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己的父亲
2004年11月10日是我与83岁父亲诀别的日子。
此前父亲没有特别的症状，那天早上他扭扭腰做活动，不料受伤，他自己敷了止痛片却无效。短短几天病痛，他已憔悴不堪，可他还能准确地在一串钥匙中拈出开锁的某一枚。那天晚上10点多我又到老屋看他，妹妹在他身边。他坐靠在床上呻吟，清晰地说：“你又过来了。你去睡吧。” 我心里更以为他的病不会太严重，怎会想到老人已是“弥留状态”？10日晨7点妹妹电话说爸不在了！我心头袭来一阵黑浪，疾步向老屋奔去……
我最后一次抚摸父亲已冷却的前额和脸盘，大声叫“爸爸”！悲怆不已。
当天我在老屋彻夜为父亲守灵。我打量度过我童年，已趋衰落破残的老屋，不时出入涵养我童年的那个房间，感受晚年寂寞的父亲。在惨淡的电灯下，我不时起身注视安放棺柩里父亲的遗容，对父亲突然产生熟悉却不相识的感觉，父亲于我是个陌生人。
父亲有长期坚持逐笔记经济来往帐的习惯，这类本子倒是不少；他不愿写心事记录心情，这方面一片空白！后来因深受白内障之苦而弃笔。他退休早，退休工资也少。世事渥浊，他不平，一声叹息随即又想开了。他不怎么合群，25年的退休生活，他从不参加结群活动，宁可一人静呆在家里。我还翻检他不少的书，除了书上他的签名，也没他另外的只言片语。他不愿留下他的真实存在，这就增加了了解他的难度。
了解一个人不是想了解就能够了解的，这也取决于了解者本身的精神结构，了解父亲同样如此。我竟不了解自己的父亲，我惶恐不安，“寻父”在我由渴望变成了行动。
我终于找到一页父亲1965年上学期结束的自我总结，它属于思想汇报，贯穿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想见他当时循规蹈矩的姿态，可以闻见当时社会的精神气息，而无从看到他的真实心情。这是表面的真实。他没有留下真实想法的记录，这本身就是他、也是许多人处于某种精神状态的见证，真实的心灵真实的世界在隐没之中。父亲是教师中的卑微者，晚年的他更是社会的卑微者，他依然有意识地把自己隐身于时代中。
我对一辈子从教的父亲——他的人生经历和心思，几乎是间接获知的。他向来很少在子女面前郑重其事地谈他的经历，谈家里的历史，只不过在提到某件具体的事情，他很快会接过话题讲这么一段。他是有意遗忘有意遮蔽，后来他年纪增大，确实也淡忘了许多东西。晚年他似乎有所觉察，也想回忆，并把这种回忆传导给子女，比如回忆爷爷，但难度增加了。有价值的回忆需要鲜活的精神参照，这方面父亲有所欠缺。
我察觉，同样是遗忘，父亲早年缘由恐惧和压抑，而在老年则出于自己的选择，因为回忆总与痛苦相连，人何必用痛苦折磨自己？回忆又是能给心灵以慰藉和力量的重要方式，他又耽于回忆。
应该说，父亲——教师还不是真正的底层，在他那个时代，他所受的那种与时俱进的压抑和伤害（不是最悲惨的），我是能体会到的。在家里我能听见他习以为常的沉默和叹息，有时听见他简短的骂人和牢骚。但他努力压抑和控制自己，不让自己的消极悲观影响他的孩子。父亲知道什么是主流，什么是光明前途，他主观上要把我们子女推向光明。但不可能做到绝对的自我压抑，我也听见一些他对某事某人的真实评说。他出自对子女的善意与来自时代的恐惧和压抑而隐瞒真相和历史，由此可知世间某段历史为什么隐瞒得如此彻底。但他禁不住吐露，不吐不快，也说明仍良知未泯，这种良知无可遮蔽地传给了他的子女，因而社会真相精神真相又是不可能被抹杀的。可是，他这种“良知”的精神源头又在哪里？
我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对情境冷暖、气候肃杀、恶运降临是很敏感的。事情就这么怪，当年他的许多耳提面命没入我内心，而他对世事的牢骚和鄙夷却植入了我的心田，促成我基本性格的形成。何况，我自己的成长也几乎重蹈父亲的覆辙，亲身经受并咀嚼命运沉沦的悲凉。至今我仍在揣摩，当年我投身文化大革命，天天手捧红宝书，最高指示如雷贯耳，但与此同时，从无意到有意接触了横站孤愤的鲁迅、幻灭动摇的茅盾、雾雷电的巴金、东瀛狂恋的郭沫若、沉沦颓唐的郁达夫、萍踪忆语与读者交心的邹韬奋，有慰藉之感（下放后又接触了边城忧伤的沈从文），加快了对当时的火爆现实的厌倦和怀疑，一颗心不由自主向“危险的领域”倾斜。这是不是缘由青年求知和冒险（逆反）的心理？是不是一种陌生的活法和思想悄悄隐现？是不是那个铁血时代尚能保持并显现一隅真实的社会呼吸和精神呼吸？是不是政治运动本身具有“被消解”“被否定”的潜在属性或定律？
