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离开我们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我记得那是一九七一年初，一个寒冷的早晨，那天，和我们朝夕相处多年的外婆突然离开了我们。
为什么时间这么久远而我对外婆的去世的时间记忆如此清晰？那是因为外婆去世的那天，正好是我结束农村知识青年插队落户，被招收到新的单位去上班报到的同一天。
我是一九六八年底，随着两千万知识青年一起，下放到黄陂农村去劳动的，经过差不多两年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一九七一年二月被招收到黄陂县供销社工作，当了一名商店的营业员。
那天一大早，妈妈把我喊起床，匆匆弄了些吃的，我就出门了，步行到离我老家几十里地的黄陂县城关镇的供销社去报到。把一系列的手续办完，我返回家里去准备第二天上班的行李。大约下午五点左右，当我走到离村子不远的黄家楼子的山坡上时，远远看到我家门口聚了好多的人，匆匆忙忙的，好像在干些什么，我心中疑惑，加快了脚步。到家门口一看，才发现是在拆家里的门板、鼓皮等木料，父母在一旁一脸悲戚。原来是外婆走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弄一些木板凑起来钉一口薄的棺材。
这时我才知道，外婆在当天大约凌晨四点左右就走了，我出门时是六点钟，家里人在忙着为我送行，没有发现她的身体已经冰凉。外婆的走，和我离开农村参加工作这个生命中的重要时间节点同时发生，这种巧合，一直在冥冥之中使我感到不可思议，也留下对外婆去世的不可磨灭的记忆。
外婆的大名叫郑莲英，出生于一八九三年。从清末到民国、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她经历了朝代的变迁，更记录了她悲剧的一生。
我对外婆的记忆，应该是从我们生活在黄陂县王家河区一个叫阮家堑的小村庄开始的，估计是在一九五七年前后。那时，家里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最小的妹妹陈小玲出生，一是父亲被划为右派。从现在的史料来看，一九五六年的中国，似乎还是令人振奋的，但是一九五七年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小学教师。那个年代的小学教师，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工作量也非常大。白天上课，晚上批改作业、家庭走访，还有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几乎没有闲暇。家里四个小孩的照顾、做饭、洗衣、一切家务，都落在外婆身上。
外婆虽然很辛苦，但是她也心甘情愿。为什么，因为我母亲为她争气，生了两个儿子，就是哥哥浩文和我，这使她极为骄傲。不能生男孩，是我的外婆一生背下的最沉重、最有罪孽感的精神包袱。命里无子，像一个巨大的磨石，沉重的压在她的心头。
我的外祖父熊财意先生生于一八九四年，正如他的名字，他一生都不缺少钱财，一直是一个布疋商人且经商颇有成果。外祖父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一儿一女后患病早亡，而外祖母当时也因为丈夫得痨病而死在守寡之中。因为她人好、心地善良，又特别能干，有极好的口碑，经人牵线介绍和外祖父成婚。当时外婆带着年幼的两个女儿，熊家的条件是只接受其中一个，性格要强的外婆干脆把两个女儿都送人做了童养媳。其中有一个我们称为“聋子伯”的，我们都见过。她是一个蔑匠，会编各种竹器，手艺很精。但是由于她没有读过书，不识字，所以一辈子也很惨。
外婆嫁到熊家之后，先生了一个女儿，但很快就夭折了，一九三零年生下我母亲，又是一个女儿。连生四个女儿，对她的打击很大，求儿子心切的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命里无子”？于是她偷偷的找一个道士算命，那个道士告诉她，你命里有七个女儿！外婆极为无奈，七个女儿！那要生到何时为止？但她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把我母亲的昵称叫做“七”，意思是希望她就是最后一个，从此再生男孩。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到我母亲开始长大，外婆却失去生育的能力了。