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翦伯赞先生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为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做出了巨大努力。他一生献身于革命、献身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统一战线、民族团结、理论宣传和教育事业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2018年4月14日，正值翦伯赞先生120周年诞辰。被誉为“契丹文字的首席学术权威”的刘凤翥先生与翦老多有交往，他特为本版撰写怀念文章，以飨读者。

初识

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北京市第七中学读高中，偶然从学校图书馆中借到翦伯赞先生著的《中国史纲》第一卷（先秦史），读起来津津有味。读完了第一卷，又借来第二卷（秦汉史）。这一卷更加精彩，文笔非常生动。一部史学著作可与文学作品相媲美，这样的书不多。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我成了翦老的“粉丝”。后来，我听说他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教授。1957年考大学时，带着对翦老的崇拜之情，第一志愿就填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1957年8月27日，我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次日的日记中，我兴奋地写道：“我终身从事研究历史的工作开始了，我将去做翦伯赞先生的学生了。”

1957年9月21日下午，北大历史系在教室楼（后称二教，现已拆除）的一个大教室举行了翦老主持的迎新会。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翦老。

我在当天的日记上这样记着：“下午参加由系举行的迎新会。在会上我们的系主任、我所崇敬的知名的老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给我们作报告。翦老先介绍了各教研室的老师和外国留学生，接着谈了本系的发展情况，翦老还嘱咐我们要加强政治学习，要加强思想改造，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学好基础课，要学好外国语。”

我记得，翦老当时还顺便讲了中外文化交流问题。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向外国学习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古代向印度学习；第二次是向近代日本学习。他那浓重的湘西口音，“日本”的“日”听起来像“二”。首次聆听翦老的教诲，我感到无比的高兴和幸福。

大型的迎新会开过之后，接着是小型的迎新会。翦老坐着黑色轿车前往文史楼其办公室等待来访的新生。新生可以自行前往文史楼历史系的各教研室与老师会面。

我们先去了翦老的办公室，他一面让我们吃水果，一面与我们亲切交谈。他赞美了北大校园的美丽，位置适中，离城不远也不近。翦老说，他去过牛津、剑桥和巴黎大学。牛津、剑桥这两个大学离城太远，而巴黎大学又在城内。他现场还问了一位东德的留学生，柏林大学在哪里？那位留学生说，也在城内。

随后，翦老又问了大家的籍贯。当女新生刘一曼说自己是广东人时，翦老问她，为什么不考中山大学而考北京大学？刘一曼说，她想将来学考古，中山大学没有考古专业，所以考了北大。翦老对刘一曼的回答非常满意。翦老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对北大，尤其是北大历史系充满自豪感，对新生报考北大历史系更是兴奋和赞赏，对我们都抱有很大的期待。

与翦老初次“亲密接触”，近距离的亲切面谈拉近了我们这批新生与翦老的距离，他那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

提携

我在北大读书时，翦老由于系务繁忙已经不给本科生上课了，只带研究生，他仅仅在系里举办过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术讲座。一般情况之下，他是用举办学术活动和发表指导性的论文，以及邀请如范文澜、韩儒林等校外知名学者来系作学术报告等方式来教育学生和影响学生的。

为了指导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翦老于1959年2月19日在《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的论文，从而在全国史学界展开了如何评论曹操的大论战。北大历史系也于当年举办过两次由翦老和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邓广铭先生筹备的评价曹操的学术讨论会。

当时，邓广铭先生正给我们上辽宋金史的课。他一再号召我们年级的同学参加讨论。班干部虽一再动员，怎奈无人敢报名。大家总认为，这是高年级同学的事，不适合二年级学生。为了向邓广铭先生交差，学习委员朱学习瞒着我，给我报了名，直到临近开会前三天才通知我，赶快准备发言稿。我只好临阵磨枪，粗略地翻了翻《三国志》，看了看当时报刊上的有关文章，用一夜时间赶写了一篇将近万字的发言稿。文章大意是说，曹操有功也有过，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应当是非分明。

1959年4月24日下午，北大历史系在化学楼一层西头的大教室举行第一次“曹操问题学术讨论会”。黑板上除了写有“曹操问题学术讨论会”之外，还用粉笔在黑板两侧分别画了红白两色的京剧脸谱式的曹操像。会议由邓广铭先生主持，他先讲了主办这次讨论会的意义，接着谈道，这是一次师生结合的讨论会，报名的不仅有老教师，还有青年教师，以及二年级的学生刘凤翥同学。

接着，邓广铭按发言顺序念了发言者的名字。这时，我才知道所谓的“师生结合”，学生只有我一个人，顿时紧张得不得了。第一个发言的是翦老，我还是认真地听了一下，后面的发言，我就没有心思听了，心中只盘算着，如何闯过这一关。

轮到我发言时，我就走到前面，低着头一个劲儿念稿，还念了两三个白字。坐在我对面的翦老一一替我纠正。念完稿子后，翦老和邓广铭先生带头为我鼓掌，翦老还上前与我握了握手。

会议结束时，翦老说：“今天的会开得好，所有发言全部发表。今天来参加会的有《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同志，今天的发言全部给《光明日报》，就对不起《文汇报》了。”凭借翦老的面子，我的发言“滥竽充数”地发表在当年5月6日的《光明日报》上。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讨论会，也是第一次发表文章。当年发言时的紧张与胆怯，如今已变成永恒的美好回忆，这对我此后的学术生涯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翦老对我的最大提携。

师生

我们四年级时开始分专门化。我被分在中国古代史专门化。1961年3月16日晚，我们专门化的13位同学到翦老家中拜访。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晚上，我们专门化的十三个人去燕东园访问翦伯赞主任，翦老很热情地接见了我们，与我们畅谈至深夜。翦老首先谈到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关系，接着谈到他研究历史的原因和过程，还谈了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史料与理论的关系，历史主义的问题，古为今用的问题，联系实际的问题，通史与专史的关系问题，写作问题以及他的喜好和交际问题。翦老非常健谈，他谈话很活，很有风趣。我们都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受了很大的鼓舞。”

