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后50年，社会科学在解释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形成了两大互为竞争的理论范式—结构主义与行动主义。对社会变迁的解释，前者偏重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结构关系，而后者侧重以行动者为中心。两大理论范式互相批评，指责对方所存在的解释缺陷。不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先锋理论家们清醒地意识到两种传统范式固有的不足：二者都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结构或行动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更大。从20世纪末开始，这些理论家们尝试进行新的范式革命。以查尔斯，蒂利为代表的学者们在对革命和社会运动理论加以综合的时候，提出了动态的政治过程理论。他们主张采用“过程—机制”的方法和“相关性方法”，动态地分析重大社会变迁的过程和结果。在他们看来，过程—机制理论能够将结构主义范式与行动主义范式嫁接在一起。通过文献分析，本文从本体论的高度，梳理了范式革命的内在逻辑，从而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新的工具。
关 键 词：结构主义 行动主义 结构—行动范式 抗争政治理论 革命 structuralism agentialism structure-agency paradigm theor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social revolution
凭借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历史上发生的重大社会变迁，是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使命。通过研究重大的制度变迁与大规模的革命集体行动，社会科学家们试图帮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革，这些变革又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与后果。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围绕着社会变迁这个本体论同题，理论家不断地更新理论生产，以便对一个个历史谜团提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漫长的学术创造最终通过若干理论范式的形成与更新得以体现，实现了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不过，“范式革命”不是静止的，也不应该是静止的；相反，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城市化、民主化、革命、去殖民化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背景之下，从这些社会变迁的结构与结构关系出发，去解释它们生成的原因与后果，社会科学家创造了影响深远的结构主义理论范式。最具代表性的是现代化理论，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将结构主义范式的演变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之间画上等号。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结构主义理论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有理论家质疑，用结构去解释结构是否忽略了更加重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变量。换言之，除了静止的、客观的结构要素，精英与大众行动这些主观因素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是否扮演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行动者理论范式几乎在同时成为结构主义范式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理论竞争者。行动主义范式摒弃了结构主义范式静止、客观、线性等简单化的研究倾向，将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和心理倾向视为改造社会的重要条件，其中，人们的行动理性成为有别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行动主义范式从一开始就遇到结构主义理论家提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的挑战。他们怀疑，如何将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行动者从结构之中独立出来，使得行动与结构成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因果变量，而不是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关系。显然，行动主义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这样一个难题，直到结构—行动理论范式的出现。
