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了新批评理论介绍进入中国后30年的历史，也回顾了形式文论，尤其是符号学与叙述学在中国艰难的进展，并且列举了中国青年理论家对新批评理论的吸收以及在批评实践中对该理论的发扬光大。本文指出，无论是新批评，还是整个形式文论潮流，都对当代文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在今日各派理论竞争的局面中，形式文论更必须发挥“现代批判理论四大支柱”之一的作用。
一、新批评派与我们
为什么新批评派值得重视？可以说这个问题不必回答：任何在理论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派别都必须重视。问题是为什么新批评更值得我们重视。最近美国有几本文集，新一代的批评家感叹：“讨论具体作品时，我们仍然像个新批评派”；“新批评派仍然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依然在指挥我们”。
对我，对每个文学学生，研究新批评是一个必要的阶段性工作。我们面对的知识集合，就是历史投射在今日的影子：我们无法跳过历史的演变而直接掌握今日，就像不可能不读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直接读拉康。要了解现代文论，无法不读形式论，而要想了解现代形式论，就绕不开新批评。
然而，还有别的几个理由，让我们中国批评家更加必须重视新批评派。第一个理由是，这个理论派别与中国现代文论特别有缘。我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是中西文学关系史，当年我选择新批评作为研究课题，是由于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诸多关联。
新批评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课题：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1979)数次留在中国执教，对中国情有独钟；燕卜荪(William Empson, 1906-1984)在西南联大与中国师生共同坚持抗战，戎马倥偬中，靠记忆背出莎剧，作为英语系教材，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则传奇。穆旦，巫宁坤，郑敏等人，40年代末在芝加哥大学直接师从芝加哥学派的克兰(R.S.Crane,1886-1967)，埃尔德·奥尔森(Elder Olson, 1909-1992)等人，他们算是新批评核心耶鲁学派的论战对象（现在看来他们同多于异），中国学生也不得不熟悉导师的对手。1948年燕卜荪从北京去美国肯庸学院参加兰色姆召开的会议，在今天看来似家常便饭，当时恐怕创造了几个记录：这是新批评唯一的一次国际集会，“文学理论”竟然重要到召开“国际会议”，现在是家常便饭，当时是匪夷所思；二是远道从中国乘飞机赴会，煞风景的是燕卜荪夫妇不得不用整整一麻袋“金圆券”去买机票。
新批评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二、三十年代就向往的课题：中国的介绍，几乎与新批评的发展同步：卞之琳、钱钟书、吴世昌、曹葆华、袁可嘉等先生先后卷入对新批评的介绍，而且这些前辈70年代末都在社科院工作。当时，已经见不到的还有朱自清、叶公超、浦江清、朱希祖、李安宅等等，都对新批评情有独钟。卞先生解嘲说：“30年代初瑞恰慈在清华开‘现代文学理论’，我也去听了，一点也没有听懂。”他是要我去完成他们那一代人想做而时代不允许他们做的事。
后来我读到1964年出版的那本《现代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论文选》，其中第一篇就是卞先生翻译的艾略特(T.S.Eliot, 1888-1965)的“传统与个人才能”，那是无人能重做的定译，这本书中还有杨周翰先生译瑞恰慈，张若谷先生译兰色姆，麦任曾先生译燕卜荪，袁可嘉先生译布鲁克斯，几乎是借“批判资产阶级”的名义开一场与老友老同事的聚餐会。80年代中期，我借编《新批评文集》的机会让他们又集合在一起，虽然到那时除了韦勒克和燕卜荪，大部分新批评派已经退出人生舞台：1978年6月瑞恰慈在青岛讲堂上倒下，陷入昏迷后再没有醒来。
