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谈几点现象的观察，不是分析，也不是结论，更不是评价。
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明显的事实是：西方人来中国，是当老师；中国人去西方，是当学生。l00年来，这个格局基本上没有改变。原因是西人来教的，中国人去学的，不是西学，而是普遍之学：西学至今被视为普遍之学。无怪乎中国的西学家是知识界的中坚，都是内行；而西方的汉学家属于知识界边缘，某些重要西方知识分子，真正能把中国文化转化为西方主流思想，几乎无一例外是外行。“外行化”的中国，才能被西方文化吸纳。
双单向道
现代中国一直有西方热，现代西方也一直有中国热。两头热，也不能保证恋爱成功，因为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基本势态，是交往的“ 双单向道”——表面有来有往，实际是两个单向：中国人去西方当学生，西方人到中国当老师。这个局面已经100多年，至今基本格局未变。从世纪初康梁到西方学维新之道，顾维钧马寅初等清末民初留学生，到“五四”一代(例如整个“新潮社”)几乎全部留学，一直到50年代的留苏，八九十年代的留美，中国文化人看来100年还没有毕业；而西方人，赫德来教中国海关税法，庄士敦来给溥仪启蒙，李提摩太卡拉罕鲍罗廷教革命之术，杜威罗素讲现代哲学，瑞晗慈燕卜荪讲文学理论，一直到近年詹明信傅利曼，教的东西，学的东西，不是“西学西术”，而是“学术”。
这当然是老生常谈了。我想说的是例外，既是“规律”，就有例外，本无足奇，但这些例外也有规律。中国人在西方也有当老师的：在人文社科领域当教师的，从赵元任起，教学研究大多与中国相关。自60年代起，中国人文社科留学生大量留居西方，造成近年来西方“汉学”的巨大变化。以普遍理论，或以西方文化为专业的人，相当稀有；其中有独特贡献的，更是凤毛麟角。我曾经追踪卢飞白等在西洋教西方文化的人物，他们即使书教得不错，研究方向却很难坚持，大多还是转向中国文化，或中西文化关系。
另外一个例外，也一样不例外：西方到中国当学生的，近年渐渐增多，绝大部分学汉语，或是进行中国课题的研究。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条让文化学者争论不休的口号，在实践中一目了然：百年实践，西学被等同为普遍性，为体；中学明白无误是特殊性，为用。这种据称的普遍性，经常闯祸：李德教革命战争，不明白面对的是中国战争；傅利曼教价格改革，不明白面对的是中国市场。尽管有此种教训，西方性即普遍性，这个基本概念，依然如旧：今日的时髦青年认为西方式酒吧文化，就是“文化”。
这个局面，在非亲身访问的“遥视者”中间，一样存在：中国一个世纪翻译的西方文化文学著作，看来超过任何国家(甚至超过日本?)，几乎无书不译。但是西方人写中国的作品，哪怕影响巨大，如马尔罗的《人的境界》和赛珍珠的《大地》，一直无法使中国人感兴趣。即使译出，读者看不出好处。都怪细节失真，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读者期待的西方性／普遍性被题材破坏了。
西方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不管他们对中国如何好感。詹明信到中国，讲的不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而是“普世性”的后现代主义。讲到中国文学，就说是“民族寓言”，具有特殊性质。我想不通为什么鲁迅是民族寓言，而福克纳不是不能读成“民族寓言”。
近20年来，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人的西文文学，双峰对起，蔚为景观，与林语堂甚至汤亭亭的时代相比，已经进展巨大。这两种文学，有很大区别。但是两者有一个相同点：无论作者在哪里长大，无论使用何种语言，两类作者都是在西方写中国题材。由此也决定了这两种文学，都难以返回中国。林语堂用英文写的《京华烟云》名满欧美，哪怕林语堂是汉语散文大家，这本大作依然让国人看不到好处；汤亭亭的《女战士》在美国已成英语系必读书，在中国始终没引起广泛兴趣。中国题材，反而给读者泼了冷水。
道路的单向性限制，一至于此。
外行大师
