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种范型：学术隐士与热昏的积极分子
中国现代史上，真正可以称得上“学术隐士”的，应当以陈寅恪和钱锺书最典型、最著名而学术成就最高。陈寅恪在49年之前还曾经一时激愤，参与《保障人权》宣言的签名（见《观察》第2卷第2期），钱锺书则干净到只是提出过“十五天后能和平吗”（1946年）的疑问，和1980年为杨绛《干校六记》作小序时，对运动中的群众不留情面地批评。但陈、钱两人确实一贯极其严格遵守作为纯粹学术家的规则界限，绝对不染指政治，三缄其口，甚至对外界任何社会活动拒之千里之外。除非被权力强迫参加会议，但绝对以“黙者”自居。
然而其他无数著名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出于理想主义、革命热情、民主向往和激烈的爱国心，直接冲上政治前线，或者做歌功颂德的华章，或者向不能容忍的丑陋黑暗投出锋利的匕首，一旦成了积极分子之后，不但要做“党文化宣传”的战士，而且要主动自觉地批判否定改造自己，一次一次地修改自己的学术著作，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来洗涤自我的灵魂和武装自己的专业。终究不是“死得很难看”，就是“活得很难看”。
在追求“积极自由”的知识分子理论家看来，“学术隐士”无疑是自私的、冷漠的和怯懦的，没有民主热情、不够爱国和容忍专制政治，没有“知识分子的良心”，不配享有“知识分子”的光荣称号。可惜，从来像嵇康、闻一多和张志新一类的知识勇士，恍如凤毛麟角，而且，拿鹅毛管当毛瑟枪，角色站错了位置，即使再多数十个张志新，也不会丝毫撼动专制江山之一二。倒是当年曾经热切追求民主理想的万千积极分子，全部掉下陷阱，成为怯懦的俘虏和奴仆，被绑架在窝里斗的战车上互相肉搏，演出了一幕一幕被糟蹋和被侮辱的活剧，同时也使自己的卑鄙人性心理和丑陋灵魂彻底展览在历史博物馆里。这批曾经意气风发的大知识分子精英，一个个都成了小学教师毛泽东无情训导下的乖孙子。中国的专制政治在他们的牺牲之下曾经有过一点点的改善么？
49年之后，中国知识精英集体归化然后被残酷“洗澡”的历史，至今想来仍然令人震慄，这个历史事件之影响力，无论怎么评估，也无法洞悉其深远意义，它将一直影响着现在至未来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发展。从“精神决定时代和历史”的观念来看，知识精英集体的堕落或者奴化，会从根本上矮化整个民族精神，以后的历史该是怎么样的，很难使人会有乐观的想象。这种从精神性格特别是从心理上做彻底手术的精神专制，简直是最顶级的统治术。——不过话说回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中国知识精英们至少要在这件大罪恶上负一半责任，因为他们是热昏的积极分子，自投罗网，殷勤合作，完全丧失理性底线。
当我们考察现代中国史上知识精英们可怜复可鄙之表现时，深感钱锺书是值得尊敬的一种范型。钱锺书不能例外地是专制社会的弱者和怯懦者，然而怯懦也有不同的选择。钱锺书的意义在于：当你没有自由的时候，你要努力保持独立，不要和光同尘，更不要从众做集体主义积极分子之一员；当你连独立的资格也保不住的时候，你要尽可能地保持沉默；除了“连一根头发都不要被魔鬼抓住”（钱锺书语）之外，更不能为了跟进时髦、谄媚政府、争当先进，而丧失君子之德，做同室操戈之卑鄙者。这是最低层次的“消极自由”选择。—— 做一个“学术隐士”是庄子和陶渊明开创的范型，当你看清楚世事无可作为的时候，要承认自己无能。这是一种自知之明。知识分子改善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除了助纣为虐。
二、默存的戒律：少年影响与青年信仰
陶渊明有“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的诗句（《与殷晋安别》），从少年时期起就饱读古典诗词的钱锺书，必然早就参透这两句诗的深刻意蕴，其中的社会哲理和人性微妙内涵，与他的字“默存”密切呼应，积淀在潜意识里。
钱锺书少年时期是一个自由自在、痴气旺盛、专爱胡说乱道和好臧否古今人物的角色，直至青年时代，他还保留着议论英发、口若悬河、锐利狂傲的性格。但是，自从让他自由发展的大伯父去世以后，他的父亲钱基博接手对钱锺书进行约束训导，特别给钱锺书改字为“默存”。默存者，典出《易·系辞》：“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汉扬雄《解嘲》：“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攫：抓，掠夺；挐：牵乱；纷乱）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1]——弗洛伊德指出：童年经验影响一个人的终生。以“默存”为字以及其原典的深意对钱锺书在将来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表现，有根本的影响。可以这么说，在中共体制下整个知识精英集体确是“炎炎者灭、攫挐者亡”的标本，正因为他们欢欣鼓舞炎炎趋向政治时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失去反思批判精神而为新政攫取意识形态资本和制造激进思想的纷乱（费孝通在文革后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还意气风发地说：那时候我们就是舆论！我们在舆论上打败了国民党！），所以事实上他们是典型的左倾分子，结果无异飞蛾扑火，从来只有蹦达的跳蚤自取其灭。而钱锺书的取道，就完全是“默而成之、存乎德行”，知玄知默，守道之极。
