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性问题，一直是小说叙述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本文提出，这是一个所有符号文本都无法避免的普遍问题，推论路线如下：
叙述学讨论的（不）可靠性，指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意义和评价上的距离。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有一个文本发出源头（或可以被接收者构筑出来的发出主体，例如神意）可以称为“再现者”（representer），这个人格在叙述文本中称为叙述者（narrator），他可以表现为“框架-人格二象”；[1]而所有的符号文本都可被接收者推断出一个体现文本意义/价值观的“拟主体”即普遍隐含作者；因此，所有的符号文本的意义立足点，是这两个人格或拟人格的距离问题：如果文本的再现者与隐含作者意义观与价值观一致，那么文本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文本都在不同程度的意义可靠性-不可靠性基础上摇摆。
以上这四点看法，似乎言之成理，但是先要证明这个表意方式的普遍性，然后才能做分类评析：首先，“再现者”是普遍的，是所有符号文本都具有的；其次，凡是文本都有隐含作者；然后，可靠性-不可靠性，是再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在意义和评价上的距离，也是普遍的。
1.符号文本
不存在单独表达意义的符号，符号总是与其他符号形成组合，形成一个“合一的表意集合”，可以称为“文本”。此词西文text原义是“编织品”。[2]中文译为“文本”，“文字”意味太浓，极不合适，因为符号文本可以是任何符号组成。二十世纪有一系列的学派，对文本研究做出了贡献，[3]当代符号学的分析单元，从单独符号，转向符号文本。
“文本”的意义可以相差很大。最窄的意义，与中文的“文本”相近，指文字文本。哪怕这个意义，文本的本质不是其文字物质存在，而是其表意功能。因此不同版本，可以被称为同一“文本”。[4]巴尔特与格雷马斯对文本符号学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们研究的“文本”基本上是最窄概念，即文字文本。[5]巴尔特问：“在图像之中、之下、周围是否总有文本？”[6]此处“文本”指的是图像或明或暗附带的文字说明。
“文本”比较宽的定义，指任何文化产品。而符号学中往往使用“文本”的最宽定义。巴赫金说：“没有文本，就既无探询的对象亦无思想。”[7]乌斯宾斯基提出一个更宽的定义，文本就是“任何可以被解释的东西”。[8]但是我们知道，符号就是可以被解释的感知，皮尔斯对符号的定义是：“只有被解释为符号，才是符号”。[9]那么，难道单个的符号也是文本？实际上，绝对孤立的单个符号，无法表达意义，文本就是“有整合意义的符号组合”。因此，洛特曼对文本的定义最简明扼要：文本就是“整体符号” (integral sign)。
笔者建议：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就是符号文本：
1. 一些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符号组合中。
2. 此符号组合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
根据这个定义，文本要要具有意义，不仅要依靠自己的组成，更取决于接收者对符号意义构筑方式。接收者面对的文本，是介于意义的发送与接收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它不是物的存在，而是意义关系。
首先要说清什么是广义文本。天然事件不是文本，天然事件的“经验”也不构成文本，文本是一种人造的符号文本。天然发生的自然现象，例如火山爆发，地震雪崩，如果不被中介化为符号意义再现，就不构成文本。也就是说，文本必须依靠某种符号才能显现出来：事件本身并不构成文本，必须形诸于文字、言语、图像、姿态等等再现体，必须托诸另一种物质构成的载体，才能形成一个符号文本。
2.再现者
