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与史的异质同构思维特征

杜甫诗学是一种充满着历史忧虑感的诗学。忧时伤世，哀国悲己，读之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审美崇高感、严肃感和悲剧情调，荡漾于诗行的脉络肌理之间。中国文化向来推重历史意识，置人与天的对话于历史之中，因而把杜诗这种崇高、严肃、沉重的因素，归因于诗与史的审美遇合。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借传闻立此为证：“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里看重的似乎还是杜诗“备叙其事”、“尽得其故迹”，即以史笔入诗的功能。但是名目既定，后世就加以沿用推衍，渐成定见。《新唐书·文艺传·杜甫传赞》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序》也认为：“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宋人用“史”字论其外观的意义，明人用“圣”字揭其内蕴的价值，似乎勾勒出不同的“时代眼光”所关注到的杜诗的不同层次和角度，其实也不尽然。

“诗史”的名目，论定于宋。宋人采用这个名目而体验到的，则是杜诗继承《诗经》风雅传统，有爱君忧国之志，可资陶冶和教化之用。比如把杜甫视为诗宗而开创江西诗派的黄庭坚写道：“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1 ]国风和忠义，成了认识杜诗价值的纵横二轴，它们构成了儒家传统的诗文评价体系。南宋时期即使与江西诗派有不同的审美追求者，大体也未跳出这个评价体系。如李纲《杜子美》一诗：“杜陵老布衣，饥走半天下。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是时唐室卑，四海事戎马。爱君忧国心，愤发几悲咤。孤忠无与施，但以佳句写。《风》《骚》列屈宋，丽则凌鲍谢。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呜呼诗人师，万世谁为亚！”

陆游的《读杜诗》也未离这个评价体系，但更为关注诗歌史的承续：“千载诗亡不复删，少陵谈笑即追还。尝憎晚辈言诗史，《清庙》《生民》伯仲间。”《生民》属于《诗经·大雅》，为周人自叙开国史诗，次第铺陈周民族始祖后稷事迹。《清庙》属于《诗经·周颂》，为祭祀周文王的乐章，《郑笺》云：“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谓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对于这类开国史诗和祭祀颂词，陆游是不愿意把杜诗与之相比拟，尽管他热情地称赞杜甫于谈笑之间“追还”了《诗经》传统。因为陆游作为一个志士兼诗人，他深切地感受到杜诗异于歌功颂德的忧患意识，以及蕴藏其间的济世雄心和用世才能。陆游诗中的“尝憎”二字，指的是他的另一首同题的《读杜诗》：“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2 ]陆游未免夸张了杜甫的政治才能，但他确实触及了杜诗关注政治情态的深刻性。也就是说，他想改变那种用空泛的“诗史”二字形容杜诗的作法，而揭示杜诗的诗史品格的独特深刻的内蕴。

降至明世，诗史的名目受到了挑战。挑战来自于文章形态学，或文体本性论。杨慎认为：“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乱，则曰‘雍雍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杜甫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又如今俗卦气歌、纳甲歌，兼阴阳而道之，谓之‘诗易’可乎？”[3 ]尽管这里用摘句的方法对《诗经》与杜诗进行比较，未免落于简单浅陋，与杨慎年代相承的明人王世贞对之作了辩驳；（注：王世贞的辩驳语为：“余按用修（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此言，甚辨而（上“西”下“敖”），不知向所称者，皆指兴比耳。夫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语荒而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劝乐而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讥失仪而曰’入而无礼，胡不遄死’；刺听谗而曰‘豺虎不受，投畀有北’。若出少陵口，用修不知如何砭驳矣。”此语收入《杜诗详注》附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2326页。）但它强调诗应采用比兴意象，贵含蓄蕴藉，贬直陈时事，主张写诗应该“意在言外，使人自悟”，到底也多少触及诗区分于史的某些本质属性。在今天看来，它更值得注意的价值，在于提出了诗与史这两种异质文体的思维方式，如何能够在杜诗中融合统一起来的难题。对于这个难题的深入阐释，将可能使我们对杜甫的诗学原则的精深独到的建树，获得更为充分的理论把握。

诗史思维，是一种异质同构的综合性思维。诗重抒情性，它进入的是一个心理时空；史重叙事性，它展示的是一个自然时空。这两种时空是存在着虚玄和质实的差异的。亚里斯多德曾经这样谈论诗与史的区别：“显而易见，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4 ]亚氏所论是古希腊叙事诗与历史的差异。中国古典诗歌讲究言志和缘情，诗人往往不是虚构可然性或必然性的情节来蕴含哲学意味，而是通过意象的筛选和组合来建构心理时空的超越可然性或必然性的直觉性，并且通过直觉来体验着、透露着、或暗示着人情与天道。也就是说，在中国，诗是一种重直觉、重意象的精神体验方式；而历史则是在重实录、重因果联系之中展示一种民族的生存形态。杜诗的一大本事，就是把敏锐深刻的诗性直觉，投入历史事件和社会情境之中，把事件和情境点化为审美意象，从中体验着民族的生存境遇和天道运行的法则。史使他的诗变得沉重厚实，诗使他把握到的史出现一种精彩的沉痛，从而产生了异质文体思维方式于瞬间遇合中爆发出来的动人心弦的力度。从这种意义上说，诗史思维是高力度的思维。