一大批知识精英跟进时髦，全部成为流氓的精神奴役品，可见时髦实在不宜跟进。胡适当年在东北沦陷时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结果被舆论斥为“汉奸”、“卖国贼”，对此胡适感慨道：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钱锺书正是深得“时髦不能跟”之精神的智者。
钱锺书的案例值得研究。不单止你看不到他对政治有任何表态，甚至连关心的兴趣都未曾荡漾过，但这绝不影响他是一个很正直、有骨气、对人富于仁义道德之古道热肠的君子。[2]你会惊讶他原本是一个喜爱发表观点和擅长呈现口才、特别喜欢臧否是非这样性格的人，后来却竟然成为最沉着封口、低调和谦让的黙者；其次，钱氏是典型的文学家，文人爱夸张激动，最易头脑发热成为极端左派，最多尖锐批评意见，但是钱氏却在不应然的范畴里清醒冷静到极致。由此可见这个人具有非凡的理性精神。钱锺书之所以不跟进时髦，其一是天纵自由性格和有特立独行的精神，甘于做一个对政治绝缘的守道者；其二是“默而成之、存乎德行”的父训所致。其三与他具有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历史哲学有重要关系（见下文）。
谢泳在探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49后的突然转变问题时，引入了“青年信仰”的解释论，他认为“青年信仰”是指一个人在他整个人生观尚未确立之前所自觉选择的一种人生信仰，当在25岁之前，“青年信仰”可以作为我们判定一个人一生经历的主要标准。谢泳是用逆推法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即从一些在晚年能够保持清醒判断力的知识分子，去追溯他们的“青年信仰”。[3]其实最有说服力的应当是钱锺书。
先来看看“青年信仰”的心理学依据。美国马利兰州国家精神卫生学院院长吉德博士，领导一批科学家组成一个项目，对2000名青少年（由4岁到26岁）进行研究，每两年照脑一次，脑部扫描发现，控制个人行为的脑区域，大部分人的一半脑部显示健康良好，另一半脑部则出现失常现象，大部分人的脑区域，要到25岁才发展完全。吉德博士说：过去以为年龄达到18，身体及智力已发展到成熟期，但事实证明这或者过早。25岁是脑部发育到能够完全进行理性思考和解决问题，以制止危险行为的阶段。当年轻人的脑部未完全发育成熟时，致令他们行为鲁莽，做事不顾后果，性情会相当狂野。
但是如果在进入25岁脑部发育完全成熟之前能够接受很好的理性教育和尽可能扩展文化视野，那么就可以形成深刻的理性种子和独立自由的信仰精神。特别是凡事按照理性系统来接受修养、认知道理、解决问题和做出决策，具备反思和批判精神，不会依从感性和舆论任性激动。钱锺书在十岁的时候被父亲用《易·系辞》和扬雄《解嘲》的思想加以训导，而且钱基博还亲自写了一篇《题画谕先儿》（钱锺书的小名叫阿先），对他进行谆谆告诫，其中有云：
少年人不可不有生意。所谓生意者，须如早春含蕾，含而未透，乃佳。吾常目此时曰“酿春”；愈酝酿，生意愈郁勃…汝在稚年，正如花当早春，切须善自蕴蓄。而好臧否人物、议论古今以自炫聪明，浅者谀其早慧，而有识者则讥其浮薄。语曰：“大器晚成。”蓄之久，而酝酿熟也。…汝不可不知此意，切切。
十岁的钱锺书从此收拾起痴气盎然、任性轻狂的心性，慢慢进入到一个大量阅读以至入迷的自学蕴蓄阶段，另一方面父训渐渐产生影响力，据此推测，“默存”的深意从童年阶段就针对他的天性敲响了警钟。直到1931年10月31日，钱基博在给21岁的钱锺书一封信中，还反复告诫他：“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沉潜不如…独汝才辩可喜，然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4]——可以推测，“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一语会深刻地打入他的意识深处，后来在历次运动中他消极怠工，效老僧入定，金人缄口，实在是童子功和青年信仰的根性影响。颇具讽刺意义的是：1957年，中共号召知识分子提意见，钱基博及钱家一门堂兄弟等聚议要不要发表意见，钱锺书反复劝亲友们“根本不要提意见”，结果曾经教导他要“默存”的父亲，竟热昏了脑子，写了洋洋洒洒的意见书递交上去，唯恐不及地成了著名右派。
三、旁观者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
少年父训和青年信仰虽然深远，但是最后完成钱氏世界观和价值观而发生深刻影响的，我以为还是西方的政治哲学思想和深刻的历史观。这样的政治哲学观与史观，并非来自任何政治实践，甚至没有参与政治舆论的任何经验，它源于钱锺书对西方思想学术经典的大量阅读经验所形成的哲学思想和颖悟之才。下面我们从钱氏一系列的著作，去挖掘钱锺书成为一个清醒、独立和理性的旁观者之思想根源。
钱锺书在1932年发表了一篇书评《旁观者》，评论西班牙哲学家加赛德的《现代论衡》。是时22岁。《旁观者》可以说是钱锺书最重要的关于哲学、史学和政治学的随笔（按照西方文体学的分类，随笔是灵性的小论文）之一。钱氏通观这些年英美讨论现代时代精神的书，指出：这些问题多是弄文学的人最喜欢谈的，这些书共同的特点是：现代人不讲理性，不抱理想；现代是有史以来最奇特、最好或最坏、最吃紧的时代。钱锺书指出这许多书的弱点是：我个人所看见的谈现代“时代精神”的文学批评家，没有一个是有史观的，他们的“虐今荣古”本身就是现代时代精神的征象。”
