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历2011年1月12日，一座高9.5米的孔子石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此地属于天安门广场区域，所以此事极具象征意义。在舆论的一端，这标志着姗姗来迟的拨乱反正；而在舆论的另一端，这意味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仅仅三个来月后，孔子像又于4月20日被移到国家博物馆西内院北部安放。总的说来，舆论界虽并没有就此大做文章，但仍似乎印证了一个说法：一百多年来儒家“花果飘零”。
回头看去，孔子像立于天安门广场区域，在中国文明进入复兴轨道的今日，是可以理解的，而三个来月后之被移走，又是必然的。这就好像一个演说家再高明也会有口误，必得纠正，或者说人人都有意识和下意识，会有不自主的行为，必得抑制那样。无疑，孔子像之立于天安门区域，会传达一些晦暗不明的政治信号：从今往后，长期被抹黑的儒家思想将重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而随着中国崛起，更将遍播寰宇，统领全球？莫非当今中国要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推行一种新型的政教合一？
然而如所周知，当今国家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为什么说，孔子像立于天安门区域会传达不清不楚的政治信号。而无论从1905年清庭废除科举算起，还是从1911年清朝覆灭算起，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之与政治权力分离，都有一百多年时间了。期间，经过历次革命、战争和改革，中国文明浴火重生，走向复兴。之前，儒家作为华夏世界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紧密结合至清末已长达两千多年，只是在西方势力和西方话语的入侵下，两者间天撮地合的共生关系才土崩瓦解于一旦。
退一步说，即便某种马克思主义化的新型儒学最终能够兴起，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在政教分离已成世界大势的当今时代，在天安门区域树孔子像这么一种高调的符号宣示，究竟合不合适？考虑到在人类历史上，从来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如此规模超大的国家如此迅速而强势地崛起，以至于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这不仅是西方媒体的老生常谈，从孔子学院在某些国家遭到抵制也可见一斑），而且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也来自发展中国家，问题便愈发凸显了。应看到，晚清以来中国人习惯于扮演受害者角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未来几十年，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大课题是，如何在不断崛起中重新自我定位，逐渐学会并习惯于扮演一个受人尊敬、不使人感到威胁的强者。
可在天安门区域树一座孔子像，如此强力宣示一个经济总量已世界第一的国家的精神象征，究竟会赢得其他文明中人们的尊敬，还是恐惧？如果美国在国会大厦前面、法国在国民议会大厦前面，而英国在威斯敏斯特宫前面树立一座巨大的耶稣雕像，会发出什么样的政治信号？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乃至全世界人们会作何感想？更何况这些国家历史上都是基督教国家，而基督教历来就有立耶稣像（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像）供信徒崇拜的传统；相比之下，历史上的中国作为一个儒学主导的国家，对于儒家精神和教诲历来是重心传而非形传，在文庙之类场所祭拜的，只是孔子和其他贤哲的牌位而非塑像。
很明显，天安门区域孔子像之立而后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是对不明智举动的即时纠正。从宏观历史层面看，这昭示着再次崛起的中国文明 -- 从古到今以儒家价值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文明 -- 的深厚自信。或有人说，儒家是哲学而非宗教，孔子不是神，故在天安门区域树孔子像，就像美国在国会山区域建林肯、杰弗逊纪念堂，立林肯、杰弗逊像一样。问题是，儒家果真只是一种哲学而非宗教？或许，问出这样的问题，便说明思维已经固化，只能按一种非此即彼的套路来进行认知和判断了。立而后废本身难道不说明，儒家即使不是一种宗教，也具有宗教式的挑动敏感神经、激起情感波澜的能力？
二
如果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宗教”、“哲学”定义，可以说儒家既非严格意义的宗教，也非严格意义的哲学；如果采用一种包容性较强的定义，则可以说儒家即是宗教又是哲学；如果把是否信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作为判定宗教的一个根本条件，则儒家可能显得不那么宗教，至多只能说在西周或更早时代，才算严格意义的宗教；如果把是否有“基于智识手段和自我道德约束的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①]作为判定哲学的一个核心标准，那么儒家从孔子甚至周公时代起，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哲学。
尽管在认识论方面，儒学（以及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或其他精神样式）弱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但它完全有自成一体的本体论、宇宙论、自然观和价值论，融合了佛道思想之后的宋明理学更达到了精致的程度。事实上，即便采用“基于逻辑推理而非经验方法的对实在、知识或价值的本质、原因或原理的探究”[②] 这么严格的“哲学”定义，精英层面的儒学 -- 非大众层面的祖先崇拜 -- 仍是一种哲学。难道对天、天道、无极、太极、天理、理、性、性理等的终极探究不属于通常所谓哲学？如果以“人们藉以生存的价值体系”[③]作为“哲学”的定义，提倡仁、义、礼、智、信，忠、恕、恭、宽、敏，惠、勇、孝、悌、友等意义上的道德约束和自我修养的儒家，难道不比任何一种西方哲学更像是哲学？