这种异质同构的思维方式，存在着杜甫家族的文化基因的渊源。诗的基因显而易见，杜甫一再宣称“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把这种基因追溯到其祖杜审言的身上。其实，杜氏家族意识，有两套遗传密码，除了诗之外，另一套是史。杜甫而立之年，即开元二十九年（741）， 曾作《祭远祖当阳君文》，祭奠他的十三世祖晋朝镇南大将军、当阳成侯杜预。杜预有两个绰号：“杜武库”、“《左传》癖”。前者指的是他显赫一时的武功，后者指的是他流传百世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国志》卷十六裴松之注引《杜氏新书》，称杜预“大观群典，谓《公羊》、《谷梁》，诡辨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传乱之。乃错综微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至老乃成。尚书郎挚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晋书·杜预传》沿用了这些记载。[5]（P508；P1031—1032）杜甫祭文称赞其远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无疑是把这套遗传密码也继承过来了。

历史意识介入诗的想象，形成了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和锋利的穿透力的合金式思维，可以于绮丽中感受到丑陋，于繁华中透视出危机，从而以诗学透镜窥见历史潜流。比如前述杨慎非难诗史思维的第一例“慎莫近前丞相嗔”，是见于《丽人行》的。杨贵妃、杨国忠一门由贵倾天下到马嵬殒生，实际上是大唐王朝盛极致乱的一大象征。《丽人行》以诗的敏感捕捉到这一特异的社会现象，为历史行程作“释例”式的描绘。它无意于如同列传体例那样，勾勒这个家族发迹暴贵的过程，而是从中取下一个富有意味的切片，诗化成一幅色彩繁丽的仕女游春图：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为勾叶重鬓唇。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示及）稳称身。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

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

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箫管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逻实要津。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

杨花雪落覆白?，青鸟飞去衔红巾。

灸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唐代画家张萱有《虢国夫人游春图》（今存宋徽宗赵佶的重着色摹绘绢本），穷描极绘杨贵妃之姊妹乘马游春的华贵场面。《旧唐书·后妃列传》说，杨贵妃“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并封国夫人之号：长曰大姨，封韩国；三姨，封虢国；八姨，封秦国。并承恩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6]（P2178）在张萱的画中，三位国夫人娇媚多姿，云髻高耸而侧垂，衣饰鲜艳绚丽，坐骑矫健雄壮，于一控缰、一挥鞭、一投足之间，不须背景衬托，已是春天气息扑人。然而，画是空间艺术，寓时间的动感于线条色彩的平面铺展上；诗则是时间艺术，寓空间的延展性于声音韵律的线性时间跃动上。对此，德国18世纪的论艺者莱辛，已在《拉奥孔——论绘画和诗的界限》中涉及了。诗画参证，张萱的画面大体相当于《丽人行》开头的十句。这十句以繁密的意象，多层次地点染出三位国夫人于长安曲江暮春游乐的时间地点、丰神体貌、服饰装束，设色异常华贵浓艳，带有浓墨重彩的画面性。据《周礼·春官》记载，上古即有三月上旬巳日于水滨洗濯，祓除不祥的民俗。三国魏以后，便确定三月三日临水修禊，宴饮行乐。三月三日水边丽人这一幕，便是这么一幅民俗画，用民俗画设色不避浓艳、以及乐府民歌写人反复渲染的手法，把画面描绘得富贵气逼人。它在这里留下了盛唐暮春的最后一缕霞光。

诗比画多了流动性，在流动中切取特写镜头。这种“切取”便是诗人的主观介入，是诗人对阅读关注的引导。他引导人们进入诸杨的幕帐内，窥视其穷奢极欲的宴饮娱乐。驼峰、素鳞，味穷水陆；翠釜、水精盘、犀箸、鸾刀，器皿极其珍贵。如此排场却不能刺激三位国夫人的食欲，可见其宠贵娇慵、暴殄天物的作风之一斑了。但这还不够，宫中的黄门使者络绎不绝地飞骑送来八珍美味，犹恐她们宠贵娇慵还不到家，暴殄天物还不尽兴。厌饱之后还要黄门飞骑送八珍，说明奢侈在受鼓励中失控；送八珍的飞骑既快速、又不动尘，于礼仪规矩中透出八面威风的派头和排场。随之写幕帐内的箫管和幕帐外的宾从，似乎依然渲染排场和派头，却隐隐然触及排场和派头的根源；上有喜好音乐成癖的皇上，自然幕帐中的箫管足以感动鬼神；下有趋炎附势的风气，难免熙熙攘攘的宾从把交通要道也塞满了。

这似乎只是专心致志地写诗，在剪裁和缀合着一个华丽的画面。但是由于历史忧患意识的渗入，画面在组接推移中已经潜伏着令人感慨多端的意味了。画面的推移，终于使历史意识浮升出来：姗姗来迟的骑马者为何迟疑徘徊，欲行又止，却又当轩下马，不经通报而径直走入锦茵铺地的幕帐中呢？这一笔，在一派华贵气中显得有点莫明其妙、甚至鬼鬼崇崇的不协调。入幕帐有何贵干，诗人就不写了，写的是意在言外的杨花、青鸟意象。作为西王母使者的青鸟飞去衔啄女人的红披巾，这是用曲笔写调情。杨花意象取自乐府杂曲歌辞《杨白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宋代郭茂倩解题引《梁书》：“杨华，武都仇池人也。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华》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声甚凄惋。”[7]（P1079—1040）可见杨花意象也是讽喻宫闱淫乱的。因而《丽人行》最后评点两句：天宝年间杨府的势焰灸手可热，小心不要走近幕帐窥破秘密，招惹丞相杨国忠发火。《旧唐书·后妃列传》说：“国忠私于虢国（夫人）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联镳方驾，不施帷幔。”[6]（P2179）《资治通鉴》也记载：“杨国忠与虢国夫人居第相邻，昼夜往来，无复期度，或并辔走马入朝，不施障幕，道路为之掩目。”[8]（P6919）《资治通鉴》乃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为编年一书”的[9]，《丽人行》与之形异而神合之处，说明了杜甫的诗史思维何等精湛深刻。它在华丽的游春图中独具只眼地发见历史危机。从而以反讽的笔墨把华丽的画面解构了。自本质而言，这是在异质同构的思维方式中，历史预言对历史现状的解构，历史哲学对历史表象的解构。

