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今时代的特征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不是因为我们无知，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多而不确定。我们知道周边的事情，知道遥远的事情，知道各种不同的方法，我们还知道元宇宙。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那么多呢？因为这个世界改变了。我们当今时代的一个特征是，本地生活不再是本地的。
我们曾有过相对来说确定的时代。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本地生活是本地的。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的资源，我们的人际交流，我们的信息和观念，在一个相当小的地域当中能够自给自足（self-sufficient），并不需要依靠外界。如果用变量来说，总共大概有十个变量，你自己知道六七个，另外的人大概知道几个，你们商量一下就都知道了，有规律，有确定性，变化很少，一切问题本地可以解决。
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想想我们的衣食住行或者手头随便什么用品，已经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全本地的。你现在听一首歌、看一部电影，比如《金刚川》或《长津湖》，里边的剪辑、制作团队也都是国际团队。我们跟这个世界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过程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革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开始需要一百个变量、两百个变量，许多是你根本不知道的遥远的变量。
比如一个在德克萨斯州工作的石油工程师，他怎么会知道第二年他就要失业了呢？一帮气候学家研究说地球气候正在变暖，这个趋势可以测量，经分析是由于人为因素，并预言不加控制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本来有争论，但现在大概有95%以上的科学家就此达成了共识。反对派不多，但依然存在，但你能够去鉴定谁对谁错吗？并不能。即便可以去翻他们的报告，里面上万页的争论，德州的石油工程师是没法辨别的。
除了这些报告，有一些政治家要商议开会，通过诸如《京都协定书》和《巴黎协议》之类的文件，把气候变暖议题转化成国内政策，如果他们决定下一步是控制能源工业，比如石油，那么某个特定的炼油厂可能就要停产了。一个人的工作前景取决于无数遥远的、未知的、不经授权的、去学习也可能一知半解的变量，这是我们生活的真相，也是生活本地性的消失。No local life is local anymore，所以我们才会感到这么不确定。
接着，划清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界限也变得特别特别困难。以前的传统社会有一个确定的内部，我们知道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我们有着相当大的自主权。所谓主权，就特定领域而言，我们对自己的事物有最高的、至上的、最后的决定权；对个人来说，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有身体的、精神的、选择的决定权。但在当今世界里，内部和外部的这些边界变得含混不清，中间地带模糊而脆弱，内部和外部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我们时代的另外一个特征。
在多变量影响的这样一个世界里，就会出现所谓“事件频发”的时代。事件（event）在哲学意义上是说，一件事情的发生超出了过去事件规律的延长线，超出了人们对近期未来的预测。比如2001年9·11事件对于美国来说就是一次“事件”，它没有发生在美国历史的延长线上，因为美国自独立战争以后，本土还从未遭受过别人大规模的攻击。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也是一个“事件”，它使得世界历史进程突然断裂，留下一个无法预估的伤口。“事件频发期”给人们带来了普遍的失序感，我们失去了对秩序的稳定预期，陷入了一个无从把握的未来。
2、遭遇论：一种元问题视野
那如何去把握现状呢？从元问题的视野和方法论出发，涉及的又是一个“遭遇论”（encounters）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城邦的动物”。人只有在共同生活中，才能成为充分意义上的人，“主体间性”先于“主体性”。
人怎么理解自己呢？自我意识是需要反思的。反思（reflection）不光是指你怎么做事情，怎么想事情，还要想你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反思的一个最直觉的场景就是，你站在镜子面前照自己。但你是带着什么眼光在看镜子里的自己呢？那个眼光完全是你自己的吗？并不是。如果你去参加一场面试，你大概会用面试官的目光看待自己；如果你去参加一场相亲，你大概会用对方的眼光看待自己。如果离开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你反而没办法拥有真正的反思视角。因此，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可能完全是自我生成的（out of yourself），人不能够单独地理解自己。