符号文本可以分成两类：陈述文本和叙述文本。叙述文本再现卷入人物的变化，即有情节的文本；凡是不符合叙述文本条件的，都是陈述文本，但是这两种符号文本都是表达意义的。社会学家布鲁纳对此有比较清晰的讨论：“有两种认知功能，两种思维方式，为了整理经验，建构现实，或说服对方，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论述（arguments）试图说服人相信一个‘真相’，叙述（stories）试图说服人接受一个‘似真’”。[10]布鲁纳的这个区分非常清晰。
任何符号文本，不管是论述，还是叙述，不可能没有“再现者”，因为意义总有一个表述源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格（例如演说者，例如报道新闻的记者）的源头，就有两个方式对付这个局面：一是由接收者构筑一个“拟人格”，例如雷电来自天神之怒；另一个是把文本理解为来自一个特定设置，“表述框架”（舞台，展览馆等）给予文本一个身份：例如戏剧，是“舞台框架”把表演设置为做戏；装置艺术，是某种物被展览馆“展示”为艺术。从信息传达的角度说，接收者面对的文本，必须来自这个表述源头，才成为一个文本；任何文本都是选择材料与选择特殊安排才得以形成，再现者就是文本材料的选择者与安排者，它有权力决定文本讲什么，如何讲，这是再现者最明显的功能。
这个源头再现者，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文本构筑”：文本结构呈露出来的再现源头；“接受构筑”：接收者对文本的重构，包含着对文本如何发出的解释；“体裁构筑”：符号文本的社会文化程式，给同一体裁，给再现以合一的规定性，这样就可以凭借体裁共性，对每一个文本作单独的判断。
因此，再现者是任何叙述的出发点。当此功能绝对个人化时：他是有血有肉的实际讲述者；当此功能绝对非个人化的，它就成为构成文本的再现框架。可以说，再现者变化状态的不同，是不同体裁叙述的重要区分特征。本文提议把全部各种文本，按再现者的形态变化分成五个类别。
一．语言“事实性”文本（宣言、报告、历史、新闻、庭辩、汇报、忏悔等），以及拟“实在性”叙述（诺言、宣传、广告等）；
二．语言虚构性文本（小说、诗等）；
三．具象展示性文本（图画、电影、电视；演说、舞蹈、戏剧、游戏、比赛等）；
四．心灵“拟文本”（回忆、梦、白日梦、错觉、幻觉等）。
这四种分类，要求四种完全不同形态的再现者：四种体裁大类的排列，是从再现者极端个人化（新闻记者是作者兼叙述者）到再现者极端框架化（幻觉者只是受述者）。上面已经说过，在框架叙述（例如小说或电影的“第三人称”叙述）中，这个再现者人格，可以是视角人物。
3普遍隐含作者
隐含作者，一直是小说叙述学的概念。笔者认为，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有意义与价值，因此都有隐含作者。申丹认为：与隐含作者有关的是“事实”与“价值判断”二者；[11]费伦认为隐含作者体现的是“事实”与“价值”，与“知识”三者。[12]两人都提到“事实”，笔者认为“事实”与否，超出文本分析所能处理的范围，应当由直观经验，以及文本间构成的“证据间性”来处理。[13]接收者只能接触文本结构，进行认知构筑，因此文本的隐含作者，体现的是文本的意义和价值两个方面。[14]纽宁说：“我们对隐含作者的感觉，不但包括我们从所有人物的行动与受难中提取的意义，还包括了其中隐藏着每一点道德与情感的因素”。[15]他说得对：隐含作者体现的是两个观念：意义与道德（包括从道德派生的情感）。
任何一个表意的文本，都具有某种身份，即再现者为文本选择的身份，作为文本最重要的社会文化联系。各种身份，决定了符号的表意的基本面。一段文字的“文本身份”可以是公司告示，宣传口号，小说片断，网上帖子等体裁、类别、用途等多种归属。文字内容可能相似，一旦身份不同，意义就会迥异。文本身份是发出者与接收者建立交流的合同，如果没有文本身份，任何文本几乎无法表意。没有神圣身份的文字，不是经书；没有四书身份的《春秋》就不会微言大义；[16]没有交通指挥身份的信号灯无法要人服从；没有校方身份的铃声无法让学生回到课堂上去。一个文化中的文本身份之复杂，比该文化中的人的身份更多变。
不管哪一种文本，都有意义和价值，因此都有体现这套意义与价值的一个发出符合文本的拟人格。至今隐含作者只是（小说或电影的）叙述学研究中一个课题，从符号学来说，这个概念不限于叙述，任何文本中，各种文本身份能够集合而成一个“拟主体”。只要表意文本卷入身份问题，而文本身份需要一个拟主体集合，就必须构筑出一个体现意义与价值的 “隐含作者”。当这个概念可以扩大到所有的符号文本，可以称作普遍隐含作者。
4.不可靠性