在年龄段上，我比父亲更早向着太阳和进步，却比他更早步入人生的厄运；在连续性时间上，我比父亲更长久地落入真正的底层。我比父亲更长时间也更多地接触了社会的底层——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真实。父亲和我都躬逢了时代的转折，他是三个转折，我是两个转折，但我比父亲更活出了人的光彩，2＞3，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和神奇。
父亲晚年回忆他的父亲即我的爷爷炙热而迫切，好几次他在我面前，因当年没有对爷爷尽心尽责而内疚不已，他还是触及了痛苦——连结他父亲的内在的痛苦。痛苦无可回避。他青年中年和晚年对爷爷的评价有很大的差别。我感觉到了，父亲之所以良知未泯，是受了爷爷人格良知的薰陶，这种影响是深巨而决定性的。昨天之我成了今天之我，家庭的影响是各种社会因素中最为关键而内在的一个，而家庭总是在家族的网络之中，照王明珂的说法，是根基性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父亲、母亲、爷爷以及先我存在的家庭（家族）的文化氛围，这些更多的与同胞手足情和族群感情有关——与传统有关，与形成的社会常识有关，而与当时流行的主流思想无关。父亲则以其潜在的人格良知无意中影响并推动了我，而他身上的人格良知是与我爷爷一脉相承的。他回忆爷爷的丰富内涵却是我慢慢发现的。
比较而言，我似乎更接近也更清楚爷爷，在我的意识里保留着不少爷爷的印象（包括当时社会和家人对他的评价）。从爷爷来了解父亲当是一条思路，爷爷是父亲的父亲。父亲跟家庭跟传统和现实相连。我逐渐意识到“父亲”是一部大书。
二 别人的父亲
在父亲走后，我开始关注和寻找一个真实的父亲，力图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他的若干心迹，同时我想在他的同事、同龄伙伴那里了解。
于是我又发现，许多人对他们的父亲都不了解。一个较一致的说法就是“父亲在家里很少说话”，他们更能说出自己的母亲而对自己的父亲所知不多。我所在的赣南是客家人重镇；这恐怕是客家人对父亲的一般态度。赣南客家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是说父亲的世界在家的外面，他在外面拼搏，所以子女对父亲鲜有了解，但子女能感受到父亲的存在。赣南客家更是取代母系社会的父系社会，父亲是不可忽视的家庭存在和社会存在，是人类生态的重要组成。
这样，父亲的所指和能指扩展了。言及父亲，不仅是自己的父亲，也泛指别人的父亲。这样父亲就成了家庭及家庭连结社会和人类的重要角色。
我注意到家里父亲地位普遍下降、甚至家里失父或缺父的种种现象。有父和无父的家庭很不一样，对子女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进一步勘察，情形复杂得多。有父，可以名义上有父，家里有一个叫父亲的男人，但他在家里是弱势（与身体状况没有直接的联系），没有地位（与经济状况没有必然的关系），除了造出几个子女，他对家里没有像样的贡献，他在现实面前束手无策，放任不管，因而他遭到子女的失望和鄙视，这样的家庭是缺父的。无父，父亲早殁，或因政治、经济、情感等原因长期不在家，家里由爷爷或母亲料理，有朝气，一家不像缺父，这样的家庭还是有父——爷爷、母亲或其他亲人承担了父亲的角色。
我进而发现，有的男人结了婚有了孩子却不愿抚养——对家里的责任阙如，他选择不做父亲，只做输出精子的雄性。有的在外打工数年，家里弱势的父亲生病或死亡，他不闻不问，人也不回，他根本不考虑为人之子的责任。造成这种状况为父者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就是说，为父者身上已然存在“责任淡薄”的精神态势。
由此我察觉，父亲在家里是一个具体的人，在他身上却能够体现和剥离出一种东西，这就是父性精神。它在无父或没有子女的家庭也可能存在——在社会上存在。可是每个家庭并不必然地充盈父性。它与家庭（家族、族群）有关，与人性有关，与亲情有关，更与文化有关，与传统与历史更与现实有关。
所以，在一般意义上，一个家庭缺父或失父实际指的是这个家庭缺失父性精神。我更感到“父亲”是口深井。
