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呕心沥血写出了《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论语还原》（上下册）《屈子楚辞还原》（上下册），均在书名上标示“还原”二字，将“还原”作为方法论对待。“还原”的要义，是返回历史存在的原点，直接面对原始经典，将之视为古代智者的生命痕迹，从历史现场上窥探诸子的人生、人性、人心，叩问“你是谁？”“为何把书写成这个样子？”“书的字里行间存在着何种生命基因和文化密码？”因而这个还原系列的深处，隐藏着“以史解经典”“以礼解经典”“以生命解经典”的方法论。
为了阐明“作为方法的还原”，我想从鄙人在哈佛讲演整理稿《借问庄子您是谁？》谈起，兼及在《文史哲》杂志上揭载的《先秦诸子发生学》。从发生学谈论庄子，首先要清理“庄子的国族身份”，因为那里蕴含着庄子的家族文化基因和国族文化生命的秘密。根据《史记》庄子传交代：“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司马迁只讲庄子是蒙地人，并没有因为汉人多指认蒙地在宋国，就说他是“宋蒙人也”，这在《史记》记述诸子的篇章中是一个特例，是一种异变。《史记》对于先秦诸子都交代他们的国族，如“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孟轲，邹人也”；“荀卿，赵人”，甚至连一笔提到的“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唯独庄子没有提到他的国族，只说是“蒙人”，这是经过经典细读和对读后，发现明显的异变现象。司马迁没有说庄子是“宋蒙人”，省去一个“宋”字，可以理解为司马迁并没有简单地把庄子当成“宋人”对待。那么庄子的国族归属是什么？庄子传结尾处讲了一个故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这个故事123字，占全部庄子传281字的43％。司马迁是一位历史叙事的高手，他在庄子传结尾的这段补叙，是大有深意的，不可等闲视之。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庄子还未得势。那时是黄老的天下，老庄的天下是魏晋，所以司马迁就把庄子传放到《老子韩非列传》中作为附传。要明白庄子是谁？就要解开三个“庄子疑案”：第一，庄子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是贵族教育，学在官府，典籍也为官府守藏，民间无有。庄子写书在知识上是无所不窥，他认为“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推重“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而且中国最重要经典的“六经”，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天下篇》又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说明《庄子》对这个经典系统是熟悉的。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楚墓，与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同时出土的《六德》也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此墓属于战国中期，可见在庄子时代楚人已知“六经”。不过，这是当时楚太子属官的墓，在经籍存于官府的时代，庄子的知识来源就是一个大问题。庄子作为宋国蒙地一个穷得借粟下锅的“涸辙之鱼”般的穷人，从何获得属于贵族特权的教育资源呢？人们常说，孔子一个大的贡献，就是把官学变成私学，有教无类，但是孔门再传弟子并没有招收庄子为徒，孔门所谓“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却没有人写出一部《庄子》这样妙不可言的书。
第二，庄子具备什么资格去跟那些王侯将相对话？比如去见魏王，穿得破破烂烂，魏王问他：“何先生之惫邪？”他却回答得非常傲慢无礼：“贫也，非惫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徵也夫！”魏王居然没有发怒，没有令人挡驾，或将他赶跑、拘留，似乎是乖乖地听着他高谈阔论。他有何种身份、资格，做到这一点？
第三，楚威王派了两个大夫聘任庄子做官，不仅《史记》有记载，《庄子》书也有两次记载，一在《秋水篇》：“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住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一在《列御寇篇》：“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这二则记载，与《史记》所记“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可资相互参照，底子相似，措辞相异。史书注重年代，强调是“楚威王”聘请；《庄子》记载则在职位上留有分寸，不说“许以为相”，只说“愿以境内累矣”。然而楚国那时是一流大国，区区一个宋国的漆园吏，不见有何政绩，写的文章也没有安邦定国的效能，楚王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请你当大官呢？而庄子还偏偏不愿意去，说自己不愿当牺牲的牛，似乎这邀请还不能排除杀身之祸的潜在危险，宁愿当在河沟里拖着尾巴打滚的乌龟。那两个使者居然也心照不宣地说“还是当乌龟吧”，并无强迫他赴楚的意思，这里又蕴含着何种政治文化密码？
