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广渠门外大街甲28号，我驾车来到于光远家中，悼念这位刚刚去世的老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到大门外，值班的武警要我停车出示证件时，我才猛然把这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和体制联系起来。显然，这个住宅区是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入住的。后来在讣告上看到，于光远先生的职务是原中顾委委员，中国社科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上次见到于先生是在2005年，那时他还住在史家胡同八号。那次是和刘道玉校长一起去看望他。刘校长和于光远先生关系一直很亲密，刘校长到北京来为他的新书《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行仪式演讲，开始之前先去拜访于先生。史家胡同从外面看还是很气派，门脸是那种大四合院的架势，但是里面却烂七八糟。于先生的夫人告诉我们，这里以前是黄进的住宅，文革以后给于老居住，但是又搬来一些七七八八的人，她们家只占有其中一部分，所以院子里很乱。我记得那次两个老人谈得非常开心。
九月二十六号于先生去世后，我打电话给刘校长，他很吃惊，说他还没有得到消息，稍稍镇静以后，他说：浩武，我很难过，但是我的身体不好，不可能去北京悼念他，请你代表我去光远先生家里看看，问候他的夫人孟苏女士，问候他的女儿，问候胡冀燕女士。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刘校长又给我的邮箱里发来了他的悼念挽联：一生勤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著作等身，两袖清风学贯中西当代的亚里士多德。
于光远先生家在六号楼，家里摆满了鲜花花篮，花篮的白色绶带上写的人名大多是当今有名望的人物。有一个高大的花篮，上面写着“齐心”的名字，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位应该是今上的母亲齐心女士送的。
我对于先生的尊敬，起源于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
在邓小平主政的年代，有一大批非常活跃的经济学家，他们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九七九年，中央决定成立四个专门小组来系统研究经济改革。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组，张劲夫负责，后来由薛桥负责；；一个是经济结构改革组，马洪负责；一个是经济引进改革组，汪道涵负责；另外一个是经济理论和方法组，由于光远负责。我的恩师董辅礽先生，也是这些小组的成员之一。这些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价值，就是中国应该发展商品经济，应该逐步的改变企业所有制，形成应该有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在那个年代，这些思想都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这些小组的报告，得到了中央高层的高度肯定。只是1980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要解决政治问题，关于经济改革的议题没有成为会议的中心。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这些经济学家的发言影响越来越大，他们的很多建议都成为中央的政策，都成为社会变革的实践。于光远先生就是这些卓有贡献的经济学家中的一员，而且他是一面旗帜，是其中的一个领军人物。
我前不久参加天则经济所成立二十周年会议，回来后写了一条微博，说到吴敬琏先生讲“要善待那些对改革开放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结果这条微博被点击200万次，许多人在跟帖中大骂经济学家如何误导改革等等。其实凭心而论，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确为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中央高层，他们在经济改革的决策当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事实，是无法抹杀的。
当然，我对于光远先生的尊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971年，当年19岁的我，结束了两年的农村知识青年的生活，被招收到湖北省黄陂县供销社工作。
我是1967届的黄陂县一中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下放农村插队落户。离开黄陂县城两年后又重新返回县城，我当时最大的郁闷就是找不到可以看的书。那年，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之中，县城的新华书店里只有大量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以及少的可怜的几本小说，什么《金光大道》之类等等。县城还有一个文化馆，里边有个阅览室，办个借书证，可以把书借出来。我经常去光顾，也实在找不到什么令人满意的书籍。有一次，我带了一本《天演论》回来，在那里似懂非懂的读起来。
我的同事的丈夫是公社党委书记，他经常来看望他的妻子，与这位党委书记同行的，往往还有一个我们称之为“陈记者”的人。其实他的身份是公社的宣传干事。这位宣传干事是1963年湖北大学贸易经济系的毕业生，湖北黄梅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有一项规定，即大学生都必须分配到县以下的单位去工作。这项规定当然是出于把大学生看成知识分子，要到基层去接受教育的含义。所以，这位被称为记者的大学生就分配到了一个叫“鲁台”的人民公社。
有一天，他们又来到我们的营业部，这位“记者”看到我在读《天演论》，感到非常惊奇！他问我，你能看得懂吗？我老老实实的承认，看不懂。说实话，赫胥黎的《天演论》是严复翻译的，文字非常晦涩。对于一个刚刚走向社会，没有任何思想和哲学修养的初中生，而且没有任何老师指导下来读，实在是太难了。
他说，不要看这种书了，下次我带本书给你看。
在我的期待之中，他带来了一本薄薄的书：于光远和苏星合著的《政治经济学》。
这本书把一个年轻人带上了学习经济学的道路。
正是由于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商品”和“货币”这个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我在那个年代开始接触经济学知识，然后读《资本论》，然后学习写作一些简单的论文，然后去武汉大学，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所以，于光远先生是我的真正的导师，是我人生的一位领路人。
当然，所有这一切，于光远先生本人是完全不会知道的。直到2005年我和刘道玉校长一起去看望于先生时，才当面给他讲了这个故事，他听得哈哈大笑。
一本书，就是一个青年人一生的道路，所以，我感恩于光远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