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在这里进行交流。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社会危机和精神救赎》。
现在来中国的人，看到到处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高铁，一片繁荣，都觉得中国正处于非常好的时代，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的确，包括我们走出国门，看到国外的情况，发现外面并没有这么多工地在建设，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也没有像中国人一样在那么大鱼大肉丰盛的吃喝。不可否认，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十分丰富，中国几千年来现在应该是物资生活最好的时期。
然而，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所言：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也处在一个最坏的时代。
要说我们近30年来的经济建设，确实发展得相当迅速。有一个真实的故事，1971年邓小平去到联合国开会的时候，国家没有一分钱外汇，代表团每个人200美元，是找私人借的。但是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四万亿美金。我们太有钱了，俨然已经成为土豪，中国似乎富得流油，富得我们可以全世界到处去撒钱。因为钱太多，刚刚成立的丝路基金，国家拿出了400亿美金。从之前的非洲基金开始50亿美金，到后来的金砖银行200亿美金，现在丝路基金已经达到了400亿美金的规模。
而我们也的确有这个资本，回过头来看，2008年中国一天的GDP大概就相当于1952年一年的总量。这张图就是在讲中国GDP占整个世界GDP的趋势，这里还只是到2008年，到现在就更不用说了。这些内容我就不再赘述，大家都可以直观看到。
要说的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我们的社会其实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状态。
这个危机从哪里说起呢?
首先，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在一个既定的约束框架内进行。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一定有外部约束条件，其中最基本的约束条件就是资源和环境。然而我们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其实是在努力使GDP的成长不断的突破自然环境的约束。突破了自然和上帝给我们的资源的约束条件，所谓“突破”，就是不顾环境约束，破坏生态的平衡，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环境的严重破坏。
首先说水体污染。
我昨天从北京飞过来，飞机降落时，穿过低云层后看到的第一条河流，我不知道这条河的名字，但是从肉眼判断就知道是五类或者劣五类水体。因为那个水的颜色已经非常不堪。
水体的污染有个特点，就是进行性的。所谓进行性就是说这是不可逆转的。三类水体成为四类水体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五类水体成为四类水体的可能性就极小，所以水污染的恢复和治理成为一个巨大的人类难题。我专门请教过水务学家，关于水污染后还能不能治理的问题，他的回答是非常难。他们有一个名词就叫进行性。
现在我们水体的污染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中国的七大江河有90%已经遭到污染，九大湖泊有70%已经遭到污染或严重污染，而且大量是属于五类水体。大家知道云南昆明有一个很有名的湖泊叫滇池，滇池的治理到目前为止已经投入了数百亿人民币，但是池中的水并没有明显好转。
为什么治理这么困难呢?因为水体的污染会造成整个生物群体的污染。比如水体的堤岸、水底的淤泥以及周围的生物，都已经全部污染了。你们看太湖的蓝藻爆发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蓝藻爆发就是由于水体的富营养化，而水体里的生物在高温情况下大量迅速生长，导致整个水体含氧不足。
关于中国的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来看官方公布的数据，其实问题比这远远更严重。官方公布数据显示，有3亿人喝不到干净的水;4亿居民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其实我国雾霾现在覆盖的面积已经达到247万平方公里，大家知道我国是960万平方公里，而京广线以东大体占国土面积的近40%左右，400万平方公里中目前已经有247万平方公里被雾霾覆盖。我在北京生活，大家也看到，我刚才一直不断咳嗽，这就是很有名的“北京咳”。北京的雾霾重，整个空气处于不流通状态，PM2.5的指标会超过500，最高达到750!完全是毒雾!