可能有人会说，庄子寓言都是编出来的，不足取信。但事关个人身世生涯，编撰寓言也要有底线，这是起码的常识，没有底线就是骗子。信口雌黄，那只算是低级的招摇撞骗；要是凭着一点儿底子或影子，添油加醋，“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托意于荒唐谬悠之说，以玩世滑稽，瑰丽纵横，甚至自我标榜一番，这倒不失人之常情。指认身世寓言有底线，是对庄子人格尊重的体现。
关键在于对庄氏家族的姓氏来源，建立一个完整可靠的证据链。最明确地记述庄氏来源的文献，是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其中说：“生有爵，死有谥，贵者之事也，氏乃贵称，故谥亦可以为氏。庄氏出于楚庄王，僖氏出于鲁僖公。康氏者，卫康叔之后也。宣氏者，鲁宣伯之后也。”其后又具体解释：“庄氏：芈姓。楚庄王之后，以谥为氏。楚有大儒曰庄周，六国时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号《庄子》。齐有庄贾，周有庄辛。”郑樵特别标示，庄氏是楚庄王的后代，也就是说，楚庄王的直系子孙是楚国的国王，旁系或者庶出的子孙，到了孙子这代，就可以用祖宗的谥号作自己的姓氏。郑樵，是12世纪福建莆田人。年轻时就在家乡的夹漈山搭建草堂，闭门苦读三十年，谢绝人事。接着出外访书十年，遇藏书家必借住，读尽乃去。自称：“樵生为天地间一穷民而无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见尽天下之图书，识尽先儒之阃奥，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郑樵遍读唐以前的书，广搜博引，“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写成《通志》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樵者。”因此他说庄氏出于楚庄王，应是有唐以前的牒谱文献为据的。当然，“庄”是一个美谥，春秋战国之时，以“庄”为谥号的国君有十几个，但庄氏的出处具有特指性，特指和泛指是迥然有别的。因此郑樵言之凿凿地说庄氏出自楚庄王，应是有唐以前的谱牒作根据。这种判断，在唐宋人的姓氏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庄子是楚庄王的支系后裔。
郑樵毕竟是南宋人，距离庄子已经千余年，对他的说法有必要回溯到《史记》，作进一步的考实。《史记•西南夷列传》里面记载了庄蹻，“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沿用了这个说法。司马迁在这里无意中透露了破解庄子身世之谜的线索：楚国庄氏出自楚庄王，庄子与庄蹻一样是楚庄王之后，可能出自不同的分支。这一点跟《史记》庄子传中，称庄子为“蒙人”而不标示“宋”，结尾处补记楚威王派使者聘请庄子，在认证庄氏的国族上，有着互动互补的潜在契合之处。二者又与《通志•氏族略》形成了一条有效的证据链。这条证据链的有效性，在于证明楚庄王的直系传承王位，就是楚王，他的旁系在三代以后就可以用他的谥号作为姓氏。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楚国最杰出的政治家，他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他曾经兼并了汉水流域的许多小国，把势力范围拓展到黄河洛水流域。在洛阳郊区举行阅兵式，问东周的九鼎轻重。“问鼎中原”，是和楚庄王有关的成语。所以楚庄王的后代用他的谥号作姓氏，是非常荣耀的事情。从楚庄王到庄子，过了200多年，应是八代以上，庄氏家族已经是一个很疏远的贵族。总之，以上梳理，构成了一条硬性的证据链：1，《史记》庄子传认为庄子是蒙人而隐去“宋”字，明确记述楚威王派而大夫迎聘庄子——2，《通志•氏族略》明确记载庄氏出自楚庄王，战国有庄周——3，《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庄蹻是楚庄王苗裔。尤其是《通志》的说法，不是泛泛而论，具有专指性质，且有唐前谱牒为依据。
既然庄子是楚庄王之后，为何会居留在宋国？这里需要以历史编年学，从楚威王派人迎接庄子的材料入手，进行严密的考证。在楚威王初年（公元前339年），庄子大概30岁左右，从这个时间节点往上推42年，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吴起变法。楚悼王用吴起变法，“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开发了江南即洞庭以南的地区，都成了楚国的疆域。吴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三代以上的贵族是不能世袭的，要充实新开发的土地。这把那些老贵族得罪透了。到了楚悼王一死（公元前381年），这些贵族就造起反来，攻打吴起。吴起就跑到了灵堂里，趴到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疏远的贵族大闹灵堂，乱箭射死了吴起，也射到了楚王的尸体。按照楚国的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所以楚悼王的儿子楚肃王继位之后，灭了70多家。庄氏家族应是受此事件的株连而逃亡的。要是我们对战国的地理形势比较了解的话，宋、楚之间，是墨子弟子们的根据地。比如墨者巨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封邑。阳城君参与射杀吴起事件而逃亡后，墨家巨子就为他守卫阳城封邑，自然也会将楚国同案要犯偷偷送到宋国。庄氏家族逃到宋国十几年之后，才生下了庄子。
