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政府在冷战初期颁布马歇尔计划，目的是通过振兴西欧各国经济来稳定那里的资本主义秩序。然而要实施这项政策，仅仅依靠西欧政府的合作还远远不够。当时，西欧左翼工会都反对马歇尔计划，并不断发动罢工以抵制它的实施。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主流工会发挥了白宫和国务院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在1947-1949年这段时间里，由于劳联和产联的上层在西欧工会中做了大量工作，致使右翼工会纷纷出来支持欧洲复兴，同时也导致西欧左翼工会的分裂，从而削弱了反对阵营的力量。这一切都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充分显示出美国工会上层极端保守的政治性格。

关 键 词：冷战  马歇尔计划  劳联  产联  世界工会联合会  英国工会同盟  法国劳工总联盟  意大利劳工总联盟  Cold War  Marshall Plan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British Trades Union Congress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onfederazione Generale Italiana del Lavoro-CGIL

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是20世纪后半叶国际政治中的重大事件，中外学者有关冷战的著作可谓卷帙浩繁。然而，学界的绝大部分论述都聚焦于美苏两国政府的冷战政策，而探讨民间组织——特别是工会——外交活动的著作则寥若星辰。①就美国方面来说，研究白宫和国务院的冷战政策固然十分重要，然而，劳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和产联(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等主流工会在冷战初期的外交活动也不容忽视。二战结束后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目的就是通过复兴西欧各国经济来稳定那里的资本主义秩序。但这项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欧工会的态度。当时，德国西部的工会对马歇尔计划持怀疑态度，法国和意大利劳工总联盟都明确反对这项计划，并不断发动罢工以阻止它的实施。如果罢工持续下去，那么左翼政党在失业率飙升、民怨沸腾的形势下就很可能在日后的大选中取得胜利，甚至使这些国家脱离资本主义轨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很显然，马歇尔计划能否顺利实施，西欧资本主义制度能否继续维持，尚属未知之事，而白宫和国务院又不便与西欧工会直接沟通，动员它们支持欧洲复兴。在这个关键时刻，劳联和产联的上层发挥了美国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他们不但积极鼓励西欧右翼工会支持马歇尔计划，而且还致力于分裂由苏联主导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劳工总联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工会上层的努力，西欧右翼工会纷纷站出来支持马歇尔计划，同时，劳联和产联的努力也导致西欧左翼工会的分裂和世界工会联合会的解体。由于反对力量被削弱，马歇尔计划最终得到实施。劳联和产联在冷战初期的外交活动充分暴露了美国主流工会领导人极端保守的政治性格。本文的主旨是讨论美国主流工会，特别是劳联和产联的上层，在冷战初期为协助美国政府推行马歇尔计划而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

一、积极支持马歇尔计划

二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对抗开始升级，反共和遏制苏联成为美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当时正值希腊发生内战，交战的一方是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另一方是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希腊政府军，而战场上的形势不利于后者。与此同时，英国对土耳其的援助即将终止，土耳其和苏联的关系由于莫斯科提出的一系列领土要求而日趋紧张。鉴于这种形势，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初宣布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目的是为了防止这两个国家日后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项政策日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是冷战开始的一种表现。同年秋天，国务卿马歇尔又颁布了一项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按照这项计划，美国政府将动用130亿美金，帮助战后的欧洲各国重建它们的经济，以此来稳定资本主义秩序和削弱那里的左翼工人运动。

马歇尔计划公布后受到西欧国家的欢迎。英法等国外长很快就在巴黎举行会议，商讨如何响应和接受这项援助。不过，欧洲复兴计划的实施仅凭美国政府的努力和西欧各国政府的合作还远远不够。要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需要欧洲工会的配合，特别是需要那里的工人减少罢工和增加生产，而获得欧洲工会的支持又需要美国劳工组织的帮助。劳联主席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在敦促国会支持欧洲复兴计划时指出，要得到欧洲民众在实施马歇尔计划方面的合作，由劳工组织出面将是最有效的。②这一点白宫和国务院也都十分清楚。美国一位政府官员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称赞美国工会对华盛顿外交政策的实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指出，如果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显示，“集权主义者……伪善的许诺只会导致奴隶制，那么美国就可能取得冷战的胜利”。不过，他接着指出，“只有通过人民和人民之间的交往，特别是通过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另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的交往，才能把这一点展示给全世界。……只靠政府是不能赢得和平的”。③