既然有普遍再现者，也有普遍隐含作者，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就成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可靠性是推动当代叙述学发展进程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叙述学至今动力无限的关键问题。尽管此概念如此重要，依然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至今没有辩论清楚。当我们把所有的符号文本拉通，而不像经典或“后经典”叙述学那样坚持以小说为中心，这个讨论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有些方面可以变得非常清晰。
一个文本中，有各种主体成分活跃其中，它们往往拒绝合作，都不愿服从一个统一稳定的意义和价值体系。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文本中各种表意身份，而不是经验世界中的实在主体，即作者或读者。文本表意人格与这些实在主体之间，会有很重要的关联，但是在分析中，必须把这两者分割开来。
文本不可靠，实际上是再现者不可靠（representerial unreliability）。再现者可能对谁不可靠？对隐含作者。文本表意，并不能统一个主体的声音，各种声音共存与同一文本，共存于一个文本反而使它们不和谐关系更为突出，而其中最容易“犯上”，即违法隐含作者所体现的文本意义与价值的，是再现者：观察再现者是否“可靠”，也就是说，是否与隐含作者体现的价值观一致，是文本分析的关键。
一旦再现者的立场价值，不符合隐含作者的立场观念，两者发生了冲突，就出现叙述者对于隐含作者不可靠。这已经成为叙述学界的共识，[17]但是问题依然会出现，本文的开头就是证明。必须强调说明：所谓不可靠，不是文本内容对读者来说不可靠（例如说谎、作假、吹牛、败德等等），再现者不可靠是文本的一种形式特征，是表达方式的问题。文本可靠性，并不是内容的可信性，这两者经常会有所重迭，但是两者必须分清：许多争议来自两者的混淆。再现者不可靠是对与隐含作者而言，是两个文本身份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必须反复回顾的底线定义。
确定不可靠叙述的方式，是读者从文本里读出一套价值观，而把这套价值观归纳起来，“寄放”在一个文本人格中。[18]九十年代后，后经典叙述学者从认知叙述学角度扩展这种论辩，这种建构的隐含作者的方式就被称为“认知方式”。用这样的角度看问题，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价值观冲突就不再是作者用的修辞手法，而是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方式。隐含作者取决于文本品格，是各种文本身份的集合。这样找出的隐含作者主体，不是一个“存在”，而是一个拟主体的“文在”（texistence）。[19]
一旦采取“认知方式”归纳隐含作者，不可靠就从再现者与作者的关系，变成再现者的价值观与读者对世界“正常性”的理解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就牵涉到如何确定“读者”，这个复杂问题此处无法详细讨论。笔者的立场大致认同卡勒的“自然化”（Naturalisation）：“把一个文本引入到一个已经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的、自然的话语类型”。这个立场可以具体化为费许的“阐释社群”（Interpretative Community）观念：“我们的阅读都是文化上被构筑的，认同这个文化，就大致上遵循其理解方式”。这样一个社会性的读者，比几乎完全个人化的作者容易确定。
那么，什么样的文本是可靠的呢？是再现者与隐含作者价值完全一致的文本，哪怕这个价值不是我们能赞同的。因此凡是“事实性”文本，都是可靠叙述。一份忏悔或坦白，哪怕是撒谎，也是“可靠的”，因为叙述者与隐含作者都想撒谎，没有距离。这就是为什么本文开头特地辨明：可靠性无关“事实”，而有关“意义”。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是整一的，俗小说的社会文化地位过低，不可能挑战主流意识。因此，《三国演义》是可靠的，哪怕我们现在不认为刘备的正朔地位值得维护，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价值是一致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观点立场价值是一致的，这是中国俗文学的根本性文化特征，在中国文化的体裁等级中，白话小说居于几乎最下地位，它受到的压力所致导致其叙述者急于与隐含作者保持一致，以表明自身的“意识形态正确性”。《红楼梦》说“豁喇喇大厦将倾”，是说荣宁二府将倾倒吗？不完全是：此小说的叙述者再也无法在文本中维持合一的价值观，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开始萌芽，叙述可靠性的大厦正在倾倒。