大家知道PM2.5超过500对人体的毒害是相当大的。因为PM2.5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细小的颗粒小到可以直接进入人体的肺泡，如果人的肺泡被PM2.5堵塞，就会失去弹性，丧失肺功能。现在中国因为肺癌而死亡的人数，大约占到中国癌症死亡率的47%，成为中国第一大杀手。
刚才说到水，空气，再来说土壤。
其实比水问题更为严重的就是土壤问题。土壤问题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重金属污染。也就是用污染的水来灌溉农田，直接导致农田和土壤的污染。我们中国人现在重金属的含量严重超标，国土部曾经做过一个中国土地重金属污染的调查。听说调查结果被列为国家机密，不敢公布，估计是因为情况太严重。
我们可以从一个间接的指标来看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移民的体检。中国移民到其他国家去，都要求在所移民国家做一个体格检查，整合这些检查报告，西方的医生感到非常惊奇，几乎是大陆过去的中国人，大都身体内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超标比例最高达到正常水平的几十甚至几百倍。所以他们开玩笑说：中国人躺下去是一张元素周期表，中国人站起来是一个钢铁侠。
这当然是一个调侃，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体内的重金属严重超标。这种超标到了什么严重的地步呢?我看过一个报告称，在珠三角和长三角那些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青年男子的生育力正在下降，原因就是因为部分男性精子发生变异，就是因为长期食用污染的食物和体内金属严重超标而导致的。
大家知道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在慢慢放开，在城市，对双方都是独生的已经放开生育。但是据统计，像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其生育率只有1.2，也就是一对夫妇，平均只生1.2对小孩。你可以生两个，但不是不生，而是生育不了。现在很多年轻女性经期的严重不正常，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男性和女生的生育能力都严重降低，这种降低正是环境恶化的结果。
我们现在粮食的污染问题非常严重。中央领导人曾信誓旦旦地讲：我们共产党人什么都能做到，难道我们还不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吗?然而事实求实的说，这个问题还真的很难解决!因为食品安全是一个综合性全方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对水体，土壤，乃至空气彻底治理，实现食品安全几乎是不可能的。
环境的严重污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资源消耗相当严重。这里展示的是我国资源消耗占全球的比重。大家可以看到，钢材占到全球的30%，水泥占全球的54%，全世界的水泥有超过一半是在中国。铁矿石氧化铝的比率都非常之高，都超过百分之三十以上。正是因为这些金属和超金属的大规模使用才导致我国环境的严重变化，比如雾霾。这些都是因为环境问题所导致的严重代价。
另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吏治的腐败。由于吏治腐败而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你们在香港，可能已经看到媒体报道，“徐才厚搜家时，他家的黄金是成吨的”，“贪官家里的现金是成亿的”。我就奇怪这些人把现金放在家里做什么呢?熬汤喝吗?熬汤也一定不会好喝呀!这种高层的腐败，吏治的腐败，核心问题是权利寻租，因为官员手上掌握太多的权利。他们的权利和资本勾结，就导致了制度上的腐败。这也是我们危机的成因。你们看名单上的这些人，他们都是高官，为什么会有这样极端的腐败?除了制度的原因还有中国如今信仰的缺乏，这种信仰的缺乏导致的拜金主义盛行。大家一切向钱看，把金钱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你们看这些官员，有一些甚至到了国家领导人的级别，理应有一种政治抱负，有一种理想和情怀，然而他们却依然把黄金，美元，现钞看得更重。把值钱的东西放在家里存起来，这其实是一种堕落，一种完全丧失理想的行为。
还有就是社会暴戾。有一位哲人曾说过，信仰的真空源自愤怒和绝望。我们现在社会的暴戾，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许多时候大家可能还没有说上两句话就开始拳脚相加，进行格斗，缺乏文明和礼貌的行为。
再就是道德沦丧，道德沦丧带来无所不在的欺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在当今整个时代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焦虑感。这是一个非常焦虑的时代。现在中国人中有精神抑郁倾向的有1亿人口，其中有3000万比较严重，甚至有自杀倾向。