经过以上的国族认证和家族流亡的考证之后，前面提到的庄子身世的三大谜团就迎刃而解。庄子为什么无书不窥？因为他出身贵族，接受的是楚国富有传统的贵族家庭文化教育。《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向申叔时问教太子之法，申叔时回答说：“教之《春秋》”，“教之《诗》”，“教之《乐》”，“教之《语》”等等，这就从楚庄王开始形成了贵族教育的“申叔时传统”，推动了楚文明与中原文明的融合。庄子于学无所不窥，得益于这个“申叔时传统”。他依凭什么资格那么傲慢地和王侯将相说话？因为一流大国的楚王可能还会请他回去委以重任，楚国还有他的不少亲友故旧。在吴起之变四十余年后，隔了两代国王了，庄氏家族以及那些疏远贵族的关系毕竟盘根错节，不断有人在楚威王耳边给这70个家族喊冤叫屈，呼吁落实政策，主张将他们的贤子弟迎聘回来，委以重任。楚王因此“闻庄子贤”，才派二大夫到濮水迎聘庄子。《史记》专门提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齐、魏这二位以好客驰名的国君都没有聘请庄子，偏偏没有好客名声的楚威王聘请他，还郑重地派两个大夫请他，并委任重要的实职，这种破格之举，为列国罕见。庄子对家族悲剧未能忘怀，又顾忌楚国政局变幻，还是顺着自己心意，“自适其适”，拒绝了楚国的聘请。从地理学角度看，濮水在楚、宋接壤之处，与庄子、惠施观鱼的濠梁，及墨家巨子活动的阳城相离不远，都在今天安徽西北部。
从老聃到庄周归本于道，都是非议和超越礼制的，实际上乃是非议和超越旧有的处在崩溃中的制度规矩。他们认为礼是忠信之薄，致乱之首；反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主张“法天贵真”，不应屑屑然拘束于世俗之礼。正是在老子追求“天道之真”的基础上，庄子进而追求“人心之真”，以此为出发点，庄子“得至美而游乎至乐”，把他的哲学高度审美化或文学化了。他的文学思维，最无匠人气。他以汪洋恣肆、诡异多姿的旷世文章，如百川灌河，如月光泻地，磅磅礴礴又委婉清俊，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为中国文化提供了超越性的审美空间和想象方式，以自然的和方外的人生意象，形成了一个灵气荡漾的“庄生世界”。孟子游说诸侯，凡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亦泰乎？”与孟子同时的庄子，是没有这番派头的。但庄子的思想文章，具有不可磨灭的“青春性”。中国人每当面对“天下何其嚣嚣”，而想返回文化源头寻找“精神家园”的时候，往往都选择这个富有魅力和灵性可人的“庄生世界”。庄生之道，滋生禅悦。
联想到19世纪后半叶，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在《古典学术史》的开篇对古典学的性质、对象和方式表述：“古典学术的对象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本质及其存在的每一个方面。该学科的任务是用学术的方法来复活那个已逝的世界。”对先秦诸子的反本还原，宗旨也在于走近诸子，激活那个已逝的世界。春秋战国诸子的思想原创，为何能够如此旷世独立而又彪炳千古？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深厚沉积的原始民俗资源和口头传统，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士人的文化解释系统，在撞击王官知识系统时产生巨大的思想爆裂力量。庄子感受到这种爆裂的冲击，以自由精神对民俗信仰和自然百物进行心灵感应，以如梦似烟的寓言抒写了他的诗性哲学。
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对庄子作出生命验证。发生学的第一个关键点，是深化对先秦诸子的生命的验证。研究先秦诸子的发生学，必须接近和把握先秦诸子的生命形态，尤其是他的学术生命形态。学术形态，必须在生命形态中获得验证和说明。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料，包括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口头传统，以及文化人类学的资源，用多维或全息的方法，包括历史考证、简帛释证，还有民族学、家族制度、姓氏制度（姓氏制度很重要，因为，先秦的姓氏制度和汉以后的相沿至今的姓氏制度是不一样的）、民俗学、礼学制度、年代学诸多研究方法，尽可能地透过历史的烟尘，包括材料的聚散、解释的龃龉所形成的碎片，去追问诸子是谁，这是发生学的第一关键点。就是说，书是人写的，有人的生命痕迹。