　　二　诗史思维的精神指向

在诗史异质同构思维中，诗意味着精神方式，史意味着精神指向，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思维侧面，具有不同的思维功能。史不是写作方式，而是一种眼光，一种感觉世界、认知世界和发现世界的眼光。这些感觉、认知和发现出来的东西，还是要以诗之所谓诗的方式去表现的，但它毕竟赋予表现方式以特定的思想导向。历史成了诗的指导老师。度过开元盛世，群臣得知有人上书，说“见玄元皇帝（为李唐王朝视为始祖的老子的封号）于丹凤门之空中，告以‘我藏灵符，在尹喜故宅’”，又得知皇上派使者在函谷关尹喜台旁求得灵符，就一道上表，认为“函谷灵符，潜应年号，先天不违，请于尊号加‘天宝’字”。[8 ]（P6852）但是，天宝灵符并不能拯救李林甫、 杨国忠先后为相所制造的弊政，也不能拯救安禄山诸将拥兵横逆所造成的危机，最终导致盛唐红日西沉。历史的疼痛，最能打动诗神对它回眸关注。终于在杜甫的笔下，诗消减了盛唐前期奋发昂扬的青春气息，在关注历史中产生了新的精神指向：以悯世情怀，直面血肉人生，正视人间疮痍。

对此，只须比较一下李、杜之间精神指向的差异，就不难领会到历史意识在其间起了何种牵引作用。同样写黄河，李白是昂首云天，傲视八极的：“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古风》其十一）；“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如丝天际来”（《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行》）；“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一条黄河浩浩荡荡，从昆仑到东海，从天际到胸间，九曲万里尽收眼底，可见诗人是站在天上总览大河的——其间精神指向于天，指向海阔天空的拟神话联想。杜甫的《黄河》则立足大地，直面人生。其一曰：

黄河北岸海西军，椎鼓鸣钟天下闻。

铁马长鸣不知数，胡人高鼻动成群。其二曰：

黄河南岸是吾蜀，欲须供给家无粟。

愿驱众庶载君王，混一车书弃金玉。

这里何尝没有夸张，何尝没有魄力？但其精神指向于地，感受着土地的燥动与悲凉，体验着土地的焦虑与饥渴，正视着土地的创伤与呻吟。杜甫借黄河来抒发思路，于黄河北岸的土地上看取征人与边患，于黄河南岸的土地上看取赋税与民瘼。当他关切着疮痍满目的土地的时候，土地赋予他的诗作以沉哀与厚重。

既比较过李、杜之观河，再来比较李、杜之闻笛。这是杜甫在秦陇听到的《秋笛》：

清商欲尽奏，奏苦血沾衣。

他日伤心极，征人白骨归。

相逢恐恨过，故作发声微。

不见秋云动，悲风稍稍飞。这又是杜甫在巴蜀听到的《吹笛》：

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

风飘律吕相和切，月傍关山几处明？

胡骑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

故园杨柳今摇落，何得愁中却尽生。

闻笛，乃是诗与音乐缔缘，乐声牵引着诗人的思绪自由飘荡。但自由中有不自由在焉，杜甫思绪飘荡所逢，多为秋云悲风，征人白骨，胡骑北走，武陵南征，总之是那个战火连绵、动荡不宁、多血泪、堪断肠的历史人生。笛曲《折杨柳》之音，漂泊者乡关之思，杜诗有之，李白诗亦有之，但精神指向互异。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又写道：“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比上杜甫诗思外射，外射至关山秋月、征人白骨而言，李白诗思是内聚的，内聚于故园乡关之思，内聚于那个如梅花飘落的失落了的家园。后一首诗涉及乐府横吹曲辞《梅花落》，南朝宋人鲍照于同题曲辞中说：“念其霜中能作花”，“摇荡春风媚春日”。梁人吴均同题曲辞中说：“独有梅花落，飘荡不依枝。……何当与春日，共映芙蓉池。”因而《梅花落》蕴含着恋春情绪。与“散入春风满洛城”相联系，则不难体会到李白闻笛虽有伤感，到底还在品春、恋春；杜甫闻笛却显然满怀悲怆，纯然在悲秋、愁秋了。他们分别以春光和秋色，给自己诗作的不同的精神指向涂上特殊的色调。