上述种种问题，都是一种“现代化的疾病”。在社会表面繁荣、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高铁，现代化文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种现代化的困境，这个困境的核心就是文化的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丧失信仰。而导致信仰丧失的关键就是是文化传承的问题。
中国是文化传承断裂的一个国家。
中国文化有一种“阿凡提打油”的现象。阿凡提的老婆叫阿凡提拿碗去打一斤油。阿凡提拿着碗出发了，这个碗的正面可以打9两油，卖油的老板问还有一两油你打算放在哪里呢?阿凡提说，我这个碗的背面还可以放一两，于是他把碗倒过来，用碗底装了一两油。阿凡提回到家，他老婆问：“你打的油呢?”他说：“这不是吗?”老婆说：“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了?”阿凡提把碗反过来说：“你看这边还有呢!”于是最后剩的一两油也洒了。其实这种阿凡提打油现象就是中国文化传承断裂的一个缩影。毛泽东翻了第一次，打翻了中国的九两油，邓小平翻了第二次，打翻了另外的一两油，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比作一个碗，那么，中国文化现在就是一个空碗。
毛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摧毁了，从1949年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们一直持续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对儒、释、道这些基本价值体系进行持续的剿灭，使我们传统文化传承基本断裂。
大家知道，从“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开始，一直到文革，五四运动时候，打倒孔家店还是在社会精英层面，而到了文革，就已经到了普罗大众的层面了，是真正的彻底打倒。把儒家文明基本摧毁，与其相伴生的道家、佛家文明也一并被毁掉。
我这里讲一个社会变迁的例子，就是贵州的石门坎。
昨天我在汕头大学图书馆的演讲，就是和大学生在分享石门坎的故事， 其实石门坎就是一个标本。
1904年伯格理进入石门坎，到今天是伯格理在这里创办石门坎文化区的110年。这一百年如果我们把这看做一个时间轴来看石门坎的发展。从1904年到1949年之间，石门坎是一个抛物线向上的状态，到达一个顶峰。这个顶峰的标志是整个石门坎文化区的形成，整个石门坎苗族部落的皈依，这里成为了西南的文化高地。
我昨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数据，在抗战结束以后国民政府对全国文化普查的结果是，汉人地区每10万个人有2.19个大学生，而石门坎的花苗人聚居区每10万个人10个大学生。这说明伯格理把石门坎变为西南的文化高地不是一句空话。曾经这里平均的文化教育水平是高于汉人的。1927年石门坎就培养出了第一个医学博士，并通过教育培养了大量的苗族精英。
而在伯格理刚到石门坎的时候，石门坎的文化大概是个什么程度呢?也就是整个苗寨里，能够从1数到10的人不超过2个，且这1-2个人通常是老年人，他们只能够完成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和简单的换算关系。假如今天寨里人要去赶场而老人不在，那么他们就无法完成简单的换算，甚至1到10的运算。你可以想象这里的落后到了什么地步。如果村里人去赶场而老人生病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帮人把老人抬到场上去，然后跟他说，我卖了一只鸡，这只鸡3斤，有多少钱，然后我再拿这个钱去买盐，这个关系也只有老人能说清楚。这里完全是化外生番，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贫困到如此地步。
伯格理从1904年进到这里，给这个地区带来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基督教信仰，他发明了花苗文，用花苗文翻译了圣经，然后以此来传教;第二个就是他带来的文明，即教育，陆续办了120座学校，一边传教一边办教育。所以使这个地方成长为西南地区的文化高地。
但是1949年开始，当局把这个地方最核心的两样东西抽走了。首先把基督教抽走，然后把教育抽走。为什么抽走?因为他们把这个地方定为“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基地”，属于无产阶级需要打倒的范畴。他们把传教士赶走，把《圣经》烧毁，把中国的传教士有的杀掉，有的判刑，坐牢，然后命令他们还俗。普通的苗人不允许信奉基督教。首先把宗教的元素抽掉，再把教育抽走。他们围剿老苗文，把伯格理发明的苗文，把承担花苗文化传承最重要的概念抽掉，说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符号。把老苗文的书烧毁，不允许苗人学习老苗文。然后把所有的老苗文翻译的圣经收集起来焚毁。
把最重要的两个核心元素抽掉之后是什么结果呢?到1988年的时候，石门坎的贫困率达到98%，也就是有98%的人口靠政府救济来活。文盲率88%，在1927年就已经培养出博士的地方，文盲率又重新达到了88%。儿童辍学率达到78%。
