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田余庆先生，因病于2014年12月25日凌晨6时0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田余庆，陈寅恪之后的中古史大家是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田先生最著名的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虽不曾洛阳纸贵，但史学圈内的评价却持续走高，尤其在海外相当有影响，堪称历史系学生必读书。
我青少年的时候，颠沛流离，未能获得稳定的求知环境。平凡的家庭未曾给我书卷习气的熏陶。那时是抗战第一，个人成长也是时刻心系民族存亡。后来流亡到大后方，碰上逐渐兴起的学生运动新潮流，青年人忧心国事，痛恨腐败政治，自然被潮流吸引。
可以说，我的青年时代，读书求知的机会是靠自我奋斗，在缝隙中获得的。读书欲望虽然强烈，却不存在学术上有多大造就的志向和幻想。后来几经折腾，试过几个学科专业，终于落脚到史学领域之时，我充满欢心和干劲，也由于缺乏坚固的学识基础而战战兢兢。
我起初的落脚点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此时我已经转而专注于古代史，研究民国史并不是我的愿望。我在先辈的指点下被安排参加近代史史料编辑。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余逊先生过世，我被指定接替他在历史系的断代史教学工作，主要是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兼教中文等系一部分通史课程。
那个年代的教师，尤其是中青年，多数人都只能随着政治运动的风向飘移，难得有宁静治学和独立思考的条件，业务长进有限，我自然也是如此。我在政治运动之余，把教学当作一小块“自留地”，愿尽心尽力耕作，一来为学生，二来也让自己获得一点教员的奉献感。我的要求不高，阻力却是很大，常被批评脱离政治，这使自己长期感到压抑。
学校也有科研任务。中国史的科研，风向所指，一是学术批判，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批胡适，但持续时间不长;一是意识形态强烈的五类课题的讨论，向达先生谓之为“五朵金花”。批胡适，我被邀约，写过批判“实用主义考据学”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当时自己是初生之犊，以无知而忝列“新生力量”，但心里并非无畏。
我自知所懂甚少，跟着风向在政治上上纲上线，折腾一番，学术意义是谈不上的，运动过后，事情也就忘了。没想到隔了近半个世纪，谢泳先生著文涉及旧日批判胡适一案，顺便说到我，说我当年所批“实用主义考据学”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就是我自己后来治学的门径。谢先生的中肯批评使我自感惭愧。
关于“五朵金花”一类课题的研究，当时搞得热闹，我也不甘寂寞，暗自跟进，只是尚无把握，不敢张扬。我把范围选定在阶级斗争(实指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在社会形态转变中的作用这个方面。这并非新鲜问题，要想出点新鲜见解并不容易，搞不好很有可能被指责为异端。所以我着重找马恩语录来做支撑，写成了几万字的草稿，尚未完成。
正在此时，学校展开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被列入北大全校所谓批判“党内专家”(这是北大某领导人自创之词，意指以专家自恃的党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的什么专家)一案。那时风云骤起，被批者和批判者都不甚明白这一案是怎样搞起来的，反正是乱砍乱伐，上纲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披着理论外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
批判毫无理性，残酷无情。最让我吃惊的是，校领导在总结此案的大会上，竟说出如果党员中有谁再搞修正主义，就休怪下手更重的威吓语言。我预料还将在党员教师中找所谓披着理论外衣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靶子，而我手上那篇未完成的文稿正适合批判的需要，于是就此机会偷偷把它烧掉，避免后患，心想以后决不再涉此类课题。
下决心一烧了之，还有一个较深层的思想背景，就是批斗并没有让我明白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历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北大领导在总结此案的大会上训斥我们，气势很足，只是也没有说出什么是修正主义的话来。后来有点明白，就是越“左”越好。
在等待发落的过程中，我为了汇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得，取毛选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写成一篇歌颂农民战争的文章，调子很高，《新建设》杂志印成大样，准备刊出。稍后形势变化，大局调整，舆论随之降温，文章没有出炉。这一在被扭曲心态下写下的表白性的违心之言，既误人又伤己，如果发表出来，成为我自己学术档案中的一页，将会是我永远的内疚，比起当年由于无知而乱批“实用主义考据学”，性质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在全国调整时期，我在翦伯赞先生主编中国史教材这项上面抓得很紧的任务中，潜心编写古代史的两大段落，利用时机补读了一些早该阅读的书籍。这是难得拥有的平静思考而又感到充实的几个年头，翦先生是非常关切我的长者，理解我的处境，对我调适心态帮助很大，我很感激他。只是他无从理解他自己的处境，不久以后就陷入大灾难之中，令人悲愤不已。