5. 全局不可靠及其辨别方式
不可靠性实际上有两种，其构成方式，或理解方式，截然不同。全局不可靠，是整个符号文本不可靠，往往是文本从头到尾几乎没有可靠的地方。此时再现文本往往是违反读者理解的根本原则。整体性不可靠的小说和电影，在现代几乎已经成为常规。但“事实性”的文本表意，要求清晰传达，至多只能用上文说的局部不可靠，才可以及时加以纠正。
全局性不可靠，无法用上一节说的文本各部分对比冲突来判断。而必须靠接收者的认知决定其不可靠性。认知的标准，是文化训练给“解释社群”的一套价值规约。由此，我们可以把全局性不可靠分成几种：
第一种：再现者非常人，而是小丑、疯子、无知者，极端自私者，道德败坏者，偏执狂之类，在意义能力与道德能力上，低于解释社群可接受水准之下。其经典例子，是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我已逝的公爵夫人》(“My Last Duchess”)：公爵在画室中向使臣展示已逝公爵夫人的画像，介绍了她的性格，但是用了各种例子显示公爵夫人“随便”的个性：“太容易感动，她看到什么都喜欢”，她把“我赐予她的九百年的门第同任何人的赠品并列”，公爵讨厌她所有的一切，认为她的行为有损贵族的身份，声称“自己绝不会屈尊去谴责这种轻浮举止”。于是公爵下了命令：“她的一切微笑停止了”。从公爵的介绍中读者构建了公爵夫人的形象，善良、热情、充满活力，读者不同意公爵的偏执，这样，隐含作者对叙述者的意义及价值分歧。
与勃朗宁的傲慢公爵正成对照，“天真”恰恰是可靠的标记。他们的不可靠性往往是局部的。典型例子是《赫克贝里.芬历险记》。例如《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叙述基本上是可靠的，可靠的原因恰恰是这个流浪儿童的无知。此外，即使叙述者不兼人物，也就是说不现身，无性格可言，叙述也照样可以不可靠，上面举的卡夫卡诸作品，就是佳例。例如《尘埃落定》，叙述者是“傻瓜”，但是他对于重大事件，往往比正常人清醒。
与道德“差距”正相反，智力上与“社会认可”水准的差异，反而是叙述可靠的标记，作品用智力上成问题的人物作叙述者，往往就预先埋伏了这样一个判断：被“文明社会”玷污的智力与道德败坏共存，现代社会文明过熟，文化不够者反而道德可靠。因此，半文盲流浪儿，乡镇理发匠(王蒙《悠悠寸草心》)，妓女(老舍《月牙儿》)，甚至动物(夏日漱石《我是猫》)都可以成为比较可靠的，即比较能体现隐含作者价值观的叙述者。
第二种：信息不清，各部分用不同方式不可靠，但是找不到纠正点。这种局面，往往被称为”罗生门格局“（Rashmon Structure）。此语源自黑泽明从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莽丛中》改编的电影。强盗、妻子、丈夫的鬼魂都卷入了关键的杀人事件，三个人的讲述很不相同：在强盗的讲述中，受辱后的女人要求两个人必死一个，经过激战，强盗杀死男人，女人逃走；在女人的忏悔中，她受辱后遭到丈夫的蔑视与憎恶，决意去死，但也要丈夫死，她杀了丈夫后，自己却没了勇气自杀；在丈夫的鬼魂的讲述中，受辱后的女人听从强盗的花言巧语，要和他走，临走时要求强盗将丈夫杀掉，强盗反将女人踢倒在地，并问丈夫如何处置，女人趁机逃掉，强盗也离去，伤心的丈夫自尽身亡。这样的故事没有纠正点，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部分文本是可靠的。
李洱的小说《花腔》也是个好例。小说以三个当事人谈主人公葛任（看来以瞿秋白为原型）。白医生的叙述是不可靠的，他的受述者是将他俘虏的国民党范将军，他明白自己万一言辞不当,就会有性命之虞；文革中，劳改犯赵耀庆面对审查组，话语更显得荒诞。范将军的讲述时间已是2000年，此时已摇身变成“著名法学家”，在火车上向记者讲述与葛任之死：讲述者冷漠而调侃，讲述杀害葛任的残酷历史。读者不会认同这三个叙述者，但是对不可靠的纠正点不在文本之中，而在认知对隐含作者的建构中。整部《花腔》都在向我们暗示：历史的本来涵义之一就是说谎，就是耍花腔。整个文本没有纠正点，但是读者明白三个叙述者都在耍“花腔”扭曲历史。
