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中国社会曾经面临种种的问题与困境，思想精英和政治精英们经过思索、尝试后提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各种方案。通过回顾与反思这些方案的实施内容、模式选择、路径博弈、策略运用及主导思想等，进而为持续健康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极具启发意义的丰富资源，构建起立足传统、洞察现实和引领未来的整合型民族复兴方案。
关 键 词：方案；现代化；民族复兴；近代中国
颜德如，博士，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吉林大学政治学理论博士生导师。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它记录了中华民族为改变自身命运、提升自己尊严而进行的曲折而丰富的奋斗史。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中国梦”的当代中国而言，只有洞悉1840至1949年间国人为实现民族复兴而提出的种种方案后，才能深切体察这条道路的来之不易。
从1840到1949年的百余年间，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独立、统一与民主、自由、平等，从不同立场、角度、思想背景，针对不同的发展环境、发展难题，提出了层次多样、详略不一、内容有别、影响不同的方案。依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区分，我们将重点阐述方案的实施内容（倾向于制度），实现模式、路径和策略（这三者倾向于道路）以及主导思想（倾向于理论）。
一、实施内容：从器物、制度到国民观念
自鸦片战争使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到1860年代发起洋务自强运动后，又历经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资产阶级共和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按照梁启超的看法，大抵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制度到文化上“感觉不足”的变化过程。我们姑且以此判分上述方案，那么它们究竟揭示了什么特点或规律，呈现了哪些问题，对后来者提供了哪些启示呢？
林则徐意识到中国的首要问题在于过于封闭，对西方国家几乎一无所知，提出应当“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魏源更是明确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进而提出应当“师夷长技以制夷”。正因为有了林、魏这些有识之士，中国人才得以第一次了解世界，恰如梁启超所言：“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智识，实自此始。”这些最早放眼看世界的人们为国人介绍了今天看来不过是常识性的知识，但也正是这些常识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启了一扇窗户。
19世纪60、70年代，洋务运动让中国人开始更大范围地接触现代事物。李鸿章在总结英法联军侵华和太平天国暴动的教训时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旧式武装力量“断不足以制洋人，亦不足以灭土寇”。提出必须更加深入地学习西方，洋务派将重点放在了军事、工商业等方面，同时培养自己的专门人才，试图以西学“自强御侮”。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洋务派的倡导者们在看到中国之所以贫弱不振，最大的原因在于“不谙世事，墨守陈法”，进而第一次提出中华帝国必须主动求变才能自强。“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某种意义上讲，忧患意识和求变意识是洋务运动最为可贵的精神遗产。它继承了林、魏等人的开放心态，不仅推动了中国军事、工商业等现代化转型，对变革国人意识，改良社会风气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甲午战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新锐知识分子依靠皇帝的支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光绪政治集团的核心力量。维新思想家们主张必须更加深刻地变革中华帝国，即从改革政治制度入手，深化中国现代化改革。与洋务派相比，维新思想家打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框架，其求变意识更为深刻。
辛亥前后，国民观念得到广泛传播。有论者言：“国家者，聚无数人民而成立者也。故国家之盛衰强弱必视国民之爱力以为卫，而国民爱力之深浅又视政治思想之有无多寡以为衡其国民。”又有人说：“国家者，亦宇宙间之一有机体，而国民者又国家所以恃以活动之分子也。”还有的认为：“虽然大地之上同是动物也而有人与禽兽之分，同是人类也而有黄白红黑之分，即同是一民也而有国民奴隶之分。何谓国民？曰：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何谓奴隶？曰：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从这些表述中不难看出，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对国家与个体关系的认识已经达到现代政治知识水平。这些认识在一定范围内奠定了建设共和国家的精神基础。然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的王朝体制，但未能真正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家。他们的救国方案没有根本上扭转中国落后的面貌。
尽管如此，“走向共和”的宏观叙事直接造就了二十世纪20年代初的思想启蒙。某种意义上说，此时中国的思想家们逐步取代了政治家们对国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政治学说竞相上演，一时蔚为壮观。中国人对现代政治生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纵观近代中国各种政治方案和思想学说，从所谓的变器、变法、变政、变教到变俗，从实业救国、议会救国、教育救国、乡建救国到文化救国等，它们大致体现了由易到难、由表（标）及里（本）的特点。虽各具不同程度的洞见力与合理性，但也都只是见树木不见森林。基于此，在方案的实施内容上必须要正确处理同质性文化传统之内的政教与技艺的关系（体与用、本与末、主与辅）问题。在制定实现民族复兴方案之时必须处理好突破点与整体、权宜之计与长远规划、自主性与依附性的关系。就后见之明来说，实现民族复兴方案的具体内容，无法绕开“物质、制度与人”的复杂关系。