我进而发觉许多作家写自己的父亲都写得不深入，太表面化太认同化了，有意无意地逢迎和屈从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或为尊者讳，而割裂了历史、传统和文化，是一种走捷径、较亢奋、自然也能获得某种喝采的写法。我却不想凑这种热闹。我想写有难度即有深度——隐现于生活深处的父亲。因而又觉得自己的父亲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我一度迫切想写自己父亲的冲动竟缓悠下来。我想在更大的视野——人类文明层面上，既揣摩自己的父亲，也揣摩别人的父亲——揣摩父性精神的消退与延展。
我放松地阅读、倾听和感受，发现了各式各样的父亲。社会对“父亲”还是关注的，比如常常能听见“他就是某某的父亲”的指对。在平时聊谈中，虽没提起“父亲”这个话题，但对方迫不及待地诉说其父亲；有的我在当时也没意识到对方所谈正合我思虑的“父亲情结”，后来我突然领悟到了，在我心中产生强烈的震撼！别人父亲的命运给我的震撼大大超过自己父亲给我的震动，不仅在于其命运奇特（悲惨），而且他们在这种悲惨情境中没有沉沦，反而闪耀炽烈的父亲——父性之光！
所谓“迫不及待地诉说其父亲”，就是想说父亲的真实或真实的父亲，涉及父亲的“内在事件”。以赛亚·伯林认为，历史的“内在事件”而不是公众事件，才是人类最真实、最直接的经验，因为生命过程是由而且只能由“内在事件”所构成。就我的理解——基于中国化情境的理解，“内在事件”跟个人的心理、精神变化相关联，时代社会核心事件都是父亲（人）的外部因素，父亲缘由自己的家庭、个性和生活阅历接受其裹挟和冲击，转化成“内在事件”。
有人说“社会本身自发形成的一些道德价值、观念，它是以某种形态存在的”，这种形态就是与“内在事件”息息相关。显然，即便从文学角度，我们总是把这样的“内在事件”或简化、或遗忘、或伪饰，以应和时代社会的主流要求。对父亲“内在事件”的探寻我们做得很不够，也就谈不上真实准确地书写父亲。
借用肖鹰所言，“文学的伟大品质，不在于展现真实，而在于揭示真实的可能，即将真实展现为对于人类自我的有意义的存在，展现为人类内在生存所需要的情感、价值和信仰的实现与生长。真实，拒绝乌托邦，拒绝对现实苦难和危机的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更拒绝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虚伪；可能，不承认绝对主义的认识论，不承认科学的技术对生命意义的剥夺，坚持生命和人是可能的，而且本质上就是一种可能。”（《真实与无限》）叙写底层父亲们的“内在事件”即人类内在生存，就是“揭示真实的可能”。
在我则用记录加虚构的艺术方法，恰如贾樟柯所说，记录就是代表着无可辩驳的真实存在，虚构可以从本质上揭示生活和变革本身，并以此呈现当下中国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也就是在复杂的中国情境中叙写父亲和父性的可能。
我的几个主人公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遭冤狱的（当时有的才15岁，有的20多岁）。许多人进了监狱是破罐破摔，基本的人性尊严丧失殆尽，但他们在监狱生活中涵养并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成了高尚值得尊敬的人。正如阿伦特所说，“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到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过，“在人的身上，有着坚韧与生命力的一种巨大潜力。（劳改犯中）一些真正的人，性格深沉，有力，美好，污泥底下的黄金，其中有些人，本性中的某些侧面令人肃然起敬，另一些人，则通体美好，绝对高尚。” 这几个主人公今天仍处底层，但他们依然是大写的人。当年他们远离家乡和家庭，炼狱的结果，他们对家里对人都自觉承担起责任，即富有父性精神。