研究新批评，还有一个原因，今天的学子听来或许匪夷所思；70年代末，新批评已经“过时”。那时，连结构主义也正在“过时”，形式论已经可以一言蔽之：转向了。这个局面，恰是当年卞之琳先生指导我研究形式论的动机，也是我们今日重访新批评的价值所在：可以通读一个学派的全部文献而不怕遗漏，可以从头沿着现代形式文论的脉络走一遭。那时候中国学界没有追赶新潮的狂躁：既然一辈子做学问来日方长，何不悠游源头，再顺流而下？把一个个派别的来龙去脉和优点缺点都研究清楚。
记得1980年，见到钱钟书先生，他问我在做什么题目，我说在细读新批评。他马上问：“也读威姆塞特？”我说是的。“那么读了《Day of the Leopards》？”我说读了，先生眉开眼笑。《豹的日子》(Day of the Leopards, 1976)是威姆塞特去世后1976年出版的文集，是他一生最才气纵横的文字。当时中国进西书不易，虽隔了4年，绝对算新作。钱先生读西方理论之及时，至今很少有钱学家注意；普遍认为《管锥编》的作者喜欢引中西古人。无独有偶，耶鲁解构主义的主将之一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在著名的文化批评杂志《Boundary 2》上发表的一篇访问记，深情地回忆他刚到耶鲁见威姆塞特，畅谈《豹的日子》。好书的确就是好书，岁月只能让它变得更好。
在日丹诺夫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粗暴统治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心中还记得另一个传统。这个多年的潜流，是我们不应忽视的传统。
同所有重要的“过时”学派一样，新批评作出了今天的文学批评家无法跳过的重大贡献。如今写文学评论，无法不使用新批评留下的一些基本的分析路线，例如张力、复义、反讽、悖论等等。新批评还有一个好处，它与作品结合的很紧，主要的新批评派人物大多以创作鸣于世（艾略特之诗人地位不用介绍了，燕卜荪被视为英国现代诗歌奇才，兰色姆、退特等都是美国现代诗选本不可或缺之人，沃伦的小说极受欢迎，名著《国王的全班人马》两次被拍成电影并获得奥斯卡奖），因此很少做架空之论，其批评方法简便清晰，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哪怕不引用新批评派原作，也可以不露痕迹地运用新批评的观点与方法。
“超越”了新批评的诸家，不得不具体分析作品时，用的依然是新批评开创的细读。雅克布森与列维—斯特劳斯分析波德莱尔的14行诗《猫》，一首诗读出几十页的分析；巴尔特读巴尔扎克中篇《萨拉辛》，读成一本更长的书；苏珊·库巴《阁楼上的疯女人》细读《简·爱》，从对一个“次要人物”的反讽处理，引出全新的女性主义文学观。最近，“后经典新叙述学”的代表人物费伦分析石黑一雄的小说《长日廻光》，从极细致的细读中抽丝剥茧地引出论辩。我先后在一些国家指导文学博士生写论文，我再三强调的基本原则是：“先细读作品再进入理论，无论你的理论是后殖民还是后现代”。我发现其他教授指导学生，可能措辞有所不同，用的却也是这条原则。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社会科学院读硕士。那时精力比现在好，心气比现在高，做学问讲究一个“彻底”，也有做苦功夫的劲头。当时我的原则是：凡是做一个题目，落笔之前必须通读全部必须读的文献；一旦书成，要准备后人提出新的更高明的见解，但是至少在资料详备上不会轻易过时。
1978年，我到社科院跟着卞之琳先生读莎士比亚，每过一个月左右到先生干面胡同的书房里。按先生的布置，写一些读莎笔记呈交先生，他说可以才写成文交给刊物。记得是第二年，卞先生突然说：“我看你的兴趣在理论”。我听了有点吃惊：70年代末的青年学子，避“理论”唯恐不及：觉得尽是一些“理论家”在吵闹不休，争论上纲上线互指祸国殃民，说的都是一些近乎弱智的废话，有出息的学生应当读出作品灵气，写出优雅文字。卞先生怎么会发现我“兴趣在理论”？
回想起来，应当说先生眼光极准：我的确是太喜欢在品赏文字中说出一个名堂。当时先生不等我结束犹疑，直截了当地说：“你就从新批评做起，一步步做到当今”。
二、当代批判理论的“银河效应”
新批评派不断卷入争论，是在争论中成长的，因此成为第一个“成功的”形式论派别。这点《重访新批评》一书中讨论得很多：也只有在论战辩驳中才能看清一个理论。我在这篇引言中想把新批评以及形式论放在更大的学术背景中，看新批评“之后”，形式论与其他批判理论派别的分合大势。
