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经济历史的发展和现状来看，今天的中国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实现本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带领发展中国家走出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困局，让全球经济在激发增量的过程中，平稳达到结构再平衡。长期而言，中国也有能力带领非西方国家，针对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体制失灵的问题进行改革，以建构一个更公正、包容、有序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责任。同时，在国际责任的构架内，中国能够避开西方和美国对中国的潜在围堵，正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实现长期的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目标。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丝绸之路才显现其不寻常的意义。
    为什么这样说?首先，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既是这些失衡的必然结果，也使得这些缺陷暴露无遗。西方国家过度消费，政府举债度日;美国滥用其铸币权，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动摇;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不断增高，热钱到处流窜，导致全球资产泡沫;国际自由贸易秩序，正被区域自贸板块逐步侵蚀。
    西方的结构性经济失衡，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崛起有关。当代新自由主义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于英美国家的撒切尔首相和里根总统时代。开始时焦点在于私有化和政府退出经济领域。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之后，新自由主义很快就发展到世界经济领域，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理想化，错误地认为全球化会形成完美的国际劳动分工，各国可以凭借其“比较优势”，来促进无限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看不见的手”和“比较优势”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不过，这两者都促成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西方各国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经济结构失衡的道路，主要表现在国内产业格局的失衡、社会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的失衡、金融创新与投机的失衡等，而最终则表现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全球化、资本外流、就业不足、过度福利、弱政府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和政治失衡的结果。这表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又到了一个改革和转型的新阶段。最近，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讨论很多，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政治危机。到处蔓延的抗议浪潮，只是西方政治危机的其中一个表象。
    “金砖国家”缺乏足够实力
    对西方来说，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重建国家权力秩序?西方花了很长的历史时间，确立了对产业资本主义的监管体制。现在需要多少年来确立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制造业资本主义的监管体制呢?建立政府对企业的规制，首先需要强大的政府，但是在大众民主下，又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强大的政府呢?如果没有强大的政府，由谁来监管强大的资本力量呢?又有谁来制约民粹主义式的民主政治呢?也就是说，西方经济体要达到内部各自经济体的平衡很不容易，更何况说是国际经济的平衡了。
    西方没有能力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非西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对西方的失望，使得很多人把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包括“金砖国家”(巴西、俄国、印度、南非和中国)。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力，需要有客观、冷静和理性的认识。
    以“金砖国家”为主体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的确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波全球化过程中，最显著的国际经济现象。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这些国家的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在世界经济的版图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些国家也成为了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不难理解，人们开始把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希望放到了这些国家。
    不过，这些国家还远远没有能力来平衡世界经济。这里有很多原因。和西方相比，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和总量还是比较小。尽管在快速增长，但要平衡世界经济的实际能力，必然受到其客观经济规模的制约。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经济规模远远小于西方主要国家。金砖国家中，其他四国经济的总量相加还没有中国一国大。金砖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在扩大，也在产生一些外部影响力，但这并不自然转化成为平衡世界经济的能力。要平衡世界经济，必须回到用什么方式来平衡这个主要问题上来。在这方面，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都一样：即使有实际能力，也缺失有效的工具来拯救世界经济。
    这些国家也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它们各自的经济本身也同样避免不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没有自己主导的“货币基金”、  “世界银行”、“美元”或者“欧元”。西方的衰落并不表明非西方国家的自动崛起，因为它们还没有独立运作的体制能力和权力。
    尽管这些国家开始意识到，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内运作的局限性，并且也开始协调它们之间的政策，但是它们还远远没有能力成为一个类似目前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很难想象，这些国家很快能够发展出有效的协调机制，更不用说是建立类似西方所确立的体制了。不管它们怎样不满意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它们还是要在体制内发生作用，而不可能另起炉灶。同样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国家还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它们最关注的还是它们内部的发展。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些国家的内部转型正在为各国政府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承担起国际责任还有待时日。它们可以承担国际责任，但必须是通过帮助西方确立体制的途径，或者帮助西方的途径来完成。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中，相比较而言，只有中国有能力在求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承担国际责任，去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2008年以来，中国成功地避免了西方危机波及自身。在过去的几年，不仅自己维持了高速经济增长，在客观上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也不可否认，这一过程导致了一系列的经济结构失衡，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的失衡、投资和消费的失衡等等。中国需要很长一段历史时间，来重新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丝绸之路的意义，就在于在帮助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同时，实现中国本身经济的再平衡。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再平衡的目标及如何实现再平衡。客观地说，西方也需要中国在平衡世界经济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在中国政府掌握了巨大财富(例如庞大的外汇)的情况下，西方政府都在盯着中国政府手中的钱。中国需要去帮助西方平衡经济吗?的确，2008年危机发生之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有人就提出要推行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对西方经济实行拯救。
    二战后，美国推出了庞大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主要是出于其地缘政治考量，主要是和当时的苏联竞争。这个计划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项目，更多的是战略项目。相比之下，无论和今天的欧洲还是美国，中国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关联，也不存在共同的敌人，中国和西方美国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又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可以和西方做生意，但要推行大规模的拯救计划，可能性趋于零。
    最大的战略失误
    中国拯救西方，即使有可能，也会是最大的战略失误。对西方实行马歇尔计划，只是那些对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无知的人天真的想法。尽管西方需要中国，但是只要西方内心消除不了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西方所需要的只是中国的支票。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中国越来越成为西方所认定的“竞争者”，甚至“敌人”。虽然近年来俄国不断挑动西方的神经，但很难威胁到西方。随着俄国的复兴，它会收复一些在苏联解体之后所失掉的地缘政治利益，但很难像苏联时代那样，对西方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西方眼中，能够构成真正威胁的是迅速崛起的中国。在今后很长历史时间里，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西方的这种认知不仅不会减弱，而且会越来越高。中国所面临的来自西方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一体化程度已经不低，西方经济形势不可避免要影响到中国。再者，国际和平仍然是中国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能够对中国构成真正战略威胁的，也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而非其它国家。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在战略上要和西方尤其是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来维持和平的架构;在经济方面，中国也要尽可能帮助西方。不过，中国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依靠西方而崛起成为大国;相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要“自力更生”，努力打拼自己的大国地位。
    大国地位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更不会是人家送给你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需要实行自己版本的“马歇尔计划”，但这个计划绝对不是针对西方，而是针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是今天人们讨论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因为它就是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当然，中国应当通过容许和鼓励西方国家和企业的参与等手段，比美国版本的做得更好，实现更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