我对那个15岁因同情右派老师尔后又被这个老师出卖的人物原型十分关注，不但注意他在监狱成长和成熟（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不相关），还注意到他刑满回到家里有过的精神崩溃，直到后来，才发现其父（老共产党员）几十年为获罪儿子奔走呼号而获罪，获罪了依然为儿子奔走呼号，更是可歌可泣，这个儿子的后边站着一个坚强的父亲。这个儿子在新的年代的人格情怀和负责精神正是其父精神的延续。我追溯这个父亲的家庭和历史——飘零的家族史，更感到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父亲与历史分不开。另一个主人公也是在监狱里“得知并接通”他的父亲，涵养了自己的人格尊严，成了一个令人感动的合格父亲，这给子女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子女下岗后能坚韧而从容地创业，让更多的底层人感受到人间情怀，重塑生活的信念。
我在赣南几个县往返采访，前前后后用了几年时间。在我确定了最主要人物后，我采访的方向更为清晰。我按其主要生活、生命形态区分为守家的、外出的、行走的几种类型，在实际生活中他们是交叉性存在。“父亲”是个沉默的存在，无须着意虚构。作品中李庸和李令昆来自我爷爷、我父亲的原型，像何德水、朱明、朱修鹏、吴显儒等众多父亲形象，像后一辈的李沛宽、何崇盛、朱双梅、蓝敏华等也都各有原型（人物原型生活原型）。
由了解别人的父亲，进而了解自己的父亲，我喜悦不尽。
让父亲回到历史现场更回到“内在事件”，照真实的生活写出的父亲形象更加惊心动魄！这样的父韵直抵心灵，空谷绝响，余音不绝。
三 父亲、父性、家族性和个人性
我正为父亲梦萦回环，一步步蹚入父亲之河的时候，读了意大利心理分析家鲁伊基·肇嘉的《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我更加豁然开朗，思索的地平线又向前移动了。
雄性，坚持，远见，计划，秩序，延续，延迟即时满足，费时良久来发展，自制，采集，负责，承诺，责任，人格，尊严——这些都是父性的切实内容。父亲是一个构建，一种程序，也许是最早的程序。父性是作为一种精神、一种秩序、一种灵感、一种文化、一种历史、一种现实、一种象征、一种根基化的人类生态而被保留下来。它是一种在父亲身上体现并超越父亲的人类精神结构——人类精神。
《父性》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父亲——父性的发展演变，它具有人类学意义。我们讲的尊重、互惠的权利和责任，其源头在于父亲对家庭和孩子的承诺与责任。它揭示了近代以来，尤其在当下大众媒体文化——立即满足的快餐文化——泛滥之际，普遍地从在意“一家之主”转向到追逐“共同父母”即外在父亲（它包括所谓的公共父亲、革命父亲和国家父亲，任何一种社会时尚都可能被当作外在父亲），导致人类集体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现在，父亲的责任，当它还没有完全消失时，趋向于被简单化成纯粹经济上的条件（如仅止于养家糊口），而父亲的心理也倾向于萎缩成单纯的男性的心理。这个世界比以往更多地倾向于一种消费主义的即时与口头的满足，总是被获得快速结果的渴望所调控，做什么事都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得到即刻完成彻底解决的效果，这与诸如发展计划、延迟满足等父性精神背道而驰。不止肉体的父亲，父亲的精神也在消失。
我们确实生活在“父亲缺位的时代”。“父亲的缺失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弊病”，其种种后果为我们耳闻目睹。
这种父亲指的是家里的、有着血肉情感、能以个人出现的父亲，即现代意义（现代与个人相连）的父亲，也指一种父亲意象。父亲与家不可或缺，即使家破碎了但家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始终存在于父亲心中。父亲植根家庭，而家庭（现实）与传统（历史）相连；它以个人化感觉和思想置身当下又向着未来。放弃对父亲的历史的了解就是放弃能征服时间的连续性的意义；历史与连续性就是属于父亲的。