可另一方面，儒家也具有通常所谓宗教的诸多精神要素或特点，“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所表现的精神气质使它难以同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区分开来，而祭天地、祭山川、祭祖宗、祭圣人更是典型的宗教特征。事实上，在前现代中国，天、地、君、亲、师对于儒家精英和信奉儒家理念的大众来说，都至为神圣。在先秦儒家文献中，作为人格的神“天”（可追溯到商周时代的“上帝”）的使用频度虽不如先前，但仍然很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历史上儒家与国家异常紧密的结合。如所周知，在前现代儒家社会，君主被等同于终极意义上的天，就是说政治共同体的最高领导人被神圣化了。采取这一视角，说历史上儒家所维系的官僚制大帝国是一种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政教合一政体，并无不可。
如此看来，并非不可以把儒家看作一种宗教。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什么“儒教”概念今天虽不常用，但晚清以来一直都受到论者的青睐甚至激烈捍卫。考虑到儒家不仅从一开始就信奉“上帝”、“神”、“天”，而且一直有祭天地山川、祖宗圣人的传统，甚至在停止举行国家祭仪之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中国人仍在祭祖、祭黄帝、祭孔子，似乎就更有理由把它视之为宗教，称之为“儒教”了。从历史上看，儒家在整个东亚世界维系社会政治秩序长达两千年之久，如此优异的表现，或许只有近代以前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勉强可比，古希腊罗马称之为“哲学”的精神体系 -- 如毕达哥拉斯主义、柏拉图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等等 -- 和任何一种现代哲学都望尘莫及。
既然如此，就不难明白为何孔子像树于天安门区域后，很快又被移走了。如果这么做真是为弘扬孔子精神乃至中国文化，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立在天安门广场中轴线上某处，而若即若离地置于天安门东北角的国博广场？
二
从宏观历史角度看，儒家与政治权力的分离，是一种不可逆的文明史事件。若采用一种不那么宏观的视角，则不难发现此事件是非常突兀的，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是严重的。
鸦片战争以降，民族生存危机越来越严重，结构性整体性的改革势在必行，1905年之废科举只是巨大压力所至的必然选择。“共和”之后，救亡图存的压力并没有因此而有减轻，故之后激进主义思潮波诡云谲，风雷激荡，变法与革命此起彼伏，方兴方衰，中国由此翻江倒海折腾了大半个世纪。正是在此过程中，华夏文明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传统儒家被不可逆转地边缘化了，即便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热”也无法终结这种局面。
于是有论者认为，是儒家与国家权力的分离导致其“花果飘零”，甚至有儒家已成“孤魂野鬼”的悲叹。如果采取宏观历史的视角，不难看出，所谓“花果飘零”论、“孤魂野鬼”论，其实都是晚清以来受害者心态的反映。但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着文明的复兴，国家的不断崛起，成为世界舞台上成为一支主导性力量，受害者心态定然已经过时，继续沉湎其中只会有百害而无一益。认清了这一大局，就不会认识不到，儒家走出庙堂，下到社会和学院，自此仅扮演道德、心性层面和学术领域多个角色中的一个，且远不如从前重要的一个（除其他宗教外，又增添了现代意识形态的竞争），是一种必得付出的代价。考虑到先发国家无一不经历了一个宗教与政治权力脱钩的过程，就更其如此了。
事实是，历史上儒家的功能相当于欧美的基督教、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教、印度的印度教等，尽管与它们相比，儒家气质更温和，表现得也更开明、开放。但无论如何，儒家不等于中国文明本身。对于一个极具包容性的超大历史共同体来说，文明精神的传承不仅靠儒家（甚至主要靠儒家），也有佛、道、回、耶和民间宗教的功劳。更何况，一个文明除了有精神、文化的维度，还有经济力、科技力、文化力、政治力、军事力等维度。
也应看到，在欧美，宗教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状态之被打破即政教分离，是一个相对和缓的过程，长达三四百年，故所造成的社会振荡明显不如现代中国那么剧烈。相比之下，由于儒家与政治权力的脱钩非常突然，再加激进思潮的冲击和驱逐列强、国内革命战争、尽快实现现代化之巨大压力，结果造成长时间的政治振荡、社会失治、价值失范、人心不古。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也仍未结束，是一个执政者、学界乃至普通人都必须面对的事实。
尽管问题很多，甚至乱象丛生，但迄今为止，中华文明是西方文明之外第一个整体性实现现代化的文明，中国是第一个能与西方超级大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展开博弈的大国，且在可见的未来，全球权力天平必将越来越多地朝中国倾斜。因而很清楚，儒家与政治权力分离，不仅是历史的必然，最终说来对于中国文明而言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悲情主义地认为从此儒家便“花果飘零”，以儒家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文明的位置怎么摆？考虑到近代以来各大宗教无不经历一个与权力分离，被现代世俗价值观边缘化的过程，这一点就更清楚了。欧美固然有诸多现代性问题，但欧美知识人会哀叹基督教“花果飘零”吗？