钱锺书是怎样论述史观的呢？他说：讲史观不容忽视史迹的演化，形成现代的因子，早潜伏在过去的时代中，现代之所以为现代，有来源和造因，并不是偶然或忽然的事。讲史观的人对于史迹，只求了解，不能判断，只可接受，不能改革。因为，从演化的立场上讲，每一个存在着的时代都是应当存在；每一个过去的时代都是应当过去；每一个现象的存在就是它的充足理由。讲史观的人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因为他知道革命也是事实，也有它的来源和造因，他得接受，因为既有这种事实，一定是符合着演化上的需要，他同样得接受。
这就是钱锺书以“旁观者”作为这篇文章最深刻的意义，也是决定钱锺书一生经历和世界观的根柢。我读过钱氏的差不多所有著作，我发现这是他直接表示他的世界观、由此间接表明他的人生观和政治立场的文字，这是最透彻的秘密。但是我从来没有发现别人注意过。[5]
钱锺书在该文中，指出加赛德是懂得史观的，他讲现代思想的状态，要旨只是一句话：现代思想是古代思想的反动，古代思想是理性化的，理性化过度，激成现代思想，变而为生命化。这种反动是应当的，不过最好能“允执厥中”，调和理性与生命。钱锺书同意加赛德的说法：一个时代最根本的是它的心理状态，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不过是这种心理状态的表现。钱氏甚至认为是“精神决定时代”。
我揣摩钱锺书的深意：过去时代是贵族和精英的时代，后来是资产阶级的时代，到了现代，则是平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勒庞称为“群氓时代”）；过去贵族和精英讲究理性，现在无产阶级要用生命化的感情（激情和狂热，颠覆和革命）来重新安排这个时代。这是历史演化的必然结果，也是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这种颠覆、革命、反动和狂热的生命化精神，就是决定这个时代的本质。——对于这种革命和演化，你只能够接受，你无法改变。你只能够了解，不能够判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理智的就是做一个旁观者，你没有其他选择。——钱锺书自认自己是一个非平民的书生，是一个不革命的局外人，他天性追求独立自由，反对通过整体主义遏制个人主义，从本质上他不属于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但是他没有能力、也知道谁也无法改变这样的历史进程，所以只有接受。结论就是：有自知之明地做一个完全不参与的旁观者。
这就是钱锺书选择做一个时代的旁观者的根本原因。有些人历经万劫不复的灾难后依然还未清醒，但是钱锺书仅仅只有22岁，就洞察了人类的史观，我不知道现代中国还有谁看得比他更深刻的。——当你没有能力改变这个时代精神、即改变整个时代人们的心理状态的时候，无数跟随无产阶级一起激动、奋进和狂热的知识分子，最后的出路，无非就是成了三种人：党人；阉人；罪人。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不残疾，谁是废人？你不弱智，谁最愚昧？你不堕落，谁还比你更下流？
在《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1938年）中，他用假定虚构的情节写出人性分析的深刻思考，以“魔鬼的引诱和试探”来端出我们必须要经历的时代考验。魔鬼对钱锺书说：“你受我引诱时，你只知道我是可爱的女人、可亲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没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绝我引诱的人，像耶稣基督，才知道我是谁。”“我虽属于地狱，在社会的最下层，而从小就有向上的志趣。对于书本也曾用过功，尤其是流行的杂志小册子之类。因此歌德称赞我有进步的精神，能随着报纸上所谓‘时代的巨轮’一同滚向前去。”——钱锺书的深刻在于：知道魔鬼就藏在最美好的事物里，还藏在这个时代的主角：最下层的跟随时代巨轮进步的革命者身上。当我们在追求高大上和真善美的时候，却常常不知道在为魔鬼服务。人类总是在伟大理想和光荣事业的旗帜下，做着最卑鄙丑陋和最凶残的坏事。这个激情时代的革命和进步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钱锺书在人性论分析的理性下，借魔鬼的口说道：“我通身热度都被寒气逼入心里，变成一个热中冷血的角色。”[6]——简直是借魔鬼的酒杯浇自己的块罍！
在《谈教训》（1938年）一文里，他说道：“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的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
[7]在《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1983年）里，他写道：“马基雅弗利观察古今社会和政治生活，归纳出一个臭名昭著的事实：‘导致光荣显赫的欺骗和罪恶’（frodionorevoli, sceleratezze gloriose）,邦戴罗对那个贼的美满收场，也鉴古慨今，发了同样的议论。” 邦戴罗这个小说家说了什么呢：“好多王公贵人都是这样起家的，他们位高爵贵的来头并非德行，而是为非作恶。那个残杀同胞、盗窃财产的贱种就也摇身变为贵族和上等人了。”[8]——刚刚旁观过两场残酷战争而过来的钱锺书，以这样的见识，你以为他还会对暴力胜利者有崇拜之心么？