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时有同仁问笔者这一问题：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抑或是一个反自由主义者？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是”和“不是”来回答。一者，笔者是自由主义者吗？显然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追求思想之独立和学术之自由的学者本质上都应该属于自由主义者，苏格拉底如此、亚里士多德如此、卢梭如此、李斯特如此、西斯蒙第如此、威克塞尔如此，马克思也是如此；而笔者长期以来一直在追求这种独立与自由，既不愿盲从于任何教条，也不依附于任何流派，同时致力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之路的探索。二者，笔者是现代“新自由主义”所鼓噪的那种自由放任主义者吗？显然又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有现实“问题意识”的学者都不可能是自由放任主义者，斯密如此、李嘉图如此、马尔萨斯如此、穆勒如此、马歇尔如此、凯恩斯如此，哈耶克也是如此；而笔者不仅正视社会“现实问题”，尤其集中探究社会异化问题，同时致力于对自由放任主义内在缺陷的挖掘。

其实，这一看似简单的价值取向问题之所以如此难以回答，主要原因有三。一者，自由主义一词本身经历了长期的演化，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如无支配的自由、无干涉的自由和自律的自由等；二者，自由主义的内涵呈现出日益复杂化的趋势，如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到改良自由主义再到现代自由主义等概念的演化；三者，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而在90年代形成全球思潮的“新兴”自由主义又开始向古典自由主义复归，从而又呈现出原始的、简单化特征。显然，不同群体往往基于不同的立场和目的来使用自由主义一词，从而导致自由主义的内涵和特性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又受新兴自由主义的支配，在理性思维的主导下不断朝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方向发展。正因如此，要回答“WhomamI？”这一问题，尤其是为了使读者不为当前那些简单化的标签所误导，就必须对自由主义的内涵有个清晰的界定。显然，这就需要从起源学角度对自由主义一词的演化过程进行梳理，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对自由主义的清晰认识，并最终可以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回答。

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人道关怀精神，那些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往往用其毕生精力来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作深刻的剖析，而不是仅仅粉饰它，论证它的合理性。事实上，在西方社会流行的几大思潮中，无论是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其代表人物本质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试问：有谁能否定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麦金太尔、德沃金、桑代尔、泰勒是自由主义者吗？他们之所以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一种简单自由主义，试图对简单自由主义造成的人类社会“自我荒谬化”倾向进行拨乱反正。对这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解，也是源于“精神之独立”和“思想之自由”的角度；正是基于这一角度，笔者当然也是自由主义者，而那些否定者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首先把权力等同于财产权和合同的自由，就是说，是等同于经济的自我利益，而不等同于知识的、宗教的或政治的自由。”

而且，那些知识越渊博、思想愈深邃的学者，人本主义精神就越强烈，越会全面地审视社会中的异化现象。事实上，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无论是斯密、西斯蒙第、马克思、穆勒、马歇尔、凡勃伦、加尔布雷思还是森，他们都不会对简单地采取自由放任或国家干预的政策；如斯密充分认识到企业主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性，而马克思则把人的全面自由视为其根本的学术思考。而且，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那些对人类影响愈大的学者，其思想的复杂性往往也越明显；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实际上已经在历史、哲学、宗教、法律、政治学、社会学乃至心理学等领域得到充分的挖掘，斯密思想的复杂性也充斥在各个领域，笔者在探究斯密在人性上的认知时也充分揭示了这一点。所以，加尔布雷思强调：“马克思是非常宝贵的社会调查力源泉，因而不可能作为共产党人的专有资产流传下来，斯密实在是太博学风趣，因而不可能沦落到与几乎没有真正读过他的著作的保守分子们同流合污。”

2012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