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听到的是翻译家查良铮这个名字,后来知道他写诗笔名穆旦。五十年代的大陆少年,凡如我那样喜欢做浪漫梦者,手里必然有一本《普希金抒情诗选》。查良铮这个名字,也沾上罗曼蒂克气息,那种少年型肺结核病者特有的,萎靡却甜蜜的柔情。

后来,我被发配到极端不浪漫的安徽淮河边军垦农场,积雪堆满田野的冬日,无劳可动,整日枯坐讨论毛著。恍忽走神时,想起雪橇滑过俄罗斯的旷原雪景,那是痴情的奥涅金,急如星火地奔向塔吉亚娜,而原野是那么广袤无边。在这时候,被点名了,打个激凌醒过神来,该我批“一闪念”。照例学舌一通,心里还想着我的甜梦。

“出公差”去霍邱县城,数九寒天去挑东西回驻地。这是美差,又累又冷,但逃过了苦不堪言的枯坐干熬。路上遇到一个南开学生也去县城。我马上问查良铮。他说,差不多算邻居！我赶紧问其人风神如何飘逸。那人转过身来,两眼看着我,好象看一个怪物,说“嘿哟,糟老头一个！打我小时候起,每天看见他破衣烂衫,靠着墙脚走路,不抬头看人。以前还在图书馆抄卡片,现在扫街扫厕所。头发都快掉完了,问他几句,话都说不清！”这是个高大的青年,虽然也是在军垦劳动,但精神抖擞,境界不同。他毁了我的偶像,朗声大笑又谈别的事情去了。

回过头来,此少年说查良铮在南开,几十年是为人轻贱的人下之人,突然点破了我的一个猜疑：这事我应当有所预感。记得1957到1958年读到一些诗人们的文章,说穆旦居然写出如此不通之甚的句子:“平衡把我变成一棵树”,实在是荒谬绝伦,说明资产阶级文学真是不可救药云云。

但是这句诗却象魔咒似地抓住我,怎么也忘不了,象古人的名句一样,有一种超出文字的神秘魔力。什么原因,我弄不清,只知道读中国新诗,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我开始钻研现代文论,这句诗帮助我我体味现代批评家所谓“张力”,所谓“非同质”（艾略特语：象闻一朵玫瑰似地感到思想）,这些几乎难以捉摸的概念。这篇文字应当轻松一点,就免谈这些理论。我只想说,这句诗,远远超过中国诗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最高水平。穆旦的诗,才是中国古典诗与西方现代结合的产物。我们在穆旦这一代,可以看到燕卜荪等在西南联大的讲学,奥顿的访华,还有卞之琳等中国诗人三十年代的努力,但是也看到他们青出于蓝。我常想,如果奥顿熟读李商隐,可能就会写出这样的诗句。

七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就读,得以师从袁可嘉,陈敬容,辛笛,曹幸之,郑敏等诗人,眼看着“被时代埋葬”几十年的《九叶》,重新发芽露出地面,忽然就冒成冲天大树。而所有这些四十年代团聚于西南联大和《现代诗歌》杂志的诗人的前辈,都奉穆旦为第一人,都惋惜穆旦刚从文革熬出头,1977年初春,才五十九岁,就匆匆辞世。当时听了不少关于穆旦的事,可惜那时没有发心写“文化交流人物”系列,未能记录下来。

幸好,巫宁坤教授近日来英,给了我绝佳机会。巫宁坤与穆旦先后在西南联大和芝加哥大学同学,过从甚密。他给我说了不少穆旦的旧事。

1935年,穆旦十七岁,进入清华外文系。早年诗作,颇有雪莱式浪漫色彩。二年级未读完,七七事变,随校撤到长沙,又徒步山路近四千里,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就学于闻一多,燕卜荪等中外名诗人。1942年,24岁的穆旦写出情诗组《诗八章》,出现了特有的穆旦风格,中国又有了一个成熟的现代诗人。中国现代情诗,从汪静之康白情,到徐志摩何其芳,一向是很浪漫的。到穆旦才真正才变成“非个人化”的现代诗。

同年,缅甸远征军在昆明组建,二十五岁的穆旦,以翻译人才应募。短期在杜聿明的司令部,不久就到207师任罗又伦将军的翻译。这个师经历了缅甸丛林战最艰苦的战斗。整个战役失败后,作为殿后,留守野人山胡康河,掩护整个远征军撤退。此后残军退往印度,辗转回国。穆旦九死一生的经历,后来写成长诗《森林之魁》。

