开启一场“新的阶级战争”——这是林德（Michael Lind）教授最新著作的书名（The New Class War）。

当前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出现这种危险的征兆，成为左派、中间派和保守派共同关切的问题。因此，即便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可以对（左派诉求的）平等的内在价值无动于衷，也无法忽视平等对于维系社会基本完整性的工具性意义。“资本主义依赖平等”这个反常识的事实正逐渐迫近人们的视野，而平等的“最低限度”也必定高于半个世纪前的水平。

当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危及社会整合本身的时候，反思与约束资本主义的“无社会”甚至“反社会”倾向的努力正在兴起。2019年出现了多种在“资本主义”之前附加限定词的构想，探索具有约束性的（包括“人民的”“共同善的”“利益攸关者的”以及“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新模式呈现为一种趋势。

在《外交事务》的专辑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米兰诺维奇的文章《资本主义的冲突》，这也是他新著《唯有资本主义》的缩减版。对于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他做了三个历史阶段的类型划分：最初是十九世纪兴起的古典资本主义，随后是从二战时期到1980年代初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social democratic capitalism），曾主导了西欧和北美的福利国家制度，最后的阶段是晚近四十年的“自由优绩制的资本主义”（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他认为在优绩制资本主义中，社会要比古典资本主义时期更加平等，女性和少数族裔被赋予更大权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福利条款和社会转移支付也被用来促进平等，减缓了财富与特权集中所造成的最严重破坏。这些措施继承了其前任社会民主主义版本的做法。

但是，在全球化和新技术的影响下，经济不平等开始增加。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一直在上升，这意味着资本和资本家正变得比劳动力和工人更重要。在美国，最富有的百分之十人群拥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金融资产，而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79年的零点三五上升到今天的零点四五左右。上层阶级有优异的教育背景，收入也往往很高。他们相信自己赢得的地位是源自他们的“优绩”，但这掩盖了他们从体制和社会趋势中获得的优势。精英阶层通过金融资本的代际转移，以及对子女教育的巨大投资，导致了“统治阶级的再生产”。

这些观察与马科维茨的看法相似，但米兰诺维奇同时强调了全球化的影响，包括工会的削弱、制造业工作的流失以及工资的停滞。相当一部分大众感到几乎没有从全球化中获益，因此将全球贸易和移民涌入视为自己苦境的根源，这与少数精英的感受有极大的差异，结果是严重的社会对立。精英阶层变得更加隔离戒备，而社会其他阶层越发怨恨。

在米兰诺维奇看来，对于自由优绩制的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危机在于“一个自我永续的上层阶级的出现，伴随着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它未来的命运取决于是否能够进一步演化，进入一个“更先进的阶段”，米兰诺维奇称之为“人民的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在这个阶段中，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应当有更平衡的分配。这将要求“拓宽资本所有制”，远远超出目前百分之十的顶层人口。同时，需要让顶级学校和高薪工作变得更加开放，不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在应对不平等的问题上，人民的资本主义与早前的社会民主主义类型有相似之处，但主要着眼于寻求在金融资产和技能方面提升平等，而不是收入的再分配。与后者不同，前者只需要温和的再分配政策，因为社会已经达成了更充分的基线平等（baseline of equality）。为实现更大的平等，仍然“应当发展税收的激励措施，来鼓励中产阶级持有更多的金融资产，对非常富有的人群征收更高的遗产税，改善免费公共教育，并建立公共资助的选举竞争”。这些措施的累积效果将会使“资本和技能的所有权”在社会中更加分散。

左翼经济学家在倡导“人民的资本主义”，而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提出了“共同善的资本主义”（common-good capitalism），出自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他11月在一所大学的演讲中，抨击了自由放任主义那种“不加以引导的市场会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观念，认为这种老办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它无法建立劳资双方在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虽然“老办法”可能会带来GDP和利润的增长，但它本身不会带来“有尊严的工作”。他批评当前的政府政策只追求经济增长，指出“这种增长常常只能让股东受益”，却牺牲了新的工作和更好的薪酬。卢比奥对当前政治的左右两派都表达了不满，因为右派只注重维护商界谋利和股东投资回报的权利，却忽视他们对于工人和国家应有的义务，同时也忽视了工人分享收益的权利；而左派热烈呼吁每个人获取收益的权利，也强调商人有义务分享他们的成功，却很少谈论工作的义务和商业界的权利。卢比奥所构想的“共同善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由企业的体制”，其中劳资双方都享有权利也履行义务：“工人履行他们工作的义务，也享受他们工作的收益。与此同时，企业享有创造利润的权利，也要将足够的利润重新投资来为美国人创造有尊严的工作。”