结构—行动范式不是一个理论革命的折中方案，而是对结构主义和行动主义范式内在缺陷的理论反省。早期的史学家在研究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曾经无意识地采用过兼顾结构与行动的方法，不过，他们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描述的层面，没有尝试理论化。相对于史学界的先行者，结构—行动理论是以范式革命的面目出现的，绝不是将结构主义与行动主义的理论加以简单地拼凑。结构—行动范式尊重历史的现实性，强调结构因素与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结构的双重性”，①通过互动性分析去寻找社会变迁更加真实的答案。互动性分析侧重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动态关系，寻找那些促使双方互动的恒久机制，社会变迁的多样性来自于这些机制之间的不同组合和历史排序。②在过去二十年里，结构—行动范式已经在理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人们理解历史和评估未来提供了难得的认识论工具。
本文的讨论建立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经典文献的梳理与解析，框架性地图绘结构主义、行动主义与结构—行动理论范式的大致轮廓及范式演变的内在动力，解码结构—行动范式的重大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结构主义与行动主义：范式竞争
兴于20世纪60年代的实证结构主义理论受到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的极大影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了后者的研究传统。通过对社会宏观而抽象地分类(社会由文化系统、个性系统与社会系统构成)，帕森斯认为，在文化系统与其他两种系统的互动过程中，这些结构与彼此之间的互动，能够影响到人的行为模式。③帕森斯社会理论的最大贡献(也是他的理论目的)是：在单一的或多重的结构要素与社会变迁之间建立紧密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推导公式对后来的结构主义理论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结构主义理论家将“现代化”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通过对现代化的具体过程(如工业化、商业化、民族国家建设、城市化等)去解释社会和个体的变化。在结构主义理论家看来，现代化本身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成为社会变迁和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根本原因。
社会学家在解释那些大规模反叛行为的时候，倾向于强调现代化带来的连锁因果反应：在深度变革的时代，社会充斥了极端的不平等；冲突极化、对峙、社会危机引起社会衰败；反叛行动就是底层民众对这种结构背景的回应。④从社会结构的变化理解集体反叛，是社会学家采用的另一个研究路径：商业化带来农民—地主—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变化，这些变化或者导致民主制度的出现或者以专制制度收场；⑤土地拥有者与耕种者之间的关系通常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矛盾，他们对待矛盾的态度以及社会化解矛盾的能力，决定了农民革命的形式，或反叛，或革命，或改良；⑥现代化带来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它们是近代以来历次集体反叛的深层次原因。⑦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在研究方法上逐渐地从“社会中心观”向“国家中心观’转移。他们认为，随着现代国家的不断成长，国家影响社会的能力也得到惊人的提高，而国家结构则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和行动结果。⑧在对法国与英国的研究中，蒂利发现，民族国家在农村的扩张以及中央权力的议会化，一方面带来了民众的抵制，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央政府成为大规模抗议的主要目标。⑨
从现代化这个变量，政治学家集中探讨，哪些结构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带来政治变化。政治之所以发生向民主的转变，“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成为政治学家考量的首要因素。经济增长通过有效性来提高政治的合法性，从而维持民主制度的存续；⑩增长也培植了中产阶级的反对力量，一旦经济出现衰退，建立在经济有效性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将会受到挑战，以致政权难以为继，政治革命不可避免地发生。(11)社会动员是政治学家解释社会变迁的另一个重要的结构因素。亨廷顿发现，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有因为政治转型而实现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相反，在那些制度化程度低的社会里，脆弱的制度无法满足人们的参与需求，致使人们在选举之外寻求政治表达，暴力与革命是常见的方式。(12)