二、实现模式：效法英美，还是以日俄为师？
面对西力东侵、西学东渐之情势，国人的反应不一。是排拒还是逢迎？是惊羡还是冷静分析？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消化而为我所用？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留学生、出使者以及在通商口岸兴起的新式知识人。他们通过亲身考察、阅读报刊、与传教士交往以及商业联系等，来认识与理解西学或新学，再结合中华帝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处境，提出自己的见解。
近代中国派遣留学生始于洋务运动时期。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等上奏请求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翌年开始向美派遣留学生。1873年，沈葆桢建议朝廷向欧洲派遣留学生，“请于闽厂前后学堂选派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速则三年，迟则五年。”于是，从1875年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这一批批的留学生中后来出现了一批影响中国思想界和政治生活的重要人物，严复、唐绍仪等人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更被其民主、开放、文明的政治生活与社会风气所感染。正如严复总结的那样，西方国家之所以先进，主要因为他们在学术文化上有“黜伪而崇真”的科学精神，在政治生活中有“屈私以为公”的民主精神。反观中国，“自黄、炎以至于今且以此为继天立极，唯一无二之治制，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在这种反差中严复看到专制制度的危害。所谓君臣之义，就是专断与服从的关系，这与现代社会是极不相容的，更妨碍了中国社会发展。
此外，郭嵩焘、薛福成等最早出任清政府驻外公使的外交家们也对西方国家政治生活及中国自身状况做出深刻的反思。在思考西方强大的原因方面，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在他看来，先进的“朝廷政教”是西方国家强大的根本，而这个根本又在于先进的议会制度。英国“其初国政、亦甚乖乱。推原其立国之本，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这样的好处在于“其国家与人民，交相维系，并心一力”，“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战，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反观自身，“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又益相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气常郁结而不得上达”。通过这样的对比，他们得出中国寻求富强的根本在于变革政治，其超前的认识在今天看来实为难能可贵。
实际政治生活层面，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开始于戊戌维新，此后发生的清末宪政改革、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及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集中表现出中国人在选择道路上的困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中极力提倡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改革中国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日本与中国在地理、文化、社会风俗、政治传统、国际环境等各个方面极为类似，采取日本式自上而下的改革正适合中国的需要。及至清末宪政改革时，效仿日、俄等君主立宪国家以推动中国政治体制变革又被提上议事日程。载泽等人将日本作为重点考察的对象，在同日本政、学两界交流后，他们做出如下总结：“大抵日本立国之方, 公议共之臣民, 政柄操之君上, 民无不通之隐, 君有独尊之权。”这种方式既解决了政事决策的民主化，又保证了皇权不被削弱。实际操作中，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几乎是《日本宪法》的翻版。辛亥革命终结了清王朝效法日本的幻想，孙中山等人从致力于革命开始便倾向学习美国共和主义式的政治制度。在孙中山心目中,美国是“世界最文明、最富强之国”。要拯救中国,“革命为唯一法门,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 废除专制,实行共和”，“中国革命的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共和政体甚合中国之用。”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孙中山重新反思中国问题，并开始从“效法美国”转向“以俄为师”。他明确主张：“盖今日革命, 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在孙中山晚年提出的“以党治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主张和策略中其学习俄国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见，近代中国人在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达之后，迫切地想通过效仿、学习它们来改变自身命运，其认识不乏精到之处，其态度也甚为虚心诚恳。但是，由于国人的急功近利心态以及外力的挟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学习英法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还是俄国模式，都体现出生搬硬套的弊端。它们集中揭示了异质性传统的国度之间如何吸纳、借鉴发展模式的问题，提供了后发国家如何完成国家的转型以及发展模式的转型等重大启示。反思这些模式，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挑战—回应”以及“内生型-外生型”的研究思路，还应重视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理路，梳理中华帝国的内在演化与转化过程、内容，认识中国社会的“自性”。由此才能理解实现民族复兴方案的赶超式实现模式之局限。
