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铮离开我们二十八年了，人们至今还为他的坎坷平生感喟不已。但是，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大时代，那不过是沧海一泪。甚至杨绛在新著《我们仨》中也慨叹“我们一生坎坷”。那么，良铮在生活中经受的苦难也许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意蕴。作为一个现代派诗人，穆旦在他最杰出的诗篇中所展示的一颗无比敏感的、高贵的现代中国诗魂的受难，却是非比寻常的。
1980年初，久经摧残的文艺界开始复苏，良铮生前多年背负的罪名也初步得到平反，穆旦的八首遗作也于1980年12月在《诗刊》面世。八首诗均作于1976年“四人帮”覆灭前后，其中《冬》作于岁末，距诗人弃世不到两个月。这首绝笔震撼了他睽违三十多年的诗坛。《冬》共四章，每章四节，最引人嘱目的是第一章：
每一节最后的迭句，宛如教堂晚祷的钟声，唤起了多少受难灵魂的共鸣。奇怪的是，《冬》收入1986年出版的《穆旦诗选》时，这个迭句却不见了，为四个不同的句子所代替，使整章和全诗的意境都发生了变化。多年来我一直感到困惑，直到近来才明白了其中的来龙去脉。原来当年穆旦写成《冬》之后，随即从天津将一、二两章寄给了尚滞留临汾的“九叶”诗友杜运燮。老杜在回信中认为迭句如此复沓似乎“太悲观”，穆旦在1976年12月29日的回信中作了回应：
你反对最后的迭句，我想了多时，改订如下：将每一迭句改为（1）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2）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3）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4）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这样你看是不是减小了“悲”调？
运燮是穆旦的老朋友，他的意见无疑是出于对老朋友的关心和爱护。当时“四人帮”被揪出不久，政治形势并不十分明朗，多少人还心有余悸。运燮素来谨言慎行，何况良铮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平反，“太悲观”的调子不符合“时代精神”，不仅不能发表，没准儿还会给作者招来新的“言祸”。良铮也是过来人，为了不辜负老朋友的关爱，“想了多时”才做出了改订。这些只是我的揣测之词，作为两位诗人的老朋友，姑妄言之。
不过，诗人并不接受“太悲”的批评，他想得很多：“其实我原意是要写冬之乐趣，你当然也看出这点。不过乐趣是画在严酷的背景上。所以如此，也表明越是冬，越看到生命可珍之美。不想被你结论为太悲。这当然不太公平。现在改以上四句，也许更使原意明显些。”他做出了让步，但这是忍痛割爱，因为他接着就说：“若无迭句，我觉全诗更俗气了。”穆旦毕竟不愧为穆旦，尽管他根据老朋友的批评砍掉了迭句，却认为这首“订正”的诗“更俗气了”。为什么呢？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叶慈的写法，一堆平凡的诗句，结尾一句画龙点睛，使前面的散文活跃为诗。”显然，《冬》的订正稿不过是根据老朋友的意见所作的一次改写，并不是定稿。若是穆旦活到1986年，亲自编选《穆旦诗选》，他会采用砍掉迭句的“更俗气”的“订正”稿呢，还是采用有“画龙点睛”的迭句的原稿呢？
穆旦善于用迭句“画龙点睛”。早在1941年，眼看强寇侵凌，国土沦丧，中华儿女浴血奋战，二十三岁的诗人灵魂泣血，“因为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他高唱悲壮的迭句“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赞美他无比热爱的、神圣的、“勾偻的人民”。在往后的岁月中，被迫“韬光养晦”二十秋，一颗无比敏感的现代派诗魂经受了日日夜夜黑暗的沉默的煎熬，而“沉默是痛苦的至高的见证。”（《诗》1976年4月）终于，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受难中，喷发出空前澎湃的诗情，在短促的几个月中再现辉煌，迫不及待地写出二十七首令人赞叹的诗篇。其中两首悲歌《自己》和《好梦》每一节结尾都是迭句，为其绝笔《冬》“画龙点睛”的也正是结尾那个迭句。
最感人肺腑的抒情诗篇往往是无比敏感的诗魂受难的悲歌，李煜“一旦归为臣虏”后写的词就是光辉的例证。王国维说得多好：“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集》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穆旦最感人的诗篇也无不是“以血书者”。穆旦与一厢情愿的“乐天派”无缘，也绝不是愤世嫉俗、消极颓废的悲观派。从古至今，多少诗人把亲身经受的磨难写成可歌可泣的诗篇，而穆旦从来没有把个人的坎坷生涯作为咏叹的主题，生活中的受难只不过是诗人灵魂受难的触媒。诗人咏叹的并不是一己的悲欢得失，而是人在天地间呕心沥血的终极的求索。
著名的情诗《诗八首》毫无传统情诗缠绵悱恻的温情，诗人自己说：“那是写在我二十四岁的时候，那里也充满了爱情的绝望之感。”诗人无比敏感的心灵不仅为痛苦的爱情受难，为人世的万千劫难受尽煎熬，更承载着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忧患。悲壮滴血的六十行长诗《赞美》歌唱民族深重的苦难和血泊中的再生。《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既是纪念千千万万为抗日而牺牲的将士的史诗，也是诗人在缅甸抗日战场上九死一生的炼狱中灵魂受难的升华。长诗《隐现》写于1947年，二十九岁的青年诗人为现代人灵魂的失落向天主发出锥心泣血的吁呼：
我们站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我们是廿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
在那个最后的冬天，半生的追求、无尽的苦难、深沉的幻灭，都升华为炉火纯青的对生命的咏叹。《智慧之歌》哀叹“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爱情消逝，友谊被“生活的冷风铸为实际”，“迷人的理想终于成笑谈”，剩下的只有日常生活的痛苦。《沉没》惊呼“身体一天天坠入物质的深渊”：
爱憎、情谊、职位、蛛网的劳作，/都曾使我坚强地生活于其中，/而这一切只搭造了死亡之宫。
在久经炼狱的历练之后，诗人“视死如归”，坦然直面严酷的人生，不惊不惧、无怨无尤、不顾影自怜、不粉饰升平，以平常心态，用一个十分平常的形象，揭示一个十分平凡的真理：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毋庸讳言，《冬》是一曲严酷人生的悲歌，但不是“人生如梦”的哀吟，而是“乐在苦中”的晚祷。
良铮已矣，北京城郊万安公墓，一抔黄土，一方沉默的石碑，便是他悲剧人生的归宿。万古常青的诗歌天地里，穆旦的“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却呼应着千百年前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永远是地久天长的绝唱。
二〇〇四年严冬 于美国维州猎人森林客中
冬·第一章
穆旦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
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
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
不知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
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
和两三昔日的好友会心闲谈，
听得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
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
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时节，
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间，
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原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