具体到庄子，朱熹就感觉到：“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清末民初的学者刘师培，写了一篇《南北文学不同论》，就把老子、庄子，归为南方的学术，把荀子、韩非归为北方的学术。他说，庄子是宋人，思想是楚国的思想，理由是宋国离楚国比较近。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总结前人的研究结果，也说庄子是宋人，但思想是楚国的思想。这使我们有很多迷惑，宋国人怎么有那么深的楚国情结？太史公写《史记》的时候，庄子不显，因为西汉前期是黄老的天下，将老子和黄帝结合在一起，阐发为帝王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讲《六家要指》，认为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讲的是黄老道术，而不是魏晋以后的老庄道家。所以庄子在《史记》里就没有专传，甚至也不是合传，只是列入《老子韩非列传》中作为附传，对庄子的祖宗脉络，就没有交代清楚，只交代他在蒙地做过漆园吏，漆园吏就是种漆和制漆的地方作坊里的小官吏。但是在《庄子》书中，并没有种漆和制漆的专业性记载。
人文学者考证庄子的国族、家族身世，不只是为他填一张履历表，而是为了触摸思想者的体温，破解《庄子》书的生命密码，或文化DNA。既然把《庄子》书，当成庄子本人和他的学派的生命的痕迹，我们就可以通过《庄子》书的文化DNA的取样检测，反证庄子的国族、家族身世。上面以《史记》《通志》等文献作证，属于外证；而从《庄子》书的文化DNA取样检测，属于内证。内外两个证据链的贯串吻合，就可以形成相对周圆的证据环。
对《庄子》文本进行文化DNA的取样，需要我们架起精神现象学的显微镜。这就是从《庄子》文本中撷取他的心灵脉动的样本，考察他在遭遇世界时如何表达自我意识，实现他的个体性的生命形态、生存趣味和表达策略，集合所有这些环节、要素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丝缕，重建庄子自我诉求、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的主体同一性。提取的第一个样品是，《庄子•秋水》里，写了一个凤凰鸟和猫头鹰的故事。这只凤凰鸟叫做“鹓鶵”。《山海经•南山经》说：南禺之山“有凤皇、鹓雏”。郭璞注：鹓雏，“亦凤属”。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卷三说：“凤之类有五：其色赤者文章，凤也。青者，鸾也。黄者，鹓雏也。白者，鸿鹄也。紫者，鸑鷟也。”庄子这个故事很有名，说是有只凤凰鸟非甘泉不饮，非竹实不吃，高贵得很。猫头鹰抓了一个死老鼠，怕凤凰鸟抢它，就吓唬那凤凰鸟。在这里庄子自比凤凰鸟，这是楚人的图腾认知，因楚人是崇凤的。楚人崇拜凤凰，有荆州出土文物为证，那里的博物馆藏有漆雕虎座立凤、虎座凤架鼓，丝绣图案也有凤斗龙虎纹样。
关键在于庄子是如何讲故事的？如何讲，是对讲什么的精神因子进行编码。庄子说：“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这只凤凰是南方的鸟类，“生于南海，飞于北海”，跟庄氏家族的根系和迁移轨迹可以合璧。故事是对老朋友惠施讲的，惠施因为促成了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不是今徐州，是滕州东南的舒州）相会，互相承认称王，就当了魏国的相二十多年。魏惠王后元一年（前334），惠施当相不久，听说庄子要谋他的相位，就在大梁搜查庄子三天三夜。庄子就跟惠施讲了这个猫头鹰用死老鼠来吓凤凰鸟的故事。此事离楚威王元年（前339）派使迎聘庄子，遭到庄子拒绝，才有五年，惠施曾与庄子结伴濠梁观鱼，是知道庄子此事的。庄子的意思是：惠施老友，我是南方的鹓雏，楚国请我都没有应聘，还会谋你的死老鼠吗？以鹓雏自喻，是楚人的习俗。庄子的远祖楚庄王解释谜语“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说是“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屈原《九章•抽思》，自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王逸注：“屈原自喻生楚国也。”因此庄子以“南方有鸟”的鹓鶵自喻，属于楚文化的DNA。
提取的第二个样品，是《庄子•至乐》的著名故事“鼓盆而歌”。庄子的老婆死了，惠施去凭吊，看见庄子非常放松地叉着一双脚丫子，敲盆唱歌。以往解释“鼓盆而歌”，就觉得庄子对死亡很超脱，庆祝自然辩证法的胜利。但是从发生学上考察，“鼓盆而歌”是楚国的风俗。《明史•循吏•陈钢传》载：“楚俗，居丧好击彭歌舞。”这种楚国风俗起源非常原始，在唐宋元明的笔记中都有记述，湖北中西部县份和江南许多省县的地方志，都有记载。现在南方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还可以看到在办丧事时，敲锣打鼓，唱歌演戏的风俗。湖北神农架地区的《黑暗传》，就是丧礼时请歌师“打丧鼓”，唱出来的。它以生动通俗的七言句子，歌唱着天地开辟、人类起源，盘古、女娲、伏羲，甚至“四游八传神仙歌”。这就是以地方志、民俗志为原始材料，考察行为发生学。