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钱锺书说过一段众所周知的深刻论断：“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的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的模型（pattern）；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须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这不仅文学上为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革命，亦何独不然。所以，我常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叔本华说得好：‘假如在这个世界里，真理不同时是诡论，这个世界将何等的美丽呢！’后之视今，正犹今之视昔，世间有多少始于‘革’而不终于‘因’的事情？”[9] ——这篇文章也是写于1932年，正是22岁的青年信仰的奠基，他的那句结论，就是他常说的断语。
钱锺书自称是一个“旁观者”，无疑来自于英国文化的本质。1711年，英国文学家约瑟夫·爱迪生（也是牛津大学出身，钱锺书的前辈校友）创办一小型文报《旁观者》，在《<旁观者>及其宗旨》一篇发刊词之补充里，爱迪生如是说道：“我甚愿将本刊介绍给下列一类先生每日阅读，这些先生我实不得不引以为我自己的兄弟与俦侣，亦即《旁观者》之盟友；原因他们居处于斯世之中，但却又与之全然无涉…总之他们与其余人类绝少干系而只是从旁观望…总之，一切将此世界视作一大舞台并拟欲对活动于其上的人物有所论列的人。”[10]
1939年，钱锺书出版《写在人生边上》随笔集，在序言里这样说：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11]——当你知道钱锺书选择做一个旁观者的世界观，你才会明白他不想负有指导世人和教训当权者的重大使命之原因。这些观念就是来自英国文化的底子。
钱锺书从理性深处对政治和政府、对革命和群众始终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这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有的思想人格。正是在这方面的思想深度，使钱锺书和一大批左倾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区别开来，自觉成为一个政治社会的“旁观者”。
四、特立独行的“独者”
彻底的自由派思想者应该始终如一地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关键在“独立”。真正的自由派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独者”：不友，不群，不党。只有这三不，才能保持自我的清醒理性，不被世俗人情、宗派激情、群氓疯魔影响力和非理性绑架。独立是自由的前提，也是自我责任感的前提。——凡是将“人民群众”奉为伟大神圣的父母者，都没有资格入自由派。要独立，首先要破群众观念和党派情结。
在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勒庞看来，群众就是乌合之众、群氓。群体是非理性的、平庸的、愚昧的、不道德的、任性的、本能的和低等的，人类多数重大的罪行都是由群体以伟大的理想名义、在狂热情绪下通过集体组织疯狂完成的。为了集体行为必须委屈个人，使个人主义顺从。群众力量理所当然地免除了责任感，蔑视法治，而自觉行使其多数暴力的专制。[12]
在我看来，陈寅恪也是以严守独立精神作为自由思想之前提的。50年代初，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道：“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13]谢泳指出陈寅恪是以退回内心作为守护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方式，以消极的姿态来保持内心的自由，他没有向外。[14]不向外就是坚决不做积极分子，甘愿在新政权和新中国做一个落后分子，这需要多大的勇气，更需要多透彻的认知，才能甘心从此成为一个遗世者？说明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会比独立与自由更可贵，即使与时俱进，什么风流、尊荣，什么祖国昌盛、人民新生，如果我自己都不独立、不自由了，一切皆为粪土。
这是深刻的自由主义的认知和精神修为观念。主流的观念把祖国伟大、时代进步和人民神圣看得重于自我的人格，其实是几千年集体主义虚荣道德作祟的结果。你敢于将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置于祖国利益和人民地位之上么，你真的敢于承认它们的至尊地位么？这是对中国人现代性最基本又最严峻的考验。这才是真的促使祖国伟大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志：假如普通个人都没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那么这个国家和这样的人民还有地位吗？由一个个流氓组成的群氓不是优秀的种族，即使一群知识精英聚合在一起，也会完全降低他们的品质和智商。——这是最基本又最深刻的原则，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能够接受和难以在灵魂深处建构起这个观念的。说到底，40年代那批号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归根结底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叶公好龙罢了。