令美国政府感到欣慰的是，马歇尔计划刚刚出台，劳联就立刻表示支持，该工会1947年年会通过的一项宣言指出，“虽然美国人民为帮助西欧十六国重振它们的经济要付出代价，但比起一个沦落在集权主义统治之下而无助的欧洲来说，这个代价是很小的”。④劳联主席格林和司库乔治·米尼(George Meany)以及副主席马休·沃尔(Matthew Woll)等人在1947年12月还拜会了杜鲁门，告诉他劳联正在动员西欧工会支持马歇尔计划。⑤米尼在国会作证时指出：“过去几周法国和意大利发生的事情(按：指两国劳工总联盟组织的抵制马歇尔计划的大罢工)告诉我们时间是多么紧迫……共产党人[夺取西欧的计划]绝对是认真的。他们希望帮助莫斯科在今年冬天就获取西欧。[因此]美国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斯大林不希望我们赞同马歇尔计划。……[因为]如果马歇尔计划得到迅速实施的话，它就可能维持西欧的自由和阻止集权主义奴隶制向前推进。”⑥劳联的刊物不但大力宣传欧洲复兴计划，而且它的驻欧代表也积极活动，促使各国支持马歇尔计划的工会彼此接触，以壮大力量。⑦负责劳联西欧外交事务的厄文·布朗(Irving Brown)还建议美国在驻欧使馆中设立劳工参赞一职，由深谙国际工运的人士担任，以便使美国政府能够随时跟进西欧劳工运动的情况。⑧

成立于1935年的美国产联本是一个左倾工会，在30年代末，产联的许多分会都和美共有明显的联系。⑨二战结束后，这个工会在对待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态度上分裂为两大派。其中的右翼工会支持杜鲁门主义，而左翼分子则不赞成美国的冷战政策。然而，随着战后国内外反共气氛的加重，产联的立场逐渐发生了转变。1947年10月，这家工会的主席菲利普·穆瑞(Philip Murray)邀请马歇尔向产联年会致辞，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产联高层对欧洲复兴计划的认同。⑩到1948年春天产联再次召开会议时则正式宣布接受马歇尔计划。(11)穆瑞还到国会作证，表达他的工会对欧洲复兴计划的支持。产联支持马歇尔计划的决议指出：“欧洲那些自由、民主的劳工和其他组织都欢迎欧洲复兴计划，而且在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工作中同它们各自的政府以及美国劳工运动进行了合作。我们赞同和表扬产联的干部及会员同经济合作委员会合作以及在这个机构内发挥作用。”(12)

欧洲复兴计划出台后，不但面临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强烈反对，而且西欧一些国家的工会也对美国政策持保留态度。例如，英占区德国工会的领导人汉斯·伯克勒(Hans Boeckler)就批评马歇尔计划是要在欧洲促进资本主义式的重建机制。(13)不过，在马歇尔计划公布之前，劳联就已经在德国西部地区，特别是美英两国占领区的工会中做了大量工作，为日后德国工会与劳联合作奠定了基础。仅仅在1946年上半年的三个星期里，劳联驻欧代表布朗就和那里的150多个工会领袖举行了会谈。(14)1947年，劳联附属工会捐献出6万美元购买食品，随后每个月都有大批食品包裹寄给德国工会，以便将它们争取到西方阵营。(15)与此同时，产联的代表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也到几个欧洲国家进行游说，劝说那些对马歇尔计划持怀疑态度的劳工领袖支持欧洲复兴。(16)在劳联和产联的影响之下，伯克勒最终改变了初衷，表示德国应该接受资本主义政权的管制而且认可了欧洲复兴计划。(17)然而，要得到欧洲工会对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劳联面临的最大障碍是由苏联主导的世界工会联合会(18)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劳工总联盟。由于加入世界工联的大都是左翼和中间派工会，而联合会总书记路易·赛朗(Louis Saillant)既是法共党员，又是法国劳工总联盟执委会成员，所以他自然会引导世界工联遵循苏联的政治路线，反对欧洲复兴计划的实施。

鉴于世界工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对，劳联驻欧总代表布朗决定组织一次欧洲复兴计划受惠国的工会会议。这样，在没有反对势力在场的情况下，更便于动员西欧工会支持这项计划。布朗的建议公布后不久，比利时工会就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并提议在布鲁塞尔召开这次会议。(19)不过，英国工会同盟虽然支持马歇尔计划，却担心另行开会可能导致世界工联的分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此前，美国产联曾建议在世界工联里建立一种机制，以便马歇尔计划受惠国可以就美援问题进行讨论，但遭到拒绝。(20)这可能是促使英国工盟改变立场的一个关键因素。工盟执委会成员阿瑟·迪肯(Arthur Deakin)决定由英国工会出面，再次要求世界工联开会讨论马歇尔计划。他表示，如果世界工联再次拒绝讨论欧洲复兴，那么英国工盟也将支持另行开会讨论马歇尔计划，并愿意在英国举办这次会议。迪肯的建议得到美国产联和荷兰工会的支持。(21)不出所料，英国工盟的建议同样遭到世界工联执行机构的拒绝，所以，另行召开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就势在必行了。不久，英国工盟连同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央工会正式邀请支持马歇尔计划的劳工组织到伦敦开会。(22)