西方注视中国的，有许多专业人员，即所谓汉学家。一个世纪来，汉学家负起对西方介绍中国的责任，他们的成就巨大。但是，他们在西方知识界是边缘人物，他们成就再大，也只是在关心中国的小圈子之内。
在西方注视中国的，不只是这些专业人员。西方文化的核心人物——对现代文化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作家和诗人——他们的“中国爱好”超出于现实政治以上，因此更能凸现西方文化的长期关切面。而且，注视中国出于他们本人的主体意识需要，而不是职业必须。因此，如果他们的观察是负面的，例如巴尔特发现文革的口号政治是“符号过程的结束”，他就转到日本去寻找他的“符号帝国”，对中国三言两语打发。而不像“专业注视者”，失望就不得不作出负面表述。
一句话：“业余”汉学家，不说便罢，真正钦佩才说话。现代西方的中国热，这才形成气候。
我不是说这些“一流文化人”超凡脱俗，他们也受制于大气候，但潮流正是由这些人推动，例如庞德之于“并置诗学”；马尔罗之于“东方革命热”，萨特等人之于“文革热”。或许可以说，历史借他们的手推动潮流。 这与中国的西方热正成对比：中国翻译研究西方的专家，常是知识界中坚一从鲁迅、茅盾，到傅雷、杨绛，均是如此，是知识界主流。西方真正从事研究翻译的汉学家，没有一个人，在知识界有如此地位。因为一为普遍之学，一为特殊之学。
三步三借
20世纪西方思想的主题，是现代性：先是推进深化现代性，后有反思批判现代性，最后试图代之以后现代性。奇怪的是，每一步都有人“借鉴 ”中国文化。
世纪初在各个文化领域中推进现代意识的人，哲学家如罗素、杜威，文学理论家如瑞恰慈、燕卜荪，政治学家如狄金森，美学家如弗莱，诗人如庞德、罗厄尔，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令人感动的赞美，而且认为中国古代哲学、诗学、美学，均具有“惊人的现代意识”。
一次大战之后，西方文化界的主流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批判。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他们批判现代性的重要依据。最早是一批人道主义作家，如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毛姆，起而抨击现代性与殖民主义之间的伦理矛盾，二三十年代，马尔罗、史沫特莱、休斯、伊文思等作家艺术家，则进而寄希望于东方革命。奥尼尔、杰弗斯以及50年代出现的垮掉派诗人作家，希望在道佛的清虚无为中找到对西方“过分的浮士德精神”的平衡；李约瑟、高罗佩等人，则推崇以道家为主的中国“宽容健康”的性学，以及中国本有科技思想，以证明“中国现代化道路”。而布莱希特、梅耶霍夫、阿尔陶等人推进的实验戏剧运动，则以中国戏曲为理想舞台，借以形成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西方思想界从60年代后期起出现剧烈变化。从文化逻辑上，这是上述第二波的自然延伸。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主要是越战、中苏对立，以及文化革命，直接推动了新思潮的兴起。存在主义的亲中国精神，在安东尼奥尼、安迪·沃霍尔等人手中变成中国图像，在斯奈德、布莱等人的诗中与 “深度生态主义”结合；60年代末，法国结构主义突破进入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索莱尔等人以中国文字／文化传统颠覆西方的逻各斯中心，阿尔都赛、福柯、克莉斯泰娃等人，以马克思主义进行言说权力分析；此后，詹明信以中国为分析对象，把后结构主义导向后现代主义。
这三步的推进，全靠“非汉学家”。他们思想的“中国根据”，可以说全部是皮相之见，有时荒唐之甚，经常有汉学家站出来指责他们太不了解中国。但是西方文化史的推动者，不是汉学家。实际上，如果他们对中国文化课题真正详加研究，他们就不得不成为拘泥“真相”的专家，而不再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人物。考虑到这一层，它们对中国的阐释是否确当，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误读时髦
