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从六十年中国文艺思想发展史来看，形式文论很难说站住过脚。但是形式文论在中国的命运依然值得回顾，因为必须了解这个缺失的原因及其后果，才能知道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补上这个转折。形式论追求的是“可操作性”，是人文学科寻找共同的公分母，这其实符合现代思想共同的倾向：追求表层之下的文化底蕴。本文详细举例说明：第一，形式论在中国并非毫无根基，而是中国现代文学成形中相当重要的因素，这笔精神财产比我们想象的富厚；第二，语言转折正在中国学界出现，尤其叙述学与符号学两个方面，目前相当活跃，青年学者中正在出现形式文论的热潮。本文就新批评，结构主义，叙述学，符号学四个形式论学派回顾陆台港三地学者已经做出的努力，一个语言转折正在形成。

回顾六十年中国文艺思想的变迁，看起来语言转折在中国几乎没有发生过，形式文论很难说站住过脚。但是形式文论在中国的命运依然值得回顾，因为必须了解这个缺失的原因及其后果，才能知道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补上这个转折。在欧美，“语言转折”（The Linguistic Turn）这个词也是1967年才由洛蒂（Richard Rorty）在1967年同名书中提出的，那时离维特根斯坦等人提出分析哲学，已经过了大半个世纪。可见有没有语言转折，本来就只能事后总结，本文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是总结，也是呼吁。

从五十到七十年代，形式文论在中国受到严格排斥，甚至被认为极端反动。形式文论本身的确隐藏着颠覆色彩。关注形式，必然破坏作品的神秘，必然导致批判性的阅读：文本如果被视为语言和符号的集合，就不可能享有完整性的光彩，也不可能具有“反映现实”而获得的真理性。这对于热衷域痛快地解决问题，或保留艺术玄妙的思想者，的确吸引力不够。但是形式论追求的是“可操作性”，是人文学科寻找共同的公分母，这其实符合现代思想共同的倾向：追求表现形式之后的底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形式论其实有坚实的基础：《易经》可以看作是人类第一个理解经验世界的符号学体系；先秦诸子几乎都详细讨论名实之辩；最伟大的佛学家玄奘带回中国的的是唯识论与因明学；中国现代学者首先发掘的传统学问就是先秦逻辑，唯识论，因明学。“新时期”开始时，形式文论也曾经一度活跃。

但是80年代中期“方法论热”，中国学界热衷的主要还是新马克思主义，弗罗伊德主义，神话原型分析，这些更具整体论倾向的西方思潮。到九十年代，“伦理转折”进入中国，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等，迅速占领中国学界；詹姆逊，哈贝马斯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主流学者的思维方式；海德格尔的“诗性存在”论，也与中国传统思想方法比较契合。既然如此，中国学界就似乎与世界潮流接上轨，在路上一掠而过的车站，似乎也就不必回访。

但是本文将说明：第一，形式论在中国并非毫无根基，而是中国现代文学成形中相当重要的因素，这笔精神财产比我们想象的富厚；第二，一个新的“语言转折”正在中国学界出现，尤其叙述学与符号学两个方面，目前相当活跃，青年学者中正在出现形式文论的热潮。主要的原因是近二十年出现的文化转向：当今世界的文化剧变，迫使学界不得不面对大量新的文化现象，而要解析当代文化问题，最有力的武器，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而是符号学的细致解剖。文化研究的需要，让大批青年学者走上形式论的之途。

本文将就形式论思潮中的新批评，结构主义，叙述学，符号学四个流派，回顾陆台港三地学者已经做出的努力，总结中国学界正在发生的趋势。

1. 形式文论，新批评

形式文论是二十世纪初在欧美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出现的潮流：俄国与东欧的“形式主义派”，英美的“新批评派”，欧陆的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美国的佩尔斯逻辑符号学，以及在这些潮流中建立的叙述学。这些流派在文学理论中形成一个强大的形式论潮流，与哲学中语言分析学派之兴起相呼应，形成后来被罗蒂称为“语言转向”的重大批评范式转折。