1948年3月，西欧16个国家48个工会的代表在伦敦召开会议，宣布支持马歇尔计划，并商讨各国工会协助它们的政府实施欧洲复兴的方法。(23)美国劳联的代表法兰克·樊顿(Frank Fenton)在会议上做了动员，并强调美国劳工对欧洲复兴计划的支持。樊顿说：

我们坚信，欧洲复兴计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西欧的劳工和工会运动。为了使欧洲人能够重建他们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除了他们自己的努力，外部的援助也变得非常重要，而这种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来自美国。……现在已经很明显，持续的经济困境不仅威胁到欧洲的民主制度，而且威胁到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共同文化遗产。……那些企图摧毁西欧民主制度的人正极力促使[西欧]工会起来反对欧洲复兴计划。[所以]那些希望挽救民主和自由工联主义的人就必须让欧洲复兴计划取得成功。(24)

樊顿在发言中特地否认美国工会在会议上“要求、敦促和命令[欧洲工会支持马歇尔计划]”，但是劳联1948年的年会纪要却明确指出，“英国和荷、比、卢等国在3月9日召开的[支持马歇尔计划的]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劳联提议和努力的结果……美国劳联的代表在欧洲复兴计划工会会议上发挥了重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25)

在随后的发言中，产联代表凯利将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的援助比作是对来自欧洲4000万移民给美国带来的好处的一部分回报。(26)美国工会在会议上所做的努力显然产生了效果。几乎每一个发言的人都赞赏美国人的欧洲复兴计划。会议还高度赞扬美国劳工运动在充分团结的精神中和在构成欧洲复兴计划方面所采取的主动性。(27)英国工盟的迪肯在向美国政府、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工会运动表示感谢之余，强调欧洲劳工和各受惠国政府建立合作关系的紧迫性。(28)为确保劳工在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发挥作用，大会还决定建立一个制定政策的机构——欧洲复兴计划工会顾问会议，和一个执行机构——欧洲复兴计划工会顾问委员会。虽然与会的大部分工会此时仍是世界工联的成员，但它们的离开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然，西欧各国工会陆续出来支持马歇尔计划，除了美国主流工会领导层所做的动员以外，也有其他原因。必须承认，对于饱受战争创伤和急于恢复经济的西欧国家来说，欧洲复兴计划看上去不啻是雪中送炭。况且，英、荷、比等国工会大多是右翼和中间偏右的劳工组织，它们本来就不主张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对于旨在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马歇尔计划自然会持欢迎态度。虽然德国工会代表伯克勒等人开始时对马歇尔计划持怀疑态度，但他们不久还是意识到，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为欧洲的重建提供援助，对于欧洲各国政府和工会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它们不可能为了国际劳工的团结而放弃美国的援助。同时，意大利的主流民意被经济复苏的前景所吸引，基本上也支持欧洲复兴计划。(29)另一方面，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过激反应反而起到了为渊驱鱼的效果。斯大林不但决定不参与欧洲复兴计划，而且还强令东欧国家一起进行反对。他不允许东欧政党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做法也令西欧国家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分子十分反感，有些人反而出来支持马歇尔计划。法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里昂·朱豪克斯(Léon Jouhaux)态度的转变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详见下节)。不过，苏联及其卫星国和西欧左翼工会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对毕竟非常强烈。法国和意大利在1947年秋季和1948年还发生了反对欧洲复兴计划的大罢工。这种严峻的形势使美国工会上层意识到，要贯彻马歇尔计划就必须削弱和瓦解追随苏联路线的左翼工会。这正是美国工会，特别是劳联，在冷战初期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二、瓦解世界工会联合会和西欧左翼工会

在冷战初期，苏联和西欧左翼工会面临的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抵制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以防止在西欧建立美国式的自由企业制度和建立劳联式的工会。然而，在欧洲建立美国式企业恰恰是华尔街和美国政府极力要实现的目标；同时，劳联上层也一向以在国外推行经济工联主义为己任。鉴于世界工联中的亲苏势力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对，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劳工总联盟等左翼工会对欧洲复兴计划的抵制，劳联领导层意识到，削弱西欧左翼工人运动的工作势在必行，只有削弱了左翼工会的力量，才能确保马歇尔计划的顺利实施。

世界工联在阻挠马歇尔计划实施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工联的干事一律由总书记赛朗挑选，因此，这个领导班子在马歇尔计划的问题上会按照苏联的旨意行事。例如，在赛朗等人的主持下，世界工联的《新闻简报》(Information Bulletin)大量刊登苏联和东欧工会批评马歇尔计划的通讯，然而却从不刊登支持马歇尔计划的来信和文章。(30)世界工联书记处不但大力抨击欧洲复兴计划，而且还鼓动西欧国家的工会采取工业行动，以阻挠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从1947年秋季开始，法国劳工总联盟发动了一系列大罢工。由于这些罢工，法国的煤产量减少了200万吨，铁矿石产量减少了40万吨，钢产量则减少了17．5万吨。此外，罢工还导致大批货物堆积在码头以及大量食品腐烂。法国遭受的损失高达2000亿法郎。(31)意大利的罢工更是声势浩大。1947年11月，由于全国煤气工人罢工，导致罗马市一度中断了燃气供应。1948年7月，米兰市16000名机械工人举行了静坐罢工。同年9月，罗马市15000名市政雇员为提高工资而举行静坐示威。(32)这种情况引起了西方领导人的忧虑，英国外交界甚至担心“意大利可能成为红色政变的下一个牺牲品”。(33)

