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9年秋季回到北大读研时，对于历史学不要说不入门，就连历史系一般本科生的水平也达不到，两个导师的论著，田余庆先生的我只读过《中国史纲要》，祝总斌先生的我只读过《北大学报》上的两三篇论文。入学不久，大概基于本研究方向的一个传统，祝总斌先生带着我去拜望周一良、田余庆两位先生。表情凝重、浓眉微锁的田先生，一开口就浇了我一头凉水：“从中文系、外文系改到历史系来的，少有成功的先例。”那时我并没有铁了心要长久学历史，田先生的话倒也没有让我太沮丧，不过内心还是有一点抵触，觉得他不免小看人。相比之下，笑意盈盈的周先生的话就好听得多：“中文系的门槛高啊。”那时我绝对没有想到，就是这个第一次见面让我多少有些排斥感的田先生，成为我后来人生中最亲近、最重要的人之一。
研究生的第一年，只是跟着祝先生读《资治通鉴》，听各种必修和限选课，和田先生基本没有接触。让我慢慢领悟到历史学自有独特魅力的，最初就是祝先生讲授的政治制度史，有了制度史的知识和视角，读《通鉴》和正史就不那么艰难了。一般听过祝先生讲课的，终身难忘他的博学、缜密和通达，更不要说直接受惠于他那仁圣风范的言传身教了。这一年里，有一天我偶然在《历史研究》上读到田先生的《隆中对再认识》，大吃一惊，原来历史论文可以写得这么引人入胜。于是找来《说张楚》《论轮台诏》以及刚出版的《东晋门阀政治》，读得昏天黑地，如痴如醉，常觉心潮澎湃，喘不过气来，不得不休息一下。这种阅读体验，我以前除了读小说，只在读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时感受过。
我开始有“入门”的感觉，是研究生第二年的第一学期。那时田先生正在写《孙吴建国的道路》和《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他就着这个机会，召集几个研究生开了个《三国志·吴书》读书班。先是他自己选读一两个列传，从文献解读到史实考证，再到历史意义的阐发，再到论文的写作，是一个完美的示范。随后由我们学生轮流自选《吴书》中的某个列传，用同样的方式来讲读。我记得参加那个读书班的还有张伟国、何德章、罗永生等几位，先后在二院的小108和古代史教研室进行。田先生具体讲了什么，我自己和其他同学怎么选读的，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几个月我有了醒过劲来的感觉，终于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什么是“历史地看历史”。就是这个冬天，田先生突发心脏病。我们几个学生商量，继续这个读书班，去医院看望时，向他汇报了读书班仍在进行的情况，他还挺高兴。
经过了这个“入门”的阶段之后，我开始考虑是否要一辈子做历史，具体地说，就是接下来是否读博士。在多年的自我期待中，我从没设想过要成为一个学者。就此前有限的接触，似乎学者人生也不见得有什么吸引力。现在田先生、祝先生等人为我开启了理解学术魅力的门窗，但我是不是准备好了要终身投入历史学的行业中呢？职业历史学家的身份，意味着一种我很不了解、也未必向往的人生。进入硕士论文写作阶段，见田先生的机会多了一些，对他个人的了解逐渐增多，我慢慢地窥见了一个学术人生的新天地。那里没有我少年时代所向往的激烈慷慨、风谲云诡、人山人海和生死契阔，但却有我同样迷恋的透彻、从容、醇厚与仁义情怀。即使在最初接触的两三年，田先生已经向我展示了学术人生可以有多么美好，当然，那之后的二十多年，我只有越来越庆幸自己及时地走上了这条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是田先生引领我进入了学术人生。
就我学生时期的学业及留校后的科研教学来说，田先生对我最直接的影响是那种持续的压力。他对年轻人总有很高的期望，对我也一样，而由于我常在他身边，这种期望就成了巨大的压力。虽然我的抗压能力不弱，但自知之明还是有的，有时会有深深的、无处可诉的愧疚。1998年夏天我陪他去南京参加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年会，晚上去鼓楼上喝茶乘凉，闲聊中他说，你留校好几年了，该出一点有份量的东西了。对于一个东游西逛还没有找到出路的研究者来说，“有份量的东西”似乎是遥不可及的。我说，您呀，对我要求不要太高了。没想到他忽然严肃起来，说道，我可以对你要求不高，但你对自己不能没有高要求。这个话让我想了很久。2003年出《拓跋史探》时，他在前言结尾处写道：“北大的罗新君与我长年相处，协助我搜寻资料，斟酌意见，操持各种繁杂的修改事务和电脑作业，而且反复再三。罗新现在远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我期待他带回成果。”书出版后，他让正在北大读研究生的刘聪寄了三本给我。刘聪在附信里说：“同学们议论，说罗老师若是读到田先生这句话，会不会吓得不敢回国了？”很惭愧，那年夏天回国时我并没有带任何像样的成果。