也不知道是哪个道士胡诌，还是我母亲的小名没起好“泄露天机”而得罪了菩萨。这对外婆打击太大了。所幸外祖父是个极心地善良的人，一方面出于对外婆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是自己辛苦挣下来的如此家业，需要有男孩继承。于是就花钱去买了一个一岁多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活泼可爱，给外公外婆带来许多快乐，所以在这个孩子两周岁时，外公不惜重金，办流水席大宴宾客以示庆祝，并给这个孩子起乳名“小八”，以图吉利。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真是如此！不幸的是，这个小男孩在过了风光的两周岁庆典不久，又得病去世了。
外婆的悲切可想而知。小男孩的去世倒不重要，但他的去世折射的信息令她无法承受，妯娌的冷嘲热讽，同村人的冷眼和鄙视，与她深深的自卑重叠在一起，她无法自拔，心灰意冷，甚至准备出家，削发为尼，打算与青灯古佛相伴以渡余生。外公的母亲，也就是外婆的婆婆，一直非常喜欢这个媳妇，外婆的贤惠、善良、能干，博得她的同情，所以这位老人把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外公才决定把我外婆和我母亲接到麻城去，于是一家人呆在一起。我母亲在麻城开始上小学，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听母亲说，日本人的飞机在麻城上空轰炸，直接把外祖父开的布店炸毁了。这使外祖父的商业生涯遭受极大的打击。记得有一次我带母亲去参观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个环境让她想起许多往事。提起日本人，她心中是充满仇恨的，这可能与她童年的遭遇有关。
外婆嫁到熊家以后，因为不能生儿子，经常遭到妯娌之间的嘲笑和恶语，使她有一种深深的自卑。
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她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连续生了两个儿子时，她的幸福感是不言而喻的，她和外公都视这两个儿子若掌上明珠，“含在嘴里都怕化了”。所以心甘情愿的为我母亲来操持家务。
我清楚的记得，小时候，家里用做晚饭的灶灰余烬来煨一铜壶水，待水热以后，倒在一个铜脸盆里面，供四个兄妹洗脸洗脚。每当热水倒到铜脸盆时，幼小的两个妹妹总是雀跃般的冲过来，首先把小手伸向热水。这时，外婆会毫不犹豫地打开那双小手，严厉的说，靠边去！男孩先来。然后我和浩文会很骄傲的把手泡在热水中。外婆那种重男轻女的意识，是毫不掩饰的，是渗透到骨子里边的。这种重男意识，既有传统文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来自她一生对生男孩的深深渴望。
外婆有着那种中国女性特有的勤劳。
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是用煤油灯。晚饭以后，父母亲都去学校了，我们兄妹会围着那盏昏暗的油灯做作业或者看书，而外婆永远在灯外的黑影之中纺棉线，无论是酷暑夏夜，还是无尽寒冬，那嗡嗡不绝的纺线声永远伴随着我们做功课，伴随我们进入梦乡。有时一觉醒来，还听到外婆纺线的嗡嗡声，那凄凉又低沉的声音，仿佛是外婆悲凉的叹息。
一年四季的纺线，是为了织布，外婆把纺出的棉线浆洗、染色，然后排成经线，再用另外的棉线做成纬线，安在木梭里，在织布机上织成一幅幅的黑白相间的棉布，这些土制的棉布为我们兄妹做成衣服、鞋。我记得一直到我去供销社工作时，所用的床单还是外婆织的土棉布做的。由于这种土布幅宽较窄，必须要两幅拼缝在一起才够单人床宽，而且压不住垫絮，我只好用图钉把床单固定在铺板上。
母亲说，外婆的本事，就是从棉籽下种，一直到衣服上身，这个全过程她都能做下来。正因为如此，外婆在相邻之中有“能干”的美名。除了纺纱织布，外婆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为全家人做鞋。那个年代的人，基本上都穿布鞋。现在穿布鞋的都是有钱人，知道穿布鞋舒适而且有益健康，但是那个年代穿布鞋是因为穷，买不起鞋。
