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认为，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史学流派：一为长于“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的史料派；一为“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的唯物史观派。道不同，不相为谋，两派“由于各趋极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代发刊辞》，见《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二〇〇四年版）。
若从宏观层面讲，这一判断大体不误。但就此考察两派中个别史家之间的关系，则有更值得探讨的复杂性。顾颉刚与翦伯赞的学术关系即是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证。
一、两次批判
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北京大学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客观存在。这里不仅是史料派的大本营，更是唯物史观派的主要发源地。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两大史学流派几乎同时诞生在北京大学，但二者的走向并非互不相扰。史料派率先压倒了唯物史观派以及其他史学流派，从北京大学迅速走向全国，成为学术界的主流，乃至笼罩了当时整个中国的历史学界。
因此，唯物史观派若想走向前台取而代之，首要任务即在于将史料派作为主要假想敌，与之对抗斗争。这绝非武断之论。自唯物史观派登上历史舞台之初，便先是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及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人与胡适之间的“井田制辩论”，继则是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不知所以然”的批判。如此来看，唯物史观派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对史料派的一种“反动”，就是在与史料派对立角逐中成长起来的。作为唯物史观派后来居上的人物，翦伯赞的学术生涯也是在与史料派的斗争中走过来的。与其他史观派的代表人物一样，翦伯赞的斗争矛头所指，首当其冲的无疑也是胡适，从政论类的《读胡适〈新年的几个期望〉之后》，到学术类的《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无不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过胡适的弟子——顾颉刚。
从现有资料来看，翦伯赞在抗战期间主要对顾颉刚进行了两次针对性批判。第一次批判反映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之中。按照翦伯赞的夫子自道，这本书绝不是在讲什么“经院式的历史理论”，而是为了配合抗日战争“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更具体地说，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将“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曾经或一直到现在还可以多少发生一些支配作用的几种理论体系”作为批判的对象，进行彻底的澄清。
顾颉刚的史学论、“历史的怀疑主义”无疑是这些“错误”历史理论中的一种。因此，翦伯赞在该书中专辟了“胡适、顾颉刚等的见解及其批判”一节，对其进行了集中的清算。其中有言：“顾颉刚与其说是一个历史家，不如说他是一个考据家。他搜集了不少的古代资料并批判了这些资料，但他始终没有力量写成一部中国的古史，而结果只是编辑了一部断烂朝报的《古史辨》。”不仅如此，“他不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贯行程和乃师胡适一样，没有明确的认识，就是对于他自认为精通的中国古代史的认识也非常模糊”。不过，“他在中国古史这一笼统的题目之下，做了一些旧神话的新解释，这对于中国古史的研究，也不是完全没有帮助的”。遗憾的是，“他既不相信神话传说，而又拒绝研究甲骨金石文字，拒绝对出土的古代遗产之考证”。是故，这就“使得他对古史研究的刻苦努力，也只能把旧神话变成新神话而已”。总之，翦伯赞认为，顾颉刚虽然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上做出了一定的“功绩”，但根本的史学论是“错误”的。
一年半之后的一九四〇年四月，批判再次开始。与第一次将顾颉刚与胡适“绑在一起”进行批判不同，这次的批判完全是针对顾颉刚个人的。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三日，辗转来到西南的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在此文的结尾，他大声疾呼：“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由于此文所论触及了当时人人共同关注的民族救亡的历史重大问题，故一经发表，便引发了抗战期间有名的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争。这场论争引起了翦伯赞的关注，他在看了顾颉刚答费孝通的文章后，撰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一九四〇年第六卷第一期）的文章。他先是指出，顾颉刚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问题而提出，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问题这样的提出似乎就不太正确”。因为，这一命题“就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义，然而这与客观的事实是相背离的”。之后则认为顾颉刚的民族理论也存在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分别是：“民族”与“民族意识”的混同，“民族”与“国家”的混同，“民族混合”与“民族消灭”混为一谈，“种族”与“民族”的错误解释，以及未能看到“民族”形成的本质。