《孟子•滕文公上》：“丧祭从先祖。”有两种仪式是不能随便改动的，一是祭祖仪式，另一个是丧事仪式，这两种仪式必须要遵从祖宗的制度，要不然鬼神不认领。庄子作为一个楚人，死了老婆，按照祖宗的制度，应该怎样办？他应该去请一个巫师，召集亲友，来给他老婆敲锣打鼓唱歌。但是庄子很穷，请不起巫师；流落异邦，举目无亲，所以只好独自敲起盆，唱起歌。惠施是宋人，后来在魏国当官，他不懂楚国风俗，就说：你跟人家结婚生子，现在人家死去了，不哭还鼓盆而歌，太过分了吧。庄子就给他讲了一个道理，他说天地间，开始时本来没有生，也没有形，也没有气。后来在混混沌沌之间变出气来，气聚合起来就是生，气散了就是死，这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转，大化流行。他根据楚国的风俗，提炼出天地运行、生命聚散的哲理。把原始的风俗信仰仪式转化为原创思想，这是先秦诸子创造哲理的重要模式。因此，庄子丧妻，鼓盆而歌，也蕴含着楚文化的DNA。
提取的第三个样品是《庄子•应帝王》中的浑沌故事。浑沌是中央之帝，天地中心最高的神。南海之帝叫做“儵”，北海之帝叫做“忽”，他们经常在浑沌的地盘上会面，受到浑沌很好的招待。儵和忽就商量怎样报答浑沌的大恩大德，他们说：“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东西和呼吸，浑沌却没有七窍，我们就试着给他凿出七窍吧。”他们“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浑沌”是楚人的信仰。所谓“三苗”，高诱注《淮南子》、《吕氏春秋》，说是浑沌、穷奇、饕餮，在中原人看来属于凶残的怪物，是三苗的祖源。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在《禹贡》的荆州、扬州之间，江州、鄂州、岳州、长沙、衡阳皆古三苗地。在楚人看来，浑沌是本土部族的祖先，并且由此衍化成一种族源信仰。浑沌信仰，讲究顺乎自然，融入自然，如果用人工的斧凿，比如知识、技巧、名利的斧凿为之开窍，就可能使混融一体的自然丧失生命。
儵、忽，作为南海、北海之帝，它们的词义是迅速得如闪电般奄忽。儵忽，应是楚国方言，中原文献罕见，而《楚辞》中反复出现。《天问》说：“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九章•悲回风》说：“据青冥而摅虹兮，遂儵忽而扪天。”《招魂》说：“往来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远游》说：“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视儵忽而无见兮，听惝怳而无闻。”《九辩》说：“愿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难当。”有时“儵”与“忽”二字似断还连，如《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带，儵而来兮忽而逝。”“儵忽”一词在先秦时代的《楚辞》六篇中出现了七次。属于先秦典籍的《吕氏春秋•仲秋纪•决胜》也出现“儵忽”一词：“怯勇无常，儵忽往来，而莫知其方。”但《吕氏春秋》材料来源复杂，吕不韦编书的门客也来自列国，如李斯就当过他的门客。从来源明确的多条证据看，“儵忽”应是楚方言。也就是说，《庄子》浑沌寓言，是以楚方言讲楚人信仰，因此楚文化DNA的印记甚深。
检索《庄子》书，可以发现有十几个楚国故事。也就是是说，除了上述的三个样品之外，还可以提取十几个样品。庄子笔下的楚人，都是很神奇悟道的。这是庄子的祖辈、父辈告诉他的那个遥远的失落了的故乡故事，带有乡愁情结，“月是故乡明”。乡关之思，在流亡异地的庄氏家族中传承，在《庄子》书中凝聚成异样精彩的乡关故事。
第一个故事“郢匠挥斤”，见于《庄子•徐无鬼》。郢，是楚国的首都，郢都一个名叫“石”的工匠，拿着一把大斧头，“运斤如风”，运转起来像风快，能够把别人鼻子尖上，像苍蝇的翅膀那么薄的白泥巴砍掉。这个挥斧头人很了得，这受斧头人也很了得，他们简直不是用眼睛，而是听着风声挥舞斧头的。讲述故都工匠的神技，是足以使庄子傲视向他请教这个故事的宋元君的。
第二个故事“痀瘘承蜩”，驼背老人用竹竿抓蝉，见于《庄子•达生》。这是孔子在楚国的林野中看见的。孔子看见这位身体有缺陷的驼背老人，用竹竿抓蝉，就像随手捡来一样，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道”？老人说，是有道的。用竹竿去抓蝉，杆子顶上放两个石头丸子不掉下来，那么他去粘蝉，十有七八能粘下来；如果放三个石头丸子都不掉下来，再去粘蝉，十个能粘下九个；如果杆子顶上放五个石头丸子，都不掉下来，再去粘蝉的话，就像随手拈来一样容易了。自己伸出手臂，就像枯枝一样，虽然天地之大，万物之多，但我只知道蝉的翅膀。用世界上万物来换蝉的翅膀，我都一点也不分心，还有什么理由抓不到蝉呢？孔子称赞，这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这位楚国老乡不是以敏捷的身手，而是以精神的力量把庄子粘住了。