外婆把一些旧衣服、旧毛巾之类的残破碎布片洗净晾干，然后熬一脸盆浆糊，把这些碎布片一层层的糊在房门板上，再放到太阳下晒干。这一大片晒得硬邦邦的东西，称为“壳子”，然后把壳子剪成鞋底样子，一层又一层的重叠起来，再用粗粗的鞋底线把这些壳子一针一线的纳起来，就是纳鞋底。外婆纳的鞋底，针脚密实，整齐而结实，做出的鞋又好看又耐穿，总是能受到邻居们的称赞。我儿时的记忆中，她身边有个小藤筐，里面放着老花镜、顶针、线。以及一双又一双、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全家七口人，即使每人每年只做两双鞋，也得十四双！所以在我小时的印象中，外婆永远坐在门口光线较强的地方，戴上老花镜，在那里一针一线的纳鞋底。
外婆是个小脚女人，就是说她是缠足的。
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缠足为何物，也极少还能看得见小脚的女人。
据说缠足起源于南宋，在中国有近千年的历史。通常女孩子在五岁左右，就要裹脚。其方法是用长长的布条把还很稚嫩的双脚紧紧的裹起来，把四个小脚趾强制的往下折，一直抵住脚底，阻止脚趾长大，慢慢的，脚骨弯曲，脚背隆起，呈现出一个三角形，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其外形有些像今天人们在端午节吃的粽子。
在中国，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恶习得以流传，大致是基于一种病态的审美观，目的是为了取悦男人。男人喜欢把玩女性的脚趾，这种“三寸金莲”走起路来飘忽摇曳，古代时极富诱惑。连苏东坡都有诗“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之类的诗文。我记得辜鸿铭先生也是非常推崇女性的小脚的。
有资料显示，缠足这一恶习的废除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关，英国传教士高德夫人曾经在中国发起“天足运动”。在基督教会的影响下，民国政府于一九一二年颁布法令废除这一恶习。但事实上直到二、三十年代这种风俗仍然在蔓延。我母亲出生于一九三零年，她回忆说，她小时候（按时间推算应该在1934或1935年左右）仍然被迫缠足，只是由于太疼痛，她坚决抵制，才只好作罢。
外婆本人对小脚依然持一种自我欣赏的态度，我曾经亲耳听她说过，某女人死的时候，躺在棺材里，那一双小脚真是好看！她说这话时，是一种羡慕的口吻，这充分体现了她的审美价值。但是在我们看来，小脚给外婆带来的，是步履的艰难和诸多的生活不便。
从一九四九年浩文出生，到一九五五年大妹妹欲玲出生，外婆一直在县城帮助母亲带孩子。一九五五年外公去世，外婆就开始和我的父母亲生活在一起，离开县城，开始了她漫长的漂泊生涯，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去世。
一九六三年，我们家从阮家堑迁往长堰，因为父亲调往长堰小学任教。
据母亲回忆，一九六三年的一天，当时父亲在郑田小学。突然，王家河区教育局局长一行来到父亲讲课的教室，目的是抽查教师讲课质量。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父亲的教课仍然非常成功，其实我父亲正是因为教学好，才深受学生爱戴。而且他那天发挥极好，如此得心应手，犹如神助。
事后，在区教育局召开的各校校长会议上，这位负责人大大表扬了我父亲，他甚至认为这样的人才放在郑田小学似乎太可惜了，力主要把我父亲调到王家河的区直属学校任教。这时，长堰小学的校长彭建南，在会上力争，要把我父亲调往长堰小学。彭校长说，你们不要争，谁也争不过我。陈万年老师家里四个小孩，一个老人，你们哪个学校能提供这么大的房子给他住？他到长堰小学，我可以给房子他们住，给菜地他们种。
的确，这个长堰小学有非常宽敞的校舍。这个小学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办的黄陂县第八中学，后来中学办不下去，把所有校舍都给了长堰小学，居住条件极好。后来，这位彭校长真承了诺，给我们家三间房，还有厨房，另外还给了一块菜地。这在当时算是极好的福利了。当然，父亲也为彭校长争光争气，他带的六年级毕业班，一九六四年一下考取两个学生到黄陂一中，其中一个就是我，让父亲名声大振，也让长堰小学一时风光无限。
这个彭校长我还依稀记得，他身材高大，声若洪钟，为人性格耿直。我母亲告诉我，他年轻时写了一本小说，名为《歧路上的严华》，真实描述了“大跃进”带来的危害和三年灾害中的饥饿状况，这本书给他带来许多麻烦，挨了很多整。好在他是中共党员，又是校长，只是内部批判了事。但是由此可见此人也是那种有正义感有血性的男人。