现代小说另一种常用的办法是限制叙述者的视界，包括第三人称叙述这的视野。由于这种方法可用于第三人称叙述者，其应用就更为广泛。卡夫卡的作品，如《变形记》、《审判》或《城堡》，叙述者对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各种事件没有提出任何解释性评论，似乎完全没有能力解释，无纠正点，使文本无法可靠。
第三种：文本中出现可靠部分，但是纠正无力。意识形态的传达压力，使1950-1980的中国当代文学“不应当”有不可靠叙述，但是许多被批判的作品，却往往是因为叙述不可靠，当代文学中挨批判的小说，实际上都是不可靠部分过于生动吸引人，最后“纠正无力”，大面积局部不可靠转变成全面不可靠。
1950年，开国第一年，《人民文学》第3期以“新年号”的特地刊出了萧也牧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一对夫妻，丈夫为知识分子出身，妻子贫农出身，在军工厂当工人。到北京后，丈夫思想起了微妙变化，嫌妻子“土”，与新环境不协调。于是夫妻有了裂痕。“我发觉，她自从来北京以后，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她的狭隘、保守、固执越来越明显……”但是在相当长的篇幅里，“我”对贫农妻子的“土气”的观察很生动，因此小说在相当部分中是“不可靠”的。最后，事实教育，使“我”认识到妻子是对的，自己则“依然还保留着一部分很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整部小说的价值观是颂扬贫农，已经“纠正”前面“我”没有觉悟时的不可靠叙述，所以文本是可靠的。
但是这篇小说的命运奇特：起先是广受欢迎，声誉鹊起；翌年6月，舆情突变，一跃而为文坛头号批判对象。冯雪峰带头批判：“作者……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这原因，是局部不可靠延长的时间太长，纠正无力。作品整体归纳出来的隐含作者，显然与叙述者的“最后立场”一致的，但是叙述“不可靠”部分过长，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纠正，破坏了全文的可靠性。
另一个纠正无力的例子是方纪1957年引起大规模批判的小说《来访者》。说故事的是一个拒绝思想改造的堕落知识分子康敏夫，追求一个女演员，其自述经过让人“又激动又疲倦，像个不祥的梦。”。当年，此小说遭批判的原因是：“作者”同情堕落知识分子，这个“价值观问题”属于隐含作者，而不是作者。文本大部分的叙述者不可靠。故事的结局是康敏夫自愿加入右派分子队列去劳动改造，此“纠正”实在无力，更加深了文本之不可靠。
第三种有个变体：大半文本已经落入不可靠，最后的纠正来得过晚。鲁彦的小说《菊英的出嫁》，描述了整个隆重出嫁的过程，最后才交待，这场婚礼实际上是 “冥婚”。小说的叙述者和隐指作者的价值观相违背，叙述者对这个婚礼充满了情感，一步步描写的非常细腻，隐指作者的价值观则反对这种装模作样的“冥婚”。克里斯蒂的（Agatha Christie）《罗杰杀人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也是这种纠正过晚的典型。“我”罗杰是本地医生，帮助波罗破案，但是最后“我”被发现正是谋杀犯。
6. 局部不可靠及其“纠正方式”
另一种不可靠方式，是局部不可靠。此种不可靠并不一定会延展到整个文本，经常可以在整体可靠的叙述中，看到个别词句，个别段落，文本个别部分表现出“局部不可靠”。这样的话，再现者就会一会可靠（与隐含作者价值观一致）一会不可靠（与隐含作者价值观不一致），或这一部分的再现者可靠，对比出那一部分的再现者不可靠，从而造成文本各部分意义和价值的变化和对照。这种情况，实际上非常多见，由于有文本内对照，这种不可靠识别起来比较容易：可靠部分成为“纠正”不可靠部分的钥匙。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下去，就可以看到，这种“不可靠之纠正”依然需要读者的认知判断。
尤其是在当代多媒介文本中，再现者要在被各种媒介裂开的文本中，谋求自始至终的一致性，变得很困难。局部不可靠是不可靠叙述变得很复杂的原因，但是至今没有读到叙述学者讨论局部不可靠这个问题。许多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明显把局部性与全局性混为一谈。
