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先生用九十岁的一生践行了学者的尊严,实现了“淡定人生,潇洒来去”的心愿,终至无恨无悔、山高水长之境。
12月25日上午,正在电脑前工作,眼前突然跳出一行邮件标题:“关于田余庆先生的讣告。”讣告!田先生?!头脑中顿时一片空白,完全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不久前还在蓝旗营院里见到田先生和李阿姨一起散步,还陪伴两位老人回到十二号楼,搀扶先生走入电梯。挥手告别后,先生略含期待的声音“你好久没来了”一直萦绕在耳际,回家后还和我姐姐可蕴相约元旦去看望先生。先生怎么会不在了?
田先生常说,和我们一家有祖孙三代人的感情。长期以来,我父亲邓广铭与田先生始终是谊在师友之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搜捕进步学生,当时在校长办公室帮忙的先父得知消息,危急中透露给田先生,让他隐蔽起来。“文革”结束后,先父多次说周一良、田余庆都是“被捆绑”在梁效战车上的学者,力主让他们出任历史系的领导职务。先父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退下来,也曾强烈希望由田先生出面主持中心工作。此事未能如愿,是先父晚年心中的一大遗憾。八十年代后期,田先生一度心脏不适,先父十分惦念。当时国内保健品相对匮乏,听说西洋参有助于保养,父亲一直记在心上。1991年我陪他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胡适先生诞辰百年的纪念会,从来未用过补药的先父亲自去中药店选购了上等的西洋参片,担心放在行李箱中被压,一路手提回来。每逢春天有人馈赠明前龙井茶叶,先父也总是分出一份送给先生。这大大小小一件件事,田先生每每提及,常常感慨不已。
我的女儿林杉,是在田先生的亲切关爱下成长起来的。若有一段时间不见,先生就会问起。杉杉每次见到田爷爷,两人都会紧紧地拥抱。爷爷会拉着孩子的手,问长问短,时而开怀大笑。这份真挚的祖孙情,使我们都十分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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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不久前还在蓝旗营院里见到田先生和李阿姨一起散步,还陪伴两位老人回到十二号楼,搀扶先生走入电梯。挥手告别后,先生略含期待的声音“你好久没来了”一直萦绕在耳际,回家后还和我姐姐可蕴相约元旦去看望先生。田先生去世后,在历史系的灵堂外,田立告诉我,亲人在整理先生遗物时发现,钱包中有一小本通讯录,上面除去家人的电话外,紧跟着就是学生步克、罗新和我们姐妹的电话。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田先生和先父及陈庆华先生、张寄谦先生一起编辑《光明日报·史学》,有时在中关园一公寓聚晤审稿,我不时在旁边嬉笑打扰。我虽然没能报答先生的厚望,但先生的叮咛一直沉甸甸地落在我的心上。张广达、邢义田先生先后成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先生为老友的“实至名归”而由衷高兴。
田先生去世后,在历史系的灵堂外,田立告诉我,亲人在整理先生遗物时发现,钱包中有一小本通讯录,上面除去家人的电话外,紧跟着就是学生步克、罗新和我们姐妹的电话。在田先生众多的学生中,可能我是唯一叫着“田叔叔”长大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田先生和先父及陈庆华先生、张寄谦先生一起编辑《光明日报·史学》,有时在中关园一公寓聚晤审稿,我不时在旁边嬉笑打扰。多年后田先生说起当年的小南,曾经意味深长地说:“可能是北大荒的十年,把你彻底改变了。”
1982年我上研究生之后,曾经选修过田先生讲授的秦汉史专题课程。先生开篇时曾说,若有上好的茶叶,宁可沏出一杯浓茶,而不要冲淡为一壶茶水。先生的这一信念,贯彻在他的每一著述之中。先生的追求不在于著作等身,而在于学术境界。他的著述,部部篇篇,都是学术的精品,都渗透着浓郁醇厚的韵味,酣畅周密又温润含蓄,沉潜细读才能体味其中的深意。魏晋南北朝史如今能够成为断代史中的“显学”,端赖几位史学大家及其弟子前后相继的精耕细耘。田先生课上讲过的许多内容我已经记忆不清,但这“浓茶”说,我却未敢忘怀,一直用以告诫自己,也告诫一批批的学生。
田先生给我们这些后辈印象深刻的,一方面是任何情况下儒雅从容的澹泊神态,一方面是对于史学问题通彻犀利的洞察力。先生和当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一生跌宕波折。面对现实,有关切,有忧虑;但他也有大彻大悟,心地湛然,真正走出了时代造成的困境。与先生谈话,如沐春风。似探讨,像推敲。无论讲世事还是谈学术,无论我们情绪多么急迫,受到先生通达心境的感染,自己也会渐渐冷静下来。针对学生的疑难,先生曾经说:找不到研究题目,找不准研究方向,这是史学工作者的大忌。我毕业留校后,有一次和田先生说到自己研究中的困惑:有些问题,读的材料越多,越不敢下笔撰文。先生拍拍我的手背,勉励我说:这样就对了,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才能真正找到感觉。2002年前后,先生曾经多次嘱咐我:受到历史系多年培养,应该为系里多做些事。为此先生还专门到过我家。我虽然没能报答先生的厚望,但先生的叮咛一直沉甸甸地落在我的心上。
先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却十分了解学界情形;看似平静的外表下,有着深切的关怀。学术趋向、学人活动,无不在他惦记之中。这些年,我每次访问台湾回来,先生都会问及张广达先生的近况,总是会说“广达多年受委屈了”。张广达、邢义田先生先后成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先生为老友的“实至名归”而由衷高兴。
仰望先生的遗照,总觉得似乎饱含期待,有话要说。记得1998年先父去世后,田先生多次宽慰我说,邓先生走得不失尊严,这对老人家来说,就是最好的归宿。在《邓师周年祭》一文中,田先生也说:“邓先生走了。没有呻吟,没有牵挂,保持自己的常态,保持一贯的尊严,潇洒而去,这是难得的完满。” 此后,“尊严”二字在我心中激荡多时,由此体悟到一代代前辈学人内心的追求与坚持。如今,田先生用九十岁的一生践行了学者的尊严,实现了“淡定人生,潇洒来去”的心愿,终至无恨无悔、山高水长之境。
田先生,田叔叔,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