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玺编的《学海心潮》（翦伯赞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引文凡出自该书的仅注明页码）一书选载了翦伯赞写的随笔和心得。我认为，其中有三篇即《史与论》、《文与道》和《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主义》，集中体现了翦伯赞的史学观，它直接涉及了历史研究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史与论的关系；二是文与道的关系；三是正统与非正统的关系。笔者不揣谫陋，试从这三个基本问题谈一下翦伯赞的史学观。
一、史与论的关系
在《史与论》一文中，翦伯赞开门见山地指出："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必须把史与论结合起来。所谓史就是史料，所谓论就是理论。我们所说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做到史与论的结合，必须先掌握史料与理论。掌握史料与理论，是做好史与论结合的前提条件。"（122页）
翦伯赞史论结合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似成老生常谈。不过，就当时的情形而言，不失为警醒之论。为什么这样讲？首先，翦伯赞提倡的史论结合观主要针对当时流行的两种论调："唯史料论"（"史料即科学"）和"以论带史"。其次，他的史论结合观主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反对将"史料与资产阶级思想划上一个等号"，认为"史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任何阶级研究历史都需要掌握史料"，"在史料的问题上，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不是谁要史料、谁不要史料的问题，而是用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待史料的问题"。（123页）二是反对不动脑筋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126页）。再次，翦伯赞谈了如何学习理论与掌握史料的问题。在他看来，"学习理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要记得，第二要懂得，但重要的还是要应用"，"那种满足于贴标签、作注释，自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学好了的态度，是不对的"。（122页）此外，"掌握史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只有解决了以下三个难题，才能算掌握了史料。这三个难问题是：从哪里找史料；用什么标准来审查、判断史料；如何恰当运用史料"。（123页）最后，翦伯赞讲了怎样做到史论结合。他说："写历史不要用写一段史料再写一段理论的办法，来体现史论结合。这种办法实际上是史论分家。正确的办法是让读者能够从史料的叙述中体察到作者所要得出的结论"。（124页）换句话说，要真正使史论结合，就是要"论"从"史"出，以"史"证"论"。
翦伯赞的上述看法，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者来说，仍具有启发意义。不过，笔者在原则上同意翦伯赞史论结合的观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是觉得他说的"所谓论就是理论。我们所说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点值得商榷。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来指导研究历史，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里的"理论"肯定不只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历史研究所得的结论。明确地说，它主要是指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与原则来引导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关于此点，翦伯赞也是十分赞成的。他说："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进行历史研究"。（125页）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之一的翦伯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怀有深厚的感情，值得我们后人学习与景仰。问题是如果"史论"结合中的"论"，指的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未免显得太过片面与狭窄；如果把"史论"结合中的"论"仅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论，我觉得也是不妥的，就是翦伯赞本人也不赞成，因为他明确说过："反对这种不用脑筋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126页）。实际上，"史论"结合中的"论"是指理论，但这种"理论"既可以是"思想、观点、结论"，又可以是"原则、公式、方法"，它并不局限于一种观点或方法。
翦伯赞为什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情有独钟呢？这与他本人的成长经历、奋斗历程和人生信仰等有关。只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应该是纯粹的，理应向翦伯赞学习。我们今天有些自诩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在口头上大讲特讲马列，却在行动上疯狂地反马列，是十足的伪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是值得批判与反省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国家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它什么主义的史学家还要不要存在与发展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我们党历来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因此史学界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枝独秀、一花独放。翦伯赞的"史论结合"观强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这对于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工作者来说，务必要遵循与很好地实践。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每个人的思想信仰是很难一律、也不可能一律的。我们怎么可能拿马克思列宁主义去一刀切整个史学界呢？如果这样，不但不能推广与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而有可能因适用不当有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要求我们认清和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思想信仰与政治信仰的关系，二是学术研究与政治追求的关系。如何正确对待这两大关系？我觉得应恰当处理翦伯赞提出的文与道、正统与非正统的关系。