不同于结构主义范式，行动主义范式肯定个体或集体的行动者有目的的行为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由此来解释人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发起行动，来改变令其不满的现状。行动主义理论家对于结构因素能够自动地转化为特定的社会变迁的结果(或制度更新，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持高度怀疑态度。相反地，他们坚定地认为，只有在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条件下，个体的或集体的决策才是决定结构能否导致社会变迁的关键。相对于常规行动，如游说、选举投票等，集体抗争行为，如革命、社会运动等，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要大得多。(13)行动主义范式尤其重视精英的行动以及产生的影响。在制造革命行动的过程中，革命领袖负责如何动员与组织群众，更重要的是，他们提炼与宣传革命理论，以便为群众找到反叛的理由和目标。(14)在民主化过程中，政治学家也发现了政治精英的作用。当民主化具备了初步条件，社会对政权制造了足够大的压力，政权内部的掌权者在谈判过程中就能够主导妥协的过程与结果，推动政体转型；(15)强硬派与温和派互动的结果不仅影响到民主转型的方式，而且影响到转型是否成功。(16)
新制度主义学者将理性选择理论应用到制度分析当中，在精英之外增加了普通民众这个行动者。研究者假设，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大行动者群体，他们都按照利益最大化而理性地决策，制度变迁正是在双方的理性博弈中悄然发生的。(17)理性选择理论在讨论行动者促进社会变迁的时候，考虑到了“搭便车”问题。(18)在社会抗争特别是革命当中，由于对抗性行动尤其是暴力行动所带来的潜在风险特别显著，“搭便车”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不过，在那些具有共同背景的传统共同体，如村庄和行会，农民彼此之间存在的关系网络为革命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合作的社会基础。(19)
三、在建构中反省
结构主义理论家之所以更加青睐“结构”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个体或集体行动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影响，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结构决定着个体行为，也决定着政治和社会的变迁，除历史中的极少数伟人外，其他任何个体都无法去影响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变迁”。(20)然而，影响深远的结构主义理论范式始终面临着既来自行动主义范式阵营也来自于结构主义阵营的批评。
结构主义范式遭受诟病的第一个方面是，社会科学家对“结构”的构成缺乏统一的认识。例如，蒂利的《旺代》将结构具体化为“城市化”，(21)而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则将结构指向了阶级关系、国家结构与外部因素。(22)虽然前者希望解释的是集体反叛的差异性，而后者则着重解释结构导致的相似性结果——社会革命，但是，两者之间都是有关革命或反革命的议题。不同的结构要素影响到两者之间的理论对话。(23)
第二，结构主义范式偏重于静态的分析，忽视了结构自身的变化以及由行动创造的结构。这是结构主义理论最具争议的地方。在有些学者看来，“结构”字面上就意味着“稳定的”和“静态的”。(24)一旦结构被当作“静止的”变量来对待，其解释的有效性充其量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下才能成立。从社会变迁发生的那一刻起，究竟之前的哪一个事件或时间才是影响社会革命的“关节点”，这是确保历史分析确信无疑的一个基本要求。(25)
第三，结构主义理论家过于强调宏观环境对人的行动的影响，忽视了中观的和微观的机制所发挥的作用。在评价蒂利著作的时候，塔罗指出，蒂利致力于宏观历史解释的时候，没有兼顾到微观的地方性活动对宏观历史事件的回应。(26)斯考切波意识到，法国和俄国村社共同体的内部团结是革命行动的一个微观的结构条件，(27)中国则缺乏这种内部团结，据此，她将这种微观结构排斥在解释变量之外。邹谠看到了斯考切波对中国革命解释的漏洞。他认为，革命组织在农村地区的创新性行动不仅创造了内部团结，也为宏观历史演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机制。(28)
第四，忽视了行动者目的的活动。行动主义范式普遍批评结构主义者的狭隘，将行动者的作用降低到结构的作用之下。行动主义理论家认为，在社会变迁中，行动至少发挥了和结构同等重要的作用，甚至认为，“行动者不是简单的结构承载者，而是结构的创造者”。(29)由于斯考切波拒绝公开承认行动者的作用，反对“意志论”的适用性，因此，《国家与社会革命》遭受“攻击”的“火力”也是最为猛烈的。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塞维尔指出，大革命之所以爆发，离不开巴黎知识分子为革命者提供的意识形态或文化，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启蒙之下，第三等级才找到了反对并推翻旧制度的正当性。(30)
结构主义理论的缺陷很大部分可以算作是行动主义理论的优势。首先，结构主义对“结构”要素缺乏共识，但是，行动主义在行动者与结果直接的解释因果中，“行动”或“行动者”基本上没有分歧。其次，结构主义理论家在解释因果的时候，往往在“因”与“果”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轻视寻找导致因果关系的中间变量。其三，结构主义理论家在致力于宏观历史叙事的时候，忽视了微观行动者创造历史的作用，而行动主义理论以“个体”为单位的分析恰好弥补了前者“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问题倾向。不过，行动主义范式并非完美无缺，当它试图从光谱的一极走向另一极的时候，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丝毫不会少于它所否定的那一方，只不过两者存在的缺陷有时候是相异的，有时候是相似的。