第一种局部不可靠，是评论不可靠。例如《红楼梦》叙述者并非不可靠，小说的叙述者与隐指作者的价值观一致，都与封建社会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冲突，都在寻求超脱世俗之途。但是这部小说有许多局部不可靠。一系列评论与隐含作者价值观冲突。例如第二十九回：“原来宝玉生成来的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着重号是笔者加的）。
《红楼梦》的隐含作者对宝玉黛玉的恋爱抱同情的态度，而《红楼梦》叙述者却不一定保持这个态度，他常用“反话”评论来取得一种平衡。如此评论，我们可以称之为反讽式评论，它是评价性评论的一种亚型。一般的评价性评论是解释意义与价值的手段，而反讽性评论就很明显地暴露主体各成分之间的分歧，使主体的分化变成分裂。此种局部不可靠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叙述者就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靠。
《红楼梦》的最早期评者就已经发现这个情况。戚蓼生在《石头记序》说：“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琊；写黛玉之妒而兴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戚蓼生已经看出《红楼梦》的叙述经常是“所言非所指”：叙述者的话与小说价值取向 (也就是隐含作者)不一致。
局部不可靠在所谓“事实性”叙述中也会出现。在新闻与历史这类文体中，不可靠文本不太常用，因为会导致隐含作者面目模糊。哪怕出现不可靠的部分，文本会尽快予以纠正。例如这样一段报道：“针对网友质疑云南红河州政府大楼“奢华”，红河州委宣传部长表示，州委、政府等5栋建筑加市民公园，总共才花4亿多，比预算少花近12亿元。”此段叙事不可靠的关键，是用了一个“才”字。下面的报道，就在这个字上做出符合隐指作者价值观的纠正：“实话说，此种‘节俭说’并不离谱：在国内，政府大楼极尽奢侈，已是蔚然成风，算不上什么新闻；而政府楼稍显简陋，便能引起舆论追捧。”。[20]这条新闻的局部不可靠，没有破坏整体可靠性：就记者的表述来说，文本全篇叙述是可靠的。
第二种：文本各部分意义互相冲突，但是只要某个部分可靠，就能成为纠正点。这种不可靠的经典例子，是福克纳的《喧嚣与愤怒》，其四个部分，分别由四个叙述者叙述，头上三部分都是缺乏责任能力的自杀者、白痴、极端自私者的自白。第四部分转为第三人称叙述，从一个黑人女仆的视角回忆并观察事情的前前后后，语调平静的文本，使我们明白黑人仆妇的观察，比其他三人可靠程度大得多。而这种对比指明了隐含作者的意义和价值，与叙述者一致。
莫言小说《檀香刑》的“凤头”部分以媚娘、赵甲、小甲、钱丁四个叙述者的叙述构成，四个叙述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叙述语调。前三者都不可靠，媚娘是农村妇女，知识不可靠；赵甲是变态的职业刽子手，道德不可靠；小甲脑子不好，智力不可靠。第四个叙述者钱丁是官老爷，相对客观冷静一些，比前三个叙述者可靠一些，最后这部分叙述成为纠正点。
第三种：最后得到强力纠正的不可靠。局部不可靠最后得到纠正，整个文本就依然是可靠的。叙述语调对比。成长小说，觉悟小说，上半段常有不可靠，成长后加以纠正。《月牙儿》描写少女时的恋爱时，语句不可靠。第一人称叙述者看透人世后，这些语句显得可笑。
严歌玲小说《白蛇》把同一个故事分为几个版本。官方版本：S省革委会宣教部“内部参阅秘字文件”，叙述者为省歌舞剧院革命领导小组，颂扬文革成就，贬损舞蹈家孙丽坤，把她定为精神病；第二个是民间版本：民间道听途说的新闻，包括监狱的建筑工人和监守人员的说法，描述孙丽坤从高傲的著名舞蹈家，变成一个普通邋遢的妇女；第三部分是不为人知的版本，写舞蹈家孙丽坤与来访人徐群珊的邂逅，爱恋以及被迫疏远。既是“不为人知”，就是可靠的纠正点。
电影《楚门的故事》（Truman’s Story），主人公（电影框架中的视角人物）在他从小长大的地方过日子，丝毫没有怀疑他身处一个电视连续剧内。最后他下决心航海到天边，才冲破布景，看到导演室的操纵。电影《一级恐惧》（Primal Fear），一个自以为是的律师，为某被控谋杀的教堂唱诗童辩护，他一直以为这少年天真愚蠢，直到最后辩护成功后，少年才揭穿是他一直在装傻利用这律师的虚荣心，律师作为视角再现者完全不可靠；电影《胡佛传》（Edgar），些美国联邦调查局名声极糟的主任胡佛的一生，要到电影结尾时，才点穿上面的内容是他口授的“自传”，在关键情节上是在美化自己。这些都是强力纠正的范例。