钱锺书的独立人格和狂狷气质使他天生远离群体。他曾经自白说：“人謂我狂，不知我实狷。”狷者，性情正直，不肯同流合污。凡狷者，必厌恶和光同尘，尤其憎恶结党。钱锺书有一篇随笔《谈交友》（1937年，27岁），首先对一般朋友的定义进行证伪：他否定西谚所谓“急需或困乏时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斥之为势利朋友；又接着证伪孔子所谓“直谅多闻的益友”说，指出这是漂白的功利主义。大凡最自负心直口快、喜欢规过劝善的人，同时最受不起别人的规劝，因此直谅的人彼此间不会产生什么友谊。所谓劝，无非用大帽子将你压住，无抵抗的让他攻击，卑怯不亚于打落水狗，他们喜欢规劝你，也喜欢你有过失。钱锺书直接宣布：直谅的朋友，我是没有的，我也不感到“益友”的需要。“无友一身轻。”——这就是独立个人主义者的本色。他只需要一种“素交”的和快活自省的朋友，并非由于说不尽的好处，倒是说不出的要好；真正的友谊，是比精神或物质的援助更深微的关系，最关键的是孟太尼解释他跟拉白哀地生死交情的话：“因为他是他，因为我是我。”[15]就是这句话，完全彻底地表达了钱锺书最重要的个人主义人格。即使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互相保持距离，没有任何利益和精神的牵涉。有如此性情，更其拒绝群体。
钱锺书怎样看待群众或者“乌合之众”呢？我未有发现钱氏评论群众的文字，他似乎不屑于批判群众这个集体，我只看到这样一段涉及到：他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序，这样说道：“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16]
五、除了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还有其他出路吗
本文探讨的问题非常令人困惑，除了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还有其他出路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为公共社会鼓与呼，还算是知识分子吗？可是，49年之后的中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有过任何积极贡献么？牺牲自己固然可以博取清名。可惜连一个正直干净的品格都没有了，将何以在九泉之下相见？读一读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你会很沮丧地发现：无论是左派知识分子，还是右翼知识精英，都不过是“把世界搞得一团糟的糊涂蛋”，索维尔以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为背景，对著名的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法律和外交领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他的发现就是：知识分子在此阶段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功能就一个：添乱。[17]
知识分子的自负使他们有太多的经世济时治国平天下的狂妄理想，因此都会很容易成为法国式唯理主义的“精英设计派”，相信自己的积极作为一定可以从顶层设计开始，去改造社会和国民性，实现蒸蒸日上的伟大进化。哈耶克对此毫不客气地决然否定。他说：苏格拉底认为，承认我们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之母。那种认为人经由审慎思考而建构了文明的观念，乃源出于一种荒谬的唯智主义。“并不是人控制着文化，而是文化控制着人”，制度、传统及习惯这三者常常会混合在一起发生作用，并产生某种与我们所旨在实现的目标差之万里的东西。大多数的知识只是散存于无数个人手中的知识，知识的分工特性会扩大个人必然无知的范围。所以想通过革命和伟大政府设计、干预社会与人，只能通向专制社会。在追求和获致一绝对的集体目的的过程中实现设计好的理想者，必是自由之敌；只有在自生自发的、有机缓进和并不完全意识的发展中的状态，以及强制的不存在，才是自由的本质，真正的社会进化是由此获得的。[18]
据此自由主义精髓的观念来看，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革命和拥护人民政权的作为，同助纣为虐地支持专制有何区别？你能说他们是真的自由主义者吗？他们被无情地踩在独裁者的脚下固然值得同情，但是我们必然发生对一种积极进取从政态度的深刻怀疑。连正直与干净都没有了，连思想能力都丧失了，还谈什么经世济时。
在一个严峻的环境制约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守护内心珍贵的独立性和思想自由作为最后底线的习惯。在不自由的环境下，永远都会有左中右三类：或者成为清流之士，发出激越抗言之声，不惜以身试法；或者做识时务的应声虫，积极配合环境的压迫；或者在最低调状态下沉默，做一个拒绝表态的、特立独行的、保持内在自由思想的个人主义者。为什么多数人甘愿做识时务的第二种人呢？为什么做不到一个“黙者”呢？在一切自由之中，真的知识者最珍惜思想的自由，绝对不愿意按照别人的思想来安排自己的思维，可惜中国人的主流是和光同尘。
