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到的撕裂声，是两个巨大经济体开始脱钩的声音。”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感叹着。他曾期许一个不断“变平”的世界，而今却惊讶于它日益醒目的折痕。《金融时报》将“脱钩”（decoupling）选作年度词汇，因为“美中关系的蜕变可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经济事件”。
变迁的节奏出乎意料地迅即。“新冷战”之说不久前还像是可疑的传言（一年前BBC文章的标题称之为“耸人听闻”），到了2019年已被许多论者当作既成的事实。
“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发明者尼尔·弗格森教授坦言：“在短短一年间，美国人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恐惧骤然上升。曾经只是少数危言耸听者的立场，现在成为华盛顿的新正统。”2019年3月他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反省自己“读了太多的基辛格”（作为基辛格“钦定”的传记作者），而忽视了老朋友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警告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注定一战”的前景。他相信，“虽然我们未必注定要打一场热战，但我们肯定是走上了一场冷战之路”。
12月他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正式宣布：“中美国”所描述的伙伴式共生经济关系已不复存在，第二次冷战在2019年已经开始。他认为，新冷战未必是坏事，肯定好过“默许一个中国的世界来接管”，而且还有可能缓和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至于美国能否再次赢得冷战，弗格森完全没有把握，因为今天中国带来的挑战远非昔日的苏联能够相比。他预期“这场新冷战会变得更冷”，而且将会比特朗普的任期长久得多。
面对剧变的节奏，聪明的弗格森凌乱得露出了机会主义的底色。而矢志不移的理论大师米尔斯海默则如少年般容光焕发。从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问世以来，他一直几乎孤独地呼喊着“狼来了”，十八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他期待的“狼”，也迎来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荣归时刻，它将在国际政治理论中重新压倒充满幻觉的自由主义理论。七十二岁的米尔斯海默2019年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巡演”布道：“自由国际秩序”（如其近著的书名所言）是“大幻觉”。
无论以“新冷战”还是“脱钩”来判定当下的势态，都暗示着中国与美国的激烈竞争乃至对抗将成定局。但是，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见证了太多论断，起初言之凿凿，转瞬过眼云烟。焦虑不安的时候很容易对盘根错节的脉络失去耐心，并将仓促的惊人之语误作深刻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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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转向全面的“遏制”（containment）战略吗？这取决于对中国的认知。冷战之后西方对于中国的发展存在三种主要的论述：崩溃论、演变论与威胁论。它们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地占据主导地位。
崩溃论者不相信中国会发生亲西方的改变，但将赌注压在中国发展的有限时效性。每年都有分析家考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以及政治隐患，预言这种高速成长不可能长期持续，最终会走向崩溃。演变论者认为，中国在进入自由国际秩序之后，必定被这个秩序所约束和塑造，终将实现和平演化，虽然未必走向“西方化”的道路，但至少能够与西方维持互补合作、良性竞争以及和平共存。而威胁论坚信，中国强劲的崛起以及反西方立场都不可能改变，因此迟早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
如今在华盛顿的精英看来，“崩溃”希望渺茫，“演变”遥遥无期，于是“威胁”便成为关于中国的主导性论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崩溃论和演变论虽然衰落却没有灭绝，若今后卷土重来也不会令人意外。
那么，弗格森所谓的“华盛顿的新正统”是什么呢？近两年来，一种“新共识”在西方政界与思想界流传：美国以往基于演变论的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失败了。不断崛起的中国并未按照西方所期望的那样，温和地融入美国创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成为挑战这个秩序的“修正力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因此，现在应当放弃过去温和的接触战略，代之以更为强硬的方式以“规制”中国，这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理论基础。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当下美国分歧严重的两大政党精英之间罕见的（甚至唯一）的共识，也是美国外交界、智库以及学术界许多人士的共识。
然而，这种共识会是可靠的吗？基辛格曾对共识问题有过评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卷入的大多数（对朝鲜、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最初都获得了两党广泛的支持共识，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开始瓦解。然后达到一个转折点，退出战略变成了主要的辩论议题”。他就此总结出一个原则性的教训：“如果进入战争只是为了最后有一个退出战略，那么当初就不应该在那里开始。”这是基辛格2011年在威尔逊中心一次演讲的开场白。八年之后，在中国贸易谈判僵持的时刻，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他这番洞见格外令人回味，对中美双方都是如此。如果发起“新冷战”最终只是为了停战，那么今天就不应该开始。
实际上，目前的所谓共识主要是消极性的，就是承认必须反省以往对华战略的失误，但并未达成关于“应当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积极共识。正如大卫·兰普顿所指出的那样，当接触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就会出现对于引导性政策的竞争。
在混乱的争议中，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强硬派”与“审慎派”的不同取向，他们在如何认识与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强硬派的基本取向是坚定“对抗中国”，在媒体、智库、国会和白宫中都有其代表，有些是传统的鹰派人士，也有些是幻灭后的演变论者。
强硬派的政策努力并不那么成功，但有效地提升了威胁论的声音，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红色恐慌”。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上强劲的民族主义与反美话语也传到美国。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下，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发生明显变化。
面对这种趋势，许多审慎的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与不满。《华盛顿邮报》7月3日刊登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由哈佛荣休教授傅高义和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等五位中国问题专家撰写，同时有九十五位来自学术界、外交政策界、军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签名联署，其中包括十多位最具声誉的中国研究学者。
联署公开信、谢淑丽等人的报告以及扎卡利亚的文章，都反映出审慎派构想另一种战略选项的努力，实际上是对以往接触战略的更新改造。这种选择试图克服强硬派的简单鲁莽与代价过高的冒险，但也对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判断力和灵活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其可行性还取决于中美双方沟通互动的诚意与效果，因此具有较大的实践难度。强硬派与审慎派都意识到新的挑战，彼此的分歧与竞争在于何种战略才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有效性。
中美贸易谈判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预示着两国关系可能进入一段僵持与拉锯的时期。在新年之初，欧逸文在《纽约客》发表长文《美中较量的未来》。他在两国各界进行大量采访后得出结论说，最可行的未来是“一种不稳定的共存”，这种共存建立在双方都欲求“斗争而不毁灭”的关系基础上。
这是一个平庸但可信的剧本。但欧逸文提出了警告：“对每一方而言，最大的风险是盲目，源自无知、傲慢或意识形态的偏见……为了避免灾难发生，双方都必须接受迄今为止尚未接受的真相。”最后他指出，美国要迫使中国回到过去的位置就太天真了，现在要做的是“与中国未来的道德愿景展开竞争”。
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许多惊天动地的变革在之前完全难以想象。
在宏观的视野中，文明从来是彼此遭遇的，始于隔膜与误解，经由漫长反复的竞争和冲突，伴随艰难的对话和理解，促成相互塑造和转变，最终得以汇聚在一个求同存异、和平共存的近身世界，虽然远不是“天下大同”。或许，世界历史在当代最宏伟的戏剧正拉开帷幕，只是没有现成的剧本。
（本文节选自刘擎所著《2000年以来的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