第三个故事，是“汉阴抱瓮丈人”，见于《庄子•天地》。汉阴，就是汉水的南面。有个老人，凿出隧道，抱瓦瓮到井里，吭哧吭哧地打井水来灌菜园子。子贡问他：为什么不用桔槔打水，那样不是用力少，见效大吗？老人忿然作色，嘲笑说：我听老师讲过：“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这类机事机心，会破坏自然的浑沌而使生态失衡，搅乱内心的纯白而使心神不定，道也就丧失了。孔子说，这就是“浑沌氏之术”。这是与《应帝王》篇的浑沌故事，一脉相通的。浑沌而称“氏”，可见是从三苗部族首领传下来的。其旨趣就是不要用机巧的东西，破坏自然的混沌状态，不要用机巧的心妨碍道的本源。这种楚人故事，蕴含着相当本色的楚文化DNA。这十几个样品构成了内在的证据链，它们与《史记》《通志》等文献的外证据链，内外贯串吻合，形成了相当周圆的证据环。内外证据链合观，证明庄子是楚人居宋无疑。
在内外证据链之外，还须考察庄子所讲的“宋国故事”。这是前述内外证据链所组成的证据环的复审和超越。复审和超越，可以更加落实庄子楚人居宋的确凿无疑，又可以发现楚人居宋后出现的新精神空间。庄氏家族流亡到宋国，《庄子》书又是怎么样讲宋国故事呢？庄子笔下的宋人都是很笨拙，甚至是机心巧诈的。这是因为庄氏家族未能融入宋国社会，宋国并没有坦诚接纳他们。以庄子的智慧才华，才当个小作坊的记账先生，连衣食温饱都保证不了。所以他对宋人，是有心理隔阂的。
《庄子•逍遥游》说：宋人准备了一批商朝老祖宗的“章甫”帽子而到南方的百越之地去买，但是越人断发文身，根本就不戴帽子。商人从商，却全然不顾营商的对象，可哂也。《逍遥游》还有一则故事，“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宋国有个家族，发明了一种使手不皲裂的药膏，世世代代都涂上药膏去漂洗棉絮。这里用了“洴澼絖”的象声方言，极尽讥讽之能事。有个客人想用百金买他们的药方，他们就开家族会议讨论，觉得世世代代“洴澼絖”漂洗棉絮，就得那么几两金，现在一出手卖药方，就得到一百两金，何乐而不为？结果，那位客人拿着药方游说吴王。碰上越国侵犯吴国，吴王就任命他当将军。冬天打水仗，用药使士兵的手不皲裂，把越人打得大败，他因而受到吴王的裂土封爵。而宋国这班老兄，还在那里“洴澼絖”吭哧吭哧地漂洗他们的破棉絮。宋人封闭狭隘，使他们只看到一点蝇头小利，不懂得如何使自己的专利权发挥更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宋国使者曹商的故事，见于《庄子•列御寇》。曹商为宋王出使到秦国，带着几辆车去，由于得到秦王的欢心，回来时车子增加到一百辆。回到宋国就去见庄子，说：“住在贫穷狭窄的巷子里，困顿窘迫地编织草鞋，一副蓬头垢面的模样，这是我曹商所短缺的。一旦使得万乘之主醒悟，得到百辆车子，这就是我曹商的特长了。”这种自鸣得意的显摆，是伤透了庄子的自尊心的。庄子就说：“秦国的国王有病找医生，能够把他的疮里的脓挤出来，可以得一辆车。如果给国王舔他的痔疮，就可以得五辆车，治病的手段越肮脏，得到的车子越多。大概你是经常去舔痔疮吧，不然怎么得到这么多的车子呢？你给我走开吧！”这个故事叫做“吮痈舐痔”，就是阿谀奉承，卑躬屈膝，干着舔痔疮这种恶心的勾当。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窥见庄子在宋国穷愁潦倒的生存困境，而逢迎巴结的曹商小人得志，还要跑到庄子面前显摆，这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这则故事收入《庄子》杂篇，从叙事口吻看，是庄子后学记述的，但后学能从庄子口中听到这个故事，可见庄子对宋国曹商式的人物，是何等的深恶痛绝！也就是说，居留在宋国的庄子，与宋国得势人物之间，具有排异性。
实际上，先秦诸子对宋人，都没有太多的好感。这是什么缘故？宋国是一个不太大的“大国”，又是不太小的“小国”，国力介于大国、小国之间，作为周初安置殷遗民，使它能够延续商朝香火的地方，地位比较特殊。宋国夹在晋、楚、齐这些大国的中间，常有亡国的威胁，所以它不接受客卿，也不敢把权力交给他人，害怕大权旁落。只要清理《左传》的材料，就会发现，宋国掌权人物，都是自己的公族。金代李汾《感寓述史杂诗五十首》其一赋“苏客卿秦”云：“游说诸侯获上卿，贾人唇舌事纵横。可怜一世痴儿女，争羡腰间六印荣。”可见游士客卿也是以唇舌求富贵的，朝秦暮楚，宋人自会提防。还有齐威王、宣王，建稷下学宫，若邹衍、田骈、淳于髡，皆号客卿，此类客卿制度，也不是宋国财力能够支持的。
诸子在列国之间流动着，从孔、孟以下，多受过宋人的冷遇或恶遇。游动列国间的诸子，对宋人的封闭性很是反感。孟子的“揠苗助长”，是宋人；韩非子的“守株待兔”，也是宋人。庄子在宋国待了一辈子，以旷世的才华，仅当了个漆园吏，甚至要借粟度日，卖草鞋充当补贴，实在是斯文扫地。因此，庄子对宋人，连他们古里古气的章甫帽，“洴澼絖”的漂洗衣物，直至曹商舐痔的做派，都是鄙视或蔑视的。
然而宋国的蒙地，是一个相对偏僻的沼泽地，是大夫宋万弑宋闵公（前682）的蒙泽之地。庄氏家族流亡宋国，落脚于此荒野之地。这倒是给庄子的灵感，提供了许多来自自然生态的资源。对于庄子出生的宋国蒙地，进行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分析，应能触及庄子灵感得以发生的根源。沼泽地上，草木蒙茸，虫鱼繁生，最宜做梦。在这个地方，庄子做了很多梦，使他成为先秦诸子中写梦最多、最好的一人。在诸子中，庄子的祖师爷老子《道德经》五千言，没有“梦”字。与庄子同时代的孟子，虽然孟、梦同音，但是《孟子》三万四千字，一个“梦”字也没有。《论语》中有一个“梦”字，就在《述而》篇，孔子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做的是政治梦。朱熹说：“‘梦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见得圣人真一处。理会一事，便全体在这一事。”古人绘有《孔子梦周公图》《庄生梦蝴蝶图》。但是庄子写了十一个梦，他思考着，到底做梦的时候是真的呢，还是醒过来的时候是真的呢？这真实的分界，生命的分界在哪呢？庄子做的是生命体验的梦。最有名的是“蝴蝶梦”，《庄子•齐物论》说：“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到底是庄周梦蝴蝶呢，还是蝴蝶梦庄周？万物就在这种如沐春风的境界中，相互化入化出，实现人与自然的生命交流。明代杂剧《霸亭秋》说：“一枕梦周公，周公不见了。庄生扑蝴蝶，蝴蝶吱吱叫。”这里存在着一种“吱吱叫”的生命呼唤，庄子由此开了一个传统，用梦来体验生命。