三、实现路径：游移于改良、革命之际
因应传统及情势，国人提出的实现民族复兴方案在实现路径上有所谓的保守、激进之别，对应的也就是改良与革命之异。国人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邹容、章太炎等，都曾就此进行过研究、论辩。对此我们不能陷入价值评判的泥淖，而是在分析支撑他们所持立场的哲学基础、历史观之外，再具体理解他们议论的详细内容，在传统与现实、学理与情势、权力与知识、个人与群体、在朝与在野之间，品鉴他们选择实现路径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只有如此，才不至于对保守与激进、改良与革命进行简单化、情绪化处理。
众所周知，20世纪初叶的中国围绕是否应当废除君主制度的问题在立宪派和革命党之间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在阐述这场辩论之前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无论是康、梁等立宪派人物还是孙中山、邹容等革命派代表都认同一种基本共识：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必须走向现代民主政治。专制政体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至于中国政治民主化道路受到哪些因素阻碍，又如何去理解它们，则在两派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
立宪派将中国推进民主化进程的重点放在开民智的层面上。“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他们心中的民显然不是当时知识水平普遍低下的广大底层百姓，而是必须具备一定政治素养的民众。“权者生于智者”，“今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民众的素质决定了国家政治是否优良，这是他们的基本判断。“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而提升民众素质在梁启超等人看来依靠暴力革命显然是不合适的。至于革命推翻君主制度也谈不上有多高的合理性，毕竟，君主制度与专制独裁并不是同义语。革命还可能造成更大专制。梁启超曾明确表达过这种忧虑：“历史上久困君主专制之国，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此外，立宪派还围绕政党政治、共和政体等各个方面在事实和学理上详细阐述中国不适合走民主共和国家的理由。概括言之，立宪派的主要观点有三：其一，中国政治现代化转型的基础在于改造国民；其二，暴力推翻君主制度无益于解决专制问题；其三，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需要循序渐进的改革而非革命式的一蹴而就。
若要证明暴力革命的合法性，革命党人就必须回应立宪派提出的种种质疑。宋教仁针对立宪派前两个质疑驳斥道：“吾国民之聪与明，天所赋与也… …当鸿昧初起，文明未开之际，吾民族已能崭然见头角，能力之伟大，不亦可想。特被压制于历来之暴君污吏，稍稍失其本来，然其潜势力固在也。”按他的理解，中国民智不是未开而是被暴君专制压制了，我们天然地具备某些潜力，只要推翻暴君，则民众的能力会恢复。因此，推翻君主制度是中国的必要选择。至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问题，革命党人也不认为暴力革命是激进的做法，在推翻清王朝统治后，他们也有自己的一系列步骤和策略。孙中山也看到需要准备和过渡，并提出建国的三大程序，即从“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到“宪法之治”。他说：“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同时，整个国家建设的推进应包括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与狭义的国家建设四个方面的内容。可见，革命党人对共和国家未来的前途也做出了相当深刻的思考，为革命推翻君主统治，建设共和国家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
需要强调的是，在如何破解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特别是实现政治的现代化转型问题上，改良与革命之争不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现实问题，也是一个蕴含深刻政治隐喻的思想理论问题。由于受到政治知识背景、思维方式、立场观点差异等因素的影响，立宪派与革命党的争论在深层次结构上说具有不可调和性，除了实现民主政治这样一个宏观的政治理想，他们在基本态度（悲观与乐观）、理论前设（君主立宪与共和革命）、现实观察（君主制度与专制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分歧。因此，这场争论实在不能简单地以谁对谁错，谁胜谁败做出简单粗暴的判定。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改良与革命之争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的政治视野，提升了他们的思想水平。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面对的不是改良与革命的争论问题，更不是要不要“告别革命”的问题，而是应超越“改良-革命”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寻找多种组合，把握实现路径之技术与艺术、成本与收益、顶层与底层并驱推动之关系。民族复兴的实现最终还是要依靠在比较、借鉴中汲取积极因素，寻求更为合理的实现路径。
四、实现策略：纠结于古今、中西之间
自1840年以后，中国再也无法维持“天朝上国”之地位与“天下国家”之格局，而是处在古今对待、中西交汇之复杂态势中。国人提出实现民族复兴的种种方案，就面临如何处理古今、中西之关系的问题。处理这些关系体现出两种趋向：向后看与向前看。向后看者如尊孔复古思潮、帝制复辟、东方文明救国论等，向前看如全盘西化、中西调和、中西化合等。