20世纪初是个很神奇的时代：艾略特和瑞恰慈没有听说过什克洛夫斯基或雅克布森，索绪尔与珀尔斯①也没有听说过对方名字；有人追述形式论潮流起自德国，这种历史追索反而可能是“非历史的”，因为这些理论家不形成一个历时环链：正在英国开始叙述形式研究的詹姆斯、福斯特、勒博克等人完全不知道在德国或俄国出现的叙述形式研究。形式主义文论各流派，自发同时出现在欧美各国：从莫斯科、彼得堡、布拉格、日内瓦到大洋两岸的两个剑桥，他们不了解别人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他们很不同的回答发展出不同的思想体系，相似课题就有了多样的答复。
比较文学家多罗采尔在《西方诗学传统与进程》一书中称这种现象为“星座效应”(Constellation)：相近学派几乎同时出现，群星灿烂，虽然没有中心，但围聚在相似问题周围。多罗采尔认为这是由文化气候决定的：“浪漫主义之后，形形色色的诗学有个共同点，都是广义上的形态学研究”(Dolozel 34)。艾略特和瑞恰慈或许与罗素相熟，但是大部分理论家互不相识：他们可能感到，却不可能知道，西方整个哲学思潮在经历一个“语言转折”。既然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被归结为语言问题，文艺学当然带头拒绝作例外。
但是20世纪文论的群星爆发，规模实际上大得多。这个现在被称为批评理论的庞大体系，实际上是由4个支柱理论汇合起来形成的，形式论是其中之一。
20世纪文论的第一个支柱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19世纪下半期形成的，却在20世纪初由普列汉诺夫、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布莱希特等一大批人推进为文化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完成文化转向。对当代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福柯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可以说，当代著名批评理论家，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当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的是批评理论而不是革命实践。
当代文论的第二大理论体系，是精神分析。这一支的发展，一直不被看好（例如鲁迅的讥评，巴赫金的嘲笑，新批评派斥之以“意图谬见”，伊格尔顿近年的讽刺），但是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减，大师不断。我想一个基本原因是当代社会明显的闲适化，“快乐原则”渐渐超出“现实原则”，弗洛伊德理论不再显得那么怪异奇特。精神分析用于文化批评，适用性远远超过心理学，就是证明。
第三个理论体系，是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这条发展线索，是典型欧洲传统的形而上学讨论，虽然他们一再声称结束形而上学。因为这一传统顽强，所以需要努力才可能结束。这个几乎是纯思辨的路子，使存在主义在本世纪余音不断。这条线索与阐释学方法的结合并非没有困难：伽德默与德里达在80年代的著名论争，显示了严谨的方法论与解放的哲学观之间的差别。
形式文论／符号学／叙述学这一体系是现代文论中最重要的方法来源。从“前结构主义”的各学派（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前期叙述学）到结构主义回合各种理论，进入后结构主义，它保持了形式分析的基本方法，着力点一直没有变，符号学是这一系列工作的集大成者，与泛文化研究的结合构成了近年的“叙述转向”。
对当代文论作出重大贡献者，侧重点各有不同，目标有所区别，但总是结合几个体系，而且少不了形式论。80年代前，学者们似乎满足于两线结合，自从30年代初燕卜荪等人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此后几乎成了所有文论家的两门看家本领。马库色、弗洛姆等人从法兰克福学派独立出来，主要就是为了结合精神分析；巴赫金学派实为“形式论马克思主义”；拉康的出发点，是语言分析的弗洛伊德主义。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用三线结合：克里斯苔娃(Julia Kristeva)是女性主义，加符号学，加精神分析；巴特勒(Judith Butler)是后结构主义，加性别研究，加符号学；齐泽克(Slavoj Zizek)是精神分析，加意识形态研究，加新马克思主义；波德里亚(Jean Bauderillard)研究的是符号学，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为什么我这里称为理论方法，而不是称作单独的学科？