从阮家堑到长堰镇，我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我的少年接触到城镇的概念，就是从长堰开始。长堰的宁静、淳朴、干净，以及溪水的灵动，都给我极深的印象。一九六二年，长堰街头早上炸油条的香味四处弥漫，街上的集市叫卖声嘈杂，这一切显示严重的饥荒已经过去，社会恢复了生机。长堰街道上还有一个非常破旧的电影院，当时很流行的一个电影，名叫《刘三姐》，里边的插曲很好听。我的感觉，我对音乐的印象，首先来自于这些优美的广西民歌。
外婆的灾难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
当然，这一年开始受灾的，远远不止是外婆一个人，因为这年开始，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开始蒙受灾难。
文革开始了。
文革的一个响亮口号，就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谓的牛鬼蛇神，具体讲，除了“走资派”以外，就是地、富、反、坏、右，当时被称为“五类分子”。按照这种划分，这五类坏人中，我们家就占了两类：外婆是地主成分，母亲是地主家庭出身，父亲是右派，他虽然已经在一九六二年摘帽，但仍然称为“摘帽右派”。
父亲和母亲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地主份子肯定在“横扫”之列，外婆作为地主分子就不能住在学校里，也要被横扫出门。外婆当时已经有70多岁了，一个小脚的女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现在成为国家的敌人，成为时代的敌人，她必须从学校被驱赶出来！
但是她到哪里去呢？
何方又是她的安身之所？
无奈之下，还是那位彭校长出来调解。当时长堰小学在下边还有一个分部，这个分部就是为了方便那些住得太远的小学生而设立的，大约距长堰小学三至四公里外，那里有一个名叫“田铺叽”的小村庄。彭校长把那个分部的老师调回长堰小学本部，把我母亲调去分部任教，这样全家都住到更偏僻的小村庄去，以免引起那些造反派的注意，这也算是一种缓兵之计。
田铺叽虽然偏远，学校虽然是一个分部，但却在一幢可以说是气势宏伟的房子里。原来在清代时，这个村子里出了一个因“打长毛”而立了军功的武将，黄陂人说的“长毛”，就是指太平天国的军队，据说封了侯，也不知真假。据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清廷对平定太平天国有军功的人“封侯”的极少，包括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也没有封侯，估计有乡邻吹嘘的成分。但这片房子的确修得气派。房子的外墙全部由坚硬的大块条砌成，高大的门楼，上面有绘画和砖雕的图案，从大门进去，有长长的走道，里面有非常气势的大天井，中国传统建筑的四水归堂模式，天井四周也是大的条石砌成的台阶，作为学校办公室的是原先宅子的大堂，全都是巨大的木料做成的山列，一扇一扇的木门和鼓皮，上面都有精致的雕花，宽敞、厚重而坚固。只是因为年久失修，房子显得有些破败。学校门口有一口水塘，在门楼和水塘之间，也砌了一道石头的围墙，大大的青石板，夏天躺在上面非常舒服。
那时我在黄陂一中读初中二年级，学校早就不上课了，浩文在黄陂九中临近毕业，只有两个妹妹、外婆和母亲一起生活在田铺叽。我们偶尔从学校回去，就会到附近的山上去砍柴。
那个年代，农村的燃料结构还非常原始，烧煤是十分奢侈的，我们一家有城市户口，但一个月也才几百斤煤票，根本不够烧。广大农民都靠搂草作薪。我和浩文很小就去上山砍柴，或者用铁丝扒子去山上扒一些松针之类的东西。我们在外边砍回的柴禾，由外婆扎成把子，一捆一捆的堆起来，那就是我们家的粮草。
去年春节，我还开车带着母亲、妹妹一起去看了一趟那历史久远的田铺叽，学校早已不在了，原先雕梁画栋的房子多年前已被乡里干部拆掉了，现在一片破败，门口石墙上还隐约可见斑驳的毛主席语录。在石墙上靠着晒太阳的老太婆，对着我母亲端详很久，脱口而出：熊素芳！熊老师！把我母亲大大地激动了一把。因为这位老太婆“几十年了竟然还记得我”！
但是，外婆的灾难还只是刚刚开始。
一九六七年，母亲从长堰小学调往红十月小学。因为工作关系变动，在田铺叽这种偏安一隅的福利也只好随之取消了。