行动主义范式面临的第一个难题类似于结构主义范式，采取静态的方式对待行动者的作用。静态的观察常常否认行动者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回应。在斯科特看来，农民在社会结构上隔离于主流社会，在地理上远离中心，而且在文化上也疏离于中心，新的价值和文化对他们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因此，他们的行动不是试图积极地改变社会秩序，而是要维持那个带来基本生存的旧秩序和社会关系。(31)波普金假定，在精英们的组织和动员之下，选择性激励等策略能够确保他们一成不变地按照利益最大化来保持集体行动的热情和利他主义的精神。(32)然而，在某些条件下，人们通常表现的是弱理性的，因为有利于行动者的行动选择是有限的，而且在做决定之前，过去的形势会影响到行动者是否做出理性决定。(33)
第二，行动主义理论家在评价行动者社会贡献的时候，存在着较大分歧。塞维尔曾经激烈地批评过斯考切波忽视法国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作用，不过，斯考切波反驳道，以卢梭为代表的许多启蒙知识分子事实上反对新的制度安排。(34)斯科特和波普金代表了上述分歧。虽然斯科特注意到精英和外部联盟的作用，但是他坚持认为，作为行动的文化不是由精英构建出来的，作为整体的农民是革命的核心行动者。(35)在波普金看来，相比于农民，政治精英的组织和动员作用更加举足轻重，因为如果没有可靠的领袖，追随者在通过成本—收益计算之后，在革命之中，要么缺乏坚定的信念，要么千方百计地“搭便车”。(36)
第三，对行动者作用的强调，反映了人类学家自我想象的局限性。斯考切波非常尖刻地指出了行动主义理论家所存在的重大缺陷。针对塞维尔的立场，斯考切波毫不客气地断定，由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有关“社会秩序建构”的意识形态，只能由人类学家自己而不是行动者来赋予其对革命行动的意义和价值。(37)她认为，人类学家凭借田野经验和专业任务将自己完全沉浸在社会活动之中，他们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
结构主义和行动主义范式向我们展示了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这些优势和劣势来自于它们过于强调结构或行动在社会变迁中的相对重要性，尤其在对待某些变量的时候，学者们不太容易将这些变量在结构或行动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比如，斯科特的“道义经济”，既可以看作是行动者的行动原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结构。(38)波普金和斯科特都提及到村庄共同体在集体行动中的动员作用，以宗族等为核心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在斯科特那里扮演了社会精英的替代物，而在波普金那里则决定着农民是否会“搭便车”。很显然，任何关于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的事实，都不能单方面地对社会变迁做出终结性的解释，(39)因为仅仅依靠结构或行动者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论路径，容易带来理论的不一致和解释的异常。(40)结构与行动之间相互影响和塑造的事实——“结构既塑造人们的行动，行动反过来也塑造结构”(41)——迫使理论家不得不做出新的理论尝试。
在这方面，斯考切波又走在了前列。她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未能同欧洲国家一样建立起保障工人利益的父权式福利国家(paternalist welfare state)，而是建立起保障士兵和妇女利益的物质主义的福利国家(materialist welfare state)?她的《保护士兵与母亲》回答了上述问题。斯考切波采用了一种新颖的分析方法，即政体中心分析(polity-centered analysis)。“这种研究路径将政体视为行动的中心场域(locus)，同时认为政治家或社会团体实施的政治行动受到政府和政党体制的制度结构的重要影响”。(42)不同于《国家与社会革命》，斯考切波并未像以前一样侧重于分析结构化的制度和宏观的互动关系，而是将行动者融入政体分析之中。《保护士兵与母亲》在理论上有许多贡献：一方面，它打破了“美国研究的例外论”，将其纳入到了比较政治的范畴；另一方面，它放弃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方法，采用了相关性方法。(43)
不过，斯考切波试图在结构与行动之间做出调和的努力，仍有令人遗憾之处。比如，在结构与行动这两者之间，她还是明显地偏重于结构，即她之前所倡导的“国家中心观”，以至于给人一种结构主义著作的印象。另一个有待改进的地方是，作者没有尝试挖掘那些联结结构与行动的中间变量。在这方面，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新制度主义理论家在处理结构与行动的时候，特别重视观念(idea)(44)、文化(45)、行动框释(framing)(46)在政治变迁中的作用，将它们看作是联结制度与行动的中间变量。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补缀避免了结构主义或行动主义理论过于简单化的解释。然而，即便如斯考切波在捍卫《国家与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倡导的那样，未来的研究应当将文化和意识形态整合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中、应当更多地分析影响社会革命的动态结构，(47)但是，上述这些努力仍旧没能成功地将结构与行动范式整合到一个框架之下。直到21世纪，查尔斯·蒂利和他的合作者共同推出过程—机制理论，范式整合才算真正地跨出了一大步。