从某种意义上讲，石门坎提供了一个人类学的标本。
这个标本表明，一个地方，哪怕再贫困，环境再恶劣，只要你注入了信仰和文化的元素，把文明移植到这个地方来，他就会成长起来。经济就会发展，人就会成长为有教养的人。看当年的照片，那些学生的干净程度，比现在的苗人要好得多。他们非常有礼貌、懂文明、懂教育。我们把石门坎看做一个标本，即使是在一个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只要我们给他们信仰、教育、文明都会使这里变得发达。反过来说，即使这里成为了文化高地，但是只要把信仰抽走、把文化、教育抽掉，这里还是会回到原来那种黑暗落后和边缘的状态。
石门坎110年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社会的价值坐标，这个坐标就是：信仰、文化、教育可以改变社会的。这个坐标为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完全没有受过文化浸透的一个社会，也能以信仰、文化和教育来改变，就像石门坎。
伯格理去后，在这里发明了文字，翻译圣经以后，他编写了一本《平民识字课本》。这时他才第一次把国家，民族的概念引入到苗人这个社区。“我是中国人，我是苗族人。”这是花苗文编写的《平民识字课本》的第一句话。因为苗人不知道还有“中国”这个概念，在他们的体系当中，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个人，这些最基本的政治概念完全都没有。是伯格理首先把国家和民族的理念传播给了苗族人。他让苗人知道，苗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苗族人是中国人，这些概念都是伯格理带过去的。他带去的其实是一种现代文明体系，他没有因为发明了文字，成了“苗王”就把苗族纳入他自己的体系，在这里当老大。因为基督教文明其实是一种现代文明，他把现代文明这种理念带了过去。1919年伯格理死后，苗人为他送葬三天三夜，在他的身边不断地唱赞歌、颂圣经、颂歌来悼念他。我昨天讲过有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坟墓围绕在他的墓旁。苗人们说，我们生不能和伯牧师在一起，我们死后要世世代代为他守灵。苗人对伯格理的尊重，就像对圣人，对神的崇敬。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匍匐的感觉。他被苗人当做伟大的人物。为什么他会留在人们心中如此伟大。就是因为他把他的生命奉献给了别人。两千年以来，第一次有一种文明平等地对待苗人。在此之前，苗人的社会分了四个阶层。最上层是官府，然后是汉人，再就是彝族人，最后是苗人。苗人是奴隶，他们没有财产，没有土地，世世代代为奴，为别人去打工。儒家文明，并没有平等地对待这个群体。而基督教是第一次以平等的立场关爱了这样一个被遗忘的群体。所以整个花苗全部落都皈依了基督教。伯格理在昭通做主教17年，他发展的教徒不到20人。但是他到达石门坎地区后，有时候一天受洗的人数达到1000人。所以伯格理用他的生命给这个地方带来了价值观，带来了知识和文化，所以他收到了苗人深深的尊重和崇敬。石门坎在整个云南贵州高原地区基督教徒的心中就是他们的耶路撒冷，伯格理就是他们心中的精神领袖，他们的“苗王”。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信仰和文化是改变社会的两大利器。
再回到我讲座的主题。
我讲了这么多精神危机，那么它面临一个救赎问题。
究竟什么东西才能救赎我们的社会?这个危机的社会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我前面讲过，中国的传统文明有三个维度，儒家、道家和释家。儒家文明应该说对中国的文明影响非常深刻，中国人内心的核心价值基本还是儒家的思想。今天也有很多人希望能够通过儒学的复兴来解决中国人精神危机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道家，道家借鉴了佛家的一些元素成为中国本土宗教，其实他的源头就是老庄哲学。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他们基本的精神轨迹就是“从儒到道”。通常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精神家园，当在年轻时，当处于上升时期，精神家园基本属于儒家——“春风得意马蹄急，一夜看遍长安花”。但是当受到挫折和打击时，或者身体健康出现问题，或者被边缘化时，知识分子往往又回到另外一个精神领域，这就是老庄哲学——道家，看破红尘，归隐田园。就像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讲，“从儒到道”好像是很多人的路径，包括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所有这些人几乎都是这个路径。
另外还有一家就是佛教。
佛教从东汉传到中国，公元401年，由于鸠摩罗什到中国，使中国的佛教产生了很大变化，大乘佛教慢慢上升到主导地位。大乘佛教的核心其实是佛家和儒家的混合，小乘佛教是讲自我修度，大乘佛教是度众生，有天下情怀，有救世情怀，所谓人间佛教。其实还是体现的儒家精神。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三个东西都存在问题。