以上的情况清楚地显示，劳联所担心的法、意等国大罢工正在成为现实。从布朗发给总部的一份报告来看，劳联领导层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布朗曾说：

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由共产党主导的罢工正席卷法国和意大利，普遍瘫痪的经济生活向大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动用警察和采取军事行动，两国的政府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法国和意大利——输给共产党的话，那将给欧洲的民主敲起丧钟，将把美国挤出欧洲大陆，使美国在希腊和地中海地区完全站不住脚，并将孤立和封锁德国和我们在那里的军事力量，而欧洲最终注定要遭受俄国的统治。这种局面很可能因为经济的崩溃而出现……(34)

法意两国事态的发展坚定了劳联领导层削弱西欧左翼工会的决心。劳联削弱世界工联的工作分为两部分：阻止国际行业工会秘书处(International Trade Secretariats)(35)加入世界工联，以及促使英国工会同盟以及美国产联退出世界工联。

为达到上述目的，劳联首先鼓励它的分会分别加入国际行业工会一些成员秘书处，并对它们发挥影响。(36)由于劳联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它的分会一旦加入国际行业工会各个秘书处，就势必会影响后者的决策。例如，当美国铁路工会加入国际运输工会秘书处后，立即给后者增加了200万个会员。(37)劳联的这个分会在国际运输工会讨论是否加入世界工联的会议上果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代表乔治·哈里逊(George Harrison)在发言中指出：“美国的工会既然已经拒绝了从前门进入世界工会联合会，现在我们也不想从后门进去从而附属于这个组织。……如果这个伟大的、民主的组织(按：指国际运输工会秘书处)在将来和俄国集权主义政府的政治目标发生联系，那我们将和这个工会一刀两断，我们会离开。”(38)由于劳联工会的恐吓，国际运输工会秘书处最终没有加入世界工联。同时，劳联代表也成功地阻止了国际机械工会秘书处加人世界工联。(39)英国外相厄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的劳工问题顾问就此评论说：“毫无疑问，劳联……利用他们的影响阻止了行业工会秘书处和世界工联达成一致。”(40)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不断加重的反共气氛令左翼分子人人自危。随着共和党在1946年选举中卷土重来，右翼势力在意识形态上开始占据上风。产联为了自保，为了抵御“亲共”的指控，不得不向白宫倾斜，亲近杜鲁门总统，支持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从这一年开始，产联开始清理门户，驱逐内部的共产党员。(41)接着，产联又修改了宪章，规定追随共产党政策的人不能在它的全国委员会任职。同时，产联的右翼开始反对政治工联主义和提倡“自由工会”的原则。产联1948年年会的决议指出，“工会组织要求参与德国经济生活[的决策]是合法的，通过劳资携手对话制度[参与经济生活]是德国民主成长的最有希望的表现，而且应该受到鼓励”。(42)产联明显地向经济工联主义靠拢了。在清理门户的同时，赛朗等亲苏派持续攻击马歇尔计划的做法也令产联的领导变得越发不耐烦。凯利尤其不能容忍世界工联越过产联领导机构直接与它的分会联系的做法。在再三交涉而无效的情况下，他终于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如果[世界工联给产联的分会]再发出一份通讯——[如果]在它的出版物上再多刊印一句[对产联意见进行]歪曲的话，那么产联就会退出这个组织。如果我们不再是世界工联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世界劳工团结的概念也就被摧毁了。”(43)

英国工会同盟是西欧最强大，也是最有威望的工会。为了尽快地分裂世界工会联合会，劳联的上层从未停止做英国工盟的工作。鉴于英国工党和英国工盟之间一向关系密切，劳联驻欧代表布朗在国务院的支持下于1947年底直接找到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请他帮助做英国工盟的工作，促使后者尽快退出世界工联。经过贝文的劝导，英国工盟的态度终于有了松动。然而，它坚持要求世界工联开会讨论马歇尔计划，如果遭到拒绝，再去说服工盟的成员工会支持单独开会讨论欧洲复兴。在工盟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它强烈要求世界工联停止运作一年。这当然是工联的决策机构不可能接受的，于是，在1949年初，美国产联、英国工会同盟和荷兰工会联盟的代表都退出了会议，从而标志着世界工会联合会的解体。(44)一年之后，英国工盟在伦敦召开大会，以600万对100万的票数正式决定退出世界工会联合会，并决定同其他工会合作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劳工组织。(45)