然而，在哲学上，先秦的名辨思潮被含混模糊的汉儒取消；佛教传入中国后，以玄奘为首的唯识论未能流传，因明学未能在中国延续。近代严复曾致力于介绍“名学”，金岳霖等前辈致力于逻辑，洪谦参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都未能改变中国现代哲学粗疏的大趋势，一百年的中国哲学思想中，“语言转折”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但是在文学批评中，情况不同。二十世纪上半期，形式文论在中国应当说留下比较好的发展基础：王国维之受益于康德，李长之朱自清等人的批评，接近了形式文论。三十年代起，形式论在中国影响增加，相当大的原因是新批评的主要人物瑞恰慈和燕卜森长期在中国执教，艾略特的文论借创作之助影响了中国文学界，奥登等人在抗战危难时刻访问中国，影响深远。因此，1935年左右，卞之琳先生翻译了艾略特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曹葆华在叶公超等鼓励下，开始比较系统地翻译瑞恰慈，这是中国文学界最早的介绍工作。四十年代后期钱锺书的《谈艺录》成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形式文论的最好成绩，袁可嘉与“九叶”的其他人的诗论也与形式文论走得很近。

近六十年中国的形式文论研究，分成两个阶段：前三十年，1950-1979，形式论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唯一的介绍只能以批判方式进行。六十年代袁可嘉的若干长文，先介绍后批判，介绍部分依然有学术价值。1962“小解冻”之年出版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大量篇幅给了新批评派。

而这段时间，形式文论在台湾香港蔚然成风，1956年夏济安《文学杂志》开始系统介绍新批评，颜元叔办的《中外文学》继起领导潮流，王梦鸥，余光中，叶嘉莹，叶维廉，李英豪，黄维梁，龙应台，欧阳子等整整一代批评家，为形式文论应用于中国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大陆对形式文论的兴趣，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立即出现。尽管新批评在西方已经“过时”，原先在中国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因此首先得到中国学界关注。1980年，曾为瑞恰慈学生的杨周翰教授发表《新批评的启示》，不仅是介绍，而且具体应用于当代中国文学：当时国内批评界难以接受王蒙的小说，杨周翰先生指出这些批评家忘了文学是“从形式到内容”，杨周翰这篇文章，是形式文论在中国重新出现的宣言。曾经燕卜森同事的卞之琳先生，则指导我对新批评作系统研究，第一批论文在1981-82陆续刊出。1984年韦勒克《文学理论》一书中译本出版之后，讨论新批评蔚然成风，许多原作翻译介绍进来，以至于1985年人大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北戴河会议”，讨论新批评的冲击。

此时开始了对形式文论比较综合性的介绍张隆溪，伍蠡甫，冯汉津，周宪等人的文章出现于1984-85左右，导致了1984年关于“现代派手法”的争论，以及1985年关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重大争论。其实当时所争议的批评方法，材料比较齐备的只有新批评，这个时候结构主义和形式文论的其他派别尚无系统介绍。因此当时的辩论的关键词，所谓“内批评”来自韦勒克用语，“文学本体论”来自兰色姆用语。朱寨，刘再复，王蒙，吴元迈，陈涌，王春元，孙绍振，陈剑辉等等，纷纷加入辩论。

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围绕新批评的理论展开的，新批评的一些明显缺点，就成了形式文论的普遍问题。8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学术界对形式文论的兴趣，一方面是为了摆脱既定的权威思想体系和学术规范外，更重要的在于，形式文论没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大红色背景上，无色彩本身就是浓重的色彩。

此后新批评的主要影响进入批评实践，虽然应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较多，但是也有应用于当代文学：苏丁用于解读流沙河，流沙河用于解读哑弦余光中，王毅用于分析伊沙，赵勇用于解读“朦胧诗”，龙彼德用于分析洛夫南帆用于分析王朔，林炼用于分析凌叔华，吴文薇用于分析杨绛。王富仁分析鲁迅则成为新批评应用的范文。从成果来看，新批评至今是对中国文学批评，以及当代文学创作起了最大影响的形式文论学派。