杜诗也并非不能吟味春光，并非没有理想色彩。但它吟味春光时尚能产生一些田园小品，追求理想时却满怀不满于现实的悲愤了。因此他的理想并非属于虚无飘渺的神仙境，而是属于执著于历史现实的精神超越。杜诗写理想，喜用“安得”句式，这种句式无论是针对天气、还是针对时局，最终无不指向普天下艰苦辛酸的历史人生。苦雨伤农，他叹息：“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九日寄岑参》）一旦“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久旱逢雨之际，云师雷公也得跟着受罪：“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喜雨》）终于饶恕了雷公云师，他又把精神指向投至天下苍生，那首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用了同一句式：“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面对动乱时局和艰难人生，他的“安得”句式更是纠缠在浓得化不开的历史焦虑下。连仲春昼梦，也会猛然惊悟：“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就连他在蜀中避乱流离时，也梦魂萦绕那个已经逝去的天下太平、不须择吉出行的开元盛世：“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光禄坂行》）至于那首同样使用“安得”句式的《洗兵马》，心系时局，更饶诗史素质：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

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

只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

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蒲萄官。

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

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

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

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

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

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

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

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

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

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

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

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

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

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

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

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

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

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

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此诗为至德二载（757）广平王李俶和郭子仪相继收复长安、洛阳而作，写作时间当在乾元元年（758）李俶改封成王（随即立为皇太子，改名李豫，即后来的唐代宗）之后，次年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师“相州大溃”之前。王安石《老杜诗后集序》，称此诗为杜诗的压卷之作（《王临川集》卷八四）。诗中有“词人解撰河清颂”之句，典故来自南朝宋元嘉中，河、济俱清，鲍照因作《河清颂》，因为在古人心目中，黄河水由浊变清乃是太平祥瑞的象征。这也就告诉人们，《洗兵马》是一首颂诗，全篇堂堂正正，格调雄浑而声韵清亮，在古今颂诗中展示了一种沉雄浩荡的大气象。

此诗的大气象之所以能于浩荡处见沉雄，是由于卓越的历史意识的介入，使欢乐处不致轻狂，歌颂时犹能深思，从而把握住时局的荦荦大端，兼备赞美与谏诤双重品格。它在欢呼中兴诸将收复二京的势如破竹的气势之时，指出官军合围叛军盘踞的邺城，须“独任朔方无限功”。这“独任”二字实在一针见血，其后的战局发展就是由于未能独任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而以为“（郭）子仪、（李）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8]（P7061）从而造成九节度使60万人马群龙无首，在史思明大军的冲击下大溃于相州。而且诗篇在为“皇威清海岱”而欢欣鼓舞的时候，点出了西域的汗血马布满京城街衢，借来平叛的回纥兵在蒲萄宫中大块吃肉的怪现象，对唐肃宗收京心切，许诺回纥兵以劫掠京师作回报的约言，表示了深切的忧虑。由此它曲折地告诫皇上要经常想起当年銮舆播迁，往返于崆峒山的艰难困苦，切莫忘记“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的乱离岁月。因此，诗篇随之颂扬成王李俶（豫）“功大心转小”，也可以看作是欲颂其子而劝其父，在胜利面前要谨慎为政，励精图治。

颂扬既要颂扬得堂堂正正，讽喻也要讽喻得堂堂正正，这样的历史意识才是大处着眼，才能给全诗带来气魄和风度的。诗中颂扬的光复二京有功的将相，所谓郭子仪的深谋、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爽，都以互文相补的文法称颂他们的品格与智谋。对于扈从玄宗、肃宗播迁返京的平庸之辈，也坐享其成地升官晋爵，诗人颇不以为然。觉得他们无非攀龙附凤就滥为侯王，只不过一时得宠，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高强之处的。倒是那些具有扶颠济危的胆略、其后又蒙冤遭贬的重臣如房琯、张镐等人，应该如汉高祖任用萧何、张良那样，使之与前方的“中兴诸将”互为表里。诗篇对各类人物抑扬进退，隐藏着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它在评点四方入贡、祥瑞迭见的令人陶醉的社会现象之余，清醒地把精神指向引导到民生疾苦上，从而形成全诗旨趣的结穴处。荒芜的田地有待耕种，破碎的家庭盼望着团圆，诗人用“安得”句式表达的理想是联系着土地的呻吟和呼唤的：“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这里的想象是拟神话的想象，但是由于历史意识似乎具有地球吸引力一样的吸附作用，想象出现了抛物线一样的轨迹，由大地出发，以大地为归宿，从而赋予颂诗喜庆而多思、赞美而多讽、务实而多奇的双重品格和雄浑厚重之感。

　　三　诗史思维的文化底蕴

诗史思维中直面人间疮痍的精神指向，是以儒学的仁爱情怀作为文化底蕴的。杜甫把“奉儒”作为自己家族的文化基因来对待和接受，《进雕赋表》说：“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10 ]（P2172）他的“奉儒”自然也遵奉儒家托言尧舜的“仁政”理想，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抱负。但是当他的抱负一再受挫、终不能用的时候，他对儒者之仁的体验，愈来愈倾于仁民而爱物，倾于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伦理信念。儒家的仁学，自然有其主张“克己复礼”以达到礼乐治世的一面。但它更有长久价值的一面，则在于以实践理性的形态肯定了人类的同类亲和情感。在这种意义上的仁，是不妨视之为人类精神文化史上的共同财富的。比如孟子就弘扬了孔子“里仁为美”的信念，于人类的同类性上发掘其理论根据：“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由此出发，他提出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一类著名的命题。[11]（P328—330； P238）正是从这种人类亲和情感出发，杜诗中出现了民胞物与的仁者情怀：“白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对鱼、鸟的同情是与他关注民间疾苦相通的，这就引导他的诗史思维返回到那片疮痍满目的土地：“邦以民为本”、“请哀疮痍深”、“恻隐诛求情，固应贤愚异。烈士恶苟得，俊杰思自致。赠子《猛虎行》，出郊载酸鼻。”（《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由此可知，儒家的仁者情怀是与杜诗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指向互为表里的。