总之，在翦伯赞看来，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一个有着现实意义的关键性问题，但他的具体看法则存在很多的“错误”。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面对唯物史观派的不断挑战，史料派往往都会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与其他史料派代表人物一样，顾颉刚也没有对翦伯赞的这两次批判做出任何的回应。推论此中原因，可能是因为顾颉刚并没有看到《历史哲学教程》和《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退一步讲，即使顾颉刚看到了这些论著，也不会予以反击。因为，就《历史哲学教程》而言，顾颉刚不仅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便出版了颇受好评的《本国史》，而且往往借助“甲骨金石文字”进行古史研究，故翦伯赞所言及的“他始终没有力量写成一部中国的古史”以及“拒绝研究甲骨金石文字”的说法，可谓无从谈起。再就《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来说，诚如有学者指出的：“翦伯赞对顾颉刚的批评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对顾氏观点的合理成分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个别论断也有点简单化。”（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见《民族研究》二〇〇七年第三期）总之，面对翦伯赞的这两次批判，非顾颉刚不答也，实在无须辩护也。
二、“礼尚往来”
然而，翦伯赞接下来的举动，却引起了顾颉刚的极大关注，此即《中国史纲》的出版。该书一经出版，旋即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轰动。唯物史观派内部的赞誉自不待言，郭沫若在得知该书第一卷即将脱稿的消息后，致信翦伯赞：“您的《中国史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来自史料学派的态度更能证明这一点。容媛在《燕京学报》第三十一期专门对该书进行了绍介，并加以评论说，该书“推陈出新，为研究上古史者辟一新途径”。邓嗣禹在《近五十年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中认为，《中国史纲》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尝试”，“翦先生似乎蔑视他所有的前人，但他的确组织精密，有一些新思想”。就连史料派的领袖人物顾颉刚这次也有所回应。他在致白寿彝的信中颇为不服气地说：“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联系这封信的上下文，所谓翦伯赞编的书，主要指的就是《中国史纲》。从置之不理或不屑回应，到与之争锋，顾颉刚对翦伯赞的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当然，顾颉刚的这封信写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但我有理由推定，《中国史纲》在出版之后，便引起了顾颉刚的关注。这才有了他们在一九四四年的相识和相交。
根据《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和翦伯赞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重庆北碚。这一天，顾颉刚到该地的吉林路开北碚修志委员会议，路遇翦伯赞，并到翦的临时住处交谈。两天后，翦伯赞又与吴泽一道拜访了顾颉刚，并一起吃了午饭。二人在这期间都谈了些什么，如今已不得而知，但从日记所载的“初交而作深谈”来看，这次会面当是颇为融洽。
此后，因他们的住处相隔并不很远，故有了时常的走动。仅就《顾颉刚日记》记载，自二人初交到翦伯赞于一九四六年春离开歇马场这段时间，顾颉刚专程拜访过翦伯赞一次，写过四封信；翦伯赞则拜访过顾颉刚两次。此外，二人还在其他场合见过两次。遗憾的是，这些信件今已不存。但幸运的是，借助日记，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二人曾一起讨论过两件事：一是《学府》杂志事；二是时局问题。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刊发了《文化界发表对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在这份《进言》中，二人都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一九四五年五月，应复旦大学文学院的邀请，翦伯赞做了一次题为《史料与历史科学》的学术讲演。当时有书店闻讯后即请他以讲演稿为基础，“写一本关于史料学方面的小册子”。翦伯赞也慨然应允，预计整理出三篇，一是“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二是“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三是“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但是，由于时局的变动以及出版时间的限制，翦伯赞只以整理好的第一篇《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加上另外两篇文章——《论司马迁的史学》和《论刘知几的史学》，以《史料与史学》为题，交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
根据《顾颉刚日记》记载，这次的演讲时间可以精确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八日的下午两点到四点，演讲的地点在复旦大学第二教室，参加者有复旦大学方面的陈望道、伍蠡甫、周谷城等人。与本文相关的是，主持这场演讲的即是当时也在复旦大学任教的顾颉刚。演讲之后，伍蠡甫还邀请翦伯赞、顾颉刚等人共进晚餐。仅就顾颉刚和翦伯赞的关系而言，这场演讲的意义非同小可。一方面，顾颉刚作为翦伯赞这场演讲的主持，绝不是一种巧合，这充分体现了二人当时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翦伯赞“竟然”在顾颉刚的主持下大谈“史料与历史科学”，但这绝不是唯物史观派对史料派的公然挑衅，而是一场友人之间的学术切磋。