2.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在西方兴盛于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初，为时不长，但却是形式文论发展的关键一步，因为它把世纪初出现的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这条形式文论的隐线索，突然发展成汹涌大潮，成为一时显学。大潮过后，留下了后结构主义，叙述学，符号学等学派继续发展。因此结构主义开启了当代思想史上一个时代，成为二十世纪语言转折的关键阶段。

结构主义最早介绍到中国，为时并不太晚：1975年张汉良，郑树森，周英雄等人，已经在应用结构主义与批评实践；1979年袁可嘉首先在大陆著文介绍结构主义；80年代初李幼蒸翻译的布洛克曼《结构主义》一书影响甚大，虽然李幼蒸论述结构主义的文章比较注重于哲学；张隆溪1983年在《读书》发表的系列文章，几乎有一半讨论结构主义这条线索。

但是结构主义应用于文学批评，始终没有能取得突破。台湾批评家的实践，几乎局限于古典文学，而且集中于单篇分析，大陆学者的批评实践也局限于个别篇章。周英雄《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集合了较多的结构主义文字。喀勒的《结构主义诗学》中译本影响很大，但是他提出的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反应理论。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主要是叙述学，叙述学迅速成为一个单独学科，并不局限于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本质上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左，它很难在习惯于粗疏概念的中国学界流行起来。它缺乏强烈的思想冲击力，怀有思想冲动的中国青年学人，对此难以保持持久的热情。这是结构主义短暂流行而迅速退潮的原因。70年代初期，激进主义又开始盛行，思想界渴望打破思想封闭状况，于是产生后结构主义。

80年代中期，后结构主义几乎“同步”来到中国。后结构主义主要人物在60年代都是结构主义者：结构主义在它的鼎盛时期就培养出它的掘墓人。整个20世纪后下半期，人文学科终于在后结构主义中继续结构主义的游戏。

在20世纪后半期，各种各样的知识流派和思想体系——如解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最近发展为超级学科的文化研究等等，都与后结构主义结下不解之缘，它们本质上是结构主义突破自身的结果，在攻击结构主义的理论活动中获得动力。但是后结构主义依然以语言学为思想资源，从形式分析和文本阐释出发打破结构的整体性和等级秩序。

因此，后结构主义是一种半形式文论，是形式文论的自我突破，给当代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带来崭新的资源和动力，也使当代学术具有了更高和更广的理论视野。虽然这些理论家本人总是在强调他们抛弃了形式文论，后结构主义诸流派的思想，依然有相当多形式文论（尤其是符号学）因素。我们可以看到，拉康，德里达，克里斯台娃等人的思想传到中国后，符号学方面似乎成了最难懂的部分。

叙述学

叙述学的主流，是先于结构主义独立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小说理论在二十世纪形式论潮流中变化成叙述学，原本不属于形式论范畴的小说研究，例如主题，人物，文化意义等，也渐渐被“形式化”：从形式分析进入小说研究，往往更有效。

80年代中国对结构主义的介绍，实际上大部分是叙述学，1989这一年出版的叙述学著作之多，令人吃惊：王泰来编译《叙述美学》，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里蒙—凯南的《叙述虚构作品》等，第一次向国内展示了系统的叙述理论。九十年代，马丁《当代叙述学》、热奈特《叙述话语新叙述话语》、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等陆续翻译出版。

胡亚敏，徐贲等人在80年代后期系统介绍叙述学，九十年代初出现一系列专著，如徐岱《小说叙事学》，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罗岗《叙事学导论》（1994），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1998），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1998）。到今天，叙述学已经成为大部分高校开的科目，也成为学生热衷学习的课程。近年来，叙述学在西方处于一个转型期，转向“新叙述学”，在中国，这个过程也正在发生，或许这是一次真正的中西文学理论“同步发展”，因为中国叙述学的发展，并没有完全依托国外理论。

1988年，陈平原《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以中国文学传统和晚清、五四的小说状况为根基，把叙述学研究与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开大陆学者应用叙述理论以成专著之先河。1989年，孟繁华出了《叙述的艺术》，孟悦《历史与叙述》（1991年）、罗钢《叙述学导论》（1994年）、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述与性别》（1995年）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1998）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1998）等纷纷出版，使叙述学成为中国90年代的一门显学。1998年南帆的《文学的维度》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模式变化进行了叙述学分析，它把理论化入当代文学批评实践。