湿地风物，使庄子潜入自然，他不是厌烦了都市大邑而回归自然，而是他的生命本来就与自然浑然一体，处于浑沌未凿的生生不息的状态。庄子写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大树，写了很多活泼精灵的动物。《庄子》草木虫鱼繁茂，简直是一部博物志，一部“诗化了的博物志”。庄子作为流亡家族的孩子，小时候没有邻居伙伴一块玩，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个“独”字连着庄子的生命形态，他独自一人在深林河沟里来回逛荡，或者在街头上痴迷地看风景。他呆呆地看人家杀猪，燎猪毛，连藏在肥猪腋下的虱子也难逃一劫。或者到摊子上看着老头耍猴，说上午给三个橡栗，下午给四个橡栗，猴子不高兴了；改口说上午四个橡栗，下午给三橡栗，猴子就兴高采烈。他有时去河沟里去看鱼群从容出游，或者到深林里看螳螂捕蝉，黄鹊在后。就如庖丁解牛，开头所见无非全牛，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牛刀用了十九年矣，解牛数千，刀刃如新。三刀两刀，就撂倒那么大的牛，皮肉像一堆泥土那样摊在地上。然后提刀四顾，踌躇满志。庄子精神的震撼感，是小孩看大人三刀两刀宰掉一头庞然大物的牛的感觉，大人难得有这种感觉。
《庄子•则阳》讲了一个蜗牛角上的战争故事，说是蜗牛有两个角，左角是触国，右角是蛮国，经常为争夺土地开战，伏尸数万，追逐败军十五日才收兵回来。蜗牛有两个角，恐怕博学如孔夫子都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博物学的知识不发达，没有上过生物课，怎么知道蜗牛有两个角呢？蜗牛的角，平时都缩在蜗牛壳里，要看到蜗牛伸出角来，得等待很长时间。蜗牛两个角左右摆动，就设想是触国和蛮国在打仗，旷日持久，伏尸数万。这是小孩子的想象，大人可能看不见蜗牛有角，看见了也不会把两个角的左右摆动，想象成两个国家在打仗。所以庄子是以天真无邪的赤子之心，体验自然，激活自然的生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自得其乐地跟天地精神玩耍，玩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庄子的这种思维方式，是河沟里的鱼、草丛里的蝴蝶、树林里的猴子教给他的，不是从家门到校门从书本里学来的。从小在河沟、草丛、深林逛荡的童年记忆、体验和经历，影响到他终生的哲学、文学思维方式。如果没有这种记忆、体验和经历，长大了之后才到河沟、草丛、深林里面去摸爬滚打，就乐趣顿消，很难感受生命趣味了。
通过先秦姓氏制度的考证，获知庄子是楚庄王疏远的旁系后代，这有助于揭示《庄子》书所蕴含的文化DNA。即便是蒙泽的草木虫鱼，庄子也是以楚人自由无拘束的想象，进行富有生命灵性的体验的。这与中原以礼为节制的想象方式存在着根本差异。如王国维《文学小言》所说：“南人想像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像，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像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像之产物。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像，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之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庄子•人间世》与《论语•微子》，都记述了楚狂接舆的“凤兮歌”，虽有“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重叠，但《庄子》却多出了“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卻曲，无伤吾足。”可见庄子从国族上，对楚国充满乡愁；但从政治上，觉得楚国“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甚至要躲避“伤吾行”“伤吾足”之祸。因此，他拒绝楚威王之聘，是不无政治考量的。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说：“《庄子》‘楚狂之歌’所谓‘迷阳’，人皆不晓。胡明仲云，荆楚有草，丛生修条，四时发颖，春夏之交，花亦繁丽。条之腴者，大如巨擘，剥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为‘迷阳’，其肤多刺，故曰：‘无伤吾行，无伤吾足’。”