二、文与道的关系
文与道是什么关系呢？翦伯赞的看法很直接，即"文者所以在道"。由于他坚持文以载道，自然就反对以下两种偏向：一种是见文不见道。这种偏向使得学者们"专门寻章摘句，形成一种支离破碎的章句之学"。另一种是离文谈道。这种偏向造成学者"束书不观，空谈心性"。（129页）怎样才能做到"文者所以在道"？翦伯赞认为，就是要"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状，反对高谈规律、高谈体系"（129页）。
依翦伯赞之见，我们做文章，必须学习理论，这是为文章寻找思想支持，为文章确定正确的方向、立场与原则；必须研究历史，这是为文章捕捉历史感，为文章奠定经验性的基石；必须研究现状，这是为文章建构现实感，为文章创设现实的生命力。不过，文以载道中的"道"还需具体分析。道可以是一般的道理，也可以是占统治的意识形态即"道统"，还可以是一种原则。因此，在我们为文时，不能强求以某一"道"来统率之。从史学工作者的角度来说，如果用文以载"道统"来裁断一切，极有可能影响史学的生命力。当然，如果此"道"指的是一般的治国经验，为的是改进我们现实政治生活的质量，我想这是可取的。因此，我们在"文者所以在道"这一问题上，应保持一种开放大度的姿态。如果用"条条大道通罗马"来比喻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这些"道"当然不能是"歪门邪道"）来形成自己文章的风格与魅力。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以下情况：
一是有些所谓的学术权威，企图以一己之"道"来评判别人；
二是有些所谓的大家大师们，以为自己是规律、体系的主宰者，总是妄想拿他的"规律、体系"来教育人、说服人；
三是由于前两种情形，造成学术界、思想界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种论调，因而学术空气沉闷，束缚人们的头脑，难以谈得上理论革新，思想解放。严重一点说，它直接制约我们民族思想文化的创造性和持续性发展。
因此，在"文者所以在道"这一大问题上，我们不可以以历史判官的傲慢态度来对待，必须抛弃那种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的态度。我想，翦伯赞本人也是赞同这种意见的。作为当代的史学研究者，在从事具体的历史研究时必须引以为戒。
三、正统与非正统的关系
翦伯赞说："在中国的历史学上，自古以来，就流行着一种正统主义的观念。所谓正统主义，即在中国史上的任何时代，都要指定一个统治集团，作为合法的政府，以之承继正统，而以与这个合法政府同时并世之其他的集团为非法的僭伪政府。""其实所谓正统主义，完全是封建统治者用以辩护其'家天下'之合法的说教；而其出发点，则是'皇帝至上'的思想"。（150页）"正统论者，一般方面，是'皇帝至上'的历史观之演绎；在特殊方面，他们又是历史地辩护现存统治者合法"。（153页）"所谓正统主义，就是以'皇帝至上'、'封建世袭'为原则辩护现存的政权之合法性的工具"。（154页）
为什么中国历史学上，总有这样一种生生不息的"正统主义"之流呢？从翦伯赞关于"正统主义"的见解中，我们至少可以反思如下两点：一是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是什么？二是历史的价值是什么？
在我看来，回答了第一点就等于说明了第二点。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是什么呢？我想不外有二：关系之一是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关系之二是历史就是历史，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如果历史就是为现实政治服务，无疑地历史就应该宣传一种正统主义的观念，就必须为现实政治提供合法性说明，也为推动现实政治发展提供最大可能的历史经验。也就是说，凡是认为历史应为现实政治效劳的史学工作者，就必须努力认真地贯彻这一原则。但是，主张历史为现实政治效力的人，是不是一定要将此原则泛化、绝对化呢？我想大可不必。从人的本性来说，要想每个人都喜欢一种东西，是很难做到的。即使表面上达到了一律，那也存在许多违心的东西，迟早要损害历史正统论的尊严与地位。如果认为，历史就是历史，应与现实政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无疑地要为历史科学的发展献身，必须求真务实，必须保持一颗平常心。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不是一定要强装清高？是不是一定要将此种观念泛化？我想这也是不必要的。从上边的论述即可看出，这种做法不足为训。根据上述两种观点，我再来谈历史的价值为何，便水到渠成了。如果赞成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那么，历史的价值就侧重于其外在化的东西，即功利性诉求（即梁启超所说的"以学问为手段"，或者说偏向于"致用"）；如果认为历史要保持独立性，那么，历史的价值就偏向于其内在的东西，即学理性诉求（即梁启超所说的"以学问为目的"，或者说偏向于"求真"）。现在的问题是，为了防止这两种观点火拼（在现实中，往往与政治斗争混为一体），必须建立适宜的对话规则与交流制度。这种规则与制度要为这两种观点的生存和发展提供适宜的环境，最终达至尊重人的权利、实现人的自由和激发人的创造性之目的。
实际上，这两种观点恰恰说明了历史正统论与历史非正统论的存在。如果我们及早为此建立合理的制度，就能避免许多无谓的争论与沉重的代价。比如说，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这一问题的探讨，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攻讦不休。由于我们的现政权是通过革命取得的，所以我们的近代史主线就是以革命为中心。有的学者提出以"近代化"为主线，便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与打击。实际上，这里面有一种悖论：一种现政权在建立之初，总是企图通过否定前政权来说明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合法性；但是，在现政权巩固之后，又常常借用前政权的治理模式来对待现实的问题。质而言之，这就是传统与反传统的悖论。我认为，为了避免这种困境，最好的做法就是提供一种公平公开自由的学术规则，让它们合理的正常的论争。思想学术的问题，企图通过公共权力来直接解决，这不仅是难以奏效的，也是愚蠢至极的。如果我们套用西哲的一句名言即"把基督的归还基督，把恺撒的归还恺撒"的话，就是"把思想学术的归还思想学术，把政治的归还政治"。
来源：《学术评论》2012年9月（4、5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