从袁世凯复辟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思想界关于究竟应回到传统还是要全面学习西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康有为有感于辛亥革命失败，极力主张复辟，“今将欲救四万万之民,大拯中国,惟有举辛亥以来之新法令尽火之而还其旧。”这种观点与袁世凯搞复辟活动找到了契合点。尊孔复古与复辟帝制合流的局面让另一些新派知识分子产生极大的反感。陈独秀针锋相对地指出：“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汗,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人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在他看来，彻底的革命是中国走向文明的必要手段。同时，对于尊孔思潮，他批评道：“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孔教损坏了个人独立人格、窒碍了个人思想自由、剥夺了平等的权利、破坏了个人的生产力。陈独秀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倡导革命、反对复古的政治立场。李大钊针对尊孔、复辟逆流也提出自己理性的批评。他承认，孔子对于中华文明有非常大的贡献，但被神圣化的孔子和孔教则是君主专制的辩护工具，已经不适合中国的发展。因此，批判孔子，并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胡适后来也批评道：“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道这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种怀疑的反动。因此，民国四五年间的时候，孔教会的活动最大，反对孔教的人也最多。”
在批判复古思潮的同时，陈独秀、胡适等人积极倡导全面向西方学习，这就是所谓的“全盘西化论”、“中西调和论”。陈独秀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存在本质的矛盾。“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用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对于主张革命的他，当然坚持改弦更张，放弃传统，学习西方。与陈独秀相比，胡适则略显温和，他在《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的博士论文（中译本为《先秦名学史》）中指出：“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全然替代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因此，中国面临的关键不是“全盘西化”，而应是“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 是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进而“成功的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自己的文化精华结合起来，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事实上，胡适只要求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尽力西化”而非绝对的“全盘西化”，其背后的隐喻是东西方文化存在相互调和的可能。毫无疑问，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西调和都具有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并将全面学习西方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途径。对此，被看作是保守主义者的现代新儒学思想家们提出审慎的批评。作为新儒学的开拓者，梁漱溟在赞叹陈、胡等人的洞见的同时批评他们全盘西化、中西调和的观点。在他看来，无论是固守传统还是全盘西化，首要问题要搞清“何谓东方化，何谓西方化？”梁漱溟也将视角凝聚到文化问题上，首先承认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深刻的分歧，他说：“照我们以前所说的东方化的现状，一般头脑明利的人都觉得东方化不能存留；假如采用西方化，非根本排斥东方化不可。近三四年来如陈仲甫等几位先生全持此论调，从前的人虽然想采用西方化，而对于自己根本的文化没有下彻底的攻击。”然而，梁漱溟并不认为全盘西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方法，甚至如胡适所持的中西调和论也被他称作“含糊不清”。“胡先生这样将东方与西洋两派哲学相提并论，同样尊重的说话，实在太客套了！”“大家一般人所说精神方面比较西方有长处的说法，实在是很含混不清、极糊涂、无辨别的观念，没有存在的余地！”按照这种逻辑，如果随便将中西文化调和融通，另开一种新文化，“只能算是迷离含混得希望，而非明白确切的论断。像这样糊涂、疲缓、不真切的态度全然不对！”当然，梁漱溟赞同改造中国文化的必要性，甚至有限度地承认陈、胡等人的观点，但他质疑在没有弄清中国文化究竟出现什么问题时就全面否定的盲目和武断。他这种审慎的态度尤为可贵。
平心而论，从今天的角度回溯历史，所谓的复古与全盘西化皆无出路，都是照搬：前者照搬古方，后者照搬西法。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不是要不要回到过去的问题，也不是能不能变成其他民族的问题，而是未来中国之走向必须考虑到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问题。从古至今之延续发展，体现的是民族特色；中西交汇之混杂境况，体现的是时代特色。如果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物质文化来看一种文明的话，精神文化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物质文化最能体现时代特色。明乎此，我们才能通过适宜的策略达成“中国特色”。
五、主导思想：价值追求与现实改造之权衡
从实现民族复兴方案的主导思想来看，大抵表现为皇权思想、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科学主义、法西斯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等。这些思想产生的背景、存在的理由、具体的内涵到底是怎样的？从国家与民众层面讲，它们实际发生的影响及其差异何在？从政治价值的追求来看，它们体现出怎样的价值？从国人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及其处理来看，到底是本本主义还是创造性的发展？上述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