值得注意的是，杜诗使儒家的仁者情怀发生了两种富有价值的变化：一为仁者情怀的平民化；二为仁者情怀的难民化。他把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社会观察，注入儒家的人类同类性思考中，从而使仁者情怀增添了丰厚而鲜活的历史内涵。《兵车行》使是仁者情怀平民化的杰作：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戌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若从诗文角度谈论此诗，它展示的乃是一种社会史，一种与社会底层的疾苦进行的同情的对话。史载天宝之世，玄宗委政于李林甫、杨国忠，权奸借开边战事培植私党，边将也冒领战功而拥兵自重。频繁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其中以伐石堡和征南诏之役损失最为惨重。天宝八年（749），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强攻吐蕃石堡城险塞， 士卒死者数万，应了他的前任王忠嗣所谓“以数万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的预言。天宝十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于泸南，士卒死者六万。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8]（P6907）《兵车行》所写，便是这场凄惨的募兵事件及其震动原野的哭声。

这番哭声，李白也听到了，遂写下《古风》其三十四：“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李白斯时客游梁、宋之间，对河南、河北的征兵事件有所见闻，也许不及客居长安的杜甫见闻深切，但那种“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的惨象，也使那位飘逸的诗仙采取诗史思维了。相对而言，李白此诗用的是远视角，较多关注未经训练的怯卒用以抵挡猛虎奔鲸般的南诏劲旅的危险前程；杜甫《兵车行》则置身于平民、部伍之间，采用的是近视角，于所见所闻、言谈应对之中更多社会体察和心灵交流。也就是说，仁者情怀的平民化，使诗章对历史的透视维度更多，更富立体感了。

诗一开头，就令人置身于车马喧阗、哭声震天的临场感觉之中。把征募入伍者称为“行人”而不称士兵，就与他们“弓箭在腰”的装束形成了一种不谐调感。奔走相继的爹娘妻子“牵衣顿足拦道哭”，一连密集了牵、顿、拦、哭四个动作，把生离死别时的眷恋、悲怆、绝望和哀恸写得淋漓尽致。不仅有情境、有气氛、有声音、有动作，而且人物开口说话，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内心的怨愤、无奈和悲凉了。这里用设为问答的体式，展示了战争与人的外在（社会）的和内在（心灵）的空间。“点行频”，说明征役的无比沉重；十五、四十的年龄排比，说明人的生命都消耗在旷日持久的戌边战事之中了。“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种果与因直接相衔对比的句式组合，把无限扩张的战争灾难写得极为痛切、极有力度，极其强烈集中地展示了朝廷意志造成“流血成海”的历史荒谬性。

仁者情怀的平民化，不仅使征夫发出抗议性的声音，而且使诗人作出视野开阔的历史观察的回应。在这种发出和回应之间，形成了对民生疾苦和民族命运的深刻反省。诗人以“君不闻”的句式回应征人，警醒读者的注意。华山以东二百州的中国腹地，已是荆棘遍野，满目凄凉。即便有健妇耕种，也颗粒无收，何况她们丈夫又有若鸡狗那样被驱遣着走向战争死地！这一回应，就把征夫倾诉时发生的个人命运的信号，转换为民族命运的总信号。诗人在听取征人的倾诉之后，望着“尘埃不见咸阳桥”的队伍行进，不听取征人的爹娘的倾诉。以往把“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解释为役夫自称，以应对身为长者的诗人。行色匆匆的征人岂可驻足长谈，而悲愤至极的送行的爹娘又岂能闭口不言？按诸情理，当是征人的爹娘替代征人回答感慨多端、想进一步了解实情的长者诗人，又为不敢过分宣泄愤恨的征人承担一些精神压力。因此，他们申述送走征人之后，家中没有能力应付官府催租逼税的苦情，以及环顾征人的妻子，说出生男不如生女的愤激语。诗人对这番苦情与愤激语的回应，又用了“君不见”句式，点出古今征人的命运结局，在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之处又添新鬼，新鬼与旧鬼在阴雨天含冤哭泣。诗篇以青海伐吐蕃之役征夫的命运，比方和预言云南讨南诏之役的征夫命运，有若它以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来影射唐玄宗的开边战事一样，都以时空错综的抒写策略，曲曲折折地把社会抗议的锋芒提高到尽可能犀利的程度而不失其委婉蕴藉。最后又把人与人的对话，推衍为人与鬼的对话、生与死的对话。在一种悒郁阴冷的格调中强化了社会危机感以及历史透视的深广度。

仁者情怀的平民化，使杜甫以悯世的姿态同情民生疾苦；而仁者情怀的难民化，则使杜甫以身家性命感受着、体验着和咀嚼着民生疾苦了。安史乱后，杜甫长期漂泊于秦陇、巴蜀和楚湘之间，其时的诗史思维多渗透着难民感受。写《北征》之时，他也许只算是一个“准难民”，但难民化的仁者情怀已使全诗深挚痛切，把国难家愁聚于一炉，写得悲慨不已，意气纵横了。“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唐肃宗至德二载（757）， 时任左拾遗的杜甫因上疏谏阻房琯罢相，触怒皇上，诏许他回鄜州探望家室，意在疏远他，使他实际上已感受到难民况味了。他虽然自惭自责，挥涕恍惚地上路，但心中已激荡着“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无限悲哀，遂成这140句的五古诗章。