红十月小学没有住房，母亲又只好申请到分部去任教。这个分部所在的村子，叫张家榨屋。大约在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有一个榨油的作坊。我们一家在张家榨屋住得房子非常破旧，那个年代，农村本来就极为凋敝，农民都极为贫困，加之这个地方的人嗜赌成风，许多家庭更是一贫如洗。在张家榨屋，外婆晚上起来上厕所时摔了一跤，估计造成骨折。在那个年代，有了病痛都是忍着，并不去看病找医生，但是久而久之，外婆逐渐成为残疾，只能靠拐杖或扶着凳子行走。
记得前不久我去看望叶蔓居士，已经百岁之龄的叶蔓先生也行动困难。她依靠的是一个带有滑轮的半圆形金属支架，这个金属支架很轻，滑动方便自如，而且可以根据人体高矮来调节高度，用起来十分方便。我当时就想，我的外婆当年要有这么一个东西该有多好！
一九六八年，母亲所在的张家榨屋分校因为生源不足而要拆并。她必须回到红十月小学本部去工作，但本部没有房子可以住，而且也不能让地主成份的外婆住在学校。
外婆何去何从的问题再一次提出来。
实在没有办法，开学在即，必须举家搬迁，只好想到了去找外婆的亲妹妹，即我们称之为“姨大”的方案。
姨大住在一个离县城比较近的一个名叫丁家堑的小村庄，不知道黄陂为什么那么多村子都以“堑”来命名。她的丈夫早亡，只有一个儿子与她相依为命。我还记得这位我们称他为“树伢叔叔”的男人，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一餐要吃三大碗米饭，而且一表人才。只可惜由于家庭是富农成份，也属五类分子之列，一直找不到媳妇。那个年代，谁也不愿意嫁给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所以这个叔叔一直单身。
这个叔叔推着一个独轮车来了。那是一个木制的，古老的独轮车，连车轮都是木制的。在当时，这几乎是农村乡村之间唯一的代步工具，外婆是小脚，无法长途远行。一个简单的花布包袱，就是她的全部行囊，我们把外婆扶上独轮车，看着她被高大威武的叔叔“吱呀吱呀”的推走了，大家都无比惆怅。
住在姨大家的外婆，整天愁眉不展，利用纺棉线来打发时光。从一九四九我的兄长浩文出生起，到一九五七年小妹妹出生止，这些年来，她一刻也不曾离开过这几个外孙，是她含辛茹苦，一个一个地把我们抚养成人，可是如今，却硬生生的把她和这些外孙们隔开了！
我在县城念中学，所以我的任务是每个月到姨大所在的丁家堑去一次，为外婆送去五元钱的生活费和她的一个月粮票。我就读的县一中离丁家堑大约十几华里，主要路段是一个长长的水渠，人们称为“高渠”。记得有一次下大雨，泥泞之地非常打滑，我上这个高渠跌了好几跤，下这个高渠又跌了好几跤，回到学校，浑身湿透，一身泥浆，狼狈不堪，躲在教室抹眼泪，被班主任邹老师看到了。这位好心的老师把我带到他的寝室，弄了一盆热水给我洗澡，然后让我睡在他的床上，还为我把所有的衣服洗干净晾起来。
我在班上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又任学习委员，还兼职文科代表，我们的班主任正好教我们的语文，因为我的成绩好，特别是作文写的好，他的确喜欢我。但如此待我，证明他心地善良，有慈爱之心，令我终生感激。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邹老师是广东人，他们广东人永远垫一个草编的凉席睡觉。那个季节已经盖棉被了，可是床上依然是草席。不过说实在的，那次我尝试了一下，觉得这种方式睡觉的确很舒服。
这个邹老师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我考进一中时，他大约二十三或二十四岁，应该比我们大十二，三岁左右。文革后听说他回了广东老家，所以一直失去联系。到今天，他也应该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这种状况持续了不到一年，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底，情况又变了。由于阶级斗争的弦越崩越紧，清理阶级敌人的工作也从城里蔓延到了农村。本来外婆的亲妹妹也是富农成份，生产队也要对其专政，现在又来了一个地主成份的姐姐，那更是不行，可怜的外婆在这个地方也呆不下去了。
我记得在读初中时，有一篇课文，叫《苛政猛于虎》。说的是老百姓逃到有老虎出没的地方，因为那里“无苛政”。但是，在红色中国，你是无处可逃的。极权主义统治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它完全打破了“统治”与“治理”的边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整体性的，是囊括一切社会空间和一切场所的。哪怕你在任何一个僻偏的角落，极权主义的阴魂永远依附着你使你无处逃避，一如我当年的外婆。