第三种的变体，是各种标题。文字往往是文本意义最为显豁的地方，但是却不一定能与整个文本意义一致，此种局部不可靠会产生很大的张力。商品或服务的广告、店名或品牌名。貌似说反话、丑话，不雅话语，双关语。读者乍一看以为弄错了，就会特别注意，广告招牌就产生了欲擒故纵效果：“天天精彩，要你好看”是电视广告；“阿里妈妈”是阿里巴巴的交易平台；“不打不相识”是打字机广告；网站招聘广告“只为网络经英”；理财产品广告“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标题与“主文本”严重冲突造成反讽，在其他场合也经常可以看见。一幅装置艺术，意义过于模糊，只能靠标题。如果标题严重偏离，例如杜尚的小便池，标题却是传统油画的诗意标题《泉》，就成为反讽。
局部不可靠性延长到一定长度的，常见于广告。很多广告讲的故事夸张过分：开某个牌子的跑车，就能吸引到美女；穿上某明星代言的跑鞋，打球就像他一样神勇。实际上观者没有把这种夸张当真，他们允许这样的修辞，读者从文本最后归纳出来价值观并没有冲突。因此，广告的无稽夸张只是局部不可靠。
更进一步的策略是自贱，如此招牌应当说是有勇气的：它们冒了被顾客误读误解的危险。“狗不理包子”是传统招牌中的特例，当代却到处可见：“狗剩拉面”、“蜗牛网吧”、“骂厨子家常菜”、“真难吃面馆”、“无味饭店”、“孙子烤肉”、“是非岛”、“人民公社大食堂”。不过有的“自贱“做的语义双关相当巧妙，如“微软大饼”、“妈的酸梅汤”；广州一家粥店名“依旧饭特稀”。有的只能让人佩服店主大胆，如“强盗之家”、“摸错门”。以退为进的“自谦”广告有时候可以起到很好的“记忆效应”。
这是因为商品与店铺，是意义的强力纠正点，有了这个纠正点，广告或店名可以大胆地拉开距离，顾客不会搞错。反讽语言中的”低调陈述“（understatement），不是真正的自我贬低，而是退一步加强效果，用在广告中，“记忆值”效果就奇佳。邦迪创口贴广告，形象是克林顿与希拉里执手起舞，闪电裂痕出现在两人之间，此时出现广告语“有时，邦迪也爱莫能助”。当然这是不可靠的广告语，因为这广告的隐含作者观点是：“邦迪能愈合一切，除了感情裂痕”。
应当说，局部不可靠是文本不可靠的最重要方式，比全局不可靠常见得多。全局不可靠，基本上出现与现代与当代的虚构作品，尤其是小说这样个性化的文本，电影和戏剧这样的“公众文本”中都比较少；但是部分不可靠，不仅在前现代作品中可以出现，而且可以出现于新闻这样的“事实性”文体，可以出现于广告，商标这样的实用文体。对于局部不可靠，关键的问题是可靠的“纠正点”如何设置，可以对照发现不可靠部分，也用以说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这个“纠正点”问题，至今未见到学界讨论。
[1] 参见赵毅衡“叙述者的广义形态：框架-人格二象”《文艺研究》2012年5期，15-23页
[2] Jurij Lotman, The Structure of Artistic Text,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0，p 6
[3] 例如德国六十年代的“斯图加特学派”领军人物班斯（Max Bense）早在1962年就编出文集《文本理论》；苏联的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把文本看作符号与文化联系的最主要方式，洛特曼（Yuri Lotman）1970年发表《艺术文本结构》。
[4] Alec McHoul, “Text”, in Enclopedia of Semiotics, (ed) Paul Bouissac,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98, p 609
[5] A J Greimas & Joseph Courtes，Semiotics and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82, p 340
[6] 罗兰•巴尔特“图像修辞学”，《语言学研究》第六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8年。在《显义与晦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27页）一书收入的此文中，le texte译为“文字”。
