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历很简单：大学毕业后读燕京大学研究院，一九三二年研究院毕业，进北平图书馆当馆员，同时在大学里兼课。一九三五年辞去图书馆的职务，专在大学里教书；北平的辅仁、燕京、北大、清华都教过，都是兼任讲师。一九四O年春进入大后方，任贵州浙江大学副教授，一九四二年秋升任教授。一九四六年随校复员到杭州。解放后第二年转来复旦大学任教至今。可以说一辈子在大学里过日子，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教的是历史，教得最久的一门课是中国历史地理。

在我的经历里只有一点也许值得谈一谈，那是我进大学头两年的事。原来，我第一年读的是社会系，第二年读的是中文系，第三年头两个星期读的是外文系，到第三个星期才转入历史系，转了三次系才定下来。我记得第三年开学时，为了转不转系，转哪个系，曾经寝食不安地反复思考了好几天。转了外文系又转历史系，当时不少人都不以我这样做为然。但事实证明，我这样做是做对了。我这个人形象思维能力很差，而逻辑思维能力却比较强，所以搞文学是肯定成不了器的，学历史并且侧重于搞考证就相当合适。这一点，我是通过数十年来的实践，深有自知之明的。因此，我觉得解放前大学生允许转系，并且可以一转再转，倒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办法。现在欧美各国的大学，包括最著名的大学，也都是允许转系的。因为一个人初进大学时年龄不过十七、八岁，一般都还搞不清楚自己适宜于学什么学科；进大学后，经过一、二年的听课和学习，才可以发现自己学什么合适，决定自己的终身志愿。我以为允许转系，就是允许学生扬长避短，所以是一种好办法。

解放后，我国大学学生不允许转系（只有极个别例外），报考时填的什么专业就定了终身，这个办法看来并不利于人才的培养。新生入学后一、二年内，各系都要花很大力气去做巩固学生专业思想的工作，结果还是有许多人定不下心来，以至影响学习。当然，最后由于事实上转不成系，只得断了念头，硬着头皮读下去。事出勉强，学习成绩当然不会很好。为什么不许转系呢？大概是认为办社会主义大学要按计划办，每个专业招进来多少学生是按计划的，以后毕业时少了或多了就是破坏计划。其实，这种计划到底有多少价值很值得怀疑，否则何以不少专业的毕业生都有相当大的百分比不能按专业对口分配工作呢？当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办教育，应该有计划性，但三十年来我们片面强调了这种并不科学的计划，使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能扬长避短，可惜不可惜？

再谈两点做学问的体会：

几十年来，我所接触到的前辈、同辈以至后辈的史学界有成就的学者很不少。这些人是不是都熟悉中、外、古、近、现代历史的呢？事实上不存在这样的人。既是古今中外，又要包括经济、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一个人的精力怎么对付得了？所以一般说来，每一个历史学家只能专搞中国史或世界史的某一部分，搞中国史也只能搞一两个断代或一两个方面，这才可能有所成就。决不应该涉猎太广，泛滥无归。认定了一个方面之后，就该锲而不舍，终身以之，切不可见异思迁，看到哪一门走运了，行时了，又去改行搞那一行。

解放后，在学术领域里经常搞政治运动，一会儿批判这个，一会儿批判那个；一会儿厚今薄古，讲古代史的就不敢多讲，最好改行搞现代史；一会儿又是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搞近现代史的乃至搞世界史的也得大讲其先秦思想史，大批孔老二，大捧法家。左一折腾，右一折腾，经年累月，人人都脱离了自己的专门之学去赶热闹，真是害人不浅。有底子的中老年人还可以等一阵风过后重理旧业，年轻人底子薄，有的根本没有什么底子，大学毕业后跟上这种风气十年八年，那就毁了一辈子。当然，这种年月已成过去，今后是不会再这样搞了。但过去长期形成的看政治气候写历史文章的风气至今依然存在，这种文章又往往为报刊所欢迎，容易发表，更使人乐此不倦。我认为这样做成不了一个扎实的学者，也成不了真正通古今之变的通人。我要劝任何人想在学术上真正取得一点成就，还是专心致志于你的专门，不要去写应时文章为好。

专业决定之后，当然应该将有关这一门的前人、包括当代人的研究成果尽量多看，多吸收、参考，但不看全的话问题也并不严重。你是否能有成就的关键，主要在于你对这门学科的基础是否下过扎扎实实的工夫。我是研究历史地理的，常见到有些人写的历史地理的著作，广征博引，确是花了很大力气，但由于基础的东西没有搞清楚，文章的论点也就难以成立，有时还会出现笑话。我认为对学历史地理的人来说，沿革地理是必须要打好的基础。沿革地理主要讲的是历代政区的演变。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而只是历史地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是重要的基础。正象搞中国地理的，如果连现在我国有几个省、市、自治区，各行政区划的管辖范围有多大这类问题都搞不清楚，哪又怎么能搞得好中国自然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呢？所以搞历史地理的，对二十四史的《地理志》一定要下工夫，对《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以至《大清一统志》等历代总志一定要翻熟。初看《地理志》，恐怕任何人都会觉得内容太枯燥，看不下去，这是难怪的。但只要你能够认真地、仔细地看，能够前后左右加以核对，并和这部史书中的有关篇章或同时代的总志对照着看，那就会发现问题。发现了问题，也就是这门学科已被你钻了进去。钻了进去，原来觉得枯燥无味的东西就会变得十分有兴趣了，也就会引起你进一步钻研的志愿和干劲。

除了搞清楚历代政区制度之外，学历史地理的人还有另一件必须下的基础工夫是细读《水经注》。读《水经注》除了要同时读前人的注释外，还必须对着图读。不对着图读是读了几页就会读不下去的，勉强读下去头脑里也是一笔糊涂账。现有的《水经注图》有两种：一种是清咸丰间汪土铎所绘，一种是清光绪间杨守敬所绘。后者要比前者高明得多。但杨氏《水经注图》尽管画得很好，读《水经注》光是对着这部图读还是不够，还得对着今地图（要大于百万分之一的）读。这样读下去，就会发现哪些水道或其一部分古今不同，哪些地方《水经注》的记载不可信，哪些地方杨守敬的地图画得不正确，不符合《水经注》的原意，等等问题。这样你就又打下了研究历代水道变迁的基础知识了。

有人以为搞历史地理的人记忆力一定很好，其实我的记忆力是很坏的。但讲到一千五百多个汉县，大部分我都能记得它们属于哪个郡国，大致在什么地理位置。怎么会记得的呢？这是因为《汉书·地理志》是所有《地理志》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此研究历史地理各方面的问题，差不多都要用到它，几十年来我把一部《汉书·地理志》几乎翻烂了，当然记忆力再坏也会记得不少。我对《水经注》没有象对《汉书·地理志》那么熟，但杨氏《水经注图》我已翻烂了一部，无法再用，只得再买一部，现在全书已有一半由于中缝破裂，一页都变成两页了。因而，我对《水经注》的内容也基本上有了数。由此可见，记忆力不好的人，也是可以学历史地理的，只要你肯下苦工夫。

本文来源：《学人谈治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