中国有着独特的父亲情境。中国的父亲、父性贯穿着中国的深层经验。我探寻并思索的是客家人父亲——中国父亲，它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即中国的文化情境。父亲不仅与男人、雄性有关，还与家族、家庭、父权、母亲（一方面是母亲身上的父性，另方面母性涵养父性）、子女有关，父性与父亲、父性与族群、父性与传统、父性与历史、父性与亲情、父性与稳定性、父性与现代，父性与中国现代性及其展开，等等，这样势必进入了中国父性之河的纵深地带。百年来赣南客家父亲——父性的兴衰演变，可以印证“父性退行”、父亲缺位”与父性延展这样一种触目惊心的现实。
父权既是传统父性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消解着父性；自进入现代，父权的衰退是客观事实，正如《父性》一书所指出的：怀念正在衰落的父权正是领袖专制兴起的社会心理原因。于是年轻的父亲从家里出来纷纷追逐国家父亲公共父亲革命父亲时尚父亲，这种追逐加速再加速，“一次性解决”、“做最后解决”既是口号也成了我们的思想方式，现在搞市场经济，这种思维依然盛行。
父亲是“通过费时良久来发展和延迟即时满足的需要这一声音来说话的”， 而“家里的父亲”加速被冷落被遗忘，父亲也就没能反映在社会生活的程序之中。长久以来，家里父亲风光不再，被逼到了死角，地位失落，向养家糊口的父亲退行，又向雄性退行。由父亲体现的父性当然是最好的，但父性不等同于父亲，它可以通过母亲或兄弟或相识不相识的人来体现。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事实：有父亲的家不等于父性充盈；无父的家不等于没有父性；社会对父性有着强烈的渴望，即渴望植根于家庭的、富有个人魅力——现代父亲的出现。
对父亲的探寻就是对生活中确定性的探寻；对确定性的探寻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动力。
每一个父亲都是这一个，写出这个“个人”是文学的题中之意。纪德说：“思想永远是依靠了个体的存在而存在的；思想永恒的相对性就在于此，思想的威力同样也在于此。”这种“个人化”早已不是过去那种“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书写。只有充分个人化书写才能揭示社会和人的深层秘密。
但在社会和现代意义上，父亲趋向个人化是生活的事实，因而父亲个人化书写也就具有现代社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父亲与传统和家族（历史）有关，与家庭（现实）有关，父亲与个人化相矛盾，因此，父亲个人化展现折射了中国现代化展开的一种方式。比如，前面提到的15岁获罪少年何崇盛的父亲何德水，他个人的认同抉择不一定符合社会潮流，他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度外，采取非自利行为，以维护家庭及子女（族群）利益，而何崇盛在逆境顺境中就继承了父亲身上的父性精神。
我们的“父亲缺位”跟人类“父亲缺位”有一致性，更有其特殊性，这特殊性既包含上面所说的消极因素，更包含积极因素，那就是，以赣南客家生存发展来说，父性曾是一面高扬的旗帜，源自中原的父性精神在赣南得到了保存和长足的发展，在走向开放——融入现代中有着骄人的表现。20世纪以降，父亲逐渐从家族、家庭、父权、男权中逐步剥脱出来，带着父性的基本质素，越来越熔铸于具有现代意味的个人之中。
像作品中19世纪末的李哲炯相对于家族，他的与别姓氏和解，毅然从山里搬迁到县城的思想，就富有个人色彩，也可以说是乡土现代性的萌芽。传统依然是个巨大的存在，他的儿子李庸和在与时代的碰撞中，更富有个人色彩。何德水青年时代就遭家族的放逐，他的生活，他参加苏维埃（革命），后来他毅然为蒙冤的儿子何崇盛奔走，他处在乡土环境，却从来没有借助家族的力量，他也没有（不可能）借助组织即“外在父亲”的力量，其个人性特点很明显。朱明以孤儿身份参加解放军，解放后蒙冤获罪，在长期的流放（劳改）生活里，纯粹以个人姿态即精神个体挺立，恰恰连结了他的亲生父亲，他的个人性更有现代内涵和传统内涵即根基性。
李令昆长期追逐外在父亲，到了晚年寻找他的父亲；朱修鹏因要靠紧革命父亲，几十年竭力遗忘地主的父亲，临终却表示要同父亲葬在一起。因要否定传统而批判传统，恰恰保留了传统。