一个行将就木的小脚老人，世界上竟然无她容身之地。
万般无奈之下，母亲想到了自己的老家—熊家湾。她估计自己的父亲过去做生意时做了许多善事，周济了好多邻里亲属，这些人看在外公的份上，无论如何也会伸手救助一下危难。
但是母亲估计错了！
母亲首先求助的是她的熊家二叔，即我外祖父的堂兄弟，因为这位二叔过去曾得到外祖父的长期资助。她先找到一位大队干部，再找来二叔，希望三方在一起谈妥此事。令我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二叔刚刚落座，一听说是要把外婆送回来老家住，马上像屁股着火似的从板凳上跳起来，连连摆手说：“那不行！那不行！这事你莫找我，办不到！”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把我神情错愕的母亲和那位大队干部撂在一旁。
我有时会想，所谓的亲戚，完全是一个非常扯淡的概念。当你在社会上稍有成就，他们认为你有利用价值时，你周围不知从哪里突然莫名其妙的冒出来好多“亲戚”，他们纷纷找上门来，心安理得的找你要这要那，无穷无尽的提要求。他提出三件事你办了两件他们还会无尽的抱怨，指责。但是哪一天你遇到事情了，有麻烦了，这些人早已无影无踪，你别指望他们能给你有任何帮助。亲戚，基本上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的，是非常脆弱的，远远不及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朋友的概念。
母亲心灰意冷的从老家回来，外婆何去何从，依然没有着落。这一年，父亲仍然在长堰小学，但母亲调至的红十月小学根本没有供家属居住的房子。
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父亲出面了。
父亲的老家在上郭湾，是黄陂县的东南部，靠近长江的一片湖面。但父亲从小就是孤儿，家中没有亲人，但是乡邻都非常好。父亲去找一个我们称为“黄伯”的邻居。这个女人是那种虽然没有文化，但深明大义，极有识见的人，据说解放初期也是一个妇女干部，一生没有生育，和后来的丈夫领养了一个女儿。她听说我外婆的惨景，一口就应承下来，同意接受我外婆，和他们住在一起。好在一年之后的一九六八年，我和浩文又作为知青插队落户也回到上郭湾，再过大半年，父母亲也下放到了农村，回到我们所在的光华大队教书。这样，一家人才又团聚了。这一年，外婆七十六岁。
一九六九的中国农村，文革还在进行之中。
虽然中共“九大”已经召开过，党内权利斗争依然激烈。当时的气氛，犹如当年的天气，寒冷而萧杀。
外婆依然在堂屋一角纺棉线，那架古老的纺车依然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但她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
有一天，我在自己房间看书，外婆依靠凳子一瘸一瘸挪过来，惊恐地说，他们是来斗我的么？我寻声看去，原来门外大路上有一队打着红旗、敲着锣鼓的人在向我们这个方面走来，我赶紧跑过去看，才知道那是一群造反派在庆祝毛主席指示发表，他们是路过我们家门口，向另外一个村庄去的。可怜的外婆，七十多岁了，还犹如惊弓之鸟，时时生活在恐惧之中。
当然，在那个极权主义统治的年代，生活在恐惧当中的，远远不止我外婆一人。甚至从某种概念上讲，恐惧是一种常态。
再回到文章的开头。
我写到村里人如何拆家里的门板和鼓皮，为外婆钉一口薄薄的棺材一事。
其实外婆是有一口棺材的。我记得很清楚，而且还是一口非常好的棺材。
外公去世以后，他留下了一栋在黄陂县城的房子，我对这栋房子还隐隐有些印象。那个时候，黄陂县牙刷厂租用了外公的这栋房子做厂房和办公房，可见这个房子面积还挺大。母亲曾经对外婆有个承诺，这个房子将来为外婆养老。
一九五六年，母亲把这个房子卖给了县牙刷厂，价格是四百元人民币。我的老天爷！当时的房子怎么是这个价格？四百元人民币，今天在黄陂县只能买大约零点一平方米的住宅。
当时，母亲就用这笔钱，为外婆做了一口很气派的棺材。在老家黄陂，为老人做棺材不叫“做”，而叫“廓”。这个廓是动词，为什么用这个字，我不懂，但是我知道，古人在棺材之外再套一层的部分，是称为廓的，但这是名词。