因为这些支柱理论的有效性在于它们在文学／文化批判实践中的应用，而不在于理论本身的价值：弗洛伊德主义，常被心理学家看成“非专业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革命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不是一回事。这在阿多诺与他的学生打官司事件中早就可以看出；历史学界许多人批评福柯，认为他不是合格的历史学者，哲学界更多人批评德里达，认为他不是严格的哲学家。符号学作为学科，与专业语言学家往往冲突；新批评讨论反讽，与哲学家很不相同。批评理论的大师往往在“本行”受同行诟病。
不过我们可以看出，“星座效应”实际上是“银河效应”，也就是说，喷薄而出的是一批而不是一个星座，这4个“星座”同时产生，互不影响，但是共同的路线是“元批评”(meta-criticism)，是透过现象寻找底蕴：马克思主义找到意识形态，弗洛伊德找到力比多，胡塞尔找到意向性，而新批评等人找到形式构造。寻找底蕴运动的结果，是使20世纪变成了理论世纪：人们突然发现经验现象固然有趣，范型的变化可以使现象更加丰富，就像不同提喻会使对象世界变幻无穷。文论各派争夺真理的解释权，可以势同水火，但是争论的过程却让它们在世纪末融合汇通。
我在本书中，说到新批评派的燕卜荪与伯克等人率先把形式论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相结合，当初这是令人侧目的怪异做法，到六、七十年代之后，成为学界常规：可以说每个重要的批评家，都是这4派理论的继承者；每个理论家都熟悉这些支柱理论，只是每个人采取不同搭配，朝不同应用对象推进。而且，每个理论家都不得不谈到符号形式或叙述形式，形式论在现代理论中已经是不可或缺。
文学作品虽然经常是讨论的出发点，现代理论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理论”，甚至不再局限于“文化理论”，只能以“批判理论”这样笼而统之不分对象的术语名之。在很多国家，例如中国，这个理论要进行的不仅是批判，还要建设（例如建设在西方学界认为早就已经解构了的“主体性”）。当代批判理论看起来像个大拼盘。
批判性是这个理论的最重要的关键词。电影、电视、歌曲、传媒、广告、流行音乐和各种语言现象——文化的各种门类，是批评理论目前最热衷讨论的对象。对于这些门类过于专门化的技术讨论不是批评理论所关心的，赞美演出成功不是批判理论的目标。因此，像行为艺术和摇滚音乐这样本身富于挑战性的门类，哪怕很技术性的研究，也会出现于典型的批评理论杂志中。同样，“类文化”门类，例如体育、娱乐、建筑、科学伦理、时尚、城市规划和环境规划，对于这些领域专业性的评论不会进入批评理论的视野，批判理论是专门用来挑刺的。
反过来，文化领域之外的政治，越来越成为这个“文论”的关注点。全球化问题，第三世界经济受制裁问题，“文明冲突”，意识形态，所有这些大政治问题，都是批判理论的注意目标。批判理论不仅直接讨论政治题目，批评理论讨论文学与文化时，也往往归结到政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当代文论越来越“泛政治化”。本来“文化政治”就是学术中的政治，现在政治本身成了批判理论的目标。
知识分子应当为公共事务仗义执言，但如果在专业上无发言权，在公共事务上也就雷同于一个普通网民。这种困惑，是最近20年出现的。先前至少界限比较清楚：文学理论、艺术理论、文化理论、社会批评理论，因对象不同而分清界限，现在的文学系教师，成了理论万金油。开的课程名称五花八门，内容却基本重复，学生反复学同样内容，没有一门大致弄清。飞翔固然是乐趣，没有专业的落脚点，飞行后无处落地，无枝可依，学生毕业后，学到不少叫做“理论”的东西，小说却没有读几本，诗歌没有读几首，只是知道了一串术语，写了几篇东抄西凑的作业。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很愿意重新回到新批评这种扎扎实实的文学批评，新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一直被批为狭隘，现在也显出其可爱之处：毕竟，我们还是要读作品，写作品，评作品。一味云里雾里谈大道理，固然能满足知识分子褒贬天下的雄心，到最后毕竟批评者还是得懂如何分析作品。
三、“价值化”与“师范化”