四、迈向结构—行动的范式整合
在扬弃了先前的结构主义和行动主义两大理论范式的基础上，蒂利转向了一个理解社会变迁和集体行动的动态政治过程理论。最初的理论框架反映在联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48)四年之后，蒂利和麦克亚当、塔罗共同出版了《抗争的动力》(Dynamics of Contention)。这本著作不仅标志着抗争政治研究进入新阶段，同时也标志着结构—行动的范式整合就此诞生。抗争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超越传统理论范式的局限，将普通抗议、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置于一个分析框架之下，克服结构主义或行动主义两极化倾向，拆掉不同理论发现之间的“墙”；在强调社会相关性的前提下，抗争政治理论以过程—机制方法历时性地揭示，在不同的情境之中，社会抗争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
三位学者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去论证，为什么以往的理论可以被整合为一个更加优化的范式。基于对社会相关性的理解，他们认为，革命或社会运动研究中强调的政治结构、文化和理性选择的作用并不是彼此独立的，恰恰相反，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共同作用，诱发社会变迁，塑造社会变迁的不同结果。(49)政治过程学者强调“政治机遇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的变化影响到革命或社会运动的成败，不过，这些观点和理性主义的观点之间存在契合之处。比如，政治机遇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到理性行动者的成本—收益的计算、行动的决策，以及行动的结果。因此，“当政治过程理论家继续专注于政治机遇、理性选择理论家专注于个体或集体动员的时候，其实，理性选择学者对动员不同形式的阐述已经拉近了两种传统之间的距离”。(50)
文化主义学者发展了许多概念和命题，去解释集体行动的原因，其中，框释理论(51)尤其具有代表性。在三位学者看来，文化主义理论至少在两个方面能够和政治过程与理性选择建立起联系：其一，行动者对怨恨的文化归因最有可能是在某种结构背景下产生的，而不是个人在孤立的条件形成的；其二，反抗性的文化塑造过程经常会受到客观结构变化的影响，这些变化使得行动者对既有秩序的挑战更加容易。(52)在文化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之间，关联性也是明显的。文化主义正确地指出了理性选择行动的基本诱因来自物质，不过，文化的因素也经常被行动的组织者利用；出于动员的策略考虑，他们会挑选某些特定的文化认同，作为动员行动者参与、保持内部团结的一种手段。(53)
过程—机制理论是范式整合最重要的基础条件，也是结构—行动范式不同于传统范式的创新之处。(54)在构建抗争政治理论的过程中，蒂利和他的合作者们采取了既非结构主义的宏观分析又非行动主义的微观分析，而是回到了罗伯特·默顿的中观分析和机制辨识那里。(55)这种分析策略反映在了过程—机制理论中。他们认为，以中观代替宏观或微观更有可能得出更加一般性的理论。(56)过程—机制理论强调，革命、社会运动都是由相似的过程构成的，并且由相似的机制在发挥作用；社会变迁之所以呈现出相似或差异性，取决于那些关键的机制如何组合以及组合的顺序。(57)在抗争政治中，作者发现了几个关键的过程与机制，反复地出现在各种集体行动之中。在宏观层面上，环境机制、认知机制与相关性机制出现在动员、政治认同形成(forma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协同行动、社会利用(social appropriation)、规模变化(scale shift)等过程当中。三大机制清晰地反映了作者所尝试的范式整合的努力。环境机制、认知机制与相关性机制分别将结构要素、行动主义理论的文化因素以及结构—行动的互动特性整合进来。
在相对微观的层面上，作者发现了三个特别常见的机制：经纪(brokerage)、扩散(diffusion)和协同行动(coordinated action)。(58)他们指出，任何单个的机制都不能全面地解释社会变迁，它们必须共同作用才能真实地还原社会变迁的过程与结果。上述三个机制同样反映了范式整合的努力：经纪机制主要是由某个或某些中间人将原来没有联系的人和地域建立起新的联系，这个机制充分地借用了行动主义范式当中行动者的作用；扩散机制指的是有关抗争形式、争议性问题或者抗议的框架从一个地方向其他地方扩展，这个机制既借用了结构的理论也借用了行动理论；在协同行动的机制下，行动者通过彼此合作，动员更多的人参与集体行动，这个机制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两个机制——由此，将结构主义和行动主义的范式连接起来了。