廓这口棺材时，是我们还生活在阮家堑时，把木匠师傅请到家里来，当着外婆的面来“廓”的，外婆很高兴。我小时候很不理解，外婆为什么对为她做棺材还高兴的起来呢？这不是很不吉利吗？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估计这和皇帝刚刚即位就修陵墓是一样的心理。
那四百元人民币，除了加工了这口棺材，其它的钱在三年大饥荒中都拿出来买了吃的。在极度饥饿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偶尔会碰到商店卖点萝卜或者红薯之类的，家里四个小生命都嗷嗷待哺，父亲赶紧去买些回来，不问价格，救命要紧。
其实在最危急的关头，连外婆这口棺材也卖掉了，去换回了一些红薯干之类的杂粮。但这个消息一直瞒着外婆，没有敢让她知道。可怜的外婆，一直到死，她都不知道她当年喜滋滋的看到“廓”的棺材，已经化作七七八八、形形色色的杂粮，喂了她的那些无比疼爱的外孙们。而我们兄妹之所以能度过那饥荒的岁月，没有成为倒在路边的饿殍，恐怕也和用这口棺材换来的食物多多少少有些关联。
薄薄的棺木，草草的埋葬，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浩荡的送葬队伍。仅有的亲人，在那个革命年代，也个个犹如惊弓之鸟，自顾不暇。外婆的生命结尾，是一个冷漠和凄凉的句号，恰如外婆的一生的写照。
如今还在黄陂县上郭湾村头外婆的坟茔，早已是枯草摇曳，荆棘杂丛。我们偶然的清明祭祀，为她烧些纸钱蜡烛，母亲每次都会喃喃自语，泪眼婆娑，悔恨无尽。
我常常在想，像外婆这么一个心地善良、勤劳能干的女人，为何不能见容于这个社会呢？这个社会为什么对一个如此勤劳而又如此弱小的小脚女人视若寇仇，四处驱赶，非要置于死地呢？究竟是外婆有罪还是这个社会有罪？！
外婆一生苦难，就是因为她头上有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在中共的政权看来，她就是一个魔鬼，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可是，外婆的地在那里呢？我从来就不知道这个为了“地”而受了一辈子罪的“地主”究竟有多少地？这些地又在哪里？更不知道这个善良的小脚女人会如何去残酷的“剥削”贫下中农。退一万步说，就是有地，不也是他们辛辛苦苦劳动换来的吗？以自己的土地出租，获得报酬，这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为什么就有罪恶呢？一九四九年这个红色政权成立以后，对那些有财产的人，一直视为敌人，不管你是如何取得这些财产的。据统计，一九五零年“土地改革”运动中，先后有两百多万地主被杀，从肉体上被消灭。直到文革发生的一九六六年，还发生了屠杀地主富农的事件，比如湖南省的道县和北京市的大兴县。
其实，以前中国农村的所谓地主，富农，都是那些最勤劳，最节俭，最有活力的农民，他们几乎靠劳动致富，靠勤俭持家。毫无疑问，他们是农村社会的真正精英。打倒地主富农，对他们实行残酷的镇压，是对几千年勤劳致富价值观的根本颠倒，是对几千年农村耕读文明的彻底破坏。这一点，从毛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初露端倪。对大量农村精英的消灭，导致了千百年积淀的农村乡绅文化的毁灭，从而导致了农村的文化空洞化，彻底破坏了中国历史的人文传统。而打倒农村这些精英分子以后，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因为懒惰，失去教育而没有财产的农村流氓无产者，这些人之所以热衷于革命，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失去，只是因为残忍而获得了财富和权力。他们成为新社会的主流。为了表明屠杀地主富农的正义性，当局在意识形态上做尽了文章。什么“周扒皮”半夜鸡叫，什么“刘文学”为保护生产队的辣椒被地主杀死，什么四川大邑县“刘文彩”的收租院等等。现在证明全部都是编造出来的谎言。
我常常想，如果只是一个人受难，那是他个人的不幸；如果是千千万万的人受难，那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不幸。外婆一生的受难，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不幸，而是这个时代的悲剧，有着深深的民族悲剧烙印。
但是，又有谁能保证历史将不会重演？！
外婆，您安息吧！我们将为您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