当代批评是激进批评，因此译为“批判”更为合适。文化批判是当今理论大规模扩容，本来应当是任何学科的人，只要开始进行社会批判了，就加入了批评理论队伍。困难之处在于专业依然还是专业；在专业中进行批判，依然需要专业知识，批判本身却不能代替专业知识。
很多专业，往往要求价值中立，要求不偏不倚，要求专业人士不预先采取立场。这恰恰是批评理论反对的。批评理论往往是矫枉过正的：不仅可以矫枉过正，往往必须矫枉过正，因为文化主流通常不太在乎批评理论。拿电影“大片”为例，不管批评家如何恶语抨击，制片人及导演本人一点不在乎，因为电影产业已经充分体制化了：决定其命运的是票房。
但是当代文论还有另一个更基本的任务：新批评正当令的时代，就已经被人讽刺是“师范事业”(pedagogkal business)，因为“没有一个固定标准，给学生文章打分就让教师头疼。有了一套理论，打分几乎与批改数学作业一样有个标准”。这个讽刺，应当说是击中要害的，因为当代理论的繁荣的确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进入“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结果。20世纪中后期，在欧美各国，大学生人数比例先后接近同龄人的一半，加上大中小学语文教师梯队的需要，各大学的文学系更成为特大系。新批评首先在美国繁荣，是因为美国高等教育最先进入普及化，至今批判理论依然是“在欧洲发明，在北美打天下”。现在中国大学生人数比例超过同龄人的五分之一，批判理论果然也到了繁荣时期。
批评理论是当代高等教育——主要是文科——的产物，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学生尚未进入社会。当代社会是实用的，受经济利益驱动，学生毕业后，不得不认同社会价值观，不然无法生存。但是至少在毕业之前，学生可以保持一点超功利的批判精神。这样做是必要的思想训练，很可能是此生唯一的机会。
从教师方面说，学院是批判理论的根据地，是学院知识分子对抗体制的唯一堡垒。知识分子不愿意人云亦云，就只能存身于学院。知识分子不愿意同流合污，就只能走向边缘，退出社会主流。但是边缘化不是放弃批判。在边缘地位，在学院中，他们的批判言论可以更加犀利。
这不是知识分子“失语”，相反，我认为是价值观平衡的必要。知识分子通过文化批评，提出体制奉行的某种价值，不能失去制衡。他们起的实际上是文化反对派的作用。但是理论的这两个任务（批判任务和师范任务）不一定能相容，有可能产生冲突：批评理论家多半是新左派。我曾经对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指出，新左派在学院占绝对优势，会让学生，尤其是要争夺奖学金的外国学生，以及要晋升的年轻教师，自觉不自觉地走新左派立场，这样造成“不诚实批评”。他认为我指出的隐患有道理。
理论激进化带来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对象规定性”：研究者采取的立场有文本来源预先决定：讨论女作家，用女性主义；讨论第三世界作家，用后殖民主义；讨论俗文学，用后现代主义。这样一来，论文读起来像新八股，看题目就知道其论辩，知道其结论。我认为，这将会是批评理论最大的危机。
这种局面，让我们思念新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维姆萨特的“意图谬见”和“效果谬见”历来被认为是新批评“自织紧身衣”。维姆萨特把其他新批评派的策略转述为原则，显然很不明智。“意图谬见”反对文本之前有决定意义的先决条件，显然任何艺术表现和作者意图不可避免地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但是如果一切由作者的社会关系文化地位前定，如果东方女性主义必须由东方女性作为表意主体，无须好好读作品就知道结论必定如此，那么批评再度简单化为千篇一律。
今日有必要重新访问新批评：或许新批评的文本摆脱意图，认知价值只在文本中，只是一种幻想，但却是值得追求的幻想，尤其在作为一种教师训练法的时候，恐怕更是重要。
四、形式论的必要性
不是已经出现了“文化转折”，出现了“伦理转折”？20世纪70年代后语言转向不是已经结束？许多社会与人文学科，不是都转向了以文化为中心的研究方向？
可以说，形式论是自我涨破形式主义的。从批评理论的“大历史”来看，以形式研究为跳板，从语言转折到文化—伦理转折，既是历史的过程，也是逻辑的序列。说得再清楚一些：文化一伦理转折，是语言转折的最新一折：语言转折并没有过时，只是采取了新的方式。