在分裂世界工联的同时，劳联领导层分化法国和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考虑到法共在法国劳工总联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46)劳联驻欧代表布朗认为，从总联盟内部削弱法共势力难度很大，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分裂这个组织，并在其外部建立右翼新工会。当时，总联盟内部最大的反对势力是以朱豪克斯为代表的派别。这个派别一贯右倾，并且支持马歇尔计划。他们在法共发动大罢工时曾坚决反对，从而削弱了罢工者的力量。所以，这个派别自然就成了劳联争取的对象。此外，由天主教主导的工会也属于反共派别。经过布朗的一系列策反工作，同时劳联还向这些反共派别提供了财政资助，(47)以朱豪克斯为首的右翼派别——劳工力量(CGT-Force Ouvrière)——终于从劳工总联盟中分离出来，随后又有很多独立的行业工会决定加入劳工力量。劳工力量总书记罗伯特·伯德奥(Robert Bothereau)在1948年初宣称，它的组织已经拥有150万会员。(48)在1948年4月举行的成立大会上，劳工力量的领导人明确表示，这个新工会的宗旨是：越远离政党政治越好，(49)显然是皈依了劳联所主张的经济工联主义。

意大利共产党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强大的共产党组织，一向主导着意大利劳工总联盟的政治走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驻罗马大使馆劳工参赞和劳联驻欧代表布朗都认为，要争取意大利劳工支持欧洲复兴计划，也必须分裂由意共主导的劳工总联盟。当时，总联盟内部针对马歇尔计划已经出现了裂痕。意共主导下的派别当然反对马歇尔计划，但天主教工会和其他一些派别则支持欧洲复兴。1948年夏季，布朗和劳联其他几位领导人都赶到了罗马，在反对派领袖当中游说。(50)布朗告诉社会民主党派系的劳工领袖安左·达拉·齐萨(Anzo Dalla Chiesa)，他的手提箱里装满了钱，只要后者的工会退出意大利劳工总联盟，钱就是他们的。(51)在劳联的鼓动和诱惑之下，天主教工会率先退出了劳工总联盟，并组建了拥有100万会员的自由意大利劳工总联盟。(52)为促使反对派工会联合起来，劳联在国务院的支持下，决定邀请各派别的领导人访美，以便说服他们尽快采取行动。在1949年3月访美期间，反对派领导人都被美国的“政治自由”、技术进步、致力于阶级合作的工会以及工人生活水准之高所折服。在国务院和劳联的压力之下，他们一致同意在6月份之前退出意大利劳工总联盟，劳联的“自由工会委员会”则同意提供20万美金的援助。到1950年5月。三个反对派正式合并，成立了意大利工会联合会。(53)

虽然法国劳工力量和意大利新工会联合会都未能成为本国工人运动中的多数派，但它们的离开大大削弱了西欧左翼工会的实力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1948年3月，劳工力量代表法国工会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朱豪克斯还当选为欧洲复兴计划工会顾问会议的成员。同时，意大利社会党、共和党和天主教工会也派出观察员与会，大大增强了支持马歇尔计划的工会阵营的气势。(54)美国产联由于刚刚加入右翼的阵营，所以在削弱欧洲激进工会运动方面暂时还不像劳联那样积极，但它最终还是欢迎法、意劳工总联盟的分裂。劳联和产联鼓动西欧右翼工会支持欧洲复兴，并通过分裂左翼工会而削弱了反对阵营的力量，使得法、意劳工总联盟很难再发动总罢工，这一切无疑都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美国工会上层为何支持马歇尔计划

美国工会上层为何积极支持马歇尔计划?新左派史学家罗纳尔德·瑞道施(Ronald Radosh)认为，美国政府一向都影响和主导着劳联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活动。(55)现在白宫和国务院要推行欧洲复兴计划，劳联自然要效犬马之劳。不过，认为劳联亦步亦趋地紧跟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劳联具有一套比较独立的外交方针。它的1947年年会纪要指出，“虽然我们已经准备好同政府合作，支持它促进和捍卫和平、公正、自由和民主的事业，但是在外交方面，劳工组织绝不能做政府部门的应声虫，或者做政府风筝的尾巴”。(56)劳联1949年的年会报告再次指出。“[劳联]执委会越来越频繁和主动地给我们政府提供积极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一贯发挥独立和积极的作用。我们不但与政府的某些官方政策有分歧，而且不断地批评政府”。(57)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联比美国政府更积极地反对新兴的布尔什维主义。劳联主席赛缪尔·龚伯斯(Samuel Gompers)在1918年初给威尔逊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曾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和布尔什维克打交道。(58)劳联在1944年成立针对苏联的“自由工会委员会”并非秉承白宫或国务院的旨意。1947年底，劳联还主张成立一个民主国家情报局(Deminform)，目的是与苏联建立的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相抗衡并支持马歇尔计划。(59)这些事例都说明，至少在外交方面，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劳联看作是美国政府和华尔街的劳工副官(labor lieutenant)。美国学者罗伊·高德森(Roy Godson)指出，“劳联有一个完全独立于政府的传统。……是在独立于任何外部机构的情况下制订自己的[外交]政策的。……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到来，以及美国政府越加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在欧洲其他工会中的影响，[在劳联和政府之间]就有了更多的共识与合作”。(60)高德森认为劳联奉行独立的外交方针，但在马歇尔计划问题上与美国政府存在共识，因而积极合作，这个结论是比较中肯的。然而，他却没有深入探讨劳联上层和美国政府为何在马歇尔计划问题上会存在共识。显然，要了解美国劳工上层为何支持欧洲复兴计划，还需从劳联和产联上层的意识形态谈起。

