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父亲田余庆先生的专业研究所知有限，作为女儿，能回忆起来的主要是他的生活琐事。
父亲1924年生于陕西南郑县，祖父曾在冯玉祥军队中但任过少将军衔的高级幕僚。这个情况是我十几年前去陕西汉中了解到的。
父亲后来填报的档案表，出身一栏为破落地主。如此填写，源于他1948年进入解放区后不知如何填报出身，对组织讲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组织上说，曾经有土地，现在没有了，填破落地主吧。其实当时家里无地已很多年。1928年，父亲四岁时，祖母受不了祖父讨小，带着一双儿女愤然回了湖南乡下，祖父自此断绝了对大房的所有赡养。孤儿寡母靠卖地为生，不久地卖完了，生活窘迫，祖母直到1939年前后过世，都没与丈夫再见面。之后，父亲与年长十三岁，当小学老师的姐姐相依为命。为了减轻姐姐的负担，父亲大学投考了免费的教会学校——湘雅医学院。父亲后来曾告诉我们，他当年在湘雅的几位同学，解放后成了北京协和等医院的名医。
入学一年后，受鲁迅先生的影响，为了抗日救国，他不安于成为一个医生，申请退学未准，于是以去贵阳做美军翻译为跳板，离开学校。在贵阳短暂停留后，准备去昆明投考西南联大。当时从贵阳到昆明的所有交通工具都很紧张，于是父亲给祖父写信，请祖父联系贵阳机场的军方朋友，帮助搞张机票。祖父回信，叮嘱千万不可让熟人知道有他这个儿子。父亲才明白，祖父不愿意让人知道曾有大老婆一房之事。一到昆明，父亲马上写了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寄给祖父，父子之间从此断了关系，不复有任何信息往来。这件事记录在他的档案里。
父亲先在昆明读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回北平读北大。一直是靠奖助金生活的穷学生。父亲在学生时代，不满政府腐败，参加地下党的组织的学生运动。1948年国民党当局登报通缉十二名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父亲是其中之一。北大校方尽其所能保护学生，邓广铭先生当时担任校长秘书，听说军警要进校搜捕学生运动积极分子，马上设法通知父亲躲避。罗荣渠先生与父亲同班，让父亲躲到他的寝室。这些事几位先生都曾提及此事。母亲回忆说，她给父亲牙上涂了炭黑，换上长袍马褂，化妆成小贩，经地下党营救进入解放区。北平和平解放后，父亲随晋察冀城工部进城，家里的相册中有一张父亲穿着解放军棉军服、腰挎手枪的照片，就是那时留下的。
解放后，父亲被分配到北平公安局工作。他不愿从政，还是想回学校，经反复申请，终得同意脱离机关。先被批准到人民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之后才调回北京大学历史系。当年被通缉后去解放区的十二名学生，除了父亲之外，基本都在中组部、中宣部、团中央等政府部门工作，有些逐渐成为中高级领导。我想，父亲年轻时虽然与很多热血青年一样参军入党，投奔解放区，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他的目标仅仅是救国救民。解放以后，他也始终关心政局，关心国家的发展，但从无参政从政的愿望。终其一生，他是一个努力用自己的学术研究贡献社会的学者。
北大还在沙滩时，家里有了我。不久院系调整，北大搬到燕园。有一段时间，父亲需要进城学习（当时人民大学在城里），为此买了辆匈牙利产的锰钢二手自行车，是倒蹬闸的。每天一早骑车进城上课，晚上从城里骑车回家，很是辛苦。父亲这辆车一直骑到“文革”。“文革”中不知什么原因，父亲把车送到海淀老虎洞卖了。刚到家就觉得后悔，马上返回，铺子里的人说车已经卖了。父亲后来一直耿耿于怀，认定是铺子里的人留下了车。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极少从事的经济活动，注定吃亏。