为了克服结构主义和行动主义范式的静态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蒂利改进了早期的“政体模型”和政治过程的理论不足，(59)由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由强调结构或行动者转向了重视两者之间的互动。之所以采取静态与相关性研究方法，是因为结构/行动以及机制之间彼此影响，有时候相互塑造对方。比如，政治机遇结构是一个静态地解释社会运动兴起的重要概念，但是，结构的稳定性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内部和外部结构的互动，它们会变得或强或弱，或明显或晦暗。因此，范式整合者以机遇与威胁的归因(attribution of opportunity/threat)这个带有动态和相关性色彩的概念代替机遇结构。(60)再比如，为了赋予“文化”以动态和相关性，同时，为了增强行动者观念创造的理性特征，蒂利和他的合作者以社会建设(social construction)代替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61)
过程—机制不仅仅适用于社会抗争，蒂利还将这种解释策略应用到其他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剧集(episode)之中，例如，民主化。在蒂利看来，民主化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而不是作为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与社会斗争的副产品从天而降的。(62)民主，在蒂利那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意味着国家及其公民之间政治关系所具有的广泛的、平等的、受保护的和相互约束的协商程度；民主化则意味着“保护性协商”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63)蒂利认为，在社会抗争的推动下，公共政治、不平等和信任网络朝着民主的方向共同发生作用，从而促成了民主化的到来。不过，由于机制的不同组合，政治过程既有可能走向民主化，也可能向相反的方向移动。
民主化的过程和机制紧密地与社会抗争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抗争，民主化就不可能发生。(64)在民主化的每一个阶段，当行动者与政体以革命抑或是社会运动的形式进行互动的时候，会反复出现以下几个机制：跨阶级联盟的形成、中央政府对地方居间者的收买、庇护—保护网络的消解以及经纪机制。这些机制的不同组合，造就了不同的民主化路径。(65)上述这些机制明显地反映了作者范式整合的目的：“跨阶级联盟”是结构主义范式特别重视的结构因素，是阶级关系变化的一种状态；“中央政府对地方居间者的收买”则是发展了行动主义的理论，将地方诸侯或军阀作为重要的行动者对待；“庇护—保护网络的消解”则是行动主义理论强调的非理性或理性行动的保障体系。
范式整合还体现在，蒂利和他们的合作者致力于将抗争政治理论适用于西欧和北美之外的其他地区。关于社会革命的传统研究对象主要局限于那些数量有限的国家，像俄国、法国、墨西哥等，但是，革命在殖民地解体过程中，也频繁地见诸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社会运动的理论主要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在很多西方国家之外的地区很难得到验证，因此，理论的局限性很大。范式整合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有关社会抗争导致的社会变迁理论，能够适用于任何一种政权与发展水平的国家。这种努力极有助于解释社会变迁的相似性和变异性。
范式整合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新范式解决了结构主义范式和行动主义范式以往在处理结构与行动者关系的时候所面临的难题；其次，新范式可以缩短以往理论之间的落差，增加彼此对话的可能；再次，新范式可以将已有的研究视角扩大到整个世界范围，增加了理论研究的机会；第四，新范式是在结构主义范式和行动主义范式的知识之中寻找共通之处，以过程—机制方法赋予它们以新的活力；最后，新范式不是简单地用一个框架将其他两种范式拼凑在一起，而是在分解社会过程当中，历史地发现相关的因果机制，更新了以往的研究发现，提高了传统范式的解释能力。
五、结束语
结构主义和行动主义范式已经盛行了半个多世纪，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提供了有益的认识论工具。然而，人们对历史事件的重新认识，在范式之间引起了激烈的竞争。批评与回应既显示了各种理论的优势，也暴露了自身的缺陷，并且最终为新范式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结构—行动范式是新世纪范式革命的典范，将社会变迁的理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范式清楚地在传统范式的资源里甄别出优劣，恰当地利用它们的优点，摒弃其缺陷，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相较于传统范式，横跨社会学、政治学、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结构—行动范式更加抽象和复杂，因为在理论家看来，历史本身就是繁杂的，简单的理论无法对浩渺的历史做出准确的解释。自结构—行动范式诞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中，不断涌现的成果让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抗争政治研究系列”的出版书单变得越来越长。这些研究成果一步一步地在丰富结构—行动范式，也在帮助我们拓宽认识世界的视野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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