中国的传统小说理论，一直是叙述学的宝库。海外汉学家首先对中国的叙述艺术表现出热情：捷克的普实克在《抒情的与史诗的》一书中对晚清的小说叙述有详细的分析，韩南、浦安迪等人也致力于中国的叙述艺术。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早在1993年就翻译出版，1996年，浦安迪的《中国叙述学》问世。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出版于1994年，该书“下篇”对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形式进行深入分析，以探讨中国文化与中国小说的关系。杨义对中国叙述理论的建构倾注了大量心血。他1997年的《中国叙述学》沿着“还原—参照—贯通—融合”的思路，力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又充分现代化的叙述学体系，以期“与现代世界进行充实的、有深度的对话”。他极少搬用西方的术语和形式方法，从“道与技的双构性思维”来探讨叙述结构。此后回到中国“评点叙述学”的著作甚多，例如张世君《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2007）。

叙述理论的建构依赖于对语言的运用和把握。但中西语言在根本上就存在差异，因而有些问题在西方与中国就很不一样，例如叙述的时间问题与动词时态关系密切，在汉语中就不显；再例如引语的变位，在汉语中表现很不相同。有不少人人认为，要摆脱这一制约，就要求冲破语言的牢笼，不从语言着手进行叙述分析，而应另寻蹊径，从而使叙述学就从语言转折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应当说这是非常值得尝试的。由于小说在文化生活中的地位降低，叙述学界已经在讨论超越小说研究的“后叙述学”，但是近年在各种人文-社会学科中发生的“叙述转折”，使叙述研究重新变得重要。

符号学：

符号学不是语言转折留下的遗产，符号学是语言转折向人文-社会科学的生长蔓延。至今符号学依然生机勃勃，因为面对当代剧烈的文化转型，符号学必须回答大量问题。由于符号学的难度，符号学至今在中国未得到充分发展，新问题的压力就更为迫切。因此，符号学成为中国当代形式文论（文学/文化理论）的新阵地。中国文化传统本具有极为丰富的符号学内涵，根植于这种文化背景中，中国符号学具有相当多的民族色彩。

中国的符号学研究从80年代起步。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是引介国外主要符号学家如索绪尔、巴尔特等。从1987年开始，才出现符号学具体理论的更细致、更深入的分析研究，符号学开始应用于语言学与其他领域，如用符号学观点来阐释文学作品。一些学者开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例如对《易经》，墨子，公孙龙、荀子诸子著作中符号学思想的论述。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召开了京津地区部分学者参加的符号学研讨会，会后，中国逻辑学会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分别成立了符号学研究会。

九十年代，随着《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版的出版，索绪尔的某些观点得到了澄清，出现了一股对索绪尔语言学观点再认识的热潮，符号学的研究也开始进入具体门类，符号学向各个学科的渗透进一步加强，在语言学、哲学、文学、文化、艺术、传播学、民俗学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符号学研究。尤其是学界开始尝试用符号学方法阐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1994年在苏州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此后在山东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在南京师范大学分别召开了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

对符号学作用的认识，当代符号学有两个极端，一类是过于武断和自负，另一类则过于沮丧。前者把世界万物都看作符号，认为符号学是最全面的学说。后者则认为符号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因为至今尚未弄清许多基本问题，像符号究竟是怎么组成的，它受什么规律支配等。我认为这两个想法都有道理：符号学难点多，正是证明了它的生命力：符号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尚处于青春时代。

符号学理论作为一门新的方法论，这一点在语言学研究中体现得最为鲜明。其中语义学和语用学是二个主要领域。尤其有用的是翻译理论及实践。将符号学应用于翻译领域已成为国内外一些学者和翻译理论工作者的共识。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广告创意、设计中所使用的符号学方法、符号类型进行了相当多的探讨。

文学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分两大部分。一部分试图用符号学方法解释中国文学的特殊现象，对文学符号学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另一方面则是运用符号学理论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符号学分析和解读。还有一些学者把各种艺术形式文化形式都看作是符号体系，他们尝试讨论艺术符号的功能、艺术符号的解析等问题：例如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成为符号学研究者的热门题目。