五十年代初的几年，父亲上学顾不了家。当时学校党员少，母亲还要兼任系里的行政工作，一天三段工作非常忙，喂完奶后就把我绑在儿童小车里。邻居历史系商鸿逵教授的太太不忍听我长时间啼哭，从窗户进去把我抱到商家。所以从小我就喊她商妈妈，喊商家的孩子为二哥、小三哥，跟商家一直很亲近。
我的母亲是湖北公安人。外公虽然是资本家，但也是开明士绅，他曾出钱兴办教育，至今受乡人好评。抗战时，外公出钱武装共产党游击队，游击队负责人也长期住在外公家。临近解放，外公从长期生活的汉口跑回家乡。乡下解放的第二天，外公就被农会抓起来。当时的湖北省委某负责人（当年住外公家的游击队政委）通过北大党委找到母亲，让她速回武汉跟他汇合后去公安解救。父亲怕已是预备党员的母亲犯错误，也随之赶去公安。待母亲和省里的人到公安后，农会已将外公枪毙。外婆几天内因悲伤惊吓而去世。上高中的舅舅和快要上中学的小姨被接到北京，由我父母抚养。两个刚刚工作的大学生，要养五口人，供两个中学生上学，可想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但父亲对此从未有怨言。“文革”后，公安县曾派人来家里，跟母亲解释，说当时是农会的行为，一起死于乱枪的还有一位恰巧回乡省亲的香港海员，是香港地下党主要负责人。来人希望母亲提供外公生平资料，以便作为开明士绅和有贡献的人编入公安县志，但母亲认为人已死于非命，现在说什么都没意义，谢绝了。
父亲的性格内向，平时话很少。在我的记忆中，“文革”前，我跟父亲的沟通只在吃饭时。其余时间，父亲多不在家，就是在家，也是独自在书房兼卧室里，我们一般是不进去的。特别是当父亲第二天有课，晚饭后母亲总是叮嘱我们小声说话，或者允许我们下楼玩到睡觉。父亲常常开夜车备课到凌晨两三点。只要母亲主动让我们出去玩，我们就知道父亲第二天要上课。同是教师的母亲，备课似乎就没有那么郑重其事。
父亲对生活没什么要求，不会做家务，自理能力差。大家都知道，他一辈子是被母亲照顾、管理的。困难时期，凉台上养了只母鸡，偶尔下个蛋给孩子吃。有一天，母鸡两天多生不下来蛋，憋住了。父母急得不行，掰开鸡嘴喂药，不起作用，母鸡奄奄一息，只能忍痛杀掉。杀鸡前，他们研究了很久，做足准备，关上厨房门，不许我们进去。父亲抓住鸡脖子，母亲用刀割。鸡开始挣扎，父亲吓得松了手，流着血的鸡满厨房飞，吓得他们跑出厨房。母亲埋怨父亲不该松手，父亲抱怨母亲杀鸡哪能慢慢割？过了许久没动静了，我的好奇心压倒恐惧，开了一点点门缝看，找不到鸡了，满地满墙都是血。二公寓的灶台很大，后来在灶台的窟窿里发现死了的鸡，定是血尽而亡。之后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收拾厨房。这成了我家的保留笑料。
还有一件家里的趣事。大约是1964年，小学快毕业了，父亲带我去同仁医院配眼镜。回来时路过东来顺，父亲不知怎么心血来潮领我进去。估计没点多少肉，因为我只记得烧饼和麻酱调料。结账时，收银员报出账单，父亲吓一跳，因为许久没下过馆子了，他对价钱的记忆还停留在很早以前。翻遍全身，根本凑不够钱。收银员叫来餐馆领导，领导看着尴尬的父亲，又看到从衣兜里掏出来放到桌上的东西中有北大校徽，估计眼前这人不是来蹭吃蹭喝的，客气地说，你留下坐车钱，差的钱尽快送来吧。第二天父亲去送钱，还特意写了封感谢信。那时真是民风淳朴，搁到现在，非把孩子扣下来，等拿钱来换。
父亲兴趣很少，唯有读书科研。但从解放后到八十年代初，完全没有做事的空间。接连的各种运动，不是参与就是挨整。1959年党内反右倾，父亲和历史系的汪篯教授是北大重点批判的白专典型，无休止的批判检讨，再批判再检讨，巨大的压力使他身体健康恶化，后来终于住院。他晚年最大的感慨是一辈子做学问的时间太少。
“文革”后期最令父亲烦恼的莫过于进入“梁效”。父亲对被学校派进“梁效”非常抵触。父亲告诉我，在“梁效”时要求自己署名写文章，他如何想办法拖延，直到“梁效”撤销都没写出来。但“梁效”的经历给他造成巨大的压力和影响。前几天跟汪篯先生的公子聊天，他告诉我，那期间开过一次汪篯伯伯的追悼会，父亲没参加，第二天父亲专门到汪家解释，说不想见人。1977年高考，弟弟第一志愿报考清华，以他的成绩可以上清华的任何专业。由于当时“梁效”的审查尚未结束，清华不敢收。母亲去找清华，清华说，我们不收可以转到北大。母亲又去找北大，北大说若他报了北大，我们可以收，但他没报。北大清华推来推去。后来清华把弟弟的档案转到第二志愿学校北京钢院，钢院先说录取到师资班，后来在党委会上，有人提出这么好的成绩清华不收，我们也不能收。这个情况是住在中关园的北京钢院的副书记告诉母亲的。当时上大学是天大的事，父亲觉得自己影响了孩子，痛不欲生。还有个细节，1977年录取结束后，历史系曾经的学生胡德平（胡耀邦之子）听说了此事，托人转告父亲，若下次再遇到这类事，可以告诉他。1978年高考，弟弟干脆全部志愿只报北京大学，被生物系录取，父亲的心情才慢慢好起来。
