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史研究、历史文学等领域都有突出建树。他在处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不随波逐流，为坚持真理不懈奋斗，集深厚的理论功底、卓越的史学成就和高尚的史家情操为一体，为学者所景仰，号称“良史”。
翦伯赞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名家”之一，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作出了奠基性贡献。1949年以前，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于革命的血与火中坚持开展历史研究，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以后，他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等职，还曾兼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是新中国史学建设的重要领导者。翦伯赞的一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史研究、历史文学等领域都有突出建树。他在处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不随波逐流，为坚持真理不懈奋斗，集深厚的理论功底、卓越的史学成就和高尚的史家情操为一体，为学者所景仰，号称“良史”。
理论与史料相融
如何处理理论与史料的关系，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必然面临的问题，对此，翦伯赞作过深入细致的探索和思考，其主张在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
理论问题，也就是史观问题、方法问题，是决定历史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关键。翦伯赞曾说：“研究科学要占有资料，但是资料不等于科学，要从资料中提炼出科学的论断，那就要依靠抽象的力量，依靠理论的逻辑工作，而这种抽象力量与理论的逻辑工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是不行的。”翦伯赞深谙理论的价值在于其具有抽象和逻辑的力量，而这恰是将零碎、支离的史料组合起来，升华为科学的重要凭依。所以，他才断言，“史料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理论，不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研究，史料等于废物”。翦伯赞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正确的理论”，它能够提供史料和史实抽象的有力工具。他指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决不能在科学研究中做出任何创造性的成就，至多只能对于前人的陈说加以补充注释，作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
尽管主张理论对史料的统摄，但翦伯赞对教条主义之于科学的历史研究的危害有着清醒认识。翦伯赞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较早提出和直面这一问题的学者。早在1938年写就的《历史哲学教程》中，他就对教条主义问题作了深入批判。1948年，他再次指出，“我们对于一部中国历史的了解，在许多方面还是停留在概念式的轮廓画和一般性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还没有能掌握全部必要的资料，发现各种具体的历史规律，因而也还没有能把对于本国史中的一切重要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的认识都提高到科学的水平上”。面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以论代史”倾向，翦伯赞也明确表示反对，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观点与史料的统一”的主张。
翦伯赞有关观点与史料相统一的主张，反映了他在史料认识上的独到见解。他相信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他还提出用史料来考验方法论的观点：“新的历史家，在现在的任务，不是高谈方法论，而是应该带着他们已经知道了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去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他认为历史学要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收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
翦伯赞形成上述见解的时间是在40年代，其以史料考验方法、方法与史料合一的主张，在同侪中是少见的，体现出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卓越的史学见识。
通史与专史兼擅
翦伯赞为中国历史研究作出过许多开创性贡献，其史学成就遍及通史、社会史、史学史、民族史等多个领域。
翦伯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的早期构建者之一。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发展，终于迎来了中国通史创作的高峰期，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相继涌现，翦伯赞《中国史纲》也是其中富有特色的一部。该书主张西周封建论和秦汉为中期封建社会说，同时证以大量考古材料，加上文笔优美，为学界所推重。侯外庐后来回忆道：“抗战时代的进步青年，谁不以一睹《中国史纲》为快！”到五六十年代，翦伯赞又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概要》《中国史纲要》等通史著作，尤其是后者，延续了翦氏此前的主张和风格，是一部高水平的高校历史基础课教材。
翦伯赞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在社会史论战中，他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等文章，论证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并较早提出西周封建论的主张。在后续发表的《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等文章中，翦伯赞深化了自己有关殷代奴隶社会、西周封建社会的认识，对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封建主义破灭论作了清算。他还计划写一部中国社会史的著作，对论战中各家意见进行总结，虽然计划未能实现，但其想法在《历史哲学教程》中得到了贯彻。
翦伯赞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早期实践者。抗战时期，翦伯赞曾以历史哲学家的身份知名，其代表作《历史哲学教程》是“继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之后又一部历史科学概论著作”，“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新水平”。该书阐述了历史的法则性、关联性、实践性、适应性等问题，从史学视角对唯物史观作了系统阐述，有力推进了唯物史观的传播。而在40年代出版的《史料与史学》《中国史论集》中，翦伯赞不但表现出对中国史学理论、史料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精深思考，还专门对司马迁、刘知幾的历史学作了细致考察，这成为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早期著述。到五六十年代，《历史问题论丛》出版，收录的论文反映了翦伯赞对农民战争问题、民族关系问题、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关系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的深入思考，富于深刻的理论启发意义。