将符号学理论应用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解读，是近年来文学领域的符号学研究特点之一，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作了有关西方文化理论的系列演讲，用格雷玛斯符号方阵理论，对《聊斋志异》中的《鸲鹆》一篇进行了符号学的示范分析，使听众颇为惊奇。王一川保持了对符号方阵的热情，用之于《创业史》等作品的研究；此后许多学者用符号学研究文学，大有创意。例如叶世祥研究鲁迅小说的“范式”（1998）；张光芒用符号学阐释周作人散文小品（1993）、齐效斌研究《史记》（1998）；李季云解释童话与神话（1999）；王衡霞用来研究文革文学与寻根文学的差别（2001）；尹传兰用符号学研究《雨巷》（2002）；夏荷用符号学解释《红楼梦》（2002）；白洁用来分析《穆斯林的葬礼》（2007）；谌黔萍用来分析亦舒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我本人用符号方阵与佛学中观学派“四句破“解析王小波《黄金时代》（2008）等等。在符号学应用上作出突出贡献的，还有肖兵，叶舒宪等人在中国神话学方面的研究。

语言转折？

形式文论进入中国，是有阻隔的。中国传统批评注重直觉，“尚象”思维重感悟，“境界”之说重体验；在叙述文学的研究中，评点成为中国小说批评的特色。评点家的文字重在直觉”，而非西方那种周密细致的逻辑分析。这使西方盛行的形式方法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显得陌生，难以融入。

回顾六十年中国文艺思想的变迁，看起来语言转折在中国几乎没有发生过，形式文论很难说站住过脚。但是形式文论在中国的命运依然值得回顾，因为必须了解这个缺失的原因及其后果，才能知道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补上这个转折。

从五十到七十年代，形式文论受到严格排斥，甚至被认为极端反动。形式文论本身隐藏着颠覆色彩：文本如果被视为语言和符号的集合，就不可能享有完整性的光彩，也不可能具有“反映现实”而获得的真理性。在新时期，形式文论曾经一度活跃，但是80年代中期“方法论热”，中国学界热衷的主要还是新马克思主义，弗罗伊德主义，神话原型分析，这些更具人文倾向的西方思潮。到九十年代，“伦理转折”进入中国，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等，迅速占领中国学界；詹姆逊，哈贝马斯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主流学者的思维方式；海德格尔的“诗性存在”论，也与中国传统思想方法比较契合。既然如此，中国学界就似乎与世界潮流接上轨，在路上一掠而过的车站，似乎也就不必回访。

而本文的简单回顾说明：第一，形式论在中国并非毫无根基，而是中国现代文学成形中相当重要的因素，这笔精神财产比我们想象的富厚；第二，语言转折正在中国学界出现，尤其叙述学与符号学两个方面，目前相当活跃，青年学者中正在出现形式文论的热潮。这方面的工作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显著特征，很少引述同行的观点，也很少有人能够认真对待同行的观点。自从八十年代的激辩之后，九十年代倒向另外一边：研究形式文论的学者之间，很少展开直接对话：对国内的同行的研究，基本不予理睬。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没有必要进行争辩，这种状况导致这些研究总是在同一个平面展开，没有构成一种互动的推进，少有认真的批评和对话。我认为这个局面会严重妨碍中国学术的进展。

保持与西方“同步对话”是有必要的，尤其在好不容易“赶上“之后。但是从叙述学和符号学的发展来看，中国学界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心理：处于现代转型期的中国学术，有必要了解西方同行的努力，更有必要知道国内同行的工作，展开良性的争论和辩驳。

在现代中国，形式文论既然从来没有入时，也就谈不上过时，有些工作也就依然值得去做。正是因为形式文论对中国（先秦之后的）传统思想是陌生的，中国文学界与思想界，有过一个不太完整的缓慢的语言转折。现在看来，有必要进行一个彻底的语言转折，才能真正建构起思想多元的现代性。我们对形式文论在当今中国的迅速发展，不得不给予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