值得寻味的是“北征”的诗题具有反讽的意味，它既可释为向北运行，也可释为向北出兵征讨。在战乱时世更易令人想到后者，而皇帝让“杜子北征”的不是赴敌，而是探家。可是杜甫偏偏写自己走向战场：“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天。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在这呻吟更流血，寒月照寒山的荒凉战场中，诗人让白骨与白发、死与生打了个照面，思考着战争的突发性、残酷性，以及自己曾经陷入敌手和秦地民众大量死亡的共同命运。诗人也就把这次北征变成了历史的探寻，命运的探寻。当然在这种探寻中，他也发现荒凉中生命的顽强：“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在自然生命这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顽强延续和生长中，人间生命显得艰难支拙，但诗人还是从中寻觅到不灭的真情，因而把家庭团聚一幕写得格外动人：

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

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

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

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

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

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

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

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

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

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

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

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

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

问事竟挽须，谁能即嗔喝？

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

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

这里把一个半难民人家以沫相濡和天伦之乐的情景，写得纤微毕现，满纸情韵。初见的惊喜中有关切，关切中有辛酸。乱离之世存亡未卜而突然归家，其惊喜至极只能用恸哭和背面啼来表达；初归察变，一种无微不至的关切之情，则全然体现在对妻子的鹑衣百结，对娇儿的无袜赤脚所露出的垢腻，对小女的颠倒补缀的蓝缕衣衫的仔细端详之中了。当然，诗人带回的那点解困衣帛和粉黛，也浸染着思念与关切之情，一旦从行囊中取出，就使自己上吐下泻、卧病数日的艰辛黯淡的氛围，透出一线喜悦的光辉，也是一线可怜的光辉。痴女学着瘦妻梳妆的模样，梳头抹粉，把眉毛胡乱地描画得阔大走样；小儿子纠缠着问事，竟然扯起阿爸的胡子来。对儿女骄憨情态的这番渲染，散发着别具滋味的幽默感，也显示出诗人心理的久阴乍晴，因为他反想到当年陷身于安史叛军占领的长安，如今的嘈杂烦人也是一种福气了。

“杜子北征”是一种双历程的北征，一为归家省亲的历程，至此已达到归程终点；二为念念不忘的讨平叛乱的心灵征程，由于深厚的历史意识所产生的心理驱动力，在归家获得精神休息之余，却在潜意识中激起了第二度平叛征程的幻觉。“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以天照心，随风入幻，诗人玄想有回纥劲旅之助，不日可以收复二京，直捣安史叛军的巢穴。回忆当初皇帝狼狈离京之日，尚能诛灭奸臣和后宫隐患，实在有一点周宣王、汉光武帝中兴的明哲之处。因此，长安的殿阙虽然凄凉寂寞，但是人心归唐，由太宗皇帝创下的大业还是可以光复和弘扬的。对幻觉写理想，以散文的议论入诗，乃是《北征》拓展诗学表现手段的一个重要创造。这一创造使“北征”之“征”在归家路程之外，多了一个幻觉征程的维度，从而在出入于乾坤疮痍和茅屋妻孥之间，体验着大地的呻吟之余，又仰视着天际的风云变幻，玄想着兵马东进和北征，重振太宗伟业的苍凉中的锐气。这种亦真亦幻，开阖自如的抒写方式，被前人多少感觉到了，谓《北征》“似骚似史，似记似碑……足与《国风》、《雅》、《颂》相表里。”[12]一种难民化的仁者情怀，把诗史思维推向战场白骨、荒野花果、人伦悲喜、征战预言，从而赋予它异常广阔丰厚的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的内涵。

　　四　诗的时事化与时事的诗化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进入了政治、军事、

社会严重失控的多事之秋，遍地皆是兵乱与难民。平民化和难民化的仁者情怀，使杜甫长期处在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精神焦虑之中。朝廷簸荡、亲友星散、故人成鬼和家室流离的浩浩荡荡的心理压力使他在翻云覆雨、风吹草动中，磨锐了对时事的感觉。年积月累，那些感时伤世的诗篇简直累积成为唐王朝盛极致衰、江河日下的诗化的编年史。时代的变乱无常，成了诗歌急遽时事化的根源。中唐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时说过：“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13]写乐府歌行而寓意古题，思维方式是古今联通的，“即事名篇”则在诗题的专门化新创之时，使乐府题旨直接地时事化和现实化了。

比如杜甫的《丽人行》，多少还取义于《乐府广题》所引刘向《别录》“昔有丽人善雅歌，后因以名曲”，[7]（P976 ）使篇名带点超越感。而《兵车行》、《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哀王孙》诸章，则即事命题，几为专用，使诗题与时事密切缔缘，把诗史思维直接化了。下为《哀王孙》本文：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

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

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

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

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

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

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

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

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

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诗与时事缔缘，不能一味地依附，而应有依附中不忘诗之本性的超越。开头四句本来要写安禄山攻陷潼关之后，长安的达官显贵出走避胡的，但它不直接写，而诗化出一个白头乌的意象，作为不祥的象征飞翔于唐玄宗仓皇出逃的禁苑西门——延秋门之上。此意象又取自侯景围困梁武帝萧衍于建康台城，使之饿死，自立为帝之时，有数以万计的白头乌飞集朱雀门楼。以贼臣侯景比安禄山，也合诗歌中以古方今的隐喻手法。