文化其实也是如此。一个文明或一个国家，是要在相互关系中进行定义的。政治学家李普塞特（S.M. Lipset）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我父亲那一辈有一个笑话，讲一位东北老太太碰见传教士后说，这个人太奇怪了，他不把水叫“水”，而是叫“窝头”（water）。这个老太太就是完全以单一语言来看待整个世界，而她并不能理解语言本身。
也就是说，当你没有进入遭遇、把自己放入一个更大格局的时候，其实你并无法真正地理解自己。中国在战国时代后得到统一，是在相互碰撞与融合中慢慢产生的；近代以来，中国也一直与西方互相认识、互相理解、互相碰撞、互相遭遇。我们地大物博，有着非常丰富的地方多样性，这也使得中国有了能够兼容并包的独特优势。“遭遇论”在这里的意思，不只是我们在和异己的文化接触中认识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接触是有结果的，它会带来重要的改变。
我们大观学术小组中的施展老师在《枢纽》中讲，草原的中国和中原的中国相互碰撞、融合，构成了如今中国的样貌。中国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在不断生成、不断变化中的。因此，中国文化才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满族入关的时候还有“反清复明”的说法，明朝的遗老遗少强烈要求恢复中原帝国，那种情结甚至常常闹出人命；但现在我们看《雍正王朝》之类的清宫戏时，同样的情节并不会激起我们的民族义愤，因为我们把它视为中华内部的事情。内部和外部在改变，通则和特例也在改变，当我们意识到另外一种秩序、另外一种方式是可能的，这就是文化交往带来观念的水位的变化。
“遭遇论”并不是一个现在的现象，它古已有之，只是今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迅即、强烈、全面和深入。遭遇不光是自我理解，遭遇也是相互改变，改变的边界包括人员的、物资的、信息的、观念的、价值的，有的时候边界被拆除，所以我们有了更大的共同点。从组成国家到组建国际联盟，人类一直在克服自己的边界。在遭遇论的视野下才能看清，当今时代的特征是遭遇的结果。
3、封闭秩序面临的挑战
战争、侵略、收复，谈判、合作、妥协，如果从遭遇论的角度来看世界进程，这一切都不难理解。秩序依赖于明确的内外边界与内部的同一性，而遭遇使得边界变得复杂多变，同一性成为难题。
大概五六年前，我提出“全球化的断层线”这么一个概念，意思是新一波全球化的独特问题在于造成了一条横跨国界的断层线：所有国家内部都同时存在着全球化的受益者与受挫者，也都出现了全球主义价值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群体。在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可能是比较明显的全球化受益者，但东北老工业基地可能就没有特别受益；在美国，硅谷、华尔街是全球化的极大受益者，但所谓的铁锈地带（Rust Belt）就在全球化中失落了。任何政治精英以“人民的名义”顽强抵制或强行推进全球化的举措，实际上只能取悦部分民意而背离另一部分民意，从而将加剧已然严峻的民众分裂与政治极化的困境。
而划定明确边界、保证内部统一、建立稳定秩序，现在连在一家公司、甚至连在一个家庭内部都很难做到。家庭秩序要求严格的家庭界限，父母和孩子高度统一，但那个界限能够完全保证吗？从家庭经济来说，以前可能只有工资，但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投资、房地产、股票，这些外力使得家庭的边界变得多孔（porous）。从社会交往来说，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圈层，父母与孩子的理念出现分歧，放在每个家庭都可能是一场战争。
世界如此不确定，但好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长程的趋势：世界正越来越一体化。我们中国人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则认为，从长程历史上来看，合久必分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人类历史的大趋势。在每一个给定的时刻，我们都觉得世界正发生冲突，但从历史上来看，这些冲突是走向未来更广泛更深入合作的一种手段。当领导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规划，可以成为我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
现在中美冲突带来了很多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好像会更加平静一点，因为在我们小时候，中美冲突比现在要激烈得多，美帝国主义是完全要打倒的。但突然某一天，基辛格秘密访华，表达了尼克松总统到中国访问的兴趣，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来华，中美之间居然就开始合作了，关系也正常了，1979年还正式建交，在我们当时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现在中美关系历经这么多波澜，当然比当时的情况要复杂，但完全不代表将来不可能有新的合作，更好的前景是不断尝试、不断磨合、不断碰撞出来的。