这听起来有点奇怪：语言转向似乎是转向形式，伦理转向似乎是转向内容。实际上，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形式论不仅是表意方式的构筑，更是借形式的构筑给予经验一个伦理目的论：伦理判断是经验的形式构筑过程中不可能减省的部分。正是因为形式上的构筑（例如讲通一个叙述，构造一首诗的意义），才彰显了伦理问题。
发生伦理转向的科目，基本上都是以追求“真相”为己任，关于“真相”独立存在的观念早就过时，但是一般心理学、历史学等依然认为被追寻出来的“真实性”中包含着“有效性”(validity)。而文本的有效性，则借重文本在批评中的核心地位，此时，真实性就变成了“文本的可信度”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玄，但是新批评承上启下的核心人物兰色姆早就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晰。在1941年那本给这一派命名的书《新批评》中最后一章，即最关键的宣布新批评立场的名文“呼唤本体论批评家”，兰色姆用绝大部分篇幅与查尔斯·莫里斯讨论文学艺术的本质。莫里斯遥遥呼应早逝的珀尔斯和那时正在发展符号学的美国学派。在30年代末，无论是莫里斯或是兰色姆的形式论都尚未成形，但这场讨论充满真知灼见：莫里斯从符号逻辑出发，认为符号的“符形”、“符意”、“符用”三个方面，对应三种“话语形式”即科学、艺术、技术。“符形”与“符意”距离较近，“符用”（符号的使用价值）则完全是另一个层面，因此艺术与技术距离遥远。兰色姆却认为艺术讲究形式，说明它是一个制成品，“更远离科学，而接近技术”，因为艺术“既要认识事物，又要创造事物”，对现实产生影响。兰色姆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现代诗人们）证实了本体的真正效用”。
应当说，这是一个惊人的预见：几乎提前半个世纪，兰色姆预见到形式论将会朝文化—伦理意义转过头去，着眼于文化效用。正是形式分析为这种转向提供了基础，今日理论的文化—伦理关怀是建筑在艺术文本形式之上的，是从文本里细读出来的意义。
这不是我在重解文学理论史进程，这是切实的问题：就拿当今“后经典叙述学”最热衷讨论的“不可靠叙述”来说，就是新批评的论战对手却与其同属形式论阵营的“芝加哥学派”提出来的，反讽是新批评最关心的课题。可靠与否依赖阐释解读，新批评虽是形式论，其立足点却在解读。
五、新批评的“中国化”
中国人读现代理论，总是面临一个令人恼怒的老问题：“西方文论”正在迫使我们作为“现代文论”来接受。 中国人对什么西方理论都能客观评价，在总体接受的前提下，做有选择的变通。贫富差距系数、无罪推定、罪犯人权、最低工资线、宜居城市标准，甚至台风命名。但是文学理论不行，文化理论不行，西方是西方，中国是中国。这个问题，已经纠缠一百多年，在此无法讨论此问题背后的情结。我只说一下可能的解决办法，最后提出我的一个方案。
有没有可能把“西方文论”中国化？
当然能，从王国维到钱钟书，几代中国学者卓有成效的努力证明绝对是能的。用先秦名学说符号学，用陆王心学阐发现象学，用禅宗解释精神分析，用毛宗岗金圣叹小说点评支持叙述学，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创见，而且确实推动了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很多人发现新批评特别适合中国化：杨晓明指出梅尧成“诗有内外意”是绝佳的“张力论”，李良清以中国传统诗学的“气势”说张力；周裕楷讨论宋人“工拙相半”符合瑞恰慈的“包容诗”原则。这种工作常被人指责为“比附”或“局部中国化”，我觉得此种苛责完全没有道理。迄今为止，中西比较文学最切实的成果，依然来自这些点点滴滴但是切切实实的研究累积。
80年代初以来，国内不少年轻学者对新批评方法感兴趣，用之于中国文学，做出了出色的文本分析和理论拓宽，他们用批评实践证明了新批评方法的确有一定的生命力。
甚至有一度时期，新批评的影响被夸张了。1985年，广东文学讲习所所长谢望新在《学术研究》上总结当时批评界情况：“现在较一致的看法，中国‘新批评派’大概有三派，一派是吴亮为代表的‘审美派’；一派是鲁枢元的‘心理派’；再有一派是林兴宅等人的‘系统科学方法派’；也包括（刘再复等人）‘主体派’，如果把朱光潜、李泽厚他们较早借鉴外国美学的方法也算作一派的话，那就是四派”（谢望新）。如此说也未免株连过多，不过一时新批评在中国可能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青年学者姜飞的长文《英美新批评在中国》②，出色地总结了新批评在中国的历史，其中对中国文论界从30年代到90年代一代代批评家如何讨论新批评，做了出色总结。此文更精彩的地方是细评了中国批评家的“新批评式”批评实践，尤其赞赏乐黛云、刘再复、流沙河、吴福辉、王富仁等人的出色努力。