我见过田先生修改别的同学的论文，密密麻麻的，有的都改花了，需要另写一页。但他看我的论文，基本不作文字的修改，总是和我谈议题的延伸意义，可能他觉得思考深度不够是我的主要问题。因为我本科是学文学的，早年曾痴心创作，读史不免为文字或故事的表象所障，思考问题容易停留在较浅层次，说话也常流露轻脱的一面，田先生非常耐心地、有针对性地引导我，对我的影响可说是至深至久的。比如，他看了我的硕士论文初稿后，对我说，就这样吧，剩下的时间去读别的书。过了几天他听一个同学说我的论文没有打草稿，本来是表扬的意思，但他立即把我叫去，要求我改写一遍，哪怕只是誊写一遍，说应该养成任何文稿都多次修改的习惯。我写博士论文时，每交一章，他都会反复询问还有没有可以深挖之处。那时我学力太浅，难以理解“深挖”的真实涵义，实在不堪他的追问之苦。但工作以后，我逼迫自己在讨论任何问题时都多想一层，看能不能在通常的解释之外找到更有深度的理解。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有一次徐冲提醒说我特别爱用“深刻”这个词，那么至少间接的成因是田先生多年的训练和压力。
很多人都称赞田先生会带学生，我根据切身体会和多年观察，感觉他是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因势利导。我一开始对西域史地有兴趣时，他是鼓励的，认为这样可以开阔视野，后来见我用力太猛，又提醒说不要偏离中原太远，不可忘记了拓展视域以反观中国史的初衷。这十多年我在内亚史方面用力稍多，略有所见，他一方面肯定，另一方面提示说，研究内亚史具体问题时，也要多想想与中国史的关联。正是在这样的提示下，我开始思考中国史中的内亚性问题。田先生在关键时刻的警示，帮助了我始终立足于魏晋南北朝史来观察周边，而不是游骑无归，“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发展成半吊子的中亚史家或阿尔泰学家。他并不认为魏晋南北朝史比西域史地或内亚—阿尔泰研究这些学科更重要，而是因为他了解我的训练背景和知识局限，知道我的长短和特点，才会及时提醒。据我观察，他对其他学生学术发展的建议和提示也都是基于学生自己的特点。比如李万生博士论文关注的是侯景之乱时期的河淮地理问题，田先生觉得万生硕士时在陕西师大有过历史地理的训练，以此研究侯景问题，可能会别有所见，所以是很鼓励的。到万生博士毕业，论文也快要出版的时候，田先生就劝他另寻题目，拓宽研究范围。田先生是这样说的：“做研究应该多一些切入点，就像村屯邑居，要多挖几口井，你到现在只挖了这一口井（侯景）。”
不过我必须说，田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也许还不是，或不仅仅是在学术方面。我之所以走上学术之路，不仅因为感受到了历史学的魅力，还因为看到了学术人生的可贵。这两个方面田先生都起了决定性作用。其实大多数学者的人生并不一定令人羡慕，学界生产的大多数论著也未必值得喜爱，可我的幸运在于，初涉学术之时，我就遇到了田先生。那种安详淡定、远离流俗的精神和生活状态，让我有一种找到归宿的踏实感。二十多年来，田先生时时刷新我对于人生的理解，我看到了学者的纯粹和人生的朴素。他经常聊起过去的人和事，固然也流露对于恶政当道的愤怒，但对那些在极端时代做了许多坏事因而后来恶名昭著的人，他似乎总有一种深深的悲悯，甚至以同情的语气讲述他们的人生遭际。反过来，一些后来被评价很高的名流人物，到了田先生的回忆里，原来也做过许多他们后来竭力回避或予以否认的事情。我甚至觉得，田先生研究历史上群体和个人在时势变局中的反应与选择，多多少少隐含着他对自己人生所见所闻所思的总结。
这十年来，很多人鼓励田先生写回忆录，都觉得以他的丰富阅历、史家见识加上出类拔萃的文笔，肯定会写出有历史价值的回忆。他一再拒绝，说出来的理由是自己一介书生，人生平淡，没有经历什么特别的波澜。但我感觉，田先生不肯写回忆录，除了谨慎的性格原因外，还有他对于自己所经历的20世纪悲剧般的历史似乎不愿进行系统的反思。以田先生的思维和写作习惯，他写回忆录必定与研究历史没有什么不同，而研究自身经历过的20世纪，和研究遥远的中古不同，似乎难以避免会时时沉浸在巨大的疼痛之中。除非万不得已，他不大愿意写怀旧思往的文字。这些年他只写了不足十篇的回忆短文，都已集入去年出版的《师友杂忆》。他在序言里说：“杂忆所及北大师友，多是受过苦难的，尤其是翦伯赞先生，是大苦大难。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容不下这样一批有过辉煌但已年迈的文化人？”这个感慨的背后，是无可言说的愤怒和无边的悲凉。这二十年来我大概是和田先生联系最多的人之一，聊天不算少，但我对他过去的经历还是所知有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并不那么喜欢怀旧，我猜想那还是因为“过去”本身过于沉重了。