何崇盛中晚年更是以健康的个人化、精神个体成了何家的中坚（与成为村里头人无关），同时他的个人化也植根于何家家族之中（进入21世纪的何家家族不是地理位置的概念，而是文化心理的概念，类似于现在的“大中华”）。李庸和、李令昆、李沛宽、何德水、何崇盛、朱明、朱修鹏、朱双梅、蓝敏华等他们或早或迟与其父亲相遇，或早或迟追念和寻找父亲，他们自己也成为父亲。这不能仅仅归于他们恋旧和崇仰亲人，而是寻找并汲取精神营养，以应对叫人晕眩无所适从的生活的一种努力。这些都是“现代性的东方展开”的有机内容。
李家和何家的变迁也印证了其家族由中兴到式微的变迁，由此涉及到20世纪中国的“特殊现代性”——现代性的东方展开方式。正如余世存所说：家族信仰在全世界都有意义，只是很少有我们中国人这样悠久厚重。社会学也观察到家族行善的功效。家族传承，其中之一，即在理性、功利的社会上为世界的神秘、人生的信念留下余地，让我们珍惜生活，慎终追远，继往开来。（《余家：宏大叙事与从零起步》）家族信仰离不开父性精神，家里父亲是民间社会的构成，在追逐外在父亲的时代，他同样（被动地）卷入世界现代文明进程之中，人格尊严、人的价值这些现代性的核心理念会融入家里的父亲，父亲也就获得了新的动力——民间父亲于是保持着热力和活力。
当代中国，父亲、父性的“生长点”在哪里？这既跟民族的文化根性相关，也跟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个人相关。宗亲观念，它其实也是文明理性的一部分。（余世存《望族的是非》）父性既是根基性的，又是敞开的，在现代风的滋润中，父性在更新，父性更内在，但父性依然葆有其独特的东西。
四 别一种乡愁的叙述与表现
我写的是县城的“长衫父亲”。
父性、父亲传统的断裂，父子两代人事实上的断裂，在我们的许多家庭，父亲已不能担负父亲的职能，家庭的父亲也陷入了一种空前的信誉丧失的窘境，于是父亲在家庭中隐退了。断裂现象似乎在不断增强与出现。依照福科的启示，文学也应当寻找“非连续性”即“断裂现象”，对此做出有力的思索。历史与连续性是属于父亲的；父亲——父性是一种历史结构，回到历史现场，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用“父亲——父性的盛衰更替”相贯穿。
我从这个角度叙写漫漶的乡愁，我也用此结构这个长篇。文本呈树干枝杈型面貌。
我觉得采用父亲视角或父性结构，从若干家庭切入，“能够深入乡土生活纷杂嬗变的深层本质，感应现实中国的整体脉动，丰富和拓展人们对乡土中国的独特理解与感悟。”（杨斌华）写自己、写自己的父亲——写自己的家再贴切不过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父亲和我的生活自传与精神自传，也是许多底层父亲的精神自传。
我把主要人物的生活舞台定在县城，又把“脱域机制”和“世俗的不经意”视为人物之间的联系维度，更视为一种创作手法，在艺术表现上非戏剧化而日常生活化。这就决定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个人回忆、自传叙述、非虚构小说，或人性纪录的艺术特征。
现代性是“非地域化”的（亲缘关系和地域化社区在前现代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现在的人有一种强烈的想寻找可信任人的心理需要……信任在这里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建构起来，意味着一个相互开放过程。”在现代社会活动数不清的背景中，构成日常生活的种种相遇是不经意的，即“世俗的不经意”，它是在与陌生人相遇时当面承诺的最基本类型，是现代性的大规模复杂环境中信任关系的一个根本方面。（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这样写父亲或父性具有涵盖性和超越性。
我设计的几个最主要人物及其家庭的命运不是交叉的（这不同于传统的情节小说），没有因果关系，这也表明我们实际进入了现代情境。周遭环境具有现代城镇的某些特征，人物灵魂也带有现代特征。主要人物之间没有恩怨情仇，皆服膺于“父性消长”这只看不见的“手”。写苦难而超越苦难，写伤痕而超越伤痕，写家族而超越家族，写乡土而超越乡土。