4、遭遇论对现实的启示
说了这么多，我们讲讲“遭遇论”怎么在现实中发挥作用。
首先是要明确自己的处境。无论小到家庭、单位，到地方、国家，你不可能再有一个密不透风的、坚如磐石的边界，也不可能有完全的内部统一性，你不要幻想构筑一个旧有的秩序，清清楚楚地划清边界，统一所有人的想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其次，如果你把元问题作为一种方法，在总体结构处在未定或混沌之时，建立“局部秩序”依然存在可能。
关于局部秩序，我讲两个例子。第一个是1937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谁会愿意去投资一所大学？不会的。但是那个大学就存在，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我们现在知道叫长沙临时大学，是西南联大的前身。当时眼前一片战火，但就是有一群教育界的人，把这件事情坚持了下来。西南联大仅有8年的历史，入学8000位本科生和研究生，但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他们学的不是枪炮或机械工学，他们读老子、庄子和柏拉图，因为他们相信尽管这个世界非常混乱，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那是和根本的人类性密切相关的。在这3882名毕业生里，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获奖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位人文大师，对整个中国科学文化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如果你看不到未来的秩序会怎么样，你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另一个例子是我刚刚讲的中美关系。其实1949年的时候，中美有过一次合作机会。1949年，国民党军队一路溃败，内战形势已然不可逆转。为了争取“国际支持”，国民政府开始南迁广州并通知各国驻华使团一同前往。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率领使馆部分人员南迁，而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却滞留南京，希望与中共开展外交接触，缓和中美间的外交关系。他先是见了中国的前外交部长黄华，再通过黄华想见到周恩来。那时候他们提出的条件是，如果中国能够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中共政府和美国就可以建立新的关系。但当时的会谈并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双方对彼此也无法完全信任，后来就成了《别了，司徒雷登》。
到了1971年的时候，我们重新回到了1949年的图景，那时候中国开始自觉地意识到，要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正是这个即便迟到了22年但仍具有前瞻性的决定，从根本上扭转了当时的准战争状态，奠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改革开放的基础。所以如果要建立起局部的秩序，你要有一种远见（vision），你并不能仅仅依附于当下此刻的状况，而要将其前瞻性地与未来秩序关联。
5、重新理解未来的竞争
未来的秩序是世界内政的秩序，我们要把所有事物都看成是内部的事物，才可能理解这个世界。我们不仅要重新理解未来的开放的秩序，我们还要重新理解未来的竞争。达尔文讲“适者生存”，但都被误解成了“强者生存”，未来的竞争不是弱肉强食的竞争，强者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具有碾压性。即便军事实力强大如美国，它也还是要发展所谓的软实力（soft power）和巧实力（smart power）。
生物的演进是这样，文化的演进也是如此。在新的竞争中，我们不需要毁灭对方，而是需要在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共同命运中来共同解决问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彼此的适应性（fitness）。尽管依然存在内部和外部之分，但这个边界不是绝对的。就像在气候问题、技术问题和反恐问题方面，全球都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共同的解决机制，我们完全可以更进一步，把这些合作领域扩展到贸易、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
最近几年，世界各地民族主义思潮涌现得愈发明显，全球化趋势一度出现了反复甚至倒退，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逆流。你可以相信它是永恒的，你是在向世界、向未来打一个赌，而我选择另外一边，因为长程的历史不支持那样一种看法。在一个四面危机的世界里，我们不可能独善其身；同时，独善其身也离不开兼济天下。我们可以从现在做起，把自己的局部秩序与更广阔的未来秩序关联在一起。你越具有这样一种前瞻意识，越具有这样一种新的vision，你越可能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