父亲一生不愿也不善于从政，只想专心读书。八十年代初，周一良先生卸任历史系主任，让父亲接任，他起先推脱，后来系里和学校多次做工作，才勉强接任，说好只做一届。接任系主任后不久，他就出国了，整整一年待在国外。其实父亲做系主任只是象征性的，系里大量的行政工作由书记和副系主任们承担。系里和学校对他很宽容，知道他的兴趣不在于此，也就不再勉强了。
父亲真正有充裕时间安心做学问是在六十岁之后。他一生只写过两本书和一本论文集。第一本书《东晋门阀政治》1989年出版，那时他已年过六十五岁。前两天我跟这本书的责编联系，据她说，《东晋门阀政治》目前已经出到第五版，卖出近三十万册，现在每年能卖两万册左右，在个人学术著作中，算是很好的。这本书获得“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在前后获得的多个奖项中，父亲最看重“思勉原创奖”，因为没有官方色彩，完全是同行推荐同行评议。据说，在第一届“思勉原创奖”评选中，《东晋门阀政治》得票第一。
可悲的是，他一辈子的成果得于晚年。从八十年代终于可以潜心自己所钟爱的事情开始，父亲很长时间是争分夺秒的工作状态，生活非常规律。每天七点起床，八点开始坐下来工作，直到十二点保姆叫他上桌吃饭。午睡后工作到晚饭。八十多岁之前，晚上还要工作一会儿，几十年如一日。母亲抱怨跟他聊天只有吃饭时间，而且吃饭时若他有问题正在思考，吃饭也是默默的。晚年他的精力不济，每天工作时间缩短，但还是保持上、下午都要工作一会儿的习惯，直到去世的前一天。父亲是凌晨在家里突然去世的，我们都在忙乱中，他的学生陈爽先生拍摄了他的书房照片，显示前一天父亲还在工作，书桌上摊开着前一天还在看的书和做的笔记。
人老了，很怕孤独。晚年父亲非常愿意跟我聊天。每次回家，父亲不管是看书、写东西或者看报，都马上放下手里的活，跟我坐到沙发上聊天，一聊就是两个多钟头。每次我要走，他都表现得意犹未尽。父亲跟我的聊天，每每都离不开时政和他的学生，好像永远只有这两个话题。前者往往充满愤怒、悲悯、忧患情绪；后者则充满关爱和自豪。我一直觉得，父亲非常爱学生，这种爱有时甚至超过对子女的爱。父亲真心期待学生能超过他。有时候高兴地跟我谈起哪位学生出了什么书，哪位学生超过了他，全然不顾是在对牛弹琴。有的后辈对他的书提出商榷，他非常欣喜。去世的那周，我回家，他顾不上聊天，说要准备一下，有位学生对他的书有些新的想法，要约他来家里谈。
父亲晚年最享受的时光就是有人来家里聊天。其中既有他自己的学生，也有在北大期间未上过他的课的学生；还有些是校外同领域的后辈同仁，甚至学生的学生，大家都尊他为师。他们相约岔开时间，以保证每一二周都有人来看望他，陪他聊天。我常想，他们来与父亲聊天应该并不认为是尽义务，是负担，而是非常乐于做的事，才能持续那么久。这种情况贯穿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直到他去世的三天前。每次我回家，他都告诉我这周谁和谁来过了，谁谁约好要来。这些预约都记在台历上，当成最重要的事情。父亲是退休几十年的人，大家还这么惦记他，这份情谊令人感动，这种精神慰藉是我们子女没办法做到的。为此，我一直想要表达对他的学生阎步克、罗新等诸位教授的感谢！是大家使我父亲有幸福、愉快的晚年！也因为如此，直到去世，他的思想一直活跃，这是我们最高兴看到的。
曾经看到历史所胡宝国先生的文章，想引用其中一段话作为结束：“以田先生的学术成绩、学术地位，他本可以活得很热闹。但事实上，在热闹的场合是见不到他的身影的。他一直非常低调。在这个浮躁的年代，低调是一种高尚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