有个道理我是近几年才明白的。我有时会讲自己在北大同事中的朋友圈子，田先生也问得特别仔细。我告诉他，我和丁一川、张帆、陈爽是读书时的狐朋狗友，常年一起鬼混，亲如兄弟，后来又和同事李新峰、郭润涛等成为好友，形成了一个感情很深的小圈子。田先生评论说：“你们现在很幸运，同事也会成朋友。”我非常吃惊，多年同事成为朋友，难道不是很正常吗？他说，经历了50年代至“文革”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同事变成朋友是很难的。后来又听他讲50年代北大的“洗澡”，即使在老教授们之间，一些过去每周一起下馆子的亲密朋友，也被发动起来互相批判，互揭隐私，多年友谊一朝荡尽。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对杨人楩的批判，最激烈的攻击就来自一个老友。后来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同事之间哪还敢有什么私交、私情？私下说话也都是字斟句酌，唯恐一言不慎，哪天被揭发出来成为罪证。我这才明白，怪不得我一直觉得北大的同事之间过于“君子之交淡如水”，原来也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遗产。
田先生的政治史研究都局限于中短时段，着眼点也都是时势推动下个人或小型人群的政治选择。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虽然他为这些历史人物的重大行为整理出了一个政治史的解释线索，但他回避了对“时势”本身的深层次解释。那时他对“历史进步”还抱持一定的信心，考察时势成因的动力比不上对发展趋向的期盼，因此会有全书最后一段那种俯瞰历史的浪漫和激情。到了《拓跋史探》，他似乎要提供一个更深的阐释，探明历史中的那些野蛮、血腥和黑暗，如何又发挥出推动历史变动的力量。基于这种理解，我在2008年为《南方周末》推荐阅读书目时，列入了《拓跋史探》。我是这样解释的：“熟读过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和《秦汉魏晋史探微》的朋友，很多都容易对《拓跋史探》持一点保留，认为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具体的考证上，甚至是在文字表达上，都没有能够超越《东晋门阀政治》。当然，《东晋门阀政治》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收获之一。而《拓跋史探》是属于新时代的，尽管显露出作者老年写作难以避免的种种遗憾，但凝聚着深刻的时代体验和历史反思。与《东晋门阀政治》的乐观昂扬不同，《拓跋史探》浸透了对未来的疑虑和对往昔岁月的感伤，前者表达了20世纪80年代知识人的热情与希望，后者则源于乐观情绪被打消之后的沉郁深思。”
1997年初夏田先生在北医三院住院，我下午常过去陪他在住院部下面的花园散步。他说自己身体不好，自幼如此，别人说他能活到六十就算不错，没想到能活到七十多岁。前几年又是在北医三院住院，我陪他聊天，旧话重提，说您七十多岁就有这般感慨，大概没想到会有今天吧。他呵呵直乐，但又说，唉，做不了什么事。我就说，九十岁还要写书，不是成精了吗？其实他直到去世，始终心系学术，尤其关心最新论著和年轻学人的情况。我似乎是有责任定期向他报告近一段时间出版了什么好论著，冒出了哪些年轻人。学界后辈去拜访，他也必定打听最新动态。他有时会指示我延请青年新秀来家里坐坐。2013年年底，他还询问魏斌、仇鹿鸣等几位的情况，表示要读他们的新著。2014年11月我在微博上看到仇鹿鸣看望田先生的照片，就在电话里提到。田先生问我在美国怎么还能知道，我说是网上看到的，他很惊诧：这件事还能上网啊。
我因在2014—2015学年度到美国访问研究，最不放心的就是担心老人家寂寞，所以广托朋友常去看他，陪他聊天解闷。我每周和他电话聊天，他会介绍最近谁来过，读过哪些文章。虽然他也感慨自己精力不济，每天读书不能超过两小时，而且随读随忘，但也很达观地说，老了嘛，也只好这样了。夏天我曾跟他说北大历史系的研究生潘敦正在写北魏的皇后与可敦问题，到10月间他表示想读读，让我告诉潘敦。潘敦就把文章打印件给他送去了。两周前，他在电话里说，他读过了，有些意见，让我通知潘敦去见他。我竟然没有及时告诉潘敦！12月27日去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之前，我在老人家书房里坐了一会，看见书桌上摊开的书和文章中，就有潘敦那篇文稿，他还在等着和潘敦谈他的想法呢。在摊开的另一本书旁边有个纸条，写着我的电话号码。
昨天去田先生家，陪师母聊天，走的时候，师母忽然怔了一下，对我说，唉，你看，我糊涂了，我正要对你说，你走怎么不跟先生说一下呢。师母说她常常犯糊涂，总觉得先生还在。他们两位自1947年恋爱，1950年结婚，到相守终老，已经六十四年了，师母怎么可能适应先生已不在人世的事实呢？不要说师母了，就是我这个小辈，到现在也难以相信竟然已永远见不到他。走在蓝旗营小区里，感觉就是去见他老人家的。在这样的迷迷糊糊中，写这篇匆匆忙忙的纪念文字，就如谢灵运的诗句：“举声泣已洒，长叹不成章。”
2015年1月2日北京五道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