自1886年成立之日起，劳联的上层就一直奉行经济工联主义(business unionism)政策。他们不认为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才能够真正得到解放，而是主张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进行经济斗争，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理念，劳联坚决反对左翼工会所奉行的旨在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工联主义，也反对同任何左翼政党发生关系。1919年，协约国工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会议，决定组建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其奋斗纲领是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和鼓励工会从事政治斗争。(61)龚伯斯虽然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对这个国际工会的社会主义倾向却始终持反对态度，不久劳联就退出了国际工联。现在，美国政府希望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以稳定那里的资本主义秩序，这显然符合劳联的工联主义原则，这也就是劳联上层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共识。关于这一点，劳联的司库米尼讲得相当坦率。米尼说：

我们为何最大限度地支持马歇尔计划?……答案很简单。……成功地完成被战争破坏的西欧的重建符合每一个美国工人的自身利益。……开明的自身利益，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但毕竟是自身利益。这就是[我们]帮助这些欧洲国家恢复经济的基本原因。……今天我们做出轻微的牺牲，是为了避免明天不得不做出比这大1000倍的牺牲。(62)

不久，劳联副主席沃尔又进一步阐述了这家工会支持马歇尔计划的原因。沃尔说：“因为美国劳联意识到共产主义[制度]里面隐藏着巨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关心欧洲的经济复兴。”(63)米尼所说的支持欧洲复兴是为了劳联的自身利益，经过沃尔的诠释，意思就更加明确了，劳联的这个自身利益就是他们所拥护的经济工联主义。它的领导人担心，共产主义运动一旦取得胜利，他们所拥护的资本主义制度就会被推翻，他们所倡导的经济工联主义便会付诸东流。与此同时，劳联领导层还意识到，帮助美国政府在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也有利于把经济工联主义推广到欧洲甚至全世界，从而使自己的工联主义哲学更加巩固。早在20世纪初期，龚伯斯等人就致力于在拉丁美洲建立劳联式的工会。在一战期间，它的领导人还劝说俄国劳工领袖按照劳联的经济工联主义去组织工会。(64)二战结束后，劳联又准备在亚洲建立一所工联主义培训学院，以帮助那个地区的工联主义沿着“现代的”、“民主的”路线，也就是沿着劳联的路线成长。(65)

前面说过，40年代后期美国国内外不断上升的反共气氛促进了产联外交理念的转变。其实，产联外交理念的转变也有其自身的原因。产联虽然是在新政时期成立的左倾工会，但它的上层同样也不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希望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府合作进行社会改革，通过政府分配经济和政治利益来扩大社会福利。虽然罗斯福总统已经辞世，但产联的领袖们仍然执着于新政时期的某些传统，认为通过政府分配经济利益来扩大社会福利是解决劳工问题的最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穆瑞等人被强调经济复苏的马歇尔计划所吸引，并不出奇。在他们看来，马歇尔计划和新政有可以衔接的地方，它所许诺的经济成长应该有利于在西欧最终建立福利社会。所以，归根到底，产联的指导哲学和劳联的经济工联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就决定了日后这两个工会在支持马歇尔计划方面会走到一起。

美国劳联和产联领导层鼓动西欧工会支持马歇尔计划和分裂左翼工会的一系列努力告诉我们，在美苏军事对抗的背后，还有另一场决定西欧政治走向的博弈，从而为我们展现出关于冷战的一幅较为完整的画面。在劳联、产联等主流工会的支持和配合之下，美国政府在冷战初期稳定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基本上得到了实现。西欧左翼政党原本在战后实现国有化、实现工人阶级对经济的掌控和工会对公共事务发挥影响的希望全部落空，代之而起的则是工人和雇主就经济问题进行谈判的做法。这意味着西欧工运的主流已经接受了劳联所主张的经济工联主义。意大利学者菲德里克·罗麦罗(Federico Romero)评论说：“就[促使]欧洲工人阶级理解欧洲复兴计划所许诺的更大规模的福利和民主这一点来说，美国工会运动所做的工作……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66)由于世界工会联合会、法国和意大利劳工总联盟先后被分裂，西欧左翼劳工运动暂时步入低潮，不再是西欧各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因素。以上的讨论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美国主流工会上层的保守性格。过去我们比较关注美国主流工会如何同企业和政府进行合作以维持劳工运动的保守性。现在可以看到，在冷战初期，主流工会的上层和白宫在外交事务上也曾通力合作。美国政府在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方面需要劳工的配合自不待言。对于工会上层来说，支持美国对外扩张使他们有机会在其他国家削弱左翼工人运动和建立劳联式的工会，从而使自己的工联主义原则更加稳固。事实上，终整个冷战时期，劳联和产联的领导层始终是美国政府反共和打击其他国家左翼工会的伙伴。