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学者到中国访问讲学，几乎绵延不断。某些特殊场合，例如抗战期间聚集武汉与重庆的西方文化人(奥登、李约瑟、费正清、瑞恰慈、高罗佩、斯诺等等)，例如70年代到北京的“‘文革’亲历者 ”(宋塔格、克莉斯泰娃、安东尼奥尼等)，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很大。
如果从他们各自在中国文化中发现“热点”上探讨，可以发现，20世纪西方的中国热，与先前几个世纪，有重要的区别。
曾经让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等哲学家为之着迷、为之高理一番的汉字文化，在20世纪更为迷人：费诺罗萨与庞德的诗学，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德里达的“写作学”，索莱尔与克利斯泰娃引申出的符号文化学。但是莱布尼茨与黑格尔，试图包揽全球文明，也认真地想对中文作个公正的评价；20世纪的讨论却有点明知故犯：庞德与克莉斯泰娃都承认过，汉语的真相，可能与他们的描述不同，但是无关紧要，他们演绎出来的复杂的理论，一样可以言之成理。
几乎相仿的情况出现在梅耶霍夫与布莱希特等戏剧实验家身上：他们对中国戏曲的观察，或许极为皮相(爱森斯坦还把戏曲舞姿比之于“中国象形文字”)，但是发展出来的戏剧美学，的确发人深省，在现代文艺哲学的发展中，是个关键的转折点。以至于80年代的中国实验戏剧，都从他们的 “误释”中寻找新起点。
第二个热点，则更与20世纪之前的关注点不同：除了狄金森、庞德、瑞恰慈等个别人，大部分中国爱好者都不再对儒家理论与政治秩序感兴趣，而道家与佛教(尤其是禅宗)却成为中国思想最迷人的地方。由于这两种思想，在现代中国并无普遍兴趣，需要“参与”的垮掉派诗人作家，只能转向日本禅学和藏传佛教作为替代。但是道家对海德格尔和雅斯培尔的哲学，奥尼尔的戏剧，美国新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则无可替代。
第三个热点，是先前世代没有的。那就是东方革命及其极端变体“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思想支柱毛泽东思想。赛珍珠与马尔罗思想相差极大，他们笔下的中国，都离中国现实甚远。但是他们对西方30年代的影响，却相当类似。毛泽东主义对从萨特、威廉斯，到阿尔都赛、福柯、索莱尔、克莉斯泰娃、詹明信的影响，是提供了一种非苏俄式的，也非纯“西马”式的，把支持“东方革命”与(西方)国内阶级斗争结合起来的新型马克思主义。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后结构主义，却已经包含后殖民主义理论，三者很自然结合成一体。因为这三者都与中国有关。它们构成了主导西方学界的批判思潮，而批判必然需要他者的支持。后殖民主义学者，如赛义德、斯皮伐克、巴伯等，难以充分融贯马克思主义，因为作为他们的注视对象的伊斯兰或印度文化，没有接受过，更没有创新过马克思主义。“文革”中国成为热门，是自然的事。
所有这些“热点”及其理论，都是从西方文化“内需”的产物：其理论，其推论，适应西方文化内部话语权力平衡的需要。因此，汉学家，或中国人，批评他们“一厢情愿”，把中国“乌托邦化”，其实不过就是说，它们不能当做普世性的理论。虽然“来自”中国，却难以应用与中国。
这与本文第一节所说一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讨论，自以为有普遍意义，一旦具体应用于中国，就失去了西方学说“应有”的普遍性，往往容易捅上大娄子。
看到这些皇皇大名，如果我们误认为克利斯泰娃、福柯、詹明信等人对“文革”的观察，可以作我们的借鉴，就像说庞德或德里达对汉字的见解，可以给中国文学以现代性，就完全是南辕北辙了。
中国特殊性，并非绝对不可能沿双单行道开回来。例如近20年中国“ 实验戏剧运动”就成功地把借鉴西方实验戏剧，解释为回到中国戏曲源头。但是任何此类“出口加工”式的借鉴，要中国思想者来进行双重转化阐释——先还原到西方现代的文化动机上；再还原到中国当代的必要性中。
人云亦云，不过是把西人的无心误读，变成我们的有意错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