在这里，我要对翦老谈及的“研究历史的原因和过程”做些说明。据我回忆，这个话题是由当时王慎荣问翦老“怎么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而引起的。

翦老说，他根本就不是科班学历史的，他是学商业的。他写的第一本书是《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情况。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想到此生此世会研究历史，更没想当什么历史学家，完全是因为工作关系，偶然把他引到了这一学术领域。

1938年，翦老虽然出版过一本《历史哲学教程》，但要说真正专门搞历史研究，还得从给冯玉祥将军当家庭教师那时算起。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在湖南溆浦编辑《中苏友好》杂志。1940年春，辗转到了重庆，请周恩来同志给他找份安全的工作。恰在此时，被削掉军权的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表示，自己是军人出身，玩枪杆子玩了大半辈子，从小没有正经读过什么书，后半辈子想请个德高望重的有学问的家庭教师给自己补补课，好好读点书，这样才不虚活一世云云。

有一次，冯玉祥在周恩来面前又提及这番话，周恩来巧妙抓住时机，把翦伯赞推荐给了冯玉祥。翦老也因此入住冯公馆，专任冯的家庭教师。冯玉祥让翦老给他讲历史。翦老也就一面备课（即自学和自行研究），一面给冯玉祥讲课。

翦老说，全靠他的国学基础好，才得以胜任冯的家庭教师一职。翦伯赞的祖父是清代举人，在他还咿呀学语时，祖父就抱着他，以“子曰”“诗云”教育孙辈。翦伯赞七八岁时，祖父让他试着标点《资治通鉴》。虽然没有真正进大学科班学历史，但在祖父的指导下，《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即二十四史的前四史）以及《资治通鉴》，他不知读过多少遍。

正因为对史事的烂熟于胸，翦老才能在给冯玉祥讲课时得心应手。

翦老说，冯玉祥对他极为尊重。每次讲课之前，都是冯玉祥亲自把翦老所坐的椅垫铺好后，再请先生坐。冯玉祥不仅认真听讲，还记笔记，而且他身边的如夫人李德全、副官余心清等均要旁听。众人在下面早已约好：谁若不注意听讲，被发现后，冯玉祥就会瞪谁一眼，谁就得自动站起来罚站，过一会儿再自动坐下。

这一约定，翦老事先并不知情，是他在讲课中逐渐发现的。

翦老把他给冯玉祥讲课的讲稿整理成《中国史纲》第一卷和第二卷，即先秦史和秦汉史出版，还把一些讲稿先以单篇文章发表，然后再集结成《中国史论集》第一、第二集，出版发行。正是这四部著作，使翦老一举成名。

我们发现，在翦老的客厅中挂着一幅冯玉祥画给他的山水画。画面上，山涧中有一条河，一个人撑船逆水而上。冯玉祥还在题款中写了一首打油诗：“伯赞先生：乘小船，上高山，脱去长衫，打倒独裁卖国的汉奸。决心挺坚，不怕任何危险。冯玉祥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足见冯玉祥将军与翦老的师生情谊。

叮咛

1962年夏，我大学毕业后，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此研究所1977年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古代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师从陈述（字玉书）教授。离开北大前，当年9月16日晚上，我依依不舍地去燕东园28号的翦老家中辞行。

我当天的日记重现了当时的情景。翦老对我说，他这一整天“都在读《诗经》，做了笔记，西周无井田，当时的生产水平不可能有井田。西周无奴隶农奴有家庭。而奴隶有男女关系而无婚姻。因为奴隶买卖时不照顾婚姻。”翦老还劝我，到民族研究所后要务必学习一两门诸如西夏文字、契丹文字、女真文字等民族古文字。他说，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民族古文字很卖力气，反而中国自己却没有什么人研究，这是不正常的，也是暂时的。他还劝我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日记中有“他说用马列主义治辽金史者，至今无一人”这样的话。

当我开口向翦老求幅墨宝时，他当即答应，说写好后通知我来取。这时天空中忽然打雷，我赶紧告辞。翦老出门送我，我请他留步，他不肯，一直送我到燕东园的西门才肯停下脚步，并以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对我这个晚辈说：“记住我让你学习民族古文字的事，学习了民族古文字不仅不会影响你研究民族史，而且对你研究民族史还有帮助。说不准会让你终生受用无穷。”

由于对翦老尊敬和崇拜，我对他所说的“终生受用无穷”六字叮咛深深地铭记于心。我当时即暗下决心，一定要按翦老的嘱咐，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在随后的研究生学习中，我开始注意收集有关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方面的资料。1972年，我在河南省明港“学部五七干校”利用业余时间钻研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终于解读出契丹小字《郎君行记》中的人名“黄应期”、官名“尚书职方郎中”、地名“唐乾陵”等契丹小字语词，并构拟出十六个拼音符号的音值。例如?音l、?音lang、?音huang，等等。

1975年，学部恢复业务工作，我也从此走上了职业研究契丹文字的道路。50多年以来，我一直孜孜以求，一以贯之。终于在201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精装四册一套的《契丹文字研究类编》，近期还将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30万字著作——《女真译语校补和女真字典》。我可以毫不惭愧地告慰翦老的在天之灵了——

“敬爱的翦老，我按您的嘱咐做了。”

作者：刘凤翥，1934年生，河北省盐山县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考取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陈述（字玉书）教授。毕业后留民族所工作，逐步升至研究员兼研究生院教授。主要从事辽史和契丹文字的研究工作。著有《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