在民族史研究方面，翦伯赞也作出过重要贡献。早在1940年，他就撰写《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一文与顾颉刚商榷，指出中华民族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强调只有在各民族间建立经济、政治、文化的平等关系才能实现民族革命。40年代，翦伯赞还撰写不少考察少数民族起源及其发展史的文章。1949年后，他经常参与对少数民族历史的调查，并于1958年参与主编了《历代各族传记会编》，1961年又担任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此外，翦伯赞还领导参与《中外历史年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等史学研究工具性著述的编纂，并亲自主编丛刊中《义和团》《戊戌变法》两个专题。这些工作产生广泛影响，有力推进了相关研究的开展。
史学与文学合一
翦伯赞在历史文学和文学史领域有着精深见解与成功实践。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相比，他围绕文史关系的思考与探索有着独特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文史合一”特性。
以历史学的视角与方法看待文学，是翦伯赞处理文史关系的重要特点。翦伯赞以“历史学的眼光”考量历史上的文学作品，指出“史部以外之群书上的史料，特别是历代以来文艺作品中的史料，并没有系统地挖掘出来，应用于历史的说明”。就史料价值论，翦伯赞认为其可靠性甚至高于史部上的材料，虽然“各种文艺作品，如诗词、诗赋、小说之类”有着“比史部诸书更多的主观意识”，“但是在这一类书籍中所表现的主观意识之本身，就是客观现实之反映；因而他不但不破坏史料的真实，反而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更真实的史料”。基于这种思想，翦伯赞作了很多引文入史的探索。如他撰写《杜甫研究》《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元曲新论》等论文，有针对性地挖掘诗歌、小说、元曲等文学形式中的史料。在《谈历史画》中，他更提出“绘画对历史的帮助很大”的观点，指出“绘画不仅可以帮助历史的说明，而且也可以保存史实”。
借助文学的方法来叙述历史，是翦伯赞处理文史关系的又一特点。翦伯赞的史学作品在语言风格上比较灵动，有着明显的艺术气息，这使得其史著有着动人的风格和震撼人心的力量。翦伯赞对自己历史作品的语言要求十分苛刻。以《中国史纲》为例，在撰写过程中，翦伯赞经常在进步学者的聚会上进行朗诵，并请大家提修改意见。事实上，《中国史纲》语言之优美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对商代奴隶生存状态及围绕秦代历史局势的描述等即是显例。
不仅在语言上，翦伯赞还号召在形式上对史学作艺术化处理。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历史剧和历史散文的推崇上。翦伯赞一生写过很多剧评，并且赞成历史的戏剧化。在给郭沫若《孔雀胆》写剧评时，他就强调：“元代的历史，也有戏剧化的必要，因为这一段历史，如果不加以艺术化、形象化，则将永远成为中国读史者头痛之一页。”历史散文方面，翦伯赞也有着极高成就，《内蒙访古》就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文史融合的经典。
翦伯赞的史著虽然极注意历史的文学化处理，但以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为原则。侯外庐曾赞扬翦伯赞的著述能做到文采与科学的统一：“伯赞的口才和文才都很不凡。一件事经过他的口和笔，总能变得趣味横生。伯赞的文章以优美潇洒见称于世。那文采，最反映他的风格。他献给读者的历史著作，篇篇读来都能朗朗上口，而他自己做学问的态度，则异常缜密、精细，异常严肃、刻苦”，“他的作品能做到寓科学性、党性于优美而流畅的诗一般的文字语言中”。
历史与现实贯通
如何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有效贯通，实现历史研究之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共同面临的问题。对此，翦伯赞以其言行作了有力回答。
翦伯赞的历史研究始终紧扣时代脉搏。他之所以积极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其核心目的就在于回答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中国革命应当向何处去等时代问题。抗战时期，他的历史研究也紧紧围绕抗战大局展开。他曾在《历史哲学教程》中写道：“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解放战争时期，他撰《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伏阙》支持爱国学生运动，撰《论西晋的豪门政治》揭露国民党的腐败。1949年以后，他的学术研究工作也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为目标。“为人民研究历史”是他一贯的追求。
在复杂的政治和革命形势中，翦伯赞的历史研究活动推动了革命理论的传播。《历史哲学教程》甫一出版，在各地很快被抢购一空，一版再版，有力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国民党右翼分子潘公展曾为此严厉批评文化检查部门：“敌人的刺刀戳穿了你的肚皮都不知道。”《中国史纲》的出版也影响甚巨，顾颉刚就曾向友人感叹：“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40年代，进步学者常以讲座为名，利用文化工作委员会、中苏文化协会等合法机构宣传唯物史观，有一次，翦伯赞以“历史哲学”“中国人种之起源”“论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为题连讲三天，影响颇大。可以说，翦伯赞在当时的国统区树立了一面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旗帜。不仅抗战时期，在整个革命年代，翦伯赞的史学研究都是我们党革命理论战线上的一把尖刀。
强调历史研究要服务社会和现实，并不等于可以抛弃历史学本身追求历史真实的旨趣。在翦伯赞看来，历史研究作为科学研究，决不能放弃对真理的追求。1958年“史学革命”前后，历史教学和研究领域曾掀起“政治挂帅”“兴无灭资”的“左”倾思潮，翦伯赞带头直面错误倾向，在整顿北大历史系教学秩序的同时，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并与郭沫若、范文澜等一起掀起“替曹操翻案”问题的讨论，号召人们开展历史主义的研究，希望借此引导史学研究回归正途，维护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纯洁性和科学性。而在“文革”中，在自身因为所谓“让步政策论”深陷政治漩涡的情况下，他还敢于站出来为史学家吴晗鸣不平。1968年，“左”倾分子以交代“有关刘少奇的问题”为名对翦伯赞进行逼供，他愤然服药自尽，以死来维护尊严。
翦伯赞的史学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体现出史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时代使命感和学术自律性。就史学造诣、学术成就和人格风骨而言，翦伯赞都堪称“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