独处和面向专制社会沉默，是一个知识分子坚持清白的底线。在残酷社会里，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和作为，钱锺书遵循了古典隐士的范型，这种范型并不高尚，但深具启示性。保持自身的正直、干净和独立人格，显然非常困难，只要你积极参与党派政治，被群众运动左右，你便从此被非理性传染的影响力和政治功利所绑架，即使再高尚、清醒的圣人，也不能免俗。专制社会明摆着的事实是：权力独裁，政治铁幕他人不得参与作为。
我们宽容地理解，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或者学术家，他有不介入公共领域的自由，沉默，无反应，甚至不关心，不从众，远离群众，不党不派，只有独立自由的专业本位。至于有浓厚兴趣入世的知识分子，可以做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或者做一个政治研究的启蒙者，但是不应该借助政府甚至极权的力量去实验总体性的乌托邦工程，须抵御“终极解放”和“人间天堂”的诱惑，拒绝以权力实现理想的方式，从事对权力和政治限定监督之守护者职责，坚持一种“反政治的政治”权利，同时努力在公共社会普及“社会的智慧”之常识和倡导“具体法治”之建设。当他有资格和有能力保住自己最基本的权利和正直、独立的良心品格，特别是独立思想的能力和智慧之后，才有资格谈真正的知识分子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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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转引自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P15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3
[2]参见柳鸣九《君子之泽，润物无声--心目中的钱锺书、杨绛》，爱思想，2014-11-25
[3]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P402，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1
[4]转引自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P155-156，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3
[5]《旁观者》，原载《大公报·世界思潮》第二十九期，1932年3月16日。参见《钱锺书散文》，P135-140，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7.
[6]《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见《钱锺书散文》，P5-P12，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7
[7]《谈教训》,见《钱锺书散文》，P37-41，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7
[8]《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见《钱锺书散文》，P381-382，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7
[9]《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见《钱锺书散文》，P84-P85，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7
[10]约瑟夫·爱迪生《<旁观者>及其宗旨》，高健编译：《英美散文六十家》，P112，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8
[11]《写在人生边上》序，见《钱锺书散文》，P2，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7
[12]【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一章，秦传安译，哈尔滨出版社，2011-5
[13]转引自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P112，三联版
[14]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P143，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1
[15]《谈交友》，见《钱锺书散文》，P65-74，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7
[16]《<干校六记>小引》，见《钱锺书散文》，P454-455，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7
[17]参考刘瑜《把世界搞得一团糟的糊涂蛋》，上海书评2013-12-8
[18]【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P19-64，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