自新世纪开始后，新批评依然在中国批评界盛行，好文章层出不穷。新批评可以与今日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实践结合得很紧：读者重访新批评，不会空手而归。
但是整个批判理论体系有没有可能中国化？如果不能将整个体系变成中国文论，那么最后我们还是要从“西方”这个体系讲起。但是，假定我们真的把整个体系成功地中国化了，也不能解决这个体系在全世界的地位。我在伦敦大学开了多年的“比较文学理论”课程，把现代理论分成20讲系统讨论。有些人提出来，应当加进“东方理论”，我欣然同意，我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加了“禅宗美学”一课。但是有些学生和老师就提出来，为什么不能讲阿拉伯苏菲神秘主义？为什么不能讲撒哈拉南部族信仰？这样一来，就没有体系可言，只能像个拼盘。
也有中国学者反复提出，“中国化”就是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原则，就是说：如果某些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与我们当今的“精神需要”隔膜，就不必去弄通。这个原则的提出者实际上认为新批评有用。我个人认为，“拿来主义”这个指导思想虽然好，恐怕实行起来不容易，反而造成困惑。原因倒是简单：要切实弄懂了，认真应用了，才知道是否合适，而我们对哪个理论可以声称弄透了，可以决定取舍了？今日不需要，是否明天也无用？
因此，我在此提出另一种思考方式：我们面对的这个体系，叫做“西方文论”是有道理的，例如新批评的主要提倡者，热爱中国，经常引用中国哲理，而且长期在中国任教，但是无法否认他们是欧美人。但是如果我们不过分纠缠于肤色，称之为“现代文论”可能更合适。这个理论是20世纪的产物，是一种现代思维，它的确是欧洲文化土壤上自动长出来的东西，原因是在20世纪初的欧洲出现了这个气候——现代性思维。而那个时候，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在中国，尚未出现这种气候，正如在20世纪之前的欧洲，也还没有这个气候。
从60年代起，整个当代思潮，借用了大量“东方价值”用来批评西方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渐渐认同的一套价值观，例如女性主义、环境保护意识、动物保护意识、少数民族权利、多元文化、反无限制科技等等。很多新价值提倡者声称他们是在回向东方智慧：对生态主义的西方信徒，道家经典是他们的圣经，道法自然是他们的响亮口号；反对“科技无禁区”的人，一再重提老子关于过分智巧的警告；动物保护主义与佛教的众生有灵力戒杀生有显然的相应；对残废人和智弱者的关怀更是佛教式的悲悯；至于老年人权利，当然与中国儒家传统一致。至少，因为本是我们的固有思想，东方人应当对这些新价值并不感到陌生，甚至应当有自然的亲和。
因此，当今情况变化了：当代中国文化，与批判理论声气相求，问题对接，论辩也对得上榫口。批判理论从来没有如此让中国学生激动，让中国学者感到有针对性，理论热的大气候已经出现。只要文化气候成熟，批判理论不仅可以与传统中国文论对接，更可以与当代中国对接。当代中国已经开始召唤这样一种对接。
也就是说，“批评理论当代化”与“西方文论中国化”或许能同时进行——实际上也在同时进行。可能不久，我们就可用前一个命题代替后一个命题。
注释：
①帕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创始人之一。国内旧译珀尔斯，读错所致。
②该文原为陈厚诚与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论在中国》一书的第2章。
引用作品(Works Cited)Dolozel, Lubomír. Occidental Poetics, Tradition and Progress. Lincoln: U of Nebraska P,1980.
谢望新：“再评‘传统批评方法’与‘新批评方法’的功与过——答《学术研究》编辑部曾旭升”，《学术研究》，1986年第6期(accessed 2008-3-1)。^NU1DA2010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