我也借鉴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无意的记忆”的表现方法，就是通过“现时感受与某一回忆的巧合”，记忆中的形象从现时的感受中找到了支撑点。通过回忆重建逝去的印象，开发一个已到成熟时期的人的记忆这个巨大的矿藏，将回忆变成艺术作品（参看莫洛亚《从普鲁斯特到萨特》）。我从服侍父亲最后时刻发现他熟悉而陌生，自然而然在一些现时感受中触景生情地回忆父亲及家人过去的一些片断（也就是主要人物及情节不时中断），为以后几部内容的展开打下基础，定下情感氛围。从现实层面，这正是县城现代生活开展的印证；在写作层面，让人物拥有“自我完成、自我呈现”的更大空间。
正如纪德所说，传统小说是从故事情节发展的某个时刻起，就不应该有什么东西让情节分散；情节应该急速直下，直奔目标而去，而恰恰就在这一时刻，陀氏想像出最令人困惑的中断……他不惜以一些急转弯，来分散主要情节，以让他的一些最秘密的思想展示出来。（《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鲁迅说陀氏“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到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真正洁白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在我则是，人物在万难的情境中，“拷问”出“父亲”“父性”来。这当然事关“历史真相”，不过照王明珂历史人类学的观点，将它视为“历史记忆”而去理解它产生的背景，历史书写背后的资源情境、社会认同与个人情感，正是文学的题中之义。我尝试这种表现手法，较好地表达了想要表达的思想，体会到了创作的愉悦。
半年之后我又逐一给每个章节加上小标题，仿佛在父亲之河中标出若干“石渡”，方便读者在人物和文本“不经意”展开中，感受并驾驭故事展开的行进节奏。这次我对小标题进行了简化。
父亲值得我们崇敬，也不妨对他们进行审视，即把他们视为“他者”。“他者”的视角既可以站在观察对象的外部，又必须进入内部——进入这种文化状态中去。审视父亲就是审视我们自己。所以，对“你”即李沛宽，我也以“他者”看待。所以，“你”既是局外人，也是局内人。一开始我只是把李沛宽作为见证父亲的一个“道具”而没有更多的思索，后来我才发觉应该把他定位为一个“知青思想者”形象，巨大的精神创伤是我们一代的成长仪式。与其他几个主要人物相比，他的局限是明显的。人的成长成熟是经常的，不可能一劳永逸。他的局限也是一代知青——一代作家的局限。
我写长篇很着意取一个具有某种意象又切合作品内涵的题目，一开始选定《父韵空濛》为题目。在我数次梳理思路和人物的2007年5月，我赴延安参加作家座谈会，回程时在西安机场，作品的开头就呼之欲出，我沉浸于作品的意象之中。写作中正好碰上秋雨潇潇，上犹江和县城——我面前的景色模糊起来，一派迷茫，回忆和想像中的西街和诸多父亲却是那么清晰灿亮。这次改用《中国父亲》做题目，倒与它生活性纪实性相锲合。
在我写作的城南检察院7楼封闭居室，地势较高，县城历历在目，中间是一条清亮的上犹江。鳞次栉比的新县城敞现在我面前。我小时生活的西街和老屋隐而不见。老屋和西街由于破败而濒于消亡（老屋毁于2011年5月30日凌晨一场大火），但它青春过，辉煌过，无数的父亲装点和支撑过它，无数的父亲青春过，创造过，激扬过，也颤栗过，追寻过。由于探寻父亲，西街于我重新敞亮起来，我的父亲，别人的父亲，不在与在的父亲向我走来。
父亲是蓝色的故乡。陈美的《罗珊的面纱》、腾格尔的《父亲和我》与朱哲琴的《不相识的父亲》乐曲交相在我心头旋起。
我心中的乡愁流淌。我写了别一种乡愁。我认可贾樟柯的说法，真正的中国在小县城。也许，城市化浪潮中，唯有小县城能够保留并呈现家庭家族炙烫的呼吸。在这样的乡愁中，跃动的是人的灵魂，中国的灵魂。
献给不在与在的父亲——客家父亲，表明我写的是亲身父亲，又是我们的父亲；客家父亲指南方客家特征的父亲，又指人类的父亲，全球一体化，流动化，居住地球上的人都是客家人，都以某种文化背景加入到现代生活之中，但每一个人又必须以个人面对生活，父性由此而延绵。
我写出了这部长篇，心海像蓝色犹江一样舒展和平静。
2007年12月9—12日
2014年2月6日
2014年4月4日
（长篇小说《父兮生我》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此文为其后记）