1949年9月,穆旦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文学系留学,其妻周与良同行。穆旦四十年代的情诗云：“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我一直怀疑,哪个姑娘会承受得住如此的“爱情表白”？周与良慧眼识英雄,但是也为此一辈子付出代价。

周出于名门,兄弟姐妹十人。长兄周一良攻历史卓有所成,文革时曾被江青网罗,成为“梁效”写作班子的主力,并作为“革命知识分子”代表,位居“九大”主席团。近年有自述《毕竟是书生》出版,引起争议。二兄周珏良,英国文学专家,曾任板门店会谈中方翻译（笔者曾听周珏良打探在板门店临时赶学美式骂人脏话,以准确翻译谈判桌上的对话,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吧！）后任外语学院教授。周珏良是穆旦同班同学,把最有才华的同学介绍给妹妹,是当时常见的事。穆旦成为“反革命”后,兄长不再理会妹夫,这也是那种年代的常情。

穆旦到芝大,是自费。一个月后,1949年十月,美国国会通过“富布赖特法案”,即现在“富布赖特基金”的起始,当时在美的所有的中国学生,全都取得奖学金。但是钱没有留住人心,尤其是穆旦这样“爱国”之士。1952年,穆旦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对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周氏兄弟的左倾,可能也给了他“报效祖国”的榜样。实际上,穆旦在西南联大就开始学习俄语,报效国家的意愿一直留在心中。

的确,1953年穆旦应聘到南开后,立即进入一个新天地。影响整整几代人的《普希金抒情诗集》,初版于1954年,短短几年之内,连续出版《普希金抒情诗续集》,拜伦,布莱克,济慈,雪莱的诗集,以及普希金长诗《欧根奥涅金》。一时查良铮这个名字,名震读书界。

至于所译的诗人,都是所谓“积极浪漫主义者”（湖畔诗人华兹华斯,骚瑟,科尔律治为“消极浪漫主义者”,好一个奇怪的“进步反动划分”！）这也怪不得查良铮,名单是苏俄文学史家开的。不过,“查译”之流利顺畅,之优美传神,真是为五十年代的文化界,添了几道光泽。

好景不常,1955年,就开始翻出“国民党远征军翻译官”罪名,穆旦成为肃反审查对象。1958年,以“历史反革命罪”送上法庭,被判“管制三年”。1962年管制结束后,“宽大”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此时他已经成为“不可接触”贱民,开始私下翻译拜伦二万行的长诗《唐璜》（DonJuan)。

但是穆旦的厄运还没有到底。1966年夏,文革火起。八月被红卫兵抄家,焚毁全部藏书和手稿。当日穆旦被抓去揪斗,晚上归来,赶快搜索灰烬,找出捆扎的《唐璜》手稿,大体尚未焚毁,不幸之中大为庆幸。此后1968年“清队”,被“扫地出门”,赶到农村,直到1972年才得以回天津,依旧是一个缩在图书馆的糟老头。我想这就是那位南开的朋友见到的形象。谁也不知道每天晚上,他继续在磨研他的《唐璜》译稿。拜伦虽然用了一生的最后五年时间写这首长诗,但是他一边还写其他著作,在闹偷情恋爱,办煽动杂志,参与异国革命。他绝不可能想到,一百五十年后,会有一个中国诗人,十年如一日,精心转达他描写一个登徒子冒险的潇洒而旷达的诗行：“拜伦式英雄”的豪情,与穆旦的处境,可谓天差地别。文字毕竟还是知识分子寻找心灵净土的地方。

1981年,《唐璜》终于出版时,查良铮已经去世四年,他的骨灰终于有机会安葬,在骨灰旁放一本刚出版的中文《唐璜》。卞之琳先生称誉《唐璜》为“中国译诗艺术走向成年的标志”。穆旦晚年的诗《自嘲》,有句云：“仿佛一个王朝被自己的手推翻……但他失掉的不过是一个王冠”,因为“他生活的小店辉煌而富丽”。穆旦虽然一生受辱,而且天不借年,但是他在文学史上的身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高大。

查氏世家,有南北二宗。查良铮拆“查”字为木旦,穆旦；同宗查良镛,拆“镛”为金庸。浙江海宁查氏,历史上似乎一直被文字狱牵累（康熙年《明史》案牵涉查继佐,雍正年查嗣庭成为考题案主角）,天津查氏,到二十世纪终于也难逃文字狱。中国历史延续性之顽强,有时真让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