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记载，天宝十五载六月，唐玄宗于安禄山叛军逼近长安时黎明逃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叛军入城后，“禄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每获数百人，辄以兵卫送洛阳。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十月，“安禄山使孙孝哲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于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庆宗。凡杨国忠、高力士之党及禄山素所恶者皆杀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铁棓揭其脑盖，流血满街。己巳，又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8]（P6971—6984）杜甫诗中所谓“金鞭折断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就是以诗的语言写天宝十五载玄宗仓皇出奔，委弃王孙骨肉的狼狈状的。不然它是不会采用“金鞭九马”的意象的，因为“九马”典故来自《西京杂记》卷二：“（汉）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事涉天子威仪。然而诗毕竟有诗的规矩，它在作了这番隐喻性时事点染之后，返回到一个在路旁哭泣的王孙，他隐姓埋名，东躲西藏，在艰难困苦中求乞为奴了。在诗人与之问答劝慰中，透露出他“已经百日窜荆棘”，正好对应于长安六月陷落，到十月安禄山屠杀皇族王孙的日期。而诗人告诉他：“窃闻天子已传位”，“花门剺面请雪耻”，也对应于七月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八月回纥遣使请和亲，愿助国讨贼等一系列时事。由此可见，所谓诗的时事化，并非刻板地要求把时事正面地记录在案，而是把时事化作投射于繁枝密叶之间的月光，但见或隐或显的光斑，而诗所正面描写的却是那株繁茂的大树。是否杜甫羁留长安之时真的遇见这么一位王孙，无从考证，也许他目睹叛军残杀王孙的景象，又耳闻肃宗在灵武出师破贼的消息，因而借此一幕来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以及对唐朝“五陵佳气无时无”的拳拳之心而已。

换言之，诗的时事化是经过诗人心灵对时事的过滤的，在这过程中时事已被程度深浅不同地诗化了。诗对时事的过滤和转化效应，在《悲陈陶》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陈陶泽（又称陈涛斜）之役，是唐肃宗即位之后第一场军事惨败。至德元年（756）十月，宰相房琯自请为兵马元帅收复两京， 统兵“遇贼于咸阳县之陈涛斜，接战，官军败绩。 时琯用春秋车战之法，以（牛）车二千乘，马兵夹之。既战，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刍纵火焚之，人畜挠败，为所伤杀者四万余人”。[14]写此诗之时，杜甫尚困身于沦陷的长安，以故都与新战场作遥远而痛切的心灵对话的方式，为阵亡将士铸造诗碑。既为诗碑，就在首句中标明阵亡将士的籍贯为西北十郡、身世为清白人家子弟、阵亡时间为孟冬十月。既为遥祭式的心灵对话，就不妨借天地作为对话的大空间。“血作陈陶泽中水”，这是写地：“野旷天清无战声”，这是写天。在充满血腥的天地大沉默中，容纳着“四万义军同日死”的历史大悲剧。这里的诗化过滤效应，就是把两军鼓噪震骇的撕杀过程和声响过滤掉，只剩下千古一瞬的浩劫的静止结局，赋予诗行以天地同悲的超级沉重感。

后四句从陈陶泽战场返回对话的主体长安，写了长安的隐显表里两层。表层是胡兵带着血箭归来，于都市中狂歌酣饮，骄横万分；里层是故都人民向着北战争啼哭，日夜更甚一层地盼望官军收复旧京，焦虑万分。诗就是以这种人心向背、受挫弥坚的民气，过滤了战争悲剧，从中过滤出悲壮来。《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记载：安禄山占领长安，大肆杀掠，“民间骚然，益思唐室”，“民间相传太子北收兵来取长安，长安民日夜望之，或时相惊曰：‘太子大军至矣！’则皆走，市里为空。贼望见北方尘起，辄惊欲走。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贼不能制。”[8]（P6994—6995）这种民心思唐，正是陈陶泽之败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唐朝根基的原因所在。在这里，时事在诗化的同时，也在历史潜流的方向上深化了。

杜甫在48岁抛弃华州司功参军之官职，自秦州入蜀后，在政治行为上已处于边缘化、甚至局外人的位置。但他的历史意识、或诗史思维并未淡化，只不过由于边缘化的心理效应，他更多地关注与自己身家性命相关的地域性时事，即蜀中之乱。王朝时事往往得诸耳闻，多用间接抒写，或以山川寄兴，或对群臣反讥，或在回忆中寄托命运的感慨。比如《苦战行》、《去秋行》，就要写上元、宝应年间（760—763）蜀中之乱：“干戈未定失壮士，使我叹恨伤精魂”；“到今不知白骨处，部曲有去皆无归”。诗人依然关心中原时事，但是由于音讯遥隔，新闻已成旧闻。比如广德元年（763），吐蕃入大震关，尽取河西、陇右地。 十月，唐代宗东走陕州，吐蕃入长安。杜甫如何反映这场中枢危机呢？一是以蜀地春色反衬对危机的忧虑，《伤春五首》其一写道：“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西京疲百战，北阙任群凶。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蒙尘清路急，御宿且谁供？殷复前王道，周迁旧国容。蓬莱足云气，应合总从龙。”它把蜀地春光与长安烟花遥相映照，为京城的屡次沦陷和天子蒙尘，发出深沉的忧虑。