在寻求富强的路向上，中国人逐渐认识到构建一种优良公共生活的必要性。人们不断地思索在新的公共生活中，个体、社会与国家之间应当如果确定各自的角色。作为一种保守政治观念，皇权思想无法适应国家转型的需求，它随着王朝体制的瓦解而丧失合法性。作为对国家权力的反叛，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科学主义在新文化前后逐步兴起，并将其矛头直指专制体制、纲常名教。突出个体价值，开启个体理性，反对愚昧与国家专断让它们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同。但是，它们并不能为中国构建新的政治生活提供更多的建设性意见，自然也不可能担当起改造中国的历史责任。与之相比，自由主义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则更为深刻。无论是立宪派、革命党抑或是新兴知识分子，一般不会公然反对自由对个体的意义。在政治生活中提升个体价值几乎是所有思想家们的共识。问题在于，近代国人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存在不小的偏差，种种理论误会与现实国情纠葛在一起使得自由主义仅仅在观念层面更具价值，而并不具备更多的操作性。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被视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一种探索或变体。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们关于自由的认知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民族、民权、民生”的共和理念与中国社会转型亦具相当程度的契合性。然而，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近代中国会发现一个重要缺陷：无论是处理国际事务还是改善民生问题，中国政府（包括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都缺乏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能力。面对此种局面，又有人鼓吹应当效仿意大利和德国，在中国建立法西斯式的国家以便增强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这种所谓“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便受到共产党人的尖锐批评。在国民党右翼集团“白色恐怖”的氛围里，其反对自由、鼓吹专断的本质暴露无疑，而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也被其遏制社会活力、制造政治冲突的种种行径消解殆尽。因此，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讲，法西斯主义不可能有益于中国。
通过梳理近代中国诸多社会思潮我们大致可以做如下总结：自由民主是大多数思想家们追求的政治价值，增强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是改变中国落后局面的根本。如何将价值追求和现实改造结合在一起是各种社会思潮面临的共同困境。从李大钊、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引导乃至改造中国现实，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学说——新民主主义理论。它既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又跳出自由主义趋于空洞的困境；立足于普通民众，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同时又保护绝大多数底层民众的利益，让自由民主得到落实。概括地说，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共产党人长期的奋斗中日趋成熟，它在借鉴、批判和继承中揭示中国的问题所在并找到了破解之方。
如果按照胡适与李大钊等人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来看，实现民族复兴方案不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问题，而是一方面必须坚守某种主导思想，另一方面又必须实实在在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绝不回避、漠视问题。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如此，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如此。反思过去，它对于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启示就是：必须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双重驱动力来铸就民族的价值信仰，凝聚起改革发展的共识，形成实现民族复兴的积极活力与合力。
余 论：构建整合型民族复兴方案
近代中国人在探索实现民族复兴方案时，依据自己的知识储备、理论认知以及对现实情势的分析研判，难免带有种种的偏颇与失当，这其实也不过是我们的后见之明。既然如此，我们必须要从中汲取有助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乃至崛起的思想教义、制度资源、实践经验与物质基础，从而构建起立足传统、洞察现实和引领未来的整合型民族复兴方案。为此，须时时以如下三方面来估量：
1.就大战略而言，中华民族的复兴方案始终处于“历史”、“现实”与“未来”这样一个纵向发展变迁链条和动态调整过程之中，它必须具有历史的合法性、现实的合理性与未来的前瞻性。
2.就操作性来说，中华民族的复兴方案始终面临着“情”、“势”与“理”的观察、分析、比较、判断与决策，只有契合民情、深察国势、关乎大道，它才可能为国人所理解、认同与落实。
3.就目的性来看，中华民族的复兴方案始终要在“利”、“功”、“业”与“德”之中权衡抉择：是计一时之利、立百年之功，还是建千秋之业、成万世之德，这是检验深化改革开放与全面发展进步的试金石。
原刊于《思想战线》2016年第4期。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