总之，自一九四四年五月到一九四六年春这段时间，是顾颉刚和翦伯赞关系最为密切的阶段。翦伯赞一改之前的批判态度，主动向顾颉刚“示好”，与其时常来往。与此同时，顾颉刚也不再对翦伯赞置之不理，反而十分推崇他的学术造诣。诚所谓“礼尚往来”。不过，此时的翦伯赞虽然已经逐渐成为唯物史观派后来居上的人物，但其在学术界的声名尚无法与顾颉刚相提并论。
三、渐行渐远
大体来讲，学术变迁，自有其内在理路可循，但外缘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有时甚至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新中国成立之际的学术变迁就是一个最为显著的例证。诚如有学者所描述：“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同样，史学界所发生的变化，用‘翻天覆地’一词来形容也毫不夸张。民国时期，一直是史料学派的天下，他们控制着一流大学的教席，支配着主要学术期刊的声音。而唯物史观派尽管声势日炽，却始终进入不了史学界的中心。这一局面随着一场社会革命的来临发生了重大改观。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派分享了革命胜利的果实，依仗国家体制力量的支撑，借助与意识形态的合作，摇身一变为史学界的主宰。而昔日风光无限的史料学派，此时却被时代超越，被视为‘封建文人’‘资产阶级学者’‘旧式学者’，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成为被改造的对象。”（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126—127页）
在一定程度上，顾颉刚和翦伯赞在史学界地位的升降起伏，为这一宏大叙事增添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注脚。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翦伯赞在石家庄初获刘少奇接见。“自此以往，他的学术地位遂扶摇直上。先奉命协同郭沫若、范文澜组织并领导中国史学会，继则与范等一道主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一九五二年，复因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移席中国现代史学发祥地北京大学，出掌历史系系务，稍后又兼任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之职。五十年代中，他曾两次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莱登和巴黎举行的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由是他就成了国外最知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之一。”（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414页）
与翦伯赞的扶摇直上相较，顾颉刚的学术地位和声望则是与日俱下。当翦伯赞等人发起筹备新中国史学会之际，昔日在重庆曾为中国史学会主席的顾颉刚则“为新贵所排摈”，竟无法参与这一盛事。之后，他虽经由复旦大学辗转北上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但却不得不面临艰难改造。其间，他不仅虚心学习翦的《怎样研究中国历史》和《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还与翦一道共同参加各种不同场合的会议，或直接听翦的报告，诸如一九五三年有关北京史学会及北京大学历史系情况的报告、一九五五年“《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的报告以及一九五六年有关科学代表团访日经过的报告，甚至连一九五五年所写批评胡风的文章也得请翦提意见。两人地位的变迁，由此略见一斑。
然而，两人的友好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因二人地位的变迁而发生太大的变化。一九五三年九月，时已出掌北大历史系的翦伯赞还盛情邀请顾颉刚到北大任教，并言及还可以为其设法解决薪水、家属以及书籍转运等问题。当然，此时的顾颉刚因其在上海关系已多，“未易即应”。顾颉刚也是“投桃报李”。一九五二年十月，属于史料派中“艰难改造型”的他在学习翦伯赞的《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时，推崇此文是一篇“甚好”之作。即使在翦于一九六六年初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之初，顾颉刚也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在《日记》中为其辩护称：“翦对马列主义有研究，于理论较深入，喜出己见，而无反党实迹，似不当［与吴晗］合而反之。”（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但是，由于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此时已完全接受“改造”的顾颉刚很快一改之前的态度，从本质上“认清”了翦伯赞的“反动的史学理论”。这一“反动的史学理论”共有三点：一是“污蔑农民革命，宣扬阶级调和”；二是“美化地主阶级，讴歌帝王将相”；三是“吹捧剥削阶级的‘让步政策’，宣扬活命的奴才哲学”。而这三点“是和毛泽东思想公然挑战”。此外，顾颉刚还接受了师东峰《翦伯赞是怎样积极卖身投靠蒋家王朝的》的看法，即翦伯赞“在抗战中所发表的文字，竟是配合蒋介石的需要而发言的”。最后，顾颉刚在《日记》中表示，“人固不易知也”（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此时，距离翦伯赞服毒自尽尚有两年多的时间，但不得不说，一句“人固不易知也”已然为两人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画上了一个句号。
与上一阶段的“初交而作深谈”不同，这一阶段的顾颉刚和翦伯赞之间的友谊不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中断，而且两人见面的机会也多了起来，但他们的关系却未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反而渐行渐远，最后已不见斯人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