另一种反映方式就是把边地危机与中枢危机相映衬，生发出一种苍茫凄伤之感。在唐代宗出奔的同年年底，吐蕃攻陷剑南西山（今四川中西部）的松、维、保三州，杜甫所在的阆州人皆避乱，城为之空，故有《城上》之作：“草满巴西绿，城空白日长。风吹花片片，春动水茫茫。八骏随天子，群臣从武皇。遥闻出巡狩，早晚遍遐荒。”诗从蜀地寂寞的空城写起，由边缘转向中枢，以周穆王驭八骏巡行天下，比喻唐代宗出奔避乱，又以汉武帝巡幸汾阴、洛阳、泰山的车马之盛，比喻群臣的奔走扈从。这看似采取《春秋》以“天王狩于河阳”写周王出奔的笔法，为代宗的出奔作阿Q式的避讳。深而思之， 以盛世雄主显示威武派头的巡行，来曲喻唐代宗的狼狈出奔，而且涉及群臣的无能，只配作太平天子的扈从，其间的反讽意味是非常浓郁的。从《城上》、《伤春五首》这些诗来看，由于政治身分的边缘化，杜诗对时事的诗化出现了一些新特征，除了那些对蜀中之乱有切肤之痛的篇章之外，关切中原时事的作品手法上更多间接性、寄托性和反讽性了。同样有意味的是，这些诗篇作于广德二年春，由于阗州地处僻远，诗人尚不知郭子仪诸将驱逐吐蕃之后，已于头年十二月迎唐代宗入长安，结束了东奔行程。也就是说，诗人的这些感伤和反讽，虽然是饶有意味的，但也是赶不上趟的感伤和反讽了。

既然不易赶上趟，杜甫晚年诗作除了对中原的特大时事表现出激情，如52岁在梓州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外，逐渐返回对身边现实的审视和对苍凉心境的寻味。他57岁，即去世前二年，由荆楚南下湘衡，次于岳州作《岁晏行》：

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

渔父天寒网罢冻，莫徭射雁鸣桑弓。

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太伤农。

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

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

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

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铁和青铜。

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

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

诗从岁暮白雪洞庭，渔夫罢网，瑶民射雁，即景起笔，从而敞开苍凉的胸襟拥抱民间疾苦。“去年米贵阙军食”，当足实录。去年即大历二年，《旧唐书·代宋本纪》载，该年秋，“河东、河南、淮南、浙江东西、福建等道五十州奏水灾”；十月，减京官职田三分之一，给军粮；十一月，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钱以助军。[15]（P287—288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半是天灾，半是兵乱。今年丰收了，却出现米贱伤农的严重现象，原因在于官僚制度和不察民情的经济措施。“高马达官厌酒肉”，造成了耕织人家的茅屋顶下空空如也。诗人上承瑶民射雁的意象以作比兴，借用楚人好鱼肉不好鸟肉，劝告不要枉杀哀鸣南飞的鸿雁，不要赋敛残民：穷苦农民为了缴纳租庸官赋，已经割慈忍爱，到处卖儿卖女了。

这里以时事入诗，打破了官修正史对弊政的掩饰，透露出民间充满泪痕血迹的实情。“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铁和青铜”，就是揭露了钱币制度的官样文章掩盖下的腐败实质。《续通典》卷十一引正史材料说：“唐肃宗上元元年，诏曰：‘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经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逾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况物价益起，人心不安。事藉变通，期于折衷。……’（代宗）宝应元年，改行乾元钱一以当三，乾元重棱小钱亦以一当二，重棱大钱一以当三。寻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其私铸重棱大钱，不在行用之限，人甚便之。其后破钱铸器，不复出矣。”[16]如此看来，似乎捉拿私铸，整顿币制，腐败已绝，天下大吉了。读杜诗才知这些王朝文件到底值多少钱，既然官方允许沿铁和青铜混合铸钱，刻泥为模浇铸起来也甚方便，那么好钱恶钱不等价的蒙混欺骗行为，也就长久地给老百姓带来灾难了。如此政治经济行为，再加上“万国城关吹画角”的遍地烽烟，整个民族的哀怨的命运曲又何时是个终了？诗人的政治身分边缘化，使他更深至地潜入社会底层，以仁者情怀观照周围的现实，从而在时事诗化的过程中融入深厚的大地的呻吟和忧患。（待续）

【参考文献】

[1]　黄庭坚.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A].黄庭坚. 山谷诗外集外（卷四）[M].

[2]　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十四）[A].陆游. 陆游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6.889.

[3]　杨慎.总纂升庵合集（卷一百三十七）[M].光绪八年新都王鸿文堂藏版.

[4]　亚里斯多德.诗学（第9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59.[唐]房玄龄等.晋书（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宋]郭茂倩. 乐府诗集（三）[M ].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　司马光.资治通鉴（二十）[ M ]. 北京：中华书局，1979.9607.

[10]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五）[M ]. 北京： 中华书局，1979.

[11]　孟珂.孟子[A].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　黄周星.唐诗快（卷二）[M].清康熙刊本。

[13]　元稹.乐府古题序[A].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

[14]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十）[M].北京： 中华书局，1975.

[15]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二）[M].北京： 中华书局，1975.

[16]　续通典[A].十通[M].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