[7] Quoted in Tzvetan Todorov,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al Principle,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81, p 17
[8] Boris Uspenskij，“Theses on the Semiotic Study of Culture“, in (eds) Jan van der Eng and Mojnir Grygar, Structure of Texts and Semiotic of Culture, The Hague: Mouton, 1973, p 6
[9] “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 Press，1931-1958, vol 2, p 308
[10] Jerome Bruner , Actual Mind，Possible Word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0
[11] 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4期，134页
[12] James Phelan and Marry Patricia Martin, “The Lessons of Waymouth: Homodiegetic Unreliability, Ethics and the Remains of the Day”, in (eds) David Herman et al, Narratologies, Columbus: University of Ohio Press, 1999, pp. 91-96
[13] 孟华“真实关联度、证据间性与意指定律------谈证据符号学的三个基本概念”《符号与传媒》第2辑，41-51页
[14] 多勒采尔认为“叙述模态”有三种：义务体系（deontic system），道德体系（axiological system），认识体系(epistemic system)。义务体系涉及目的（命令、期盼、催促等）。义务体系事关语用，不在文本分析之中。贯穿于文本里之中的，是道德与认识体系。（Lubomir Dolezel, “Narrative Modalities”, 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Vol. 5(1), Jan, 1976, pp. 6-7）
[15] 安斯加.纽宁，“重构‘不可靠叙述’概念：认知方法与修辞方法的综合”，《当代叙事理论指南》James Phelan等编，申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3页
[16]《宋史·王安石传》：“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於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17] 费伦说：“如果一个同故事叙述者是‘不可靠的’，那么他关于事件、人、思想、事物或叙事世界里其他事情的讲述就会偏离隐含作者可能提供的讲述。”（戴卫· 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0页）。普林斯说：叙述不可靠性出现于“叙述者的准则和行为与隐含作者的准则不一致； 他的价值观（品味、判断、道德感）与隐含作者的相异”（Gerald Prince,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1988:101）
[18] Seymour Chatman, 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77
[19] William Lowell Randall & A Elizabeth McKim, Reading Our Lives: The Poetics of Growing Ol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2008, p 95
[20] 《信息时报》2011年12月0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