儒家的核心源于孔子。孔子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是以“仁”释“礼”，因为他崇尚周朝的礼。但是他给“礼”赋予了“仁”的概念，从而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但是这套价值体系和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文明之间是有冲突的。因为儒家强调社会等级的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这些最基本的价值观经过后来朱熹，确定了《四书》《五经》，明宋之后，儒家基本成为了等级的体系结构。这种等级的体系结构是否能产生宪政文明?因为宪政文明的核心是人人平等，而人人平等的文化根源是基于人都是上帝造的，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构成了人法律的权利和天赋自由的权利。我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是上帝赋予的，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模样由上帝创造的。所以说这种基督教文明最核心的平等的价值观和儒家文明的等级价值观是会发生冲突的。我觉得如果把儒家的文明放到私人领域，作为君子修身养性的状态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用儒家文明来构建整个社会的公共文明就缺乏了价值体现。基督教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平等、正义、爱和公益等在儒家的精神资源内比较缺乏。
我们再看道家。道家核心的思想是顺从天意，天人合一，因为天是有序的，人也应该是有序的。他强调自然的和谐以及人对天意的服从，人在自然情况下的和谐。比如，如果邻居家失火了，只有一桶水，这桶水肯定是不能把火灭掉的，儒家说即使灭不了火也还是要把这桶水泼上去，因为这表示的是一种对世界的积极态度，是救世的。但是道家不同，道家更理性，更冷静。既然这桶水浇不灭火，为什么还要泼呢?何必把水浪费掉呢?浪费体力浪费水，而火又灭不掉，不如干脆让火去烧好了。
这就是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差别。道家对自然的态度并不强调“人定胜天”。而儒家强调自我的能力对社会的表达，这种表达不是力量而是态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儒家哲学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标准，但道家并不强调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把道家的思想扩展开来，可以成为当今社会最好的环保主义者，这是非常有价值的。道家的老庄哲学是当今最好的环保主义者，因为他们不会把资能源耗尽掏空，过奢靡而花天酒地的生活。道家强调的是返扑归真，回归到自然的状态。
下面来说佛家。出家人以慈悲为怀，爱心是一定具备的。当然在明清以后，以太虚为首的民间佛教也非常关注社会。佛教在抗战期间是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的，就是因为人们响应太虚的号召，做人间佛教而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并不是说出家人对世俗不闻不问。因为大乘佛教对社会是关注的。佛教非常好，但是佛教的问题是现在中国大陆已经趋于物质主义，或者说太世俗，太功利，精神上沦丧。佛教如果不重整旗鼓，很可能被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毁掉了。什么烧高香，烧头香，开价便是100万。那些贪官有些贪了一个亿，拿一百万去烧头香让神保佑自己，他也觉得划算。这是就是在做交易，盘算一下，如果一百万能保佑我获得一千万，那么我还有十倍的利润。所以成了一个与神做交易的状态。任何信仰如果成了做交易的状态，信仰便已经丧失。
比较这几种可以救赎中国人的精神资源，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儒、释、道这三个东西都很好，但是这些统统都要归向私域。中国文明的构建必须借助基督教文明，因为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十六世纪新教改革，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新教提供的精神价值，第一，个人权利的正当性。个人权利和个人的自由，成为衡量一切社会正当标准，除了这个没有其他。因为只有人，有尊严的人，才是社会正义最主要内涵。第二，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的分离，新教伦理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在荣耀上帝。第三是基于正义和法制的自由。
所以我提倡把儒、释、道归于私域，其前提是用基督教文明来构建公共秩序，来构建政治文明。
2014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