可见楚国迷阳草多刺，可以刺伤人脚，阻碍道路的。《庄子•则阳》写士人游楚，楚王没有接见，他们评议说：“夫楚王之为人也，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因而主张“其穷也使家人忘其贫”，“其于物也，与之为娱矣；其于人也，乐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归居，而一闲其所施。其于人心者，若是其远也”。这里是否透露了庄子穷而忘贫，娱乐万物，归来过“父子之宜”生活的心愿呢？读《庄子》书，自然会感受到庄子胸襟的超旷，但他对政治并非毫不介怀，他对魏国的文侯、武侯、惠王对待士人的态度，观察得很细。如果完全无意于政治仕途，你为何对宋国邻近的魏国历代的政治观察得那么细？这样来分析庄子，是可以触摸到他的体温，把握到他的文化上的DNA的。这就是发生学的第一个关键点，对诸子的生命进行验证，弄清楚诸子是谁，为何把书写成这个样子。
近时拜读一篇文章，说我的《论语还原》的参考文献除了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外，其余一部也未列举。这又令我怀疑，如此自称严谨的匿名之辈是否认真读过我《论语还原》，因为此书的《参考文献举要》列举了129种参考文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排在第80。自称严谨的匿名之辈算是博学，罗列了如罗根泽、冯友兰、任继愈、关锋、葛瑞汉(A.C.Graham)、武内义雄、H.D.Roth、李学勤、刘笑敢等在《庄子》研究上的卓越贡献，尤其对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推崇备至。但此君除了对名人仰脖子仰得发酸之外，却陷入了“鬼打墙”的迷魂阵，看不出他有何学术发现或创见。
前面之所以如此长篇大论地谈论《庄子》，无非为了说明，尽管我的这些见解被申斥为“代表的不但不是优秀的中国学术，反而有当前中国学术研究中最值得反省和摒弃的部分”，却是直接面对原始经典，把“还原”作为方法来运用的。对名人仰脖子仰得发酸，因而陷入了“鬼打墙”的迷魂阵，是自作自受地把自己围困在“篱笆内”。鄙人敬谢不敏，乐得置身于篱笆之外，自由自在，激活先秦诸子经典的生命。非要把我生拉硬扯到他的篱笆之内，按照陈陈相因的规矩板起面孔来对我表达他的“震惊”和“反省”，实在令我不知所措，只好反过来也“震惊”和“反省”一下。于是发现，篱笆外和篱笆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个学术天地：
1，篱笆内有车载斗量的名人名作，让置身其间者“点赞”不已，忘记了自己还有独具个性的学术创造的责任。篱笆是用竹、苇、树枝等编成的围墙屏障，有樊篱、篱落、篱墙、篱栅、篱障、篱垣等词组。对此类围墙屏障的崇拜，往往会窒息人的天性和创造能力。篱笆外就海阔天空，可以暂时搁置汗牛充栋的名家名作，直接面对原始经典，将之视为古代智者的生命痕迹，叩问“你是谁？”“为何把书写成这个样子？”“你的书中字里行间隐藏着何种文化生命的密码？”从中获得原创性的洞见，然后再反过头来与历代五花八门的解释者进行平等而深入的对话。如此获得的结论是鲜活的，而非陈套的，是创造性的，而非拾人牙慧的。
2，篱笆内有不少出色的版本目录学家，但他们往往按照宋元以后雕版印刷“一版定乾坤”的造诣来辨析书籍篇章的真伪，而甚少考究真伪缝隙中的原委。许多“真伪”之论，往往被出土简帛文献耍弄得相当尴尬，比如被博学的老前辈反复论证的《孙子兵法》为孙膑所著，孙武、孙膑是一个人，武是其名，膑是其绰号，结果被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不攻自破。篱笆外在直接面对经典时，参证出土简帛提供的信息，强调东周秦汉书籍制度与宋元以后“一版定乾坤”不同，存在着口传和转抄交叉并进的过程。典籍形成存在着过程性，这就出现了类乎考古学中“历史文化地层叠压”的特征。《庄子》书也存在着“历史文化地层叠压”的状况，并非简单地考证内篇为庄子所作，外篇、杂篇为庄子后学所作就了事。它们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地层叠压”，也存在着叠压的“打破”。后学记述的庄子之言，或许是庄子至为刻骨铭心之言，并不因为它出现在外篇、杂篇而降低了价值。
3，篱笆内的学者可以利用扎实的文献根柢，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迈步，“接着讲”，推进学术进程，但很难广泛汲取当代思潮和当代智慧，提出崭新的命题，展现学理大气象。篱笆外的学者以广阔视野瞭望新时代的思潮波澜和智慧萌芽，直至融合世界上新兴的批评理念和方法，从而提出崭新的学理命题。这种崭新的学理命题就像高能磁铁，吸引原始经典中大量的材料碎片，以科学理性的严密逻辑，组合成创造性的学术生命体。这就类乎考古文物学上把出土的古陶罐碎片，按照其出土地层、结构形制、纹饰走向、断口形态，以严密的科学态度组合复原成完整的古陶罐，给人以古文明震撼人心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缀碎为整”的硬功夫，世界上许多大博物馆震撼人心的文化珍品，依然是躺着仓库里的杂乱无章的碎片。以“缀碎为整”的硬功夫，创造出来的崭新的学理命题生命体，将会大放光芒，照亮大国学术风范的通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