卢比奥敏感于“缺乏有尊严的工作”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有深远的文化与政治影响。目前的资本主义将造成人群的对立、社会的衰败和国家的破裂。因此，他声称自己的目标并不是在左右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而首先是防止这个国家的瓦解。如果需要治理的国家将不复存在，那击败政治对手的竞争也毫无意义。致力于“共同善”和社会的融合，以及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等，都是社群主义思想的传统口号。卢比奥试图以社群主义的老办法来约束放任资本主义的努力未必奏效，但他明确地意识到当下的危机及其紧迫性。

施瓦布（Klaus Schwab）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和执行主席，12月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我们想要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他选择的答案是“利益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这是他在1971年首次提出的概念。施瓦布认为，资本主义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西方企业奉行的是“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模式，其根本目标是追求利润，在新兴市场兴盛的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其特点是由国家制定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他所倡导的“利益攸关者资本主义”与前两种模式不同，是将“私营企业视为社会的受托人（trustees of society）”。文章批评了主流的“股东资本主义”追求短期和狭隘的利益，论证在当前新的社会与环境的挑战下，他主张的这种“更具社会意识”的经济模式是回应这些挑战的最佳方法。

施瓦布正在准备一份新的《达沃斯宣言》，包括三项指标。首先是确立包括“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要素在内的“共享价值的创造”，作为企业标准财务指标的补充。第二项指标是调整企业高管的薪资，依据的标准是决策能否促进长期的共享价值的创造，而不只是符合股东利益（这造成过去高管薪资的飞速增长）。最后要求大企业理解，它们自身就是“我们共同未来的主要利益攸关者”，必须发挥其核心能力、创业精神和专业技术，与其他利益攸关者携手合作，共同改善世界状况。

参加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杨安泽（Andrew Yang），在初选竞争中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Human-centered Capitalism）。他反对“重利轻人”的主流经济模式，认为“劳动力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收入中位数”以及“寿命预期”这些指标要比传统的失业率和GDP更准确地衡量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他的竞选策略中，最受人瞩目的是“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提案，承诺给每个十八至六十四岁的美国人发放月一千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I）。这个方案听上去匪夷所思，但他以（被美国人迷信的）亚裔数学能力论证了其可行性。自由红利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向亚马逊、谷歌等科技巨头公司征收增值税。

在美国人的常识中，加税是传统左派的方案，但杨安泽的思路与此不同。他以阿拉斯加州政府给本州居民发放的津贴作对比，这项津贴来源于石油公司的部分利润。因为油矿本身是该州居民的共同财产，由此获得的利润理应分出一部分让共同财产的每一个所有者（无论贫富）共同受益，它的正当性依据完全不同于所谓“劫富济贫”的加税。以此类比，高科技公司使用了我们每个人的“数据”，由此获得的利润也理应由用户共享。值得注意的是，杨安泽在竞选中提出了“数据财产权”的概念，主张“数字数据应当被当作一种财产权（a property right）”。虽然杨安泽没有充分论述全民基本收入与数字财产权之间的关联，但在他竞选网站关于“数据作为财产权”的陈述中包括三项主张，其中之一就是主张“让人们分享由于他们的数据产生的经济价值”。这蕴含了一个新颖的理念：企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时候，使用了网民们有形或无形的共同财产，由此获得的利润应当无差异地让所有相关者分享。这是一种基于共同所有权的普遍受益观念，不同于传统左派的思路。所以，杨安泽有理由宣称自己“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前进派”（Not Left, Not Right, Forward）。无论他是否成为民主党最终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理念和全民基本收入的提案将被人铭记。

波兰尼（Karl Polanyi）在1944年出版的名著《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曾指出，经济原本嵌入社会之中，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要素从社会“脱嵌”出来，使市场成为脱离社会而自行运转的机制，经济也从其作为“社会生计策略”的实质性涵义，转变为“理性决策”的形式涵义，形成了危及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波兰尼的分析诊断有许多可疑之处，更不用说他构想的拯救方案了。

然而，在此后七十五年资本主义的演化进程中，他提出的问题总会有再次引人注目的时刻。或许，当下的西方社会正在面临一个“波兰尼时刻”。而最低限度的平等——让人们达到准入门槛，迈入有希望的公平竞争，并从中普遍受益的基本平等——成为维护社会融合的一项不容忽视的要求。

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不断面对平等主义的挑战，也在这种挑战的压力下演化更新。西方主流思想将激进平等主义视为乌托邦式的幻想，对其可能的灾难性后果始终抱有警觉。然而，注重机会平等的自由竞争，若完全无视相对的结果平等，也很可能造成另一种灾难。当今的资本主义再次面临平等主义的巨大压力，如何应对这场考验关乎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