至于儒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帮凶一类说法，实在不值一驳。只要尊重常识，只要对国际学界的主流立场有基本的了解，就不会继续沉湎于激进主义思维，对儒家作这种庸人主义的否定了。儒家社会固然没能率先开出现代民主，但早早就开出了为其他文明所艳羡的经济自由主义，早早就废除了以出身来分配权力、占有资源的贵族制度，早早就开出了科举这种使社会阶层得以上下自由流动的社会政治体制，从而为华夏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更为开出现代形态的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打下了深厚基础。在当今发达国家，现代自由民主之所以成为可能，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是前提、是关键。凡是尚未开出稳定秩序的国家便搞了欧美式自由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如所周知，儒家是一种重精神的生命形态，儒家教诲的传承历来重心传而非形传。既如此，就没有必要在敏感场所立孔子像以高调宣示儒家精神，更何况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比它所容涵的某种宗教或哲学更加宏大，而任何一个精进健动、生生不息的文明，都应是一个不断扬弃旧我，重构新我，“日日新，又日新”的文明。
四
晚清至今，中国文明经历了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剧烈变局。从短期看，这种变局对中国人来说虽意味着屈辱、失落、痛苦，更意味着思维方式的急剧转型、社会政治格局的激烈动荡，但从长期看，这种大变局是宏观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这是因为，中国文明在一种缺乏刺激的地理-文化环境中自主演进已实在太久，而任何一个文明要保持健康活力，都得有足够强的精神刺激，都得不断扬弃旧我，重构新我。任何一个文明就其本质来讲，都应是一个既能守持其同一性又不断演化发展的历史文化体系，一个开放包容，不断吐故纳新的精神有机体。唯其如此，文明才可能长久地生存并发展壮大。
事实上近代以来，不仅各非西方文明都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即“西方化”的过程，文艺复兴以降西方文明本身也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虽如此，当今伊斯兰、印度、中国和西方文明仍然是其所是，其同一性依然为伊斯兰、印度、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气质所规定。期间，各文明当然发生了很多变化，甚至是深刻的变化，但它们的本质性特征依然成立。从精神形态的角度看，以儒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为精神内核的各主要非西方文明并没有因为大量吸纳西方元素而丧失其固有的同一性；西方文明也没有因为宗教改革、科技革命、启蒙运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等而丧失其固有的同一性。
另一方面，一个健康的文明必须有一种遗忘或“删除”机制。只有不断摈弃那些在新形势下已丧失了原有相关性的旧质素，才可能进行一种“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重构。正是因了这种“删除”旧信息、“输入”新信息或吐故纳新的机制，一个文明才可能长久保持其青春活力。换句话说，一个文明的同一性并非静止不动，而总是处在演进生长的过程之中。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文明的同一性的重大变化恰恰肇始于外来要素的结构性注入。
印度文明藉着佛教传入华夏世界后，与儒家、道家经过上千年的碰撞磨合，最后与本土要素水乳交融地和合在一起，明显提升了中国文明，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样，晚清以来中国文明一直大规模地、结构性地、创造性地吸纳利用西方文明要素；在此过程 -- 一个仅持续了一百多年，比佛教融入中土速度快得多的过程 -- 中，华夏要素与外来文化水乳交融地和合在一起，文明复兴便由此发生。从此，中国文明的品性不同于以往，而已打上现代精神的烙印；它虽由此成为现代文明一重要组成部分，却仍是中国文明。
古代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情形同样能够说明问题。在希腊人大举入侵西亚之前，这里叙利亚文明的成长所依靠的，不仅是巴勒斯坦十来个犹太人部落的自我更新，而且是它们对两河流域两千多年文化积累的不断吸收，对伊朗高原文化元素的不断吸收，还有对波斯帝国所提供的和平环境的有效利用。希腊人占领西亚北非后，不仅叙利亚文明再次经历了更新，希腊文明本身也因与其接触而彻底摈弃了其先前的精神品质。此后形成的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文明是一个全新的文明，即以叙利亚文明为基质、摄入了希罗要素的基督教文明，而中世纪以降至今，正是基督教构成了西方文明同一性的核心成份。
考虑到历史上中国文明的优异表现，考虑到这个文明衰落之后又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如此强势地复兴，每个中国人应感到欣慰才是。晚清以降儒家固然已不同于以往，但以儒家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文明却仍是中国文明。尽管不能说中国知识人仍是其先前所是的“儒家”，但中国文明无疑仍是一个儒家气质的文明，一个其核心规定性为儒家精神的文明，正如西方文明仍是一个基督教气质的文明，一个其核心规定性为基督教精神的文明那样。
儒家既然塑造了从古到今每一个中国人，那么包括反传统论者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无论乐意与否，都是儒家的传人。故此，只要不否认自己仍是中国人，中国文明仍然存在，仍在发展，甚至在迅速复兴之事实，便不必悲情主义地认定儒家“花果飘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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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hilosophy”,Google, The Free Dictionary, 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philosophy。
[②] 同上。
[③]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