这几个年头，是我对自己的学术人生的反思过程，也是认识深化过程。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学术上不可能不受政治风向的制约，但也不能一刻放弃独立思考。求真务实毕竟是学术的首要条件。自己落笔为文，白纸黑字，要永远对之负责，不能只顾眼前。如果以务实求真为目标，真正做到以我手写我心，错了改正，这样的学术工作才能心安理得，才是为学正道。
我按照独立思考、务实为学的信念，改变过去浮华的路数，设想沉潜做专题研究工作，逐步推出专题研究课程，酝酿写出研究文章和著作，重新开启自己为学之路，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没等到迈开脚步，“文革”一来，一切变样。不过有了这几年的沉思和历练，学术理念已较为明确。只是所设想的为学之路暂时受阻，等形势稳定后再说。
几年理性反思使我脱离了过去那种懵懵懂懂的状态，成熟了一些，懂得随波逐流的错误和危险。因此，我在十年“文革”中多少能理性地判断方向，谨慎从事，避开一些风浪，少栽一些跟头。这里我举与学术有关的两项事例。
正当外间盛传“劝君莫骂秦始皇”诗句的时候，军宣队带同出版社的人，找我写歌颂秦始皇的书，作为政治任务，要得很急。我知道此事有来头，不容说不。他们要的是政治，不允许两点论，学术水平不太在意。我处在困难中，只有拖延一法。拖到出书失了时效，才被允许改为写一篇论文，要在《北大学报》复刊号上刊登。
文章写完了，虽然重在歌颂，但总体上还是没有脱离两点论。军宣队的干部会上放出话来说:“北大居然还有人坚持骂秦始皇是暴君!”言外之意大家懂得，好心人为我担心，让我家人考虑眼下利害关系，劝我不要再顶牛了。
我当然非改不可。怎么改呢?我想到如果只图现在过关，时过境迁之后，有人以此责备我涂抹史实歌颂农民所反对的暴君，我能规避文责吗? 所以我只有斟酌分寸，删除了部分内容，在文末另加小段文字，表明秦始皇历史贡献中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对此不予评论。
这样，妥协达成，《北大学报》登出了这篇艰难曲折中写成的平淡文章。风波过去了，我逃过一劫，避免了背负自责的包袱，舆论也能理解我的苦心。事后回思，我把那时能侥幸争得这种妥协视为自己坚守务实为学的小小的得意之笔。
务实为学，还有一个事例。在评法批儒高潮中，我被约为《历史研究》复刊号写文章。
此时曹操作为法家皇帝正被热捧，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还有点话可说，于是写成《袁曹斗争和世家大族》一文。
审稿过程中，风闻有较强烈的责难，我没有太在意。我猜想责难可能是在曹操兴于法而终归于儒这一见解上，这一学术见解如经恶意歪曲，可能触犯大忌。但我知道，按曹操情况，不崇法不能起家，不入儒不能治国，此见解既有史料根据，又有前人研究可供参考，所以我敢于坚持。
此文刊出时用小字排印，附在一篇大字排印的工农兵群众歌颂曹操文后，可以被理解为一篇供批判用的反面文章。我当时对此有点懵懂。后来全国政治大局有了急速转移，舆论重心随之大变，此文居然躲过批判。
多年以后，清华的刘桂生教授告诉我他所知审查此文的幕后情况，颇为详尽曲折，也算是我所知关于此文的一点小小掌故。曹操一文的论点、思路和方法，实际上都是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这在当时并不是自觉的，却对自己以后的学术工作长期起着作用。现在我把此文选入本卷书中。
一场“文革”，连同其序幕和余波，对我说来，损失时间又不止十年。从生理上说这是读书人最能拼搏出成果的十年，我失去了。等我在学术上重新上路时，自觉还略有余热可用，只是一刻也不容耽误。
重新上路，从重新读书开始。旧史新读，有时能读出新义。学与思结合得紧一点，读书得间，能较快发现新问题，顺利进入研究过程。
我秉持的理念，是求实创新。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我都不去考虑。我知道能拼搏的时日毕竟有限，必须量力而为，心无旁骛，特别是在研究范围方面不容扩充。
教师最主要的任务是教书，我是以教书为乐的，所以我把备课与科研结合起来，教学促科研，科研为教学。我觉得这是我发挥余热的合适而有效的途径，我循此走过十好几年。后来一场大病剥夺了健康，教课暂停，科研还勉力维持，只是节奏慢了下来，思维能力退化。八十之后，沉潜的研究是全无力气了。
勾勒自己的学术人生，觉得在学术上能发挥一点光和热，主要是“文革”以后的事情，为时已经不早了。1991年我在自己的一本书的前言中说:
十余年来每有所思所作，总不免晚学之憾。但是自知之明和学有所守的体会却日渐增长。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学家在自己的一种著作付印后被问及此后写同类作品的设想(注:这是指杨绛先生为《围城》出版事问钱钟书先生的话，当时为避攀附之嫌而未举名字)，他回答说，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而写出来的不是东西，那就要后悔了，而后悔的味道不好受。所以他强调说:“我宁恨毋悔。”对这几句话，我曾久久凝思。
我知道学科有不同，学识有高下，不能一概而言，强比前人。不过“宁恨毋悔”的论学之语有如当代《世说》，读来浓郁沁心，极堪回味，我愿以为圭臬。
我用旧日写的这段话来结束新的自序。我想强调一下其中的关键词，首先当然是“宁恨毋悔”。此外，“晚学之憾”和“自知之明”也要强调，“晚学”所以少成，“自知”所以知足。至于“学有所守”，是想避免曲学和滥作，守住科学良心，这是我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