(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阅读过本文初稿并提出宝贵意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何繁博士为笔者收集了美国劳联冷战初期历年的年会纪要，谨向两位学者表示谢忱。)

注释：

①美国学术界讨论工会外交活动的书籍和论文数量相当稀少，而且主要是从外交史的视角论述主流工会的外交活动，透过外交活动探讨美国劳工政治性格的著作则十分罕见，在国内也绝少见到有关美国劳工外交的论文。本文将劳工史和外交史结合起来，目的是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主流工会的意识形态和保守性格。

②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ixty-seven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Cincinnati,1948,p.73.

③“Ewing Acclaims Labor's Aid to U.S.:U.S.Security Head at Dinner for Dubinsky also Tells How We can Win Cold War,” The New York Times,June 3,1950.

④“Marshall Plan Wins Full Support,” The American Federationist,November,1947,p.8.

⑤Louis Stark,“AFL Demands Role for Labor in ERP:Leaders Tell Truman of Plans for Meeting of Trade Unions in Sixteen Countries,” 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0,1947; Philip Taft,Defending Freedom,American Labor and Foreign Affairs,Los Angeles:Nash Publishing,1973,p.120.

⑥George Meany,“Why Labor Supports the Marshall Plan,” The American Federationist,January,1948,p.6;“AFL Urges Passage of Marshall Plan,” 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6,1947.

⑦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ixty-six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Cincinnati,1947,p.188; Federico Romero,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Trade Union Movement,1944-1951,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2,pp.102-103.

⑧参见Ronald Radosh,American Labor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New York:Random House,1969,p.342; Ronald L.Filippelli,American Labor and Postwar Italy,1943-1953,A Study of Cold War Politic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105-106; Federico Romero,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Trade Union Movement,1944-1951,p.94.

⑨Ronald L.Filippelli and Mark McColloch,Cold War in the Working Class,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United Electrical Workers,Albani: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p.6.

⑩“Text of Marshall Address to CIO,” 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6,1947.

(11)Report of the Tenth Convention of the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Resolution No.4,Foreign Policy,The Congress,1948-1955,p.8.

(12)Report of the Tenth Convention of the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Resolution No.4,Foreign Policy,pp.8-9.

(13)Jon V.Kofas,“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1944-1948,” Diplomatic History,Vol.26,No.1 (2002),p.48.

(14)Irving Brown,“Report on Germany,” The American Federationist,May 1946,p.3.

(15)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ixty-six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1947,p.187.

(16)John P.Windmuller,American Labor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ovement,1940-1953,Ithaca:the New York State School of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1954,p.127.

(17)Kofas,“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p.48.

(18)成立于1945年的世界工会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是由英国工会同盟、美国产联、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和全苏中央工会创建的国际劳工组织，其重要成员还包括意大利劳工总联盟和法国劳工总联盟。

(19)Louis Stark,“Trade Unions Plan Talks on ERP Role:Belgium Group Reported Ready to Call Parley as Soviet Bloc Opposes WFTU Session,” 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7,1948.

(20)Report of the Tenth Convention of the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Resolution No.4,Foreign Policy,p.10.

(21)“CIO for Showdown in WFTU on U.S.Aid,”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30,1948.

(22)Frank Fenton,Irving Brown and Bert Jewell,“Free Labor at London,” The American Federationist,April 1948,p.5.

(23)Benjamin Welles,“Unions Back U.S.Aid at London Parley,”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1,1948.

(24)Fenton,Brown and Jewell,“Free Labor at London,” The American Federationist,April 1948,p.7.

(25)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ixty-seven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1948,pp.75-76.

(26)Benjamin Welles,“CIO,AFL Back ERP at London Parley:Labor Meeting Likely to Vote Permanent Body to Unite Workers of 12 Countries,”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0,1948.

(27)“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rence on the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March 9-10,” 1948,p.44,cited in Philip Taft,Defending Freedom,p.132; Benjamin Welles,“Unions Back U.S.Aid at London Parley:Delegates Declare Their Faith in the Recovery Program—Blow to WFTU Seen,”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1,1948.

(28)Benjamin Welles,“CIO,AFL Back ERP at London Parley,”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0,1948.

(29)Kofas,“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p.58; Federico Romero,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Trade Union Movement,1944-1951,p.148.

(30)Windmuller,American Labor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ovement,pp.122-124.

(31)Irving Brown,“Good News in France:Democratic Workers Rebel against Communists,” The American Federationist,January 1948,p.16.

(32)“Rome without Gas,Strike Spreading,” 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2,1947;“16,000 Men in Milan on Sit-down Strike,” The New York Times,July 10,1948;“Municipal Workers Call Strike in Rome,”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5,1948.

(33)“Britons are Fearful that Italy May be Next Victim of Red Coup,”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1,1948.

(34)Irving Brown,“Showdown in Western Europe,” The American Federationist,December 1947,pp.4,31.

(35)国际行业工会秘书处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际劳工组织，是来自不同国家但源自同一个行业的工会联合会。

(36)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ixty-six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1947,p.473.

(37)Peter Weiler,“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Labor,and the Cold War:The Breakup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Diplomatic History,1981,No.1,pp.7-8.

(38)“Report on Activities and Financial Report for the Years 1946-1947 an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Congress,Oslo,1948,” pp.243-244,cited in Windmuller,American Labor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ovement,pp.113-114.

(39)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ixty-seventh Annual Contri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1948,pp.76-77.

(40)Peter Weiler,“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Labor,and the Cold War,” p.10.

(41)Walter W.Ruch,“Reuther Program Bars Communists from UAW Payroll,”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8,1946; Walter W.Ruch,“Reuther Controls UAW Board 18 to 4,” 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4,1947;“Indiana CIO Bans Communists,” October 4,1948; A.H.Raskin,“Victory over Left Forecast by Quill,” 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5,1948; A.H.Raskin,“TWA Bars Offices to Reds,Backers,” 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0,1948; A.H.Raskin,“TWU Ousts 16 Leftist Organizers,” December 11,1948.

(42)Rein of the Tenth Convention of the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Resolution No.4,Foreign Policy,1948,p.9.

(43)“Report of CIO Secretary-Treasurer James B.Carey Coveting Meetings of the WFTU Executive Bureau Committee,April 30 to May 10,1948,in Rome,” cited in Windmuller,American Labor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ovement,p.136.

(44)“CIO is Considering Disbanding of WFTU,”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3,1949; Michael James,“CIO,TUC and Dutch Walk out of WFTU,”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0,1949.

(45)“T.U.C.Holds Annual Parley,” The American Federationist,October 1949,p.10.

(46)关于法共在劳工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参见Matthew Woll,“The Communists Move in on French Labor,” The American Federationist,July 1946,pp.10-12.

(47)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ixty-seven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1948,p.78; Philip Taft,Defending Freedom,p.165.

(48)“French Anti-Reds Merge:200,000 Independent Unions Join the Force Ouvrière,”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I,1948;“New French Union Gains:100,000 Office and Insurance Aides Join Force Ouvrière”,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5,1948;“New French Labor Group Reports Strong Support,”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3,1948.

(49)“Jouhaux Unions Seek Politics-Free Set-up,”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2,1948.

(50)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ixty-seven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1948,pp.78-79.

(51)Ronald L.Filippelli,American Labor and Postwar Italy,pp.136,138-139,153.

(52)See,among other things,“Anti-Red Party Quits Italian Labor Group,” The New York Times,May 23,1949.

(53)Ronald L.Filippelli,American Labor and Postwar Italy,pp.157-158,p.188.

(54)“Free Labor at London,” The American Federntionist,April 1948,pp.5,23; Kenneth Campbell,“French Anti-Reds to Join AFL Parley,” 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8,1948.

(55)Ranold Radosh,American Labor and United Stales Foreign Policy,1944-1951,pp.3-4.

(56)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ixty-six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1947,p.467.

(57)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ixty-eigh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Cincinnati,1949,pp.119-120.

(58)“The Chief Danger of Revolution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Revolutions in Western Europe,” The Samuel Gompers Papers,Vol.1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6,p.343-344.

(59)Louis Stark,“AFL for Creation of a ‘Deminform’,” 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3,1947.

(60)Roy Godson,“The AFL Foreign Policy Making Process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o the Merger,” Labor H/story,Vol.16,No.3(1975),pp.326,333,337.

(61)Public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No.1,Development and Aims,Amsterdan,1919,pp.13-15.

(62)George Meany,“Why Labor Supports the Marshall Plan,” The American Federationist,January,1948,pp.5-6.

(63)Matthew Woll,“World Issues and the A.F.of L.,”The American Federationist,May,1948,p.10.劳联主席威廉·格律恩 William Green)也表达过相同的观点，参见William Green,“European Recovery Issue,” The American Federationist,June,1948,p.14.

(64)“Report of Vice-President Duncan as a Member of the American Mission to Russia,”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Seven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Washington,D.C.:The Law Reporter Printing Company,1917,pp.326,336-337.

(65)“Free Labor Takes the Offensive,” The American Federationist,April,1950,p.5.

(66)